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梁啟超卷（簡體書）

梁啟超撰著宏富，在中國近代學者中是不多見的。他的著述涉及政治、經濟、哲學、文學、歷史、法律、宗教、新聞、教育、文字音韻等人文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據不完全統計，至20世紀30年代，各地出版的梁啟超文集、全集、選集、文存等，不下四十種，另有政論集、演講集、法制論集、詩抄等二十餘種，單行本一百多種。梁啟超留下近兩千萬字的著述，本卷選編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對認識“文名滿天下”的梁啟超，還是有幫助的。

梁啟超（1873—1929），廣東新會人。字卓如，號任公，別號滄江，又號飲冰室主人。既是中國近代鼓吹變法維新的風雲人物，輿論界的驕子，又是中國近代蜚聲中外的政治活動家、思想家和著名學者。在公車上書、戊戌變法、立憲運動、辛亥革命、護國運動等重大歷史事件中都有他的身影。他“文名滿天下”，留下近兩千萬字的著述，在眾多領域，均有建樹，許多著述在思想學術領域都是開山之作。

編者簡介
湯志鈞，江蘇常州人，1924年生。畢業于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史地系。曾任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近代史研究室主任、碩士研究生導師，華中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史學研究所教授，臺灣東海大學客座教授、中國經學史博士研究生導師、中國近代史碩士研究生導師，全國哲學社會科學中國史學學科規劃組成員（20世紀80、90年代）。政府特殊津貼享受者。1994年退休後，仍任《辭海》編委、分科主編，《續修四庫全書》學術顧問致力於中國經學史、中國近代史及戊戌變法史研究數十年，具有極高的建樹。曾多次赴美國、日本、新加坡和中國港、澳、臺地區講學和訪問。2008年9月，獲得“上海社會科學院傑出貢獻獎”；2014年8月，獲得“上海市第十二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學術貢獻獎”。

梁啟超的一生

論報館有益於國事（1896年8月9日）
論中國積弱由於防弊（1896年10月27日）
記自強軍（1897年6月10日）
論中國之將強（1897年6月30日）
《史記貨殖列傳》今義（1897年8月8、28日）
知恥學會敘（1897年9月26日）
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1897年10月6日）
大同譯書局敘例（1897年10月16日）
倡設女學堂啟（1897年11月15日）
讀《日本書目志》書後（1897年11月15日）
日本橫濱中國大同學校緣起（1897年12月4日）
論中國宜講求法律之學（1898年3月11日）
公車上書請辦德人拆毀山東孔廟折（1898年5月30日）
公車上書請變通科舉折（1898年6月9日）
籌議京師大學堂章程（1898年9月16日）
創辦《時務報》源委（1898年9月26日）
書十二月二十四日偽上諭後（1900年3月21日）
上粵督李傅相書（1900年3月31日）
上鄂督張制軍書（1900年4月20日）
論今日各國待中國之善法（1900年8月5、25日）
中國積弱溯源論（1901年4月29日至7月6日）
立憲法議（1901年6月7日）
過渡時代論（1901年6月26日）
滅國新法論（1901年7月16、26日，8月24日）
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1901年10月12、22日）
本館第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
（1901年12月21日）
自由乎？死乎？（1905年1月20日）
世界將來大勢論（1905年2月18日）
文字獄與文明國（1905年2月18日）
申論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得失（1906年3月9日）
