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准文集（簡體書）

本書主要由《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古希臘城邦制度》、《經濟文稿》等篇章構成。
在《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中，作者結合歐洲唯理論與經驗主義的思想傳統，反思了馬克思主義的興起及其在蘇聯、東歐、中國的傳播出現的理論問題及現實中的實踐問題，力圖弄清為什麼革命勝利之後局勢逐漸演變為與革命的初衷相反，從而得出了從歐洲大陸理性主義走向英國式經驗主義，從一元論走向多元論的結論。
在《在古希臘城邦制度》中，作者探討了古希臘民主政體向僭主制政體嬗變的過程，探討了民主與獨裁、多黨制與議會制等問題，闡發了他西方主流的兩黨制與議會制的看法。
在《經濟文稿》中，他闡發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及價值規律的作用等問題。
在本書中，作者有很多理論的創見和對蘇聯、東歐、我國當時局勢的預見，很多都被後來的發展所驗證。他的思考大膽，其思想深深地折服了王元化、李慎之、李銳、吳敬璉等人，很值得一讀。

顧准（1915―1974），我國著名的學者、思想家，經濟學家。1957年他發表了《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經濟和價值規律》，第一次提出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實行市場經濟。後來，他兩次被打成“右派”，仍然堅持理想和信念不動搖，提出了“娜拉出走以後怎樣”――即“革命之後，政治和經濟往何處去”的問題。他被譽為“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偶像”“點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對改革時期的社會思潮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直接民主與“議會清談館”
一、直接民主的理想，來自《法蘭西內戰》
一個人，要民主，又被“議會清談館”、“國家消亡”等唬住了，當然不免嚮往直接民主制。他認為，這種民主制，應該是從基層開始的，採取公社形式的，人民真正當家做主的，即使要派代表(可不是代議士，雖然在英文中代表和代議士都是Represent)，也必須是可以隨時被選民撤換的；又這個代表機構，必須是真正的主權機構，等等。
不過，直接民主的概念，其實是西方文明的產物。所以，有必要從西方史的演變來看一看他們究竟怎樣搞的。《法蘭西內戰》中的公社制，是西方文明的產物。看一看他們現在的議會政治和政黨制度怎樣演變過來的，它和直接民主制的遞嬗關係如何，等等。
還想討論一下更切近我們的當代的問題。
二、直接民主的原型雅典、羅馬怎樣變成帝國的
1雅典是直接民主的原型。
據亞里斯多德的《雅典政制》，雅典有九個執政官，其中一個首席執政官，他們都是無給(無薪俸)職。
