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的文化起源（簡體書）

本書總結了自1939年以來歷史學家對法國大革命起源的看法，重點從啟蒙思想與革命的關係、公眾輿論的影響、革命書冊的出版與傳播、宗教變革、王權衰落等方面探討了法國大革命的文化起源，並對既有的結論一一進行質疑與分析，提出了究竟是文化引發了大革命，還是大革命催生了與之有關的文化這一命題，為革命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

羅傑•夏蒂埃（1945— ）

法國年鑒學派第四代的重要人物，主要研究領域為圖書史、出版史與閱讀史，同時在歷史編纂學與歷史認知論方面頗有建樹。著有《書籍的秩序：14至18世紀的書寫文化與社會》、《通信：19世紀信件之用》、《法國舊制度下的閱讀與閱讀者》等。

法國大革命真的有文化起源嗎？是啟蒙主義、革命書籍、出版和印刷的發展等等催化了革命氛圍，進而引發了大革命嗎？法國年鑑學派代表人物、歷史認知論與歷史編纂學專家羅傑?夏蒂埃，對托克維爾、泰納等人的既有觀點一一進行質疑與分析，對法國大革命的文化起源提出顛覆性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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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重要著作言簡意賅且一針見血地對既有共識提出質疑：托克維爾、泰納、莫爾奈等人認為，啟蒙文學家及其作品對法國大革命的發生具有毋庸置疑的決定性影響，鑑於今天我們對大革命資料的掌握和社會學認知都與當年不可同日而語，這樣的結論是否仍然適用？由此產生了一個悖論：究竟是文化引發了革命，還是革命催生了文化？然而無論你同意本書的結論與否，都無損這部作品的邏輯之嚴密、論證之有力。

——法國《洞見》雜誌

 

閱讀史與歷史認知論專家羅傑?夏蒂埃的這本著作，為二百餘年來尚無定論的法國大革命的起源提供了全新的、原創性的視野。夏蒂埃顛覆性地提出大革命促成了啟蒙運動的假設，描述了公眾輿論與新的政治文化的形成，分析了當時法國社會拋棄基督教信仰、褻瀆王權的現象，並思考了書籍在革命醞釀過程中的影響。作者在我們對歷史事件的感知中引入了懷疑與探尋，成功地釐清了大革命得以成功的部分必要條件，而非建立起簡單的因果關係。

——艾爾維·瑪祖萊爾

引言
第1章啟蒙與革命；革命與啟蒙
第2章公共領域和公眾輿論
第3章印刷的方式
第4章書籍製造了革命？
第5章非基督教化與世俗化
第6章去神聖化的國王
第7章一種新的政治文化
第8章革命有文化起源嗎？
結語
注釋
拓展閱讀指南
索引

