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奧威爾小說全集：一九八四（簡體書）

2010年英國有項調查表明，喬治·奧威爾仍然是當今最受同行熱愛的作家之一。在20多年的寫作生涯中，奧威爾發表了200多萬字的作品，翻譯成中文的，還是其中的少數。
現在說起奧威爾，大家都會想到《一九八四》和《動物莊園》。從這兩本書來看，奧威爾是位反極權主義的先驅。但在美國作家杰弗裡·邁耶斯寫的《奧威爾傳》裡，他卻是個典型的左派知識分子。這方面的知識，恰恰是我們的讀書界欠缺的。
奧威爾前期的著作有明顯的左派特征。他的Down and Outin Paris and London（《巴黎倫敦落魄記》，1933）和The Roadto Wigan Pier（《通向威根碼頭之路》，1937）都帶有自傳成分。威根是曼徹斯特和利物浦間的小城，有運河碼頭，是1二人階級聚居的地方。這些作品呈現了英國下層社會的貧困，跟恩格斯描寫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著作有點像。奧威爾願意到社會的最下層去了解老百姓的生活，這種態度本身就帶有英國式社會主義特色。他從伊頓公學畢業後，去英屬緬甸當了好幾年警察，可謂出乎想象的選擇。奧威爾經常穿著粗呢子外套，沒有一點當時的“紳士”派頭，顯現出他的平民意識以及對勞工階級的同情。但奧威爾家實際上也算是中上階層（即所謂的uppe middle class），他自稱在那階層裡屬下層。
英國精英階層出左翼，這是出了名的。19世紀的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和工黨的產生，離不開社會和文化界的杰出人士。20世紀30年代的知識分子裡有很多左派，奧威爾特立獨行，跟標準的左翼也不大一樣。有些人在文字上同情工人階級，在生活上依然堅持中上階層的標準，奧威爾則不然，他好像有意拒絕所謂的體面生活，有時候甚至自討苦吃，比如只以土豆果腹，絕不抱怨，大概這是有人稱他為“聖人”的原因。但是，這也是英國清教徒的傳統。英國最優秀的公學（在我國，這些世界聞名的學校被稱作“貴族學校”）對學生管束極其嚴格，從來不提倡奢華之風。奧威爾沒有“食不厭精”的惡習，他的母校伊頓公學也會以此為榮。
奧威爾用他的筆樹立了一面特立獨行的政治的旗幟。他在《我為什麼要寫作》的最後自信地寫道：“回顧我的作品，我發現在我缺乏政治目的的時候我寫的書毫無例外地總是沒有生命力的，結果寫出來的是華而不實的空洞文章，盡是沒有意義的句子、辭藻的堆砌和通篇的假話。”但是，當我們看到奧威爾在《一九八四》和《動物莊園》的成就之後，再回頭讀他早期的作品如《緬甸歲月》《巴黎倫敦落魄記》等，也會欣賞他平鋪直敘甚至打破故事情節直接評頭論足的風格。評論家弗裡德裡克．卡爾就說到，奧威爾作為新聞記者或社會歷史學家的成分要遠大於藝術家的成分。
奧威爾提倡新鮮活潑的文風，厭惡陳詞濫調，並說一切裝腔作勢的文字都“暗含欺詐”。他在英國文學史上留名，更多是跟他順暢、明晰的寫作風格有關。二戰結束後，他對語言的退化尤其警覺。他在《政治與英語》一文（1946）引用五段文字，說明“意象陳腐”“意義含糊”的文風如何敗壞英語，敗壞政治。《一九八四》中顛倒黑白的“新語”無非是這篇文章所揭示的語言“壞習慣”的極端表現形式。奧威爾還指出，語言敗壞的根本原因是為無法辯護的事情進行辯護，然後他列出三項應該予以譴責之事：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統治、蘇聯的大清洗和流放、美國在日本投擲原子彈。這三件事涉及奧威爾自己的祖國和二戰後世界上最重要的兩個國家，可見奧威爾並不是可以用冷戰時期美國“政治立場正確”的概念來歸類的作家。