暴動與外國干涉（1906年7月6日）
中國不亡論（1906年9月3日）
再駁某報之土地國有論（1906年11月1、16、30日）
《社會主義論》序（1907年2月）
政聞社宣言書（1907年10月7日）
政治與人民（1907年10月7日）
世界大勢及中國前途（1907年10月7日）
改革之動機安在？（1907年10月7日）
《國風報》敘例（1910年2月20日）
說國風（1910年2月20日）
論各國干涉中國財政之動機（1910年2月20日）
中國國會制度私議（1910年4月30日至9月4日）
將來百論（1911年2月9日至6月26日）
中、俄交涉與時局之危機（1911年2月19日）
英、美與英、日（1911年3月11日）
學與術（1911年6月26日）
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1922年10月10日）

梁啟超年譜簡編

梁啟超的一生
——代導言
一新會位於珠江三角洲，在廣州西南，離澳門很近。1873年2月23日（清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梁啟超生於新會鳳山之麓的茶坑村。梁啟超，字卓如，號任公、滄江，又號飲冰室主人。祖父是舉人，父親是庠生，母親也知書識禮。他從小聰明好學，深受祖父、父母的鍾愛，也受到很好的家庭教育。除四書五經外，特別喜歡歷史書，將家中僅有的《史記》、《綱鑒易知錄》反復閱讀，“《史記》之文能成誦八九”。明清以來，推行科舉考試，年僅十七歲的梁啟超，就考取了舉人，他的試卷，深受主考官李端棻的賞識，李端棻還把自己的堂妹李蕙仙許配給他。1890年，十八歲的梁啟超在廣州學海堂肄業。學海堂是嘉慶年間阮元擔任兩廣總督時創設的廣東最高學府，他主編的《皇清經解》，就被稱為《學海堂經解》。堂內藏書豐富，梁啟超遂得左圖右史，博覽群書。這時，帝國主義國家不斷侵略中國，1885年中法戰後，法國侵入中國西南邊陲，民族危機嚴重，康有為於1888年12月10日上書請求變法，指出帝俄蠶食東方的陰謀和法國專力越南以窺中國的企圖，要抵禦外敵，就必須“內修政事”；要“內修政事”，就必須變更成法。應該“酌古今之宜，求事理之實”，“講求變法之宜”。這次上書，光緒皇帝沒有看到，康有為卻聲名大著。他回到廣州，在安徽會館晤見了廖平，受其啟發，覺察今文經學講求“變”，正可援以論政，因為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經學幾千年來一直為人們所尊頌，不如利用人們對孔子的迷信，進行改革，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布衣改制，事大駭人，故不如與之先王，既不驚人，自可避禍。”康有為：《孔子改制考》，267頁。康有為回到廣州後，移居廣州雲衢書屋。在學海堂肄業的高才生陳千秋聽到康有為的聲名，前往謁見，大為欽佩。1890年秋，陳千秋告訴梁啟超：康有為的學問，“乃為吾與子所未夢及，吾與子今得師矣”。梁啟超隨同陳千秋進見康有為時，康有為“乃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對中國數百年來沒有用的舊學，一層層駁斥，舉出事例，摧陷廓清，梁啟超聞所未聞，大為感服，自稱：“自辰入見，及戌始退，冷水澆背，當頭一棒，一旦盡失其故壘，惘惘然不知所從事，且驚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懼”，甚至“竟夕不能寐”。於是“北面執弟子禮”。自此以後，追隨康有為，從事維新變法的宣傳鼓動。康有為的教學方法、教學內容和傳統的塾師課藝完全不同，梁啟超“執弟子禮”後，也感到舊的為了應付科舉考試的塾師誦讀，不能適應當前形勢的需要，必須改變學制，廢除科舉。要振興中華，必須培養人才；要培養人才，又必須有新的學校。二1894年的中日戰爭，中國慘敗。次年4月17日（三月二十三日），清政府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瓜分危機迫在眼前，康有為趁著入京應試的機會，聯合各省應試舉人聯名上書請願。接著，又在北京、上海設立強學會，創刊《萬國公報》、《中外紀聞》。