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法學（簡體書）

初版教材在編寫過程中認真總結了改革開放以來法學教材編寫中的正反經驗，充分吸取了國家教育部高等學校法學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專家對法學教材論證的意見，立足中國高等法學教育的現狀，建立了適合中國國情的全新的教材體例。在內容選擇上，注意吸收國內外法學教育、科研的新成果，面向21世紀的法學教育，注重知識性、理論性和實踐性的統一，對中國法學教育的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已經成為了高等政法院校師生的主力教材，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和法律界、法律界的高度評價。

陳光中，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博士生導師，原中國政法大學校長。兼任中國法學會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名譽會長，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法學學部召集人之一，司法文明協同創新中心學術委員會主席。代表作有《陳光中法學文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修改建議稿與論證》（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證據法專家擬制稿（條文、釋義與論證）》（主編）、《中國司法制度的基礎理論問題研究》（主編）等。

徐靜村，西南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精品課程刑事訴訟法學負責人，曾任西南政法大學副校長。曾兼任教育部高等學校法學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全國法律碩士專業學位教育指導委員會委員，訴訟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代表作有《徐靜村法學文集》、《律師學》、《走向法治的思考》、《21世紀中國刑事程序改革研究》、《中國刑事訴訟法（第二修正案）學者擬制稿及立法理由》、《減刑、假釋制度改革研究》。

《刑事訴訟法學（第五版）》：
早提出在立法上廢除法定證據制度并建立自由心證制度的是法國的資產階級代表杜波爾。1791年1月，法國制憲會議通過杜波爾提出的法案，發布訓令，明確宣布：法官必須以自己的自由心證作為裁判的根據。1808年《法國刑事訴訟法》第342條對自由心證進行了詳細規定：“法律對于陪審員通過何種方式而認定事實并不計較；法律亦不為陪審員規定任何規則，使他們據以判斷證據；法律僅要求陪審員深思細察，并本諸良心，誠實推求已經提出的對被告不利和有利的證據在他們的理智上產生了何種印象。法律未曾對陪審員說，'經若干名證人證明的事實即為真實的事實'；法律亦未說，'未經某種記錄、某種證件、若干證人、若干憑證證明的事實，即不得視為已有充分證明'；法律僅對陪審員提出這個問題：'你們已經形成內心的確信否？'此即陪審員職責之所在。”這是關于自由心證的經典表述。現行《法國刑事訴訟法》第353條仍有類似規定，只是表述更為簡潔。
英美法系國家同樣要求法官、陪審員應當根據從全部法庭審理中所獲得的內心信念來確定案件事實，對刑事案件的認定要達到“排除合理懷疑”。這一證明標準的適用范圍包括被告人是否有罪的問題以及構成犯罪的每一要素。關于“合理懷疑”，引用得為廣泛的定義是《加利福尼亞州刑法典》中的表述：“它不僅僅是一個可能的懷疑，而是指該案的狀態，在經過對所有證據總的比較和考慮之后，陪審員的心理處于這種狀況，他們不能說他們感到對指控罪行的真實性得出的裁決已達到內心確信的程度（第1096a條）。”盡管英美國家同樣實行內心確信的證據制度，但對于證據的來源、形式和可采性等有一系列規則，以便引導陪審員正確地判斷證據，作出裁決。
自由心證制度使審判人員在辦案時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性自由地判斷證據，不受法律規定條條框框的束縛，有可能從案件實際情況出發運用證據認定事實真相。這與法定證據相比是歷史的進步。但是，資產階級學者認為，確信就是法官主觀上相信自己判決正確，法官對案件事實的認定沒有而且也不可能達到真實，只能滿足大限度的蓋然性。這種理論否認了認識案件客觀真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必然導致為司法上的錯判提供理論根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