雅典除元老院外，沒有類似部局會之類的常設官僚機構(英語Bureau就是局、機構；Bureaucracy，官僚政治，就是由這些雇員組成的機關統治的政治，以相對於由元老院之類的議會直接統治的政治)。整個雅典城邦，只有極少數幾個打更的、通訊員之類由公家養活的公務員。軍隊由自己出資裝備的公民—民兵組成；將領臨時推舉；執政官中有一人是大將軍，戰時統率軍隊。
其所以如此，是因為雅典民主，其實是貴族政治——商業貴族及其子弟有錢，從政是體面事情。
不過，當政既然要經過選舉，就必須有受選民(他們可並不都是貴族，極大多數是自由工商業者和自由農民)歡迎的政綱。當政時期幹得不好，下次就選不上。雅典還有一種有趣的貝殼放逐法。一個政治家，給公民大會判決為有僭主的野心的時候，儘管他打仗打勝了，從政成績很好，也可以加以放逐——趕出雅典，並不殺頭。
雅典在和斯巴達打了一次筋疲力竭的戰爭(伯羅奔尼薩斯戰爭)以後衰落了。亞力山大從馬其頓統一了古希臘(至少有二三十個雅典這類的城邦)，一直打到阿富汗，建立了大帝國。後來這個大帝國分裂成幾個帝國，不過這些帝國，都是憑藉古希臘文化統治東方民族，是徹底東方專制主義的。
2羅馬興起得晚，它深受希臘文化的影響。
有歷史的羅馬城邦，只經歷了短期的王政就實行了雅典式的民主。它有元老院，選出兩個執政官(現在的聖馬利諾這個小共和國還有共和羅馬的遺風)，任期兩年。作戰，由執政官當統帥。大政方針，全由元老院決定。軍隊，也由自行出資裝備的公民軍組成。羅馬人還有一種“法律呆子”脾氣，大小事情都要通過元老院用立法形式來確定。我國解放以前的大學法學院，有一門必修課羅馬法。契約、債權債務、所有權，他們都咬文嚼字地定成法律，如此等等。
共和羅馬只有現在羅馬城及其周圍一小塊地方，所以它也是城邦。羅馬人好戰，雖然羅馬城還被高盧人攻破過，不過它終究先是征服了全義大利，後來和迦太基(現在的突尼斯地方，由腓尼基人組成的一個商業國家，腓尼基人是猶太人同族，老家在黎巴嫩的西頓、推羅等處)打了幾十年生死存亡的仗，直到這時候，羅馬還是城邦共和國。不過征服中的俘虜越來越多，原先都是自耕農民的公民，現在專門打仗去了，分到奴隸的人成了奴隸主。貧窮又不打仗的公民，共和國免費發給糧食，逐漸逐漸成了徹底的寄生階級。可是他們還有選舉權，打仗發了財的統帥們對他們施捨。共和羅馬就這樣準備了帝國羅馬。
打勝了迦太基以後，羅馬征服了現在的法國、西班牙、希臘、巴爾幹全部、小亞細亞、埃及、北非，把地中海周圍都統一起來了。征服和防守征服的土地，使軍隊成為雇傭軍(原來是公民軍)，它造成了軍閥，軍閥自然變成皇帝。不過，羅馬的皇帝還由元老院選舉，事實上有世襲制。皇帝卻從來不敢說他“富有四海”，不敢說他統治下的人民都是他的臣屬。甚至，拉丁文的Emperor，不過是“掌軍政大權的人”，不是“主人”。皇帝稱為“主人”，那已是西羅馬帝國接近滅亡的時候了。
至於4世紀以後的東羅馬帝國，即拜占庭帝國，那是徹底承襲了東方專制主義的。所以，馬克思稱之為“沒落帝國”。
三、中世紀的歐洲，它怎樣轉變到“憲政時期”的
羅馬的滅亡，是由於蠻族的入侵。
蠻族是日爾曼諸族，經過一些變遷，他們實行了孟德斯鳩所稱的“等級君主制”。這就是說，君王對所屬諸侯(諸侯對從屬他的小諸侯和騎士也一樣)相互間有比較明確的權利義務關係，上面不得侵犯下面的權利。初期，君王和諸侯一樣，靠他自己的莊園的農奴來供給，而且，直到後來根本沒有普遍全國的“田賦”。農奴只對他所屬的長上負有貢賦和徭役的義務。軍隊，是由封建騎士組成的騎士軍隊，所以中世紀歐洲歷史上，從來沒有“坑長平降卒40萬”那樣的事，最大的軍隊也不過幾萬人。