作為康有為的得力助手，梁啟超積極參加，並於1896年8月9日，主持上海《時務報》筆政，宣傳維新，鼓吹變法。“維新”，是“維”資本主義之“新”，“改”封建主義之“舊”。要“維”資本主義之“新”，就要學習西方，講求西學。早在1890年，梁啟超入京會試返回廣東經過上海時，就購買了《瀛寰志略》，讀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國，且見上海製造局譯出西書若干種”梁啟超：《三十自述》。。在廣州，康有為也講過“西學之梗概，自是決意舍去舊學”，梁啟超看的翻譯本西書也就多了。等到主持《時務報》，還寫了《西學書目表》，說日本之所以“翻然而悟，奮然而興”，是由於“既受俄、德、美劫盟之辱，乃忍恥變法，盡取西人之所學而為之，遂有今日”梁啟超：《變法通議論學校》，載《時務報》第二十七冊，光緒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1897年5月22日）出版。。然而，洋務運動以來，中國“效西法三十年矣”，卻“效之愈久，而去之愈遠”，又是為什麼？這就不能不引起梁啟超的深思。學習西方，就離不開學校，就不能不改革科舉弊政，梁啟超在《時務報》連載的《變法通議》中，以較多的篇幅專門寫《論學校》，包括《論學校總論》、《科舉》、《學會》、《師範學校》、《幼學》、《女學》、《譯書》多篇，從《時務報》第五冊起，一直連載到第三十六冊。洋務運動時期，也設過學院、學校，也有過同文館、廣方言館等機構教習西文，也出版過一些翻譯本西書，為什麼三十年來還是遭受外國的欺侮？為什麼西方的工藝不能給衰朽的封建制度催生資本主義，改變中國貧窮落後的面貌呢？梁啟超認為：“所譯之書不盡可用，所用之人不盡有才，所引進的技術又有早為西方吐棄不足道者”，不能什麼都學，什麼都要，應該“譯西方有用之書”，“用西方有用之才”。聘用西人也應聘用專門人才，而不是不學無術之人。至於翻譯，也不是僅識“外國之語言”或“稍涉範籬”的人所能勝任。如果譯書之人“僅識文字”，自然不能“達意尋旨”。京師譯署等雖已譯書數百種，但“駁雜迂訛，為天下識者鄙夷而訕笑”。他又認為，要譯西方最新之書，而不是“二十年之舊籍”。西方各國也是經歷多年才形成一些成果的，他們又不斷更新，日新月異，因而只有學習西方最新之書，才能縮短實現近代化的時間進程。梁啟超還說：學習西方，還得注意中國國情。他說：“居今日之天下”，而要參照西法以救中國，不是只懂得西方文字或入籍西方就可以從事的，必須要熟悉中國的經、史，明瞭中國的律法，懂得天下群國的利害，以及本國所以治理天下的道理，才能得到立法的來源，改革的原因，再考察中國古往今來政治的不同“而會通之，以求其可行”，這才叫做“真知”。參見梁啟超：《變法通議論譯書》。事實上，西方各國也有西方各國的地區特點和民族傳統。“學習西方”，一方面，要攝取其中的營養，用以發展自身；另一方面，又不能生搬硬套，全盤西化。《時務報》影響大，銷路廣，它雖在上海租界發行，但總會受到當局的干預，梁啟超和《時務報》經理汪康年又有矛盾，汪康年還受到張之洞的脅迫。這樣，梁啟超就想到離自己家鄉很近而清政府難以控制的澳門辦報。1896年冬，他到了澳門，在華商何穗田的支援下，籌集資金，開辦《廣時務報》，以“開風氣，廣見聞”。定名為《廣時務報》，表示“推廣”《時務報》和廣東的《時務報》之意。以為《時務報》“不臧否人物”，對“京師及各省近事，有耳聞目見，不容已於言者”，也“抉擇多載”。《〈廣時務報〉公啟》刊登後，汪康年的友僚很有意見，對梁啟超“兼領澳報”也有看法：有的說“卓如在澳門大有陰謀”，有的說“不宜與《時務報》相連”。由於澳門報紙主持筆政和寫稿的，除梁啟超外，何樹齡（易一）、韓文舉、歐榘甲、徐勤、曹泰，都是康有為在萬木草堂的弟子，汪康年“畏禍”，反對“《廣時務報》”的名稱，終於把報名改為《知新報》。1897年2月22日（光緒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知新報》在澳門創刊，梁啟超寫了《敘例》，說明分為“論說”、“上諭”、“近事”、“譯錄西國政事表”、“譯錄西國農學、礦政、商務、工藝、格致等報”諸欄。發表了《說群》、《說動》等論文多篇，《公車上書請變通科舉折》也在《知新報》第五十五冊刊出，痛陳“強敵交侵，割地削權，危亡岌岌，人不自保”，都是因為人才乏絕，無以禦侮之故。