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傳（簡體書）

《成吉思汗傳》是世界權威蒙古學家符拉基米爾佐夫的一部力作。本書全面展現了世界歷史上著名的軍事家、政治家，一代天驕成吉思汗的風采，是一部既專門化又大眾化的學術名著，客觀生動地刻畫了成吉思汗的個性、才智和思想，全書旁徵博引，以充足的論證將歷史展現成吉思汗的傳奇一生，從其誕生的蒙古草原背景入手，記載其誕生、成長、婚姻、勃興、建立帝國、主要戰役、隕落等人生各重大階段。該書史料翔實，通過深層次的分析探討，作出實事求是的評價。弗拉基米爾佐夫原著作品言辭精簡，本詳注版在原著的基礎上，又增添了詳細的注釋及背景閱讀部分，輔以大量戰役地圖及精美插圖，以便讀者理解。

伯里斯•雅科夫列維奇•符拉基米爾佐夫（1884-1931），前蘇聯科學院院士、東方學家、蒙古學家，一生著述約70種。作品包括《成吉思汗傳》《西藏和蒙古的佛教》《喀爾喀卓克圖台吉碑銘考》《蒙古的社會制度》《蒙古文學與哈爾哈方言比較法》《蒙古書面語與喀爾喀方言比較語法》《“五卷書”中的蒙古故事集》《蒙古——衛拉特英雄史詩》等。
郭廷春，資深文字工作者，從事媒體工作近二十年。酷愛中國古代歷史，曾致力於東北歷史、風土人情的史料搜集及研究，主張歷史風物與當今傳襲相映照，以實地踏勘補充史籍的不足。曾擔任《秘密戰三千年》、《女真興衰全史》等書的主力寫作。
蔡傳亮，山東師範大學歷史學學士、浙江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碩士。中國古代史和北方民族史的資深愛好者，注重史籍研讀與考古資料相結合的史學研究。曾擔任《秘密戰三千年》一書的主力寫作。

編輯推薦
傳世經典，權威力作。世界權威蒙古學家符拉基米爾佐夫以科學的方法、充足的論證，客觀看待成吉思汗的一生，糾正西方史學家對於成吉思汗的偏見——殘酷、嗜殺，探討其是非功過，尤其是褒貶不一的“西征”，進行了深層次的分析探討，作出實事求是的評價。
本“詳注版”在綜合近代研究、東方史料的基礎上，補充大量詳細注解、背景閱讀，對原文疏漏的史實進行補充和修正。
全書含20幅地圖及上百幅精美插畫，收藏與閱讀共美。