據英國的梅因考證，這種等級君主制，是蠻族在作為羅馬帝國的鄰人和雇傭兵的時候，從羅馬法的契約觀念那裡脫胎出來的。十七八年前，我驚訝盧梭怎麼寫出他的《民約論》(全譯應作《社會契約論》)，後來懂得，那不過是他們歷史傳統的結果。
中世紀西方城市也不同於中國的城市。中國的城市，歷史上最早是朝廷所在地。手工業是王室的，同時在法律上是皇帝的私產。漢武帝時，城市的稅收進入少府(帝室的財庫，不是帝國的財庫)。西方的城市，是由向封建主付錢贖買了他的農奴身份的自由民自治的，公社(Comune；Communism，其實是公社主義)是城市的政治組織形式，它們對誰也不擔負什麼義務，不過，它得防衛自己，它本身好像是一個城邦。
十四五世紀以後，在我們熟悉的英、法大革命以前，西方經歷過一段開明專制主義時期。那些有名無實的國王，要統一民族國家，削弱諸侯的獨立性，他們所依靠的辦法有幾條：①組成等級會議；②和城市聯盟來鞏固王權；③對外作戰；④把諸侯弄到宮廷裡等，逐漸統一軍權和政權。直接的征服(即王室消滅諸侯，使之“郡縣化”)是有的，不過，這顯然不是主要手段。
這樣，議會制度就逐漸形成起來。
英、法的大革命當然是重要的轉捩點，不過，若沒有以上的歷史背景，那些革命也還是不可理解的。
四、議會的淵源及其演化
議會，是在等級君主制的根子上長出來的。最初的英國議會，只有一個等級：諸侯。有名的大憲章，是英國諸侯反對國王違反慣例、侵犯諸侯利益，起來造反所爭得的王室對諸侯的“不侵犯諾言”。城市生長起來了，商業發達了，關稅成了王室的收入了，王權利用城市來搞統一。議會的成員，從諸侯這一個成分，擴大到包括城市代表，逐漸地，議會就成了“和平的”階級鬥爭的集中舞臺。“戰爭是政治的繼續”，也可以從這個意義上來理解——議會內取不到妥協，就在議會外用戰爭來決定問題。17世紀的英國革命和18世紀的法國革命，議會都是鬥爭的中心。對比中國的歷史，這又是中國人所不能理解的。
議會的演進史，是其所包含的成分逐步擴大、民主權利逐步下移的歷史。這就是說，開始只不過是等級君主制下封建的權利義務關係，最後成了民主政治唯一實現途徑的議會政治，封建君主和諸侯的關係、鬥爭，本來和農奴毫不相干。但是少數特權人物之間的鬥爭，只要它是遵循一定的章程，而並不完全通過暴力，只要這種鬥爭的每一個方面，按照這種章程，必須力求取得群眾的支持，它就勢必要發展成為議會政治。舉一個例，英國大憲章，因為諸侯不許王室向他們非分勒索，規定朝廷要徵收錢款必須取得議會同意，從這裡就發展出來“不出代議士不納稅”的口號。開始，它成了資產階級的鬥爭武器，逐漸擴大成為“人民當家做主”的號召。這在中國也是不可想像的。中國只有“迎闖王，不納糧”，從來沒有過“不出代議士不納稅”的口號，現在還是沒有。
議會的演進史，又使民主政治演進到不同於城邦直接民主的代議政治。城邦的直接民主，行政權、立法權統一于公民大會和元老院，沒有“朝廷”和“行政機關”與議會之間的對立。現在，議會是在諸侯對抗王室中成長起來的，議會代表立法權，而“朝廷”代表行政權。孟德斯鳩把它系統化為三權分立的憲政制度。
有一個具有立法權的議會，勢必要演化出政黨來。通過一個議案時的贊成派，演化成為執政黨，反對派演化成為反對黨。也唯有一個有立法權的議會，才使政治和政策，成為公開討論的對象。否則的話，政治和政策，永遠是由“時代的智慧和良心”躲在警衛森嚴的宮廷裡作出決定。
