《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專題文集：明代立法研究》：
禁止“官民勾結”。《續編·閑民同惡第六十二》規定：“今后敢有一切閑民，信從有司……私下擅稱名色，與不才官吏同惡相濟，虐害吾民者，族誅。……有司凌遲處死。”
這里應該指出，在明太祖的重典治吏措施中，還包含一些借助民眾力量監督、懲治貪官污吏的思想。《大誥》中這方面的規定很多。除上面涉及的“民拿害民該吏”條款之外，還有“民陳有司賢否”的規定：“自布政司至于府州縣官吏，若非朝廷號令，私下巧立名色，害民取財，許境內諸耆宿人等，遍處鄉村市井連名赴京狀奏，備陳有司不才，明指實跡，以憑議罪，更賢育民。”《初編·鄉民除患第五十九》規定，“今后布政司、府、州、縣在役之吏，在閑之吏，城市鄉村老奸巨猾頑民，專一起滅詞訟，教唆陷人，通同官吏害及州里之間者”，允許良民將其“綁縛赴京，罪除民患”。《續編—吏卒額榜第十四》規定：皂隸名額、掌職，先行榜示民眾，“除榜上有名外，余有假以衙門名色，稱皂隸、稱薄書者，諸人擒拿赴京”。在《三編·民拿害民該吏第三十四》中，朱元璋詳盡地敘述了他采取“民拿害民該吏”措施的原因和意圖。指出，他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所任之官，“夤緣作弊”，為非多端。“若靠有司辯民曲直，十九年來未見其人”。并說，“若民從朕命，著實為之”，敢于捉拿害民官吏，那么，“不一年之間，貪官污吏盡化為賢矣。為何？以其良民自辯是非，奸邪難以橫作，由是逼成有司以為美官”。由此可見，朱元璋的“民拿害民該吏”的思想是建立在對官吏極不信任的基礎之上的，是一種借民逼官，加強封建統治的手段。為了保證這一措施的實現，朱元璋提出，要給持《誥》赴京的鄉民以法律保障。規定凡布政司、府、州、縣耆民人等，拿害民該吏赴京面奏者，“雖無文引”，關津也要“即時放行，毋得阻擋”。“其正官、首領官及一切人等，敢有阻擋者，其家族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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