獄中生活簡記‧南冠紀事（簡體書）

該書內容分兩部分，一部分為張東蓀的《獄中生活簡記》，一部分為鄧之誠的《南冠紀事》，兩人都曾是燕京大學的教授，1941年12月8日，日本對美不宣而戰，日本憲兵隊包圍並強佔了燕京大學，張東蓀、鄧之誠等其他幾位燕京大學教授被捕。《獄中生活簡記》是張東蓀對當時獄中生活的記述，張東蓀愛護青年，為祖國不惜以死抗日的愛國主義行為符合其文化信念所貫穿道德精神。鄧之誠是一個溫和的學者，面對日軍的殘暴，並未屈服，出獄之後，記述在獄中所遭受的非人待遇為《南冠紀事》，並公諸於世，揭露日寇的殘暴嘴臉。全書內容平實，記述客觀，間以詩文酬唱，頗具文人氣息。處處可見士者風骨，是珍貴的歷史記憶。

鄧之誠（1887—1960）

字文如，號明齋，近代國學大師，尤以中國通史名世。原北京大學、燕京大學教授。祖籍江寧，曾就讀於成都外國語學校、雲南師範學堂，畢業後任《滇報》編輯。自1917年入教育部國史編纂處，歷時十六七年，“壯年經始，晚幸觀成”，終於以一己之力著成《中華二千年史》，在各家著述中著稱宏富。另有《骨董瑣記全編》《清詩紀事》等行世。鄧之誠先生早年在報社撰寫政論，積極參與孫中山領導的護國運動；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與陸志韋、洪煨蓮等遭日軍逮捕，獲釋後仍回燕大執教。 1952年併入北京大學，並為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歷史考古專員。鄧之誠先生治學謹嚴；及門弟子有黃現瑤、譚其驤、週一良、朱士嘉、勞幹、王鍾翰等。

獄中生活簡記
南冠紀事
附錄一 閉關吟
附錄二 鄧之誠日記

我心中常蓄著三種不同的念頭。第一種是自然而然的，就是希望能被釋放。第二種是覺得在此既不能生又不能死，受苦固然難受，受辱尤其難堪，完全鬱成一股怒氣。這股怒氣隨時想發作，和這班野獸們拼一拼。但仍總是抑壓下來。這樣的心境更是難過。可以說這是忍。我在貧乏的記憶中尚記得蘇格拉地的話，似乎是說： “你已經忍了百次，這一次豈可不忍。”（仿 佛是柏拉圖《對話集》中蘇格拉地引荷馬詩） 第三種思想，我自己相信只有我自己會有的，就是我的身體素來十分衰弱：有胃病，有神經衰弱病，我想短期既不能釋放，必定關在那裡受磨折，身體必定是受不住，終會生病。生了病未必有醫藥。與其吃足了苦，最後還是一死，倒不如早死，既免受苦受辱，又表示一點反抗的精神。何以說他人未必作此想呢？因為他們的身體都比我好。身體好的人當然以暫時忍耐為上。至於我何以動了此念，則因為我們一入牢房的翌日便看見一件觸目驚心的事。那個同房間的老者不知為甚麼，因為不通日本話的緣故，沒有照著看守憲兵的話來做，那個憲兵大怒，打了他一頓，還不許他睡覺，勒令在屋角站立了半夜。我雖懂一些日本話，再三想替他解釋一下，而終於不敢開口。因此就想到倘使易地而處，這樣磨折下去還不如早些死了。
當我最悲觀的時候，忽然又有一個奇蹟。門前常有人來掃地。有一天那個掃地的人急急忙忙慌慌張張向內拋了一個紙團，並輕輕地說了一句話，是“給趙院長的”。我便拾了起來與趙紫宸，二人同看。其中文句現在雖記不清，然大約是：“你們的官司決不要緊，決不要害怕，不久或即可出去。”這樣便頓給我們以勇氣。但只是不知是何人給的。這個人如此關心我們的事，真是可感極了。我悶不過，不能不等到第二天那個掃地的人來時設法問一問他。後來果然有一個機會，我問是誰給的。他說，十五號的杜先生。原來我們的房子是十六號，十五號即在前面。我們知道在十五號內有一個燕京的學生，卻不知道尚有何人。
我們正在那里納悶，那個掃地的人卻又拋進來一個大東西。我連忙去拿過來一看，乃是一大塊蛋糕。我們二人便分而食之。本想再分一點給那個老者，卻因為一分便太少，有一點捨不得。人類當其溫和儒雅的時候必是衣食較足。到了這樣苦境，使我自然而然想起霍布士（Hobbos）所說的homo homini lupus，到了這樣的境地，人的獸性似自然會發出了。原來我們的飲食實在太壞。尤其可怕的是那個臭魚。其腥無比，聞之作嘔。然而因為除了臭魚，沒有別的菜。趙紫宸首先忍不住了，亦只好吃了半條。後來我亦沒有辦法，硬了頭皮去吃。居然亦就吃下去了。可見人類的“適應性”真是不小。一個聞著腥氣就嘔吐的人居然亦會吃腥氣的東西。這樣的適應的變化連我自己亦莫名其妙。
大小便用的馬桶是在牆隅。每天下午四時必須拿出去，倒一次。最初這個倒馬桶的工夫沒有叫我們去做。因為有那個老者，還有新進來的少年人。後來人有更動。我們便不能不輪到。趙紫宸對於此事甚不感興趣。我倒覺得雖是侮辱卻亦有補償。就是每次出來總可見到許多同難的燕京同人。人真是一個社會的動物。到了患難的時候，自然會生出一種特別的感情：即對於同難的人見一面，說一句話，都會感到安慰。
尤其在分散了以後，再見面的要求在心上格外地迫切。每次我出去，而紫宸若不出去，我必定將所見詳細告訴他。就在我們出去倒馬桶的時候，見著了十五號那位杜先生。原來是一個大鬍子的人。鬍子雖長，年紀並不大。見面彼此微笑，因為不許說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