20世紀30年代，各國左翼人士以不同方式卷入西班牙內戰（1936—1939），奧威爾也不例外。他站在民選的共和政府的一邊與弗朗哥的國民軍作戰，受過傷，但是他稀裡糊塗地加入的“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並不屬於國際縱隊，據說是托派組織，受到打壓。左派裡面關係復雜，有時內部的派系斗爭太殘酷。奧威爾對蘇聯的失望是從這時開始的。他把他的西班牙經歷寫在《向加泰羅尼亞致敬》裡。我國至今沒有研究西班牙內戰的著作，是非常令人遺憾的，說明學界對二戰錯綜復雜的緣起還缺乏比較基礎的認識。當時支持弗朗哥叛軍的主要是法西斯德國和意大利，美英的相關政策其實也間接損害了共和政府的利益。奧威爾不滿於蘇聯，絕不意味著他的政治立場轉向了後來得到英美承認的弗朗哥政權及其背後的支持者。要深入了解奧威爾是不容易的。他反對民族主義，反對不擇手段維護英國的利益，反對權欲，不論是個人的還是國家的。不過他在1949年也與英國情報部門合作過，提供了一份名單。著名英國馬克思主義者、文化研究創始人雷蒙·威廉斯在20世紀70年代初寫過一本介紹奧威爾的小書（收人大名鼎鼎的“現代大師”系列），數年後編輯了一本奧威爾的評論集。威廉斯對晚期奧威爾提出過深刻的批評，他的觀點在英國左翼知識界是有代表性的。
《動物莊園》和《一九八四》為奧威爾的傳世作品，其影響絕不僅僅局限於文學界。他在小說中創造的“老大哥”“新話”“雙重思想”等詞匯，皆已收入英語詞典；而由他的名字衍生出的“奧威爾主義”“奧威爾式的”等新詞，也常見於報章。《一九八四》直到1985年才有簡體中文版刊行，且出版初期被列為“內部讀物”，只允許特定人群購買閱讀。《一九八四》英文版進入中國，卻相對較早。該書於1949年6月在英國首次出版後，遠在北大教書的燕卜蓀（英國詩人、批評家，和奧威爾在二戰時是BBC東方部的同事）很快就收到一本，郵包上沒有寄送者的姓名地址，據說是出版社奉作者之命寄贈的。當時奧威爾的肺病已到晚期（1950年1月病逝），極端惡劣的身體狀況也在小說中留下灰暗的底色。燕卜蓀看了以後不大喜歡，把書中令人恐怖的描寫與作者的重病聯系起來，還刻薄地說那本書“像烙鐵一樣在想象力上留下永久的疤痕”。他又把書給他的幾個中國同事看了，沒有引起什麼反響。進入50年代，隨著冷戰的全面展開，奧威爾成了美國意識形態宣傳的工具，而《一九八四》也被簡單地解讀為一本反蘇、反極權的小說。奧威爾在英國的生活給了他很多啟發。他第一任妻子艾琳曾經在戰時宣傳部門工作過，知道英國方面為著戰爭需要什麼手法都使得出來。《一九八四》裡的真理部修改歷史，可能也從艾琳那裡得到了印證。奧威爾年幼時曾就讀於寄宿學校，主持校務的夫婦讓他極端恐懼，兒時的心理創傷在《一九八四》中也有所反映。
奧威爾的早期作品很少有出版商問津。著名詩人、評論家、劇作家T．S．艾略特多年擔任費伯出版社編輯，他也沒接受《動物農場》的稿子。艾略特說，看來在所有這些動物中，豬是最聰明的，那麼只有讓豬來實行統治，只是他們需要有一點公共服務（public service）的精神。《動物農場》裡面最有名的話是“動物都是平等的，但有的動物更平等”。前半句是從《獨立宣言》裡變出來的，但是華盛頓、杰弗遜都是莊園主，他們和手下的黑奴平等嗎？在任何社會，等級制永遠以不同方式存在，難的是如何盡量照顧到窮人的利益。《動物農場》幾經周折在1945年8月出版後，有人擔心它會影響英國與一個重要盟國即蘇聯的關係。
到了1949年，形勢完全不同了，丘吉爾早在1946年作了“鐵幕”演講，於是《一九八四》很快成為冷戰武器。奧威爾如果看到兩部小說在後來幾十年的宣傳、傳播和接受情況，他會感到奇怪甚至憤怒。他確實不能容忍極權主義，但是他曾經解釋說，《一九八四》不是對社會主義和英國工黨的攻擊。奧威爾主張民主社會主義。他對社會低下層的人民有著深厚的同情，希望政府通過稅收、市場管制和國有化等等政策手段來調節社會收入，增進全民福利，改善弱勢群體的生活。但是，這個政府又不能過於強大。奧威爾二戰以後還支持國有化。一些自稱很喜歡奧威爾的人（尤其是美國那些把奧威爾捧為反極權英雄的冷戰斗士）在這點上跟他完全格格不入。