印刷：枷鎖與解放
截至18世紀末，圖書行業的管理者所建立的旨在阻撓這個市場全面發展的一些障礙已經變得讓人難以忍受。在博馬舍《費加羅的婚禮》最後一幕中，費加羅著名的獨白就是證據之一。出版行業在博馬舍為其喜劇人物構想的職業中佔據相當重要的位置，費加羅前後當過阿爾馬維瓦公爵的貼身男僕和阿居亞-弗萊斯卡城堡的看門人。在虛構的西班牙人身份的掩護下，他抨擊了整個朝廷的審查制度和對出版業的監控。他小時候被吉普賽人綁架，在他們當中度過了童年（這個細節為第3幕中的相認埋下了伏筆，馬斯琳娜原來是他的母親，巴托洛原來是他的父親） 。從少年時代開始算起，他先後從事過五種職業，其中三種與寫作有關。他起先是名外科醫生，但沒有獨立行醫的希望，只能成為一名獸醫。庇護製度讓他感到幻滅，因為它並沒達到他的期望（“我學過化學、醫學和外科知識，但是一位偉大的主公的全部影響力也沒能讓我當上獸醫”）後來他決定為劇場寫劇本，但是審查官們為了取悅穆罕穆德的王子們，禁止演出他的劇本，一出“諷刺貧民窟的生活”的喜劇。“我的戲劇被連根拔起。”他哭訴道。他的劇本與《費加羅的婚禮》這部劇本的命運一樣。該劇寫於1775年，先後遞交給六位審查官，在宮廷的演出遭禁，但最終於1783年9月在阿爾圖瓦伯爵的一個私人晚會上演出，1784年4月在巴黎王朝王室戲劇團演出了該劇，四年前他們就接受了該劇。
一場關於財富性質的公共爭論開始了，既然一個人在爭論時不需要什麼，甚至可以一無所有，那我就寫金錢和利益。這裡他諷刺的是當時的政治經濟狀況，因為重商主義者、重農主義者和自由派人士總是矛盾重重，費加羅因此成了一個針砭時弊的宣傳手冊作者，但是威脅作家命運的不是審查官：“我很快發現自己上了一輛馬車，它前面就是監獄的吊橋，希望和自由全在車後。”劇本在這裡用到了一個紮根於18世紀讀者集體意識中的形象，那就是巴士底獄——遭人唾棄的專制制度的象徵。當時譴責王室監獄的可怕的書籍最暢銷。
1782至1784年間，正當博馬舍的戲劇演出之際，一個名叫莫夫蘭的禁書銷售商在特魯瓦一處就賣出了30本蘭蓋的《巴士底回憶錄》（Mémoire sur la Bastille ，1783），21本米拉波的《論逮捕密札與國家監獄》（Des lettres de cachet et des prisons d'état，1778），18本杜佩萊的《巴士底城堡歷史考和軼聞錄》（Remarques historiques et anecdotiques sur le chateau de la Bastille，1774），21本米拉波的《國家監獄記聞》（Mémoire sur les maisons de force）。這些宣傳手冊和其他類似的書籍宣傳了對國王獨斷專橫的憎恨。“專制暴君只在位4天”，正如費加羅所說，就把責任推到大臣們身上，就想方設法阻撓個人的合法權力和一定的言論自由。這些作品鍛造了一系列強有力的形象，讓皇家監獄成為酷烈的專制權力、野蠻的壓迫和殘暴的酷刑令人憎惡的巢穴。
文學表現並非毫無事實依據，1750年到1779年間，因為“出版罪行”被關進巴士底獄的人數達到最多。1659年至1789年期間，因為這樣的官司糾紛被關押的941位書商、印刷商、熟練工人、小商販和作家中，有383位被關押在這個國家監獄（佔總人數的40%，每十年有一百多個這樣的犯人）。而在這三十年間，作家（宣傳冊作者，小說家，報紙專欄作家）佔了總人數（383位中的141位）的1/3。這些犯人通常被關押的時間不長，但是作家比出版商關押的時間要長一些（1750年後平均超過六個月，出版商平均不超過一百天）。18世紀後半期，因為寫作、出版或出售禁書而被關押的所有人數仍佔這座堡壘中的犯人總數的40%。只有18世紀80年代是個例外。當時不論是監獄的總人數還是因為圖書而被關押的犯人總數都下降了。數據顯示，負責圖書業管理者表現出的寬容大度並沒有多大程度上消除嚴苛的刑罰。實際上，正是馬爾澤爾布擔任出版局局長期間，正如我們所見，他是一位極其同情啟蒙哲人的局長，因為出版而鋃鐺入獄的人數開始增長。
