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與皇權(第三版)（簡體書）

本書分上下兩編。上編介紹了皇帝制度的各個方面，如稱呼服飾、儀仗禁衛、內宮制度、都城格局、臨朝聽政、繼位分封、喪葬陵寢等等；下編就中國專制主義皇權的發展、全面確立和腐化進行了梳理，並對皇權的基礎、特點進行了總結。最終本書得出中國專制主義皇權史是一個封閉的迴圈圈的結論，發人深省。作者對中國歷史功底深厚，史實史料爛熟於胸，故能旁征博古通今引，駕輕就熟。在弄清史實的基礎上，作者又對一些理論問題作了有益的探討研究，提出了一些不無道理的看法，對皇帝制度的不合理之處也進行了分析批評。讀者從中必能有所啟迪。

前言

上編·皇帝

第一章 即位稱尊――關於皇帝的種種

（一）關於皇帝的稱呼

（二）怎樣才能當上皇帝

第二章 神道設教――他是天帝的元子

（一）奇征異表與讖緯

（二）五行德運與天人感應

第三章 道與術――皇帝的道德標準與治術運用

（一）帝道

（二）治術

第四章 都城與宮殿

（一）都城

（二）宮殿

第五章 臨朝親政

（一）皇帝的運作

1）大朝會

2）常朝

3）集議

4）詔旨的擬發與表章的批答

5）訪輿情

6）殿試、視學

7）親刑獄

8）巡狩、巡幸

9）大閱和親征

10）祭祀

11）授時頒曆

（二）皇帝的學習

第六章 儀衛服飾

（一）符璽

（二）服飾

（三）儀衛鹵簿

（四）宮禁

（五）軍衛

第七章 內宮制度

（一）內官組織

（二）宦官組織

第八章 繼位與分封

（一）太子與繼承

（二）皇子的分封與宗室、公主

第九章 內宮財政

第十章 喪葬陵寢

第十一章 一人與天下



下編·皇權

第十二章 中國專制主義皇權的發展

（一）中國專制主義皇權的成長與發展（從公元前221年秦統一六國到589年隋重新統一全國）

（二）中國專制主義皇權的成熟（從589年隋統一到1279年南宋滅亡）

1）高度中央集權制度的全面確立

2）專制主義皇權政權機構的進一步完善

3）作為專制主義皇權成熟標誌的自我調整機制的完備

4）有中國特色的科舉制度的實行

（三）極端專制主義皇權的惡性發展與腐朽僵化（從1279年南宋滅亡到1911年清朝被推翻）

第十三章 中國專制主義皇權的基礎

（一）政治和經濟基礎

（二）理論基礎

（三）個人的作用

第十四章 中國專制主義皇權的特點

（一）大一統

（二）高度中央集權

（三）奴隸制的家長式統治

（四）牢固的人身控制與對工商業的排擠

（五）文化的全面專制

第十五章 一個封閉的循環圈

第一，沿用或取近於其原有根據地；在並無根據地的情況下，則選擇自己控制最牢固的地區，以利於新建王朝的安全與穩定。秦都咸陽，因為這裡原來就是它的根本。劉邦取得天下，他的部屬都是山東之人，他們都希望把都城選擇在洛陽。婁敬則說劉邦：“陛下起豐沛，僅率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皋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夷者未起。”可知當時山東破壞嚴重，而人民對劉邦並不存好感。相形之下，關中素稱天府土膏，經過蕭何的經營，比較牢固，進可以攻，退可以守。所以最後在張良的附議下，劉邦毅然決策，即日車駕人關，西都長安。劉秀定天下，當時的長安已徹底殘破，而他的部屬又都是南陽一帶的人，因此他選擇洛陽為都也是安定新朝的上策。這樣的例子在歷史上很常見，無煩枚舉。
與此相近的例子，還可以舉出金、元、清三個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它們的始興地，金、清是在白山黑水之間；蒙古則是在蒙古草原的三河流域。他們入主中原以後，政治重心已經南移，把都城繼續放在其本土，顯然難以達到有效控制中原的統治需要。因此，選擇在東北、蒙古與華北接合部位相近的燕京作為兼控南北的首都，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第二，必須考慮地理與社會經濟的形勢與需要。張良在為劉邦比較洛陽與長安兩地建都的優劣時說：洛陽雖“東有成皋，西有觳澠，倍河，向伊、洛，其固亦足恃”，然其腹地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史記·留侯列傳》）這裡，張良提出了政治、軍事和經濟三方面的條件。如果在政治上缺乏那種高屋建瓴的地理優勢，在軍事上為四戰之地，無險可守，當然是不可取的。但是，更根本的必須有足以維持一個龐大官僚集團與戍軍隊伍的經濟承受力，否則，它也不夠首選的條件。長安擁​​有百二秦關之險，在隋唐以前，無論是西漢和一些割據政權，所擁有的官吏、軍隊數字還是比較小的，以關中沃野所產，更益以有限的轉輸，朝廷的國用就足以維持。
然自隋唐以降，每當關中地區農業歉收時，就無法滿足長安帝皇宮衛與百官俸食的需要，皇帝便被迫東幸洛陽，等到豐收後，再回到長安。如隋文帝開皇十四年（594）八月，“關中大旱，人飢，上率戶口就食於洛陽”。翌年三月才回來。唐中宗景龍三年（709），“關中飢，米鬥百錢，運山東、江淮谷輸京師，牛死什八九。群臣多請車駕复幸東都。韋後家本杜陵，不樂東遷，乃使巫覡彭君卿等說上雲：'今歲不利東行。'後復有言者，上怒日：'豈有逐糧天子耶！'乃止”（《資治通鑑》卷=O九）。玄宗開元廿一年（733）“秋霖雨害稼，京城谷貴，上將幸東都”。當時任京兆尹的裴耀卿上言：“臣以國家帝業，本在京師，萬國朝宗，百代不易之所，但為秦中地狹，收粟不多，儻遇水旱.便即匱乏。往者貞觀、永徽之際，祿廩數少，每年轉運不過一二十萬石，所用便足，以此車駕久得安居。今國用漸廣，漕運數倍於前，支猶不給。陛下數幸東都，以就貯積，為國家大計，不憚劬勞。”（《舊唐書》卷九八本傳）經過裴耀卿的規劃，改良運輸方法，增加運輸數量，創行和糴，才比較有效地解決了京城糧食不足的大問題。北宋的首都選擇在汴梁（今開封），稱東京。這一方面是沿朱梁之舊；另一方面就是取其便利於東南財賦的轉輸。依靠運河、汴水，“歲漕江淮湖浙米數百萬，及至東南之產，百物眾寶，不可勝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