奧威爾看到現在的世界肯定不開心，因為他會覺得掌握先進電子技術的國家太極權了。為什麼這樣說呢？現在全球掌權的不是技術精英和金融大鱷嗎？1941年，一位叫詹姆斯·伯南（James Burnqham）的美國政治思想家寫了一本書叫《經營者的革命》（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他說將來的世界重視效率，必將屬於“managers”（直譯為“經理們”）。兩年後他又寫了《馬基雅維利主義者》，主張實行不擇手段的精英統治，但保留一些欺騙愚民的民主的外觀。也就是說，統治世界的最終還是《動物農場》裡那些深諳權謀機詐之道的聰明豬。奧威爾在1946年寫過批駁伯南的文章，十分犀利。他認為伯南版本的新社會本質上還是極權主義的，與德國、蘇聯沒有區別。如果仔細讀了那篇文章，我們對《一九八四》和當今世界的理解會更深一些。奧威爾不是順著我們的思維去寫作、論爭的，他會給我們很多震驚。也許是對這篇文章的報復，奧威爾逝世之後，他的名聲在很大程度上反而取決於這位伯南先生。二戰期間，美國有個有名的情報機構“戰略情報局”（英文簡稱OSS），它是中央情報局的前身。詹姆斯·伯南在這個機構擔任心理戰部門的負責人，正是他和他身後的組織在《一九八四》的高度政治化的解讀、接受史上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奧威爾對政治太關心了，他的憂慮有時讓他失去均衡感。米蘭·昆德拉並不喜歡《一九八四》，他把它和卡夫卡的《審判》相比。昆德拉說，卡夫卡在寓言式作品裡經常會有很多向人性打開的窗戶。奧威爾則把復雜的生活減縮到一個政治的層面，唯政治的層面。因此《一九八四》是“偽裝成小說的政治思想”，它不能照亮“社會學與政治學都無法進入的神秘之地”。小說自身成了極權精神和宣傳，《一九八四》後來也變成了一個符號。稱讚《一九八四》和《動物農場》的人往往潛意識中希望這兩部作品的思想能夠強化他們自身的政治觀點。
只就極權問題來談奧威爾，未免有點可惜。反極權的姿態能使他成為比鄧南遮更偉大的作家嗎？我是懷疑的。我們從來沒有認真檢討簡單的命名法和善惡意識的危害。奧威爾認為好幾位最杰出的當代作家都有極權傾向，他的打擊面過寬了。假如我們對龐德和意大利歷史讀得多些，我們就不會把“法西斯”變成一個使用方便但毫無意義的符號。就此而言，奧威爾有時太自信。他全身心投入斗爭，也付出了代價，那就是前面米蘭．昆德拉指出的問題，即他使自己的作品變成專制的標簽和宣傳丁具。另外，如果我們對世界上權力的運作認識更深，對影響或誤導媒體的技巧看得更透，那麼我們就會發現，“老大哥”式的操縱還有更隱蔽因而也更有效的版本。這時我們會明白，極權其實是個有待深入討論的問題，而不是我們自以為不言自明的結論。
我最早接觸奧威爾的作品，應該是20世紀70年代初。當時他在中國的影響微乎其微，只是局限在大學英文系少數老師中間。但問題往往是這樣：一位作家被禁了，讀者就想把他的作品讀個遍。隨後全國刮起外語風，各種英美英語教材經翻印進入我國，城市居民中收聽海外電臺的人不計其數，奧威爾的名聲就響起來了。1982年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上面收有奧威爾的條目，是巫寧坤先生寫的。那時奧威爾已經成為研究的物件。