五、英國革命、法國革命中的議會
英國革命以前，英國議會已經存在了好幾百年了。革命中王黨和革命黨的武裝鬥爭，是議會中的政治鬥爭的延續。克倫威爾之成為革命軍的統帥，以及後來成為“護國主”，都是議會任命的，雖然克倫威爾的獨裁，事實上消滅了議會。“光榮革命”以後，英國議會實際上取得了全部政權，王室不過是傀儡。
不過，直到1832年以前，英國議會實際上是貴族把持的。作為議員，是土地貴族的特權，王党由貴族組成，民權党也由貴族組成。後來的歷史家說，19世紀及其前，英國資本主義猛烈發展時期，資本家的任務是打算盤、掙錢，大官、將軍、大使以至其他權勢職務，全由貴族包辦。
和這種怪現象同時發生的是法國革命中議會的變化。大革命初期的議會，是英國式的。到國民公會—公安委員會時期，國民公會集立法權和行政權於一身，它是古羅馬式的、由代表組成的直接民主機構了。
達到這一步，通過了恐怖主義。那是真正革命的，和當時死氣沉沉的英國議會來比較，尤其如此。
不過，國民公會時代，其實為拿破崙皇帝鋪平了道路。也許應該說，是巴拉斯的反動，而不是革命的國民公會給拿破崙效了勞。不過，我們也可效法魯迅“娜拉走後怎樣”的口吻，問一下，羅伯斯比爾不死，而且徹底勝利了以後怎樣?也許，答案是羅伯斯比爾自己會變成拿破崙。不過這個拿破崙也許不會稱帝，不會打算建立一個世襲的皇朝。也許，區別只不過是這一點點。這種區別在現代來看，無關重要。希特勒說過，皇帝(紅鬍子腓特烈)建立第一帝國，宰相(俾斯麥)建立第二帝國，士兵(他自己。他自己自稱為社會主義者，不過是國家社會主義。戈培爾曾經是一個地道的馬克思主義者)建立第三帝國云云。
六、直接民主是復古，事實證明直接民主行不通
其實，1789年議會轉為國民公會是復古。馬克思說過，歷史總要出現兩次，第二次是諷刺劇。法國大革命時代的風尚是要複共和羅馬之古，亦即複直接民主之古。《法蘭西內戰》宣導直接民主，一方面是要消滅異化，一方面也是復古——複國民大會之古，也是複共和羅馬之古。
如果用一種客觀的批判的眼光來讀《法蘭西內戰》，為“新法蘭西政制”描繪一幅圖畫，你會看到：
1它主張法國各城市都組成巴黎公社式的公社。一切城市公社，都是直接民主，決非代議政治的。鄉村怎麼辦，說得很含糊。直接民主，當然不存在執政黨和反對黨。那麼，像1870年的公社內部，也存在過政策互有區別的政派，它們相互關係如何?是不是也像羅伯斯比爾一樣，反對派都歸入反革命派，加以消滅?
2它主張，共和國是各公社的自由聯合體。共和國要不要一個中央政府?如果要，今天我們聚訟不休的條條塊塊問題如何解決?《法蘭西內戰》顯然主張徹底的“塊塊主義”。那麼“塊塊之間”的關係如何處理?尤其如果徹底消滅私有制，“塊塊之間”的產品交換怎麼辦?按《反杜林論》，塊塊之間的交換決不可以通過貨幣，那麼通過什麼?
3《法蘭西內戰》主張，自大革命以來，歷經兩個拿破崙皇朝建立起來的官僚機構要徹底打爛(今天人們對於“徹底打爛舊政權機構”的意思，作了徹底的歪曲)，要恢復雅典時代的簡直沒有行政機構的作法。你想想，行嗎?
4取消常備軍。這事實上是恢復雅典和共和羅馬的民兵的、公民的軍隊。行嗎?這個主張，現在蘇聯和我國，只在“民警”這個詞上留下了痕跡。可是，“民警”，難道是馬克思的不領餉、輪流義務服役的民兵的原意嗎?