為什麼人才乏絕，又都是由於“科舉不變致之”。科舉取士，不能取得人才，而層層考試，又使學子思想束縛，不明國事，“當時局危急如此，而天下之士為無用之學如彼，豈不可為大憂哉！”他代表應試舉人，上書皇帝：“國事危急，由於科舉乏才。”百日維新時期，梁啟超還代總理衙門奏擬《京師大學堂章程》，今錄“學堂功課例”第一節如下：近年各省所設學堂，雖名為中西兼習，實則為西而無中，且有西文而無西學。蓋由兩者之學未能貫通，故偶涉西事之人，輒鄙中學為無用。各省學堂，既以洋務為主義，即以中學為具文。其所聘中文教習，多屬學究帖括之流；其所定中文功課，不過循例咿唔之事。故學生之視此學，亦同贅疣。義理之學，全不講究；經史掌故，未嘗厝心。……夫中學體也，西學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體用不備，安能成才？且既不講義理，絕無根柢，則浮慕西學，必無心得，只增習氣。……今力矯流弊，標舉兩義；一曰中西並重，觀其會通，無得偏廢。二曰以西文為學堂之一門，不以西文為學堂之全體；以西文為西學發凡，不以西文為西學究竟。宜昌明此意，頒示各省。這些是針對洋務運動時期辦學的弊端而厘定的。他還在百日維新時期，草擬過《譯書局章程》。由於《知新報》在海外發行，每能登載內地報刊不敢登、沒有登的文章和報導，如《保國會演說辭》：“啟超竊謂吾中國之亡，不亡於貧，不亡於弱，不亡於外患，不亡於內訌，而實亡于此輩士大夫之議論之心力也。”對當時士大夫的“消遣歲月，甘為遊民”嚴加痛責，這些，內地報刊是不敢登的。值得注意的是，政變以後，內地宣傳維新的報刊先後停辦，只有《知新報》仍舊繼續發行，與梁啟超在日本創辦的《清議報》相互呼應，同為指責慈禧、批評清政府的重要刊物。梁啟超的文字通俗易懂，言論激昂慷慨，說理深入淺出，當時“新學士子”怵於民族危機的嚴重，看到他“語言筆劄之妙，爭禮下之，通邑大都，下至僻壤窮陬，無不知有新會梁氏者”。梁啟超的聲名大著，《時務報》在他主筆政時，影響日廣，數月之間，銷行萬餘份，“為中國有報以來所未有”。此後，《知新報》也風行海外，傳入內地。這使他感到，要宣傳變法，要開發民智，報章的影響，比學校教育更加廣泛、深遠。三維新百日，變法失敗，梁啟超仍舊追隨康有為，展開“勤王求救”。光緒死後，他又鼓吹立憲。在這十多年中，他沒有放棄報章宣傳，也沒有忘記教育鼓動。1898年9月，政變發生，梁啟超流亡日本，首先考慮重建宣傳陣地。12月23日（十一月十一日）在橫濱發刊《清議報》旬刊。在《〈清議報〉敘例》中，說明要以之“為國民之耳目，作維新之喉舌”。所列四條宗旨的第一條是“維持支那之清議，激發國民之正氣”；第二條是“增長支那人之學識”。自己遠在海外，只有利用報刊教育國人了。《清議報》最初幾冊的論文，著重對發生不久的政變予以述評，如《論八月之變乃變立而非訓政》（第一冊）、《上舍位忘身而變法》（第二冊）、《政變原因答客難》（第四冊）、《論變法後安置守舊大臣之法》（第四冊）等。第六冊以後，側重正面闡發其政治主張。《戊戌政變記》也在該報陸續刊佈。《清議報》的主旨是“尊皇”。梁啟超認為：“中國之能力與否，全系乎改革不改革”；“能改革與否，又全系乎皇上之有權無權”。“但使皇上有復位之一日，按次第以變法令行禁止，一二年間，積弊可以盡去，一切美政可以盡行。”還幻想“借友邦之力以抵制之”。從而集矢攻擊以慈禧為首的封建頑固派，說是當前“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著力宣傳“尊皇”，以光緒皇帝為自古以來未有的聖人，認為中國的安危存亡都系於光緒一身。他專門寫了《光緒聖德記》，說他是“舍位忘身而變法”、“愛民忘位”的“聖君”。在社論中也是同樣論調，如說：“今日之變，為數千年所未有。皇上之聖亦為數千年之所未有。天生聖人，以拯諸夏，凡我同胞，獲此慈父。”《尊皇論》，載《清議報》第一冊，光緒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1898年12月23日）出版。《清議報》“日日言尊皇”，也深刻指出當時民族危機的嚴重。認為“東西之國”之所以“浡然日興”，中國之所以日益危機，是因為他們的國民，“以國為己之國，以國事為己事，以國權為己權，以國恥為己恥，以國榮為己榮”，而“我之國民，以國為君相之國，其事其權，其榮其恥，皆視為度外之事”。