《成吉思汗傳》是世界權威蒙古學家符拉基米爾佐夫的一部力作。它不是單純的學術專著，並非只有搞相關專業研究的才能看懂，但同時也不是很平白的庸俗讀物，作者的寫作角度既專業又大眾，易為普通讀者接受。
伯里斯•雅科夫列維奇•符拉基米爾佐夫（1884-1931）是前蘇聯科學院院士、東方學家、蒙古學家，一生著述約70種。他的蒙古學造詣很深。相關作品除《成吉思汗傳》以外，還著有《西藏和蒙古的佛教》（1919）、《喀爾喀卓克圖台吉碑銘考》（1926-1927）、《蒙古的社會制度》（1934）、《蒙古文學與哈爾哈方言比較法》、《蒙古書面語與喀爾喀方言比較語法》（1929）、《“五卷書”中的蒙古故事集》（1921）、《蒙古——衛拉特英雄史詩》（1923）等。
為了研究蒙古學，符拉基米爾佐夫在1908-1926年間四赴北蒙古、西蒙古考察語言、文化和歷史，搜集了大量資料。而《成吉思汗傳》寫于蘇聯十月革命以後的四五年間，通過大量史實，生動翔實地勾勒出“一代天驕”戎馬一生的印跡。符拉基米爾佐夫將成吉思汗勇武的個性、敏捷的才智與宏博的思想都融於其所處的時代和環境，展現出一個接近真實的偉大人物豐滿的歷史形象。
成吉思汗是一個備受爭議的人物。無論是中外的史學家，還是政治家，乃至普通人，對他的評價或褒或貶，莫衷一是。但總體看來，對其正面評價占主要部分。
丘處機（1148-1227，字通密，道號長春子，全真道掌教教主）曾在1220年向成吉思汗奏陳情表，道：“伏聞皇帝天賜勇智，今古絕倫，道協威靈，華夷率服。”並表示：“是故便欲投山竄海，不忍相違；且當冒雪沖霜，圖其一見。”
南宋趙珙在其著述《蒙韃備錄》中寫道：“今成吉思皇帝者，……其人英勇果決，有度量，能容眾，敬天地，重信義。”
《元史》修訂者之一明代的宋濂對成吉思汗也讚賞有加：“帝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故能滅國四十，遂平西夏。”
明開國皇帝朱元璋對成吉思汗也有好感：“（成吉思汗與忽必烈）以仁德著稱，……混一天下，九夷八蠻、海外番國歸於一統，百年之間，其恩德孰不思慕，號令孰不畏懼，是時四方無虞，民康物阜。”（《明太祖實錄》）
而民國史學家屠寄在肯定了成吉思汗的功績後話鋒一轉：“獨惜軍鋒所至，屠劌生民如鹿豕，何其暴也。”（《蒙兀兒史記》）
孫中山對成吉思汗後代建立的元朝評價頗高：“亞洲早期最強大的民族之中元蒙古人居首位。”“元朝時期幾乎整個歐洲被元朝所佔領，遠比中國最強盛的時期更強大了”。
蒙古帝國伊兒汗國史學家志費尼說：“倘若那善於運籌帷幄、料敵如神的亞歷山大活在成吉思汗時代，他會在使計用策方面當成吉思汗的學生，而且，在攻略城池的種種妙策中，他會發現，最好莫如盲目地跟成吉思汗走。”（《世界征服者史》）
民國官修正史《新元史》柯劭忞對成吉思汗的評價是：“太祖龍興朔漠，踐夏戡金，蕩平西域，師行萬里，猶出入戶闥之內，三代而後未嘗有也。”
民國史學家張振佩稱成吉思汗：“繼往聖之絕學，奠百世之和平。”並說：“成吉思汗之功業擴大人類之世界觀——促進中西文化之交流——創造民族新文化。”（《成吉思汗評傳》）
1939年6月，成吉思汗靈柩西遷途中到達延安時舉行祭祀儀式，中共中央將成吉思汗正式尊稱為“世界巨人”、“世界英傑”。
《馬克思印度史編年稿》中也談及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戎馬倥傯，征戰終生，統一了蒙古，為中國統一而戰，祖孫三代鏖戰六七十年，其後征服民族多至720部。”
英國學者萊穆說：“成吉思汗是比歐洲歷史舞臺上所有的優秀人物更大規模的征服者。他不是通常尺度能夠衡量的人物。他所統率的軍隊的足跡不能以裡數來計量，實際上只能以經緯度來衡量。”（《全人類帝王成吉思汗》）
印度前總理尼赫魯在《怎樣對待世界歷史》一書中說：“蒙古人在戰場上取得如此偉大的勝利，這並不靠兵馬之眾多，而靠的是嚴謹的紀律、制度和可行的組織。也可以說，那些輝煌的成就來自于成吉思汗的指揮藝術。”
凡此種種，不一而足。至於怎樣評價成吉思汗才算公正，想必讀過此書後，每位讀者自會做出評判。
為使讀者更淺近地閱讀，本書增加了一些原著所沒有的注釋及背景閱讀，現做以簡單說明：
一、書中一些地名人名，除慣見者外，大多據《元朝秘史》譯寫。而文中所引述的《元朝秘史》中的相關章節，則使用了余元盦先生在《成吉思汗傳》（上海巨輪出版社，1949）中的譯文。
二、書中的專門名詞儘量淺近通俗，同時為原著中所採用資料注明了出處。其中一些注釋也參考了余元盦先生的譯作。
三、原著所引證中國資料部分，一些與中國史漢籍不符，或所引證史料並非出自原典處，附上中國史漢籍漢文原文，而民族文字部分翻譯（如《元朝秘史》蒙文部分）亦錄於注解。

譯者序
前言
序論
十二世紀的蒙古民族
成吉思汗的童年時代
初露崢嶸與美滿婚姻
成吉思汗的勃興
統一蒙古及與王罕的鬥爭
與乃蠻部的較量，劄木合的終局
全蒙古民族的皇帝成吉思汗
清除“珊蠻”闊闊出
討伐唐兀惕和乞塔惕
成吉思汗相會耶律楚材
從征伐金國到入侵西域
征討西域的發端
三大戰役與會見長春真人
一代天驕的隕落
成吉思汗的未竟事業
成吉思汗的日常生活