費加羅出獄以後，試圖第三次靠自己的寫作才能為生：“我再一次削尖了我的鵝毛筆，詢問人們有什麼新聞。”他選擇了新聞這個行業，創辦了一份期刊，因為“馬德里已經建立了由公眾出資的自由貿易和自由出版社，因此，假如我不寫與政府有關的書，宗教、政治、倫理道德、當權者、公共機構、歌劇院或其他國家劇院，或者任何做什麼事的什麼人，我就定會有自由，在二三名審查官的監控之下出版任何我想要的東西。”但是他的《無用報》還是難產了，因為違反已經頒發的特權證：“我意識到四個拿津貼的打手聯手對付我，我被打倒在地，再一次失業了。”
費加羅的文學生涯又一次受到重創，他再次遭到恩主的背叛（“當有一個空缺人們想起我時，絕望幾乎扼住了我的喉嚨，不幸的是我非常適合這個職位。他們需要一個會計，卻找了一個舞蹈家”），他不得不放棄了誠實理想的抱負，轉向賭博這種不那麼體面的行當：“唯一的出路就是成為一個賊，賭窟裡的經紀人。當時，我親愛的，我風光極了，我外出用餐，那些令人尊敬的人們客氣地為我打開大門，而且只收我3/4的費用。”現在我們回到獨白的開場主題上，費加羅把自己比作伯爵，他譴責的不是等級和“財產”的不公，這些他認為是使王權制不至於淪落為獨裁所必需的，他抨擊的是嘲笑那種特權產生的倫理上的責任行為。他曾經試圖自殺，最後是再一次放棄了自己的職業，回到他的第一份職業（“我撿起剃刀和匕首”）。從《塞維勒的理髮師》和《費加羅的婚禮》中，我們都知道下面發生了什麼事。
因此，費加羅在獨白中主要抨擊的對像是對於出版行業的各項規定，中央政權操縱的社查制度，扼殺創造熱情的特權證和專屬權，以及嚴厲的規章制度。至於新聞業的自由：“我多想把這些暴君攢在手心裡，這些人只在位四天就準備大開懲戒！當他們下台，沒那麼趾高氣揚，我會讓他知道那些出版方面的所謂的事務只有在自由流通受阻的國家才是危險的；沒有批評和權力，表揚和讚許都是沒有任何價值的，只有小人才害怕這些無聊的書籍。”呼籲出版自由意味著要求廢除阻礙言論自由的體系，這種體系絕不能表達政府的力量，反而是暴露其弱點。但是，要想廢除這些維持對圖書貿易管理的機構，也是在要求文學活動和作家的獨立。博馬舍為了保護戲劇家的利益，不受法蘭西劇院演員們的影響，建立了戲劇立法局。博馬舍是一位熱誠的捍衛作家權力的鬥士，他在利用費加羅為文學職業和出版自由的合法性搖旗吶喊，他認為沒有後者的合法性就沒有前者的合法性。
所以出版行業飽受束縛，必須要從限制它的枷鎖中解放出來。如果這樣的解放變得可以想像，那是因為啟蒙進步有賴於驅散所有錯誤，推翻所有壓迫的藝術。在大革命高潮時期，孔多塞追隨他人的步伐（我認為是普羅斯佩?馬爾尚出版的《印刷的起源和首輪進步史》「Histoire de l'origine et des premiers progrès de l'imprimerie」，海牙「Hague」1740年版），讚揚了印刷不可戰勝的力量：
難道不是出版業把人們從所有政治和宗教枷鎖中解救出來嗎？任何專制主義枉然地想侵入所有的學校；專制主義枉然地想要其嚴酷的體制永久地固定下來，以規定和裁定用哪些錯誤去污染人類精神，哪些真理是下令予以保存的；專制主義枉然地嚴命那些從事於對人民的道德教育或對青年在哲學或科學方面的教育的講席，除了有利於這種雙重暴政的學說而外，其他一律都不得傳播；但印刷術卻仍然能夠散發出一道獨立而純潔的光明，每個人都可能在沉默和孤寂之中從書上接受到那種教育，他們是不可能被普遍地腐蝕的；只要還有一角自由的土地，出版業在那裡就可以發行它的印張，這就夠了。
真是這一寸自由的土壤孕育了讓舊制度崩塌的書籍嗎？書籍真的會引發革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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