民和國，本來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如果“人人不自有其國”，那是很危險的。這些言論，比政變以前更加激切，梁啟超當時又以“維新志士”流亡海外，所以《清議報》傳佈很廣，在輿論界起過影響。梁啟超在鼓吹“勤王”、“保皇”的同時，也注意到興設學校。還在維新運動急劇展開時，維新志士就于1898年3月在橫濱開設了大同學校，康有為的弟子徐勤為總教習，“中文、西文、東文三者並進”。梁啟超流亡日本後，大同學校“創一志學會，將以尊其所聞，學其所志，集寰宇之知識，拯宗國之危阽”。他特地寫了《大同志學會序》，以為“志”是學的基礎，“智”又是“志”的基礎。人不可以無“志”，而“志”的大小，每“因其智之大小以為差”。“知道學習的可貴，然後求學的志向產生了。知道有京師，然後到京師的志向產生了。知道有天下，然後救天下的志向產生了。知識越擴充，志向也就越浩廣；知識越真確，志向也就越堅定。聽說這裡學生都以古人作為自己的榜樣，希望您們既有其言，也有其志。”接著，梁啟超對“立志”又提出兩點建議：一是“求所以擴充其志”，一是“求所以實副其志”。怎樣能做到這兩點？那就是好求學，不學不能增加“智”，不“智”不能堅定“志”，如今“國家之病，殆入膏肓”，內憂外患，危機日深，應該隨時關心，“勉求擴充其知，真確其所知”。“志”是不可奪的，“知”是要“先立乎其大者”的。梁啟超以為變法雖然失敗，但“新法他日在所必行”，準備“合各同志，悉心研究”，又借大同學校召開政治學會，他作了“中國必先開議院，乃可變法”的演說。說是“議院不可開，地方議會可速開”《記政治學會開會事》，載《清議報》第二十七冊，光緒二十五年八月十一日（1899年9月15日）出版。。1899年4月，梁啟超又來到神戶，與華僑麥少彭商議華僑教育，設立神戶華僑同文學校，聘日本文部前大臣犬養毅為名譽校長。5月24日，神戶華僑同文學校舉辦“梁啟超先生的歡迎會”，梁啟超很激烈地講述了祖國衰落的原因，並作為結論說了以下的話：所謂一國的輿論，是看其國民有無國家的觀念而論，日本國民只不過是中國之十分之一，但能打勝中國，這是日本國民能犧牲生命為國盡忠，但是，我國的國民大多是重視個人的利益，而以營利為重而不顧國家，這原因就是我國和日本國的教育大有不同之故。所以華僑應該重視教育，現在橫濱華僑也已設立了教育華僑的學校，校名為“大同學校”，所以神戶華僑也有必要設立華僑的學校。據記載，梁啟超這一番演講，感動了聽眾，華商麥少彭等熱烈支持建立華僑同文學校。該校章程第一條“立學總議”稱：“本校專為教神戶華僑子弟及中國內地有志遊學之士而設。”這所學校在梁啟超離開日本後，一直堅持辦學。1984年，我到神戶訪問，還特地參觀了神戶中華同文學校1939年，神戶華僑同文學校與神阪中華公學合併，正式命名為神戶中華同文學校。。梁啟超是關心教育的，即使流亡海外，還注意對旅日華僑子弟的教育，教他們“立志”、愛國。然而，旅日華僑子弟畢竟不多，他們對國內的瞭解也遠不如國內同胞，這樣，對國內同胞以至青少年進行教育、介紹世界情況、鼓勵立志愛國，還得依靠報紙宣傳。四1901年12月21日（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清議報》第一百冊出版，梁啟超發表《本館第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他總結《清議報》的特色：一是倡民權，二是衍哲理，三是明朝局，四是厲國恥，“一言以蔽之曰：廣民智，振民氣而已”。希望《清議報》能使“彼政府采其議以為政策焉，彼國民奉其言以為精神焉”。就在這一冊出版後的第二天，清議報社失火，《清議報》也宣告停刊。1902年2月8日（光緒二十八年正月初一日），梁啟超另在日本橫濱續創《新民叢報》，每月舊曆初一日、十五日發行。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正月起，改為每月十四日、二十九日發行，歷時六年。1904年2月以後，經常不能按期出版。共出九十六號。編輯兼發行人署馮紫珊，實為梁啟超負責。刊物中重要文章，大都出自梁氏手筆。創刊號在章程中提出三條：一是“取《大學》新民之義，以為欲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廣羅政學理論，以為智育之本原”。