我在1978年進復旦後，很想看奧威爾的書。《一九八四》和《動物農場》都是從美國老師那裡借來讀的。《動物農場》讀後覺得挺有趣的，諷刺得非常妙，有的動物命運很慘，比如馬。同情動物是一種以往我們的文化裡缺失的東西。至於《一九八四》，我覺得很多場景離我們太遠，我自己經歷的“文革”更像無政府狀態。我們當時一些套話可以用奧威爾所說的newspeak（新語）稱之，但是它們完全沒有控制我們的思想。書中有的部分是勉強讀過去的，比如戈爾斯坦關於“寡頭集體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的長篇大論。戈爾斯坦是猶太人的名字。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翻譯出版了很多外國文學經典，整個“文革”期間大家都拼命看這些書，起碼我的朋友們都是這樣。當時我們還愛寫日記，日記裡的東西或許可以反映我們的意識形態，它絕對是個人的。到了上大學的時候，我們讀過的世界文學，不會比一般歐美同齡人少。有了那樣的閱讀經驗，不可能輕易被一位作家征服。
如果非要給奧威爾貼一個清晰的標簽，那麼大概可以說他是個尊崇個人自由、主張平等、反對極權和傳統權威但是又有著鮮明英國社會主義信仰的作家。他還是反宗教的。《一九八四》裡的“老大哥”代言人叫O’Brien（奧布蘭恩），這是愛爾蘭名字，愛爾蘭人基本上都信天主教。這就比較隱晦了。著名英國小說家、《發條橙》作者安東尼·伯杰斯的一句話十分有名：“多一個人讀奧威爾，就多一份自由。”其實未必。《發條橙》發表於1962年，也是一部反烏托邦小說，小說中絕對的、帶有反社會意味的個人自由與高科技主導下不容一點獨立個性的社會規訓機制形成尖銳的衝突。奧威爾的自由禮物並沒有使伯杰斯對人類的未來樂觀，伯杰斯無法在《發條橙》所呈現的兩個極端之間作出選擇。真正的反烏托邦小說並不是站在善的一邊譴責惡，它必定包含一種恐懼的意識，而引起恐懼的現象帶有極大的普遍性，或具有四處彌漫的潛能。
單從文學藝術上來說，我覺得奧威爾最好的作品是他的文章（essays），他的文筆清爽流暢，見解獨到，每一次閱讀都是充滿驚喜的旅行。這些文章絕對不是單純的“文學藝術”，也不是單純的政治，但是滲透了他的道德敏感性。奧威爾對自己很警覺，這可能和很多中國作家不一樣。他在《我為什麼寫作》裡說，他寫作的第一條動機是想顯得聰明，純粹出於虛榮心（sheer egoism）。這種對自己十分警覺的態度也是一種道德質量。D．J．泰勒在《奧威爾傳》中，對奧威爾作品中的道德觀大加讚賞：“奧威爾著作中的獨特風格完全可以進入-好書指南’之列……最重要的是，奧威爾有一股道德力量，它像一道黑暗中閃射的光線、一條穿越晦瞑的大道。作為一種道德試金石，他的個人行為舉止並不是源於所謂‘體面正派的舉止’，也不是源於被層層盔甲包裹的一般西方生活方式所要求的體面舉止。”（文匯出版社，2007年第1版）
云南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喬治·奧威爾小說全集》，收錄了奧威爾的七部小說，這是目前國內關於奧威爾作品最集中的一次出版活動，在翻譯風格上較之其他已面世的譯本也有新意。云南人民出版社能盡可能全面地、集中地將奧威爾的作品介紹到中國來，功莫大焉。
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所長

溫斯頓猛地轉過身。他的臉上已換成了平靜樂觀的表情，在面對電幕時，這樣做是非常明智的。他穿過房間，進入小廚房。在一天的這個時候離開真理部，他就犧牲了在飯堂的午餐，而且他知道廚房裡除了一塊留作第二天早餐吃的黑面包，就再沒別的食物。他從架子上取下一個裝有無色液體的瓶子，瓶上貼著一個簡單的白色標簽：勝利杜松子酒。它散發著惡心的油膩味，就像中國的米酒。溫斯頓倒了差不多一茶杯，然後鼓足勇氣，像吃藥似的，吞進肚裡。