現在人們讀《法蘭西內戰》，簡直是和尚念經。經上究竟說了些什麼，歷史淵源如何，當然一概不知道。至於拿它跟現實生活對照一下，用批判的眼光來觀察它究竟行不行得通，當然更是無從談起了。
七、考茨基的爭論
考茨基說，當代行得通的民主，只能是保留行政機關(亦即保留官僚機構)，實行代議政治，還要讓反對派存在。
考茨基是和平過渡論者，他的和平過渡論，事實上給希特勒準備了第三帝國。他錯了。
列寧強調直接民主的無產階級專政，奪取了政權，掃蕩了沙皇政治的污泥濁水，他對了。他和考茨基之間的區別，是無畏的革命和膽怯的庸人之間的區別，這是無疑的。
問題還在“娜拉走後怎樣”。列寧相信直接民主，他甚至有充分的勇氣，在布列斯特和約訂立之後，解散了全部軍隊，用赤衛隊(亦即公民的民兵的軍隊)代替常備軍。他說，“機關”，不過是會計和打字員，可以由無特權的雇員組成；他說，群眾的統計監督可以代替企業管理和政府閣部。列寧的計畫委員會是由技術專家組成的，它不是什麼經濟管理機構。
實行的結果是：
蘇聯的軍隊是全世界最大的一支職業軍隊；
它的官僚機構是中國以外最龐大的機構；捷爾任斯基的契卡成了貝利亞的內務部；
以工廠蘇維埃和農村蘇維埃為基層的直接民主制，列寧生前已被工廠的一長制所代替；一切權力歸蘇維埃嬗變為一切權力屬於黨，再變而為一切權力屬於史達林、赫魯雪夫、勃列日涅夫……
八、一段美國史
饒有興味的是美國開國以後的一段歷史。華盛頓是一個大地主，只因為大陸會議實在沒有別人可以帶兵，他才成了總司令，而戰爭確實也是艱苦卓絕的。英軍打敗了，康華利投降了，華盛頓部下的將領，還有他部下的一個政治家漢密爾頓要擁戴他為國王，華盛頓堅決拒絕，為了表示決心，他乾脆離開了軍隊。
華盛頓當總統只當了兩任，第三任就拒絕參加競選。後來的幾任總統，亞當斯、傑弗遜都有名望，尤其是傑弗遜，羅素還立了一個專門名詞，叫做傑弗遜民主主義，一種全力扶植獨立小農場主(我們稱做自耕農，後來的宅地法規定，國家以低價賣給每戶3600畝土地)的民主主義。
那位主張王制的漢密爾頓也沒有殺頭。他違反潮流，沒有當上總統，不過成了“聯邦党”的創始人。聯邦党著眼於發展海外貿易，反對袒護窮人的民主主義，有嚴重的貴族傾向。不過他的聯邦黨，和主流派的党對峙，成為美國後來兩黨制的基礎。
所以，美國獨立戰爭時期大陸會議中的主要角色，都在政治舞臺上露了一手。以此來比喻1917年，那就是史達林、布哈林、托洛茨基輪流當了總統。並且，聯共分成兩個黨，先後輪流執政。設想一下，這麼辦，十月革命會被葬送掉嗎?我不相信。吹噓世界革命的托洛茨基上了台，他還得搞五年計劃，他還是不會冒什麼險用武力輸出革命。正相反，因為執政者總有反對派在旁邊等著他失敗，等著他失卻群眾的擁戴，等著下次選舉時取而代之，隨便什麼事情不敢做得過分，更不用說把真理過頭成為荒謬了，後來蘇聯發生的一切弊害的大半倒反而是可以避免掉的。
當然，唯有美國(這個由新教徒移民組成的國家)才會有華盛頓。華盛頓其人，如果生在俄國(這個專制沙皇，又兼東正教教會首腦的野蠻落後的俄國)，即使不成為史達林，也不可能是華盛頓。
九、“議會清談館”與“黨外有黨，黨內有派”
不說各個國家的歷史傳統，現在來談談對兩黨的議會政治的一個主要批評：“議會清談館”。
議會政治必然有我們十分看不慣的地方。議會裡有一套“戰術”，為了阻撓議案通過，可以有冗長的演說發言，可以有議員互相拋擲墨水瓶，可以動武。通過一項法案時，要“三讀”，討論法律條文時咬文嚼字。無關重要的議案，也按正式的議事程式，可以有演說者對空座侃侃而談的奇觀。選舉時會有五花八門的“抬轎子”、請客、地方大亨(杜月笙這一流人物)包辦選舉等，當然也少不了大大小小的賄賂。這些都不過是形式。更使某些哲學家看不慣的是，這全套東西表明一個民族沒有領袖，缺乏領導，也就是等於沒有“主義”。而且，那種咬文嚼字的議會討論，真叫做庸人氣息十足。
剛從德國，這個盛行黑格爾主義的德國到達倫敦的恩格斯，就是這樣看待英國的。恩格斯也好，馬克思也好，其實都是拿破崙第一的崇拜者，而黑格爾則曾稱拿破崙是“世界精神”。黑格爾主義其實是哲學化了的基督教，英國的卡萊爾是個英雄崇拜的神秘主義者，恩格斯從他那裡獲得啟發，相信絕對真理的人和狂熱的基督教徒一樣，都討厭庸人氣息，讚美一天等於20年的革命風暴，自然要對議會清談館深惡痛絕了。何況，把轟轟烈烈的1793年的國民公會和死氣沉沉的英國議會對比一下，那種只計較一寸一寸前進的英國精神又算個什麼呢?