二是“以教育為主腦，以政論為附從”，“所論務在養吾人國家思想”。三是“為吾國前途起見，一以國民公利公益為目的”，“不為危險激烈之言，以導中國進步當以漸也”。梁啟超在《新民叢報》連續發表《飲冰室自由書》，自創刊號起，一直登到1905年4月出版的第六十七號，《敘言》中稱：“每有所觸，應時援筆，無體例，無次序，或發論，或講學，或記事，或抄書，或用文言，或用俚語，惟意所之”，“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三大自由，皆備於我焉”。《飲冰室自由書》後來還匯成單行本出版。《新民叢報》自第一號起還連續刊載梁啟超的《新民說》，凡二十節，即敘論、論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急務、釋新民主義、就優勝劣敗之理以證新民之結果而論及取法之所宜、論公理、論國家思想、論進取冒險、論權利思想、論自由、論自治、論進步、論自尊、論合群、論生利分利、論毅力、論義務思想、論尚武、論私德、論民氣、論政治能力。一直登到1906年1月6日出版的第七十二號，歷時五年，後又出版單行本。什麼叫做“新民”？他說：“新民雲者，非欲吾民盡棄其舊以從人也，新之義有二：一曰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補其所本無而新之。”也就是說：舊有的應創新，本無的應采補。處於當時各國競爭的時代，要救國圖強，就不能保守，而應進取，吸收各國之長，“以補我之所未及”。中國文化燦爛，開化在希臘、羅馬之前，漢、唐、元、明的文治武功，歐美各國都加稱道。只因近今日漸衰退，“優勝劣敗”，國民被外人稱為“東亞病夫”。應該“觀彼族之所以衰所以弱，此族之所以興所以強，而一自省焉”。接著，他從公德、權利、自由、自治、自尊、合群等各個方面闡述了自己的看法，指出在舊傳統的束縛下，國民品格存有亟待提高的問題，如“愛國心之薄弱”、“獨立性之柔脆”、“公益心之缺乏”、“自治力之欠缺”等等，要在新時代立足，必須與傳統道德觀念“奮起抗爭”。《新民叢報》自1902年2月8日創刊，到1907年11月20日出版第九十六號後停刊，歷時七年。在這七年中，中國國內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同盟會的成立，武裝起義的展開，革命報刊的出版，清政府的預備立憲，等等。在這風雲變幻的社會中，梁啟超的文章，有時拉車向前，隨潮流而上，有時也會不適應形勢甚至逆時代而動。這樣，對梁啟超和《新民叢報》的評價，也就並不一致。我認為，《新民叢報》和革命派的機關報《民報》有過爭論，梁啟超也確曾寫了一些與當時形勢不相適應的文章。但學術討論中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評價人物，不能“阿其所好”，“為賢者諱”，也不能一筆抹殺，不計其餘，應該實事求是，具體分析。這裡不發揮私見，只想提下列幾點參考意見。第一，《飲冰室自由書》、《新民說》的社會影響不能低估。第二，《新民叢報》自創刊號起，就在“學說”欄著力介紹西方學說，如《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學說》（“二大家”，指培根、笛卡爾，第一、二號）、《天演學初祖達爾文之學說及其略傳》（第三號）、《法理學大家孟德斯鳩之學說》（第四、五號）、《民約論鉅子盧梭之學說》（第十一、十二號），“廣羅政學理論”，對開發“智育之本原”，無疑是有益的。第三，梁啟超受康有為的思想影響，人們以“康、梁”並稱，但他們的思想也不完全一致，否則康有為就不會叫他“流質善變”。當他主編《清議報》時，屢屢登載康有為的詩文，連康氏早年的哲學著作都加登載。《新民叢報》則不然，舉例來說，1902年春，康有為《答南北美洲諸華僑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與同學諸子梁啟超等論印度亡國由於各省自立書》發表，併合並為《南海先生最近政見書》發表。《新民叢報》初未刊登，直到1902年9月16日（光緒二十八年八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