十二世紀，在中國和東突厥斯坦北部，包括現在的蒙古和西伯利亞南方地帶這一廣大疆域上，居住著許多遊牧部落。這些部落大部分是蒙古民族（Mongols），但當時他們都不用這個稱謂，“蒙古”這一稱呼後來才為他們所採用。
其實，蒙古民族的許多特質，尤其在語言學方面，可以證明其與突厥民族和滿洲民族［通古斯（Tunguz）民族群］有密切關係。
那時，蒙古民族祖先的生活，分成“氏族”（Omuk），再由氏族細分為“小氏族”（Yasun，或稱“家系”）。幾個氏族還可以合併成一個“部落”（Ulus ，或稱“小邦”）。
諸如這樣的合併形式還有很多。之所以這樣合併，有種種原因。有時候是因為他們當中產生了卓越的統帥，也有時候因為某一氏族由於各種原因而獲得超群的權力和影響，於是就把眾多氏族或部落結合在一起，完成政治上的統一。
此外，因為氏族間關係密切，便逐步形成部落聯盟。這種情形並不必採取一定的政治形式。這種聯盟，只是氏族間基於血統意識或同一方言，以及共同的傳統與制度而結締。由此，一個氏族通過這種形式便能感覺到自己是大部族裡的一部分。“氏族”對於“部落”（Ulus）或者“部落聯盟”的關係，與各個“成員”、“家族”或“家系”對於“氏族”的關係相同。
蒙古民族的“氏族”和“部落”，分為兩個主要集群：草原遊牧民、森林狩獵民。這兩個集群操著同樣的蒙古方言，不同的只是生活方式和文化水準。但這些部落人群心目中卻沒有感覺到他們是有共同起源的。也就是說，他們不承認自身是一個整體民族，也沒有共同的種族名稱。個別氏族（尤其是遊牧民族）裡為首的通常是一個貴族的家系，依據其身份，他們的領導者有不同的稱號，包括：“把阿禿兒”（Bagatur，英雄、勇士）、“薛禪”（Sechen，賢者）、勒格”（Bilge，智慧者）、太子（T‘ai-tsi）、“那顏”（Noyan，統治貴族、官長）等。“部落”或其他“邦”（Ulus）的領導者，則冠以“汗”（Khan，kan，王）或“合罕”（Kagan，皇帝）的尊號。由於與具有高度文化的漢族帝國為鄰，一些遊牧部族的汗時常從漢人那裡接受“王”的封號。總之，遊牧的蒙古民族，因為與更文明的民族為鄰，或者在十二世紀時佔據著從前被後者所居住過的地域而受到不少影響，所以他們之間往往使用外族稱號。除漢人使用的“王”和“太子”等稱號外，唐兀惕語 （西藏語）“幹布”或“劄合幹布”（Gambo或Djagambo），和突厥語的“的斤”（Tegin）、“必勒格”（Bilge）等稱號也在他們中間通用。
由於自身是古老的貴族苗裔，有些氏族易分支成新的“氏族”和“家系”。為了獲得獨立，這些氏族的“把阿禿兒”和“那顏”開始收攬能夠使他們在廣袤的草原上佔領獨立牧地的從臣和家將。蒙古遊牧貴族和“把阿禿兒”、“那顏”等豪門氏族的目的有三：一是尋求便利的牧地（蒙古語為Nutuk，突厥語為Yurt），二是眾多的屬臣和從臣，三是奴隸。這些奴隸可以為他們看管牲口，也可以在貴族帳幕裡充作僕役。其實，在“森林民”（Oi-inirgen）中，貴族的地位無足輕重，他們往往扮演著不起眼的角色。森林氏族常常擁立“珊蠻”（Shaman）做其首領，因為他們認為“珊蠻”能夠和精靈“對話”，所以“珊蠻”便是氏族和部落領袖，其稱號為“別乞”（Beki）。有時草原貴族社會裡的成員也使用此稱號。
貴族下面的平民蒙古語叫“阿剌惕”（Arat，古代突厥語為Harachu），平民之下就是奴隸，或稱“孛斡勒”（Bogul）。
——節選自“十二世紀的蒙古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