我讚美革命風暴。問題還在於“娜拉走後怎樣”?大革命要求鐵的紀律，大革命滌蕩污泥濁水，不過，新秩序一旦確立，那個革命集團勢必要一分為二，“黨外有黨，黨內有派，歷來如此”。這時候怎樣辦呢?按邏輯推論，任何時候，都要一分為二，你總不能用“我吃掉你”來解決啊。用“吃掉你”解決以後，還是會“一分為二”，不斷演變下去，勢必要像蜻蜓一樣把自己吃掉。既然總是要一分為二，乾脆採用華盛頓的辦法不好嗎——比如說，我設想，不久後若能解決目前“政令不一”的現象，《文匯報》還該辦下去，讓它形成並代表一個派別。有一個通氣孔，有一個吹毛求疵的監督者，總比龔自珍所說的“萬馬齊喑究可哀”要好一些吧。
至於弊病，哪一種制度都有，十全十美的制度是沒有的。這個人世間永遠不會絕對完善，我們所能做的，永遠不過是“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還有，弊害不怕公開罵，罵罵總會好些。
十、“保護少數派”是兩黨制的口號
1957年前後，我們這個國家也響亮過“保護少數派”的口號。其實，這是英國的穆勒說過的話，是地道的兩黨制口號。
少數派所以要保護，是因為它的政綱今天不被通過，今天不合時宜，若干年後，倒會變成時代的潮流。我們這個人間也是螺旋形前進的，看來像走馬燈，老轉圈，其實一圈轉過來，向前進了一寸。革命是直接前進，不過，1789—1793年，只占法國近代史約200年的2％。人世間的基調是進化，革命則是進化受到壅塞時的潰決。100年中可以有那麼幾天，一天等於20年。要求每天都等於20年，是要鬧笑話的，這種笑話我們經歷得夠了。
十一、“當家做主”，“領導”，“競爭”，精神貴族——武鬥的兩派變成乒乓球的兩方
直接民主的口號是人民當家做主。可是，古希臘史上留下來的還是一些英雄，“人民當家做主”其實是一句空話。
從馬克思起，社會主義者在“民主—專政”問題的爭論中所要實現的是對人民的“領導”——說得最徹底的是列寧：“馬克思主義不是自發產生的，是少數人搞出來向群眾中灌輸的。”(不是原文)其所以和“議會清談館”格格不入，是因為那種清談館和“領導”概念是大相徑庭的。
兩黨制的議會政治的真正的意義，是兩個都可以執政的政治集團，依靠各自的政綱，在群眾中間競爭取得選票。
實際上不可能做到人民當家做主，那一定是無政府。我們要的是不許一個政治集團在其執政期間變成皇帝及其宮廷。怎麼辦呢?不許一個集團把持政權，有別的集團和它對峙，誰上臺，以取得選票的多少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