頃刻，他的臉變得緋紅，眼淚奪眶而出。這東西像硝酸，而且吞下時，會感到後腦勺就像挨了一記橡皮棍。不過隨著胃中火燎燎地燒退下去，世界就開始顯得歡愉了。他從一個標有“勝利牌香煙”的皺巴巴的煙盒中抽出一根煙，不經意地豎直拿著，煙絲便散落到地上。第二支他拿得很成功。他回到客廳，在電幕左邊的小桌旁坐下來。他從桌子抽屜裡取出一支筆、一瓶墨水、一本厚厚的四開大的空白本子。那本子的背面是紅色的，封面上有大理石般的紋路。
不知何故，客廳裡的電幕位置不尋常。按常規，它應被安在遠端的墻上，那樣可以總覽全室，可它卻被安在較長的墻上，正對著窗戶。電幕的一側，有一個淺淺的壁凹，溫斯頓現在就坐在裡面。當初在建寓室時，本意很可能是用它來放書架的。溫斯頓坐在壁凹裡，靠得很裡，這樣他就能夠保持在電幕的可控範圍之外，不過這僅就視野而言。當然，他的聲音是可以被聽到的，但只要他待在現在的位置，電幕就看不到他。一定程度上是由於這問房不尋常的布局，讓他想到現在就要做的事情。
但這也是他剛從抽屜裡拿出的那個本子提醒的。
它特別精美。它那光滑的奶油色紙張因年代久遠而有點發黃，這種紙張至少有四十年沒有生產過了。不過，他猜想這個本子的年頭遠遠不止四十年。在本市貧民區（究竟是哪個區，他現在不記得了）的一家骯臟的小舊貨店裡，他看到本子躺在櫥窗裡，立刻就產生了一種要擁有它的按捺不住的欲望。黨員是不該進普通商店的（這被稱為“在自由市場上搞買賣”），可規定沒得到嚴格遵守，因為鞋帶、刀片等各種各樣的小東西是不可能用任何別的法子弄到的。他飛快地掃視了一下街面，溜進店內，花了兩塊半錢買下這個本子。買時他並不覺得它有什麼特別用處。他帶著裝在公文包裡的本子，像犯了罪似的回到家。
即使本子裡面什麼也沒寫，擁有它也不能走漏風聲。
他馬上要做的事就是開始寫日記。寫日記並不違法（沒有什麼是違法的，因為已沒有法），但是這事若被探知了，可以有理由肯定的是，懲處會是死刑或者在勞改營裡服役至少二十五年。溫斯頓把筆尖安進筆桿，舔掉筆尖上的油脂。這支鋼筆已成老古董了，甚至很少用來簽名。他偷偷摸摸，費了一番周折才搞到一支，只是因為他覺得，如此精美的奶油色紙張，只配用真正的筆頭在上面書寫，不能用鉛筆在它上面亂畫。實際上，他都不習慣用手寫字了。除了極短的便條外，一般都是對著讀寫器口授，不過就目前的事，當然不可能用讀寫器。他把筆浸入墨水中，接著猶豫了一下。內心一陣震顫，在紙上寫字是需要決斷的行動。他笨拙地用很小的字體寫道： 1984年4月4日 他把身體往後坐。一種全然無助的感覺籠罩著他。首先，他一點不敢肯定現在是1984年。一定是和這個日期接近，因為他相當肯定自己就是39歲，而且他相信自己生於1944年或者1945年，但是如今要確定一個誤差在一兩年之內的日期，是永遠辦不到的。
他突然納悶起來，他這是在給誰寫日記啊？為了將來，為了後代。他的思緒在頁面上這個可疑的日期上停留了片刻，接著頭腦裡突然蹦出一個新詞：“雙重思想”。他頭一次認識到了他所做的事情的艱巨性。你怎麼能與未來溝通呢？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要是未來與現在一樣，未來就不會聽命於他；要是未來與現在不一樣，他的困境就會毫無意義。
他坐了一會兒，傻傻地望著紙面。電幕已改播刺耳的軍樂。奇怪的是，他似乎不僅喪失了自我表達力，而且甚至忘了本想說的話。過去幾個星期來，他一直在為這一刻做準備，他從來沒想過，除了勇氣外，還會需要別的什麼東西。
真正動筆寫會是很容易的事，他所要做的就是把多年來心中一直奔涌的、沒完沒了的躁動獨白傾瀉到紙上。然而此刻，甚至獨白也枯竭了。此外，他的靜脈曲張潰瘍瘡口開始癢得難耐。他不敢用手撓它，因為如果他這樣做，它總是會發炎。時間正一秒秒地流逝。除了面前這張空白的紙、腳踝上方的膚癢、響亮刺耳的音樂以及杜松子酒引起的微微酒意，他什麼也感覺不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