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最後一課：關於新自由主義，理論和政治（簡體書）

福柯在其晚年關于新自由主義講課，給左派人士留下了諸多疑問和不解，以至于有人不愿多講，甚至回避。事情過了幾十年，年輕的法國學者拉加斯納里公開站出來為福柯打抱不平，試圖恢復福柯本來的激進左派真面目，這是本書的由來。

但本書不止步于此，其深層的意旨則是要對新自由主義重新進行審視、剖解。通過重讀福柯這一課的微言大義，作者指出，福柯的用意在于提供方法，在于將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工具，以此來換一種思路，質疑政治哲學和社會理論，質疑權力、法律、國家、解放等傳統概念。

如何由此出發去建構一種并非反動的政治，去重新發明一種左派的激進自由主義傳統，去重新表述批判理論的話語，去設計一種解放實踐？我們需要傾聽的正是“福柯的最后一課”。

喬弗魯瓦·德·拉加斯納里（Geoffroy de Lagasnerie，1981— ），法國哲學家和社會學家。他主要從事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認識論和批判理論研究，尤其關注皮埃爾·布迪厄和米歇爾·福柯的作品。

潘培慶，1980年代初畢業于上海復旦大學外語系，從事現代西方哲學研究。后赴瑞士留學，獲文學博士學位。對中西哲學、中西政治文化戰略的比較研究有興趣。著有《解構中國政治文化戰略》，譯作有《福柯思想辭典》、《詞語》、《論自愿為奴》等。

總　序 | 重拾拜德雅之學
譯者序 | 福柯論新自由主義的話語是“右派”言論嗎？
福柯的最后一課：關于新自由主義，理論和政治
前　言
導　言
一次越界
作為右派意識形態的新自由主義
新自由主義的創造
批判的條件
1. 新自由主義，一個烏托邦
2. 市場無處不在
3. 對市場的“科學”論證
4. 多元性
5. 社會，共同體，統一體
6. 拆解社會
7. 自由主義倫理和保守主義倫理
8. 內在性、異質性和眾多性
9. 懷疑論和獨特性的政治
10. 不被治理
11. 政治，法律，主權
12. 成問題的公民抗命
13. 不讓政府自由放任
14. 經濟人，心理學和規訓社會
談話錄 | 福柯為新自由主義著迷，這是回應他自己的提問

在當代思想中，新自由主義這個問題占據的位置越來越重要。一本又一本書，一個又一個論壇，無不在重復這樣一個觀點，即當今最關鍵的事情在于揭露新自由主義邏輯的泛濫，以至越來越多的人接受了此觀點。事實上，人們翻來覆去地說，新自由主義會改變我們世界的運行。當然，它也會重新定義經濟規則。但更為嚴重的是它會顛覆社會的傳統組織。整個社會秩序可能會由于這一難以抵御的劇變而發生動搖，還會波及社會秩序賴以生存的所有機構，如國家、學校、家庭、法律等。一種設想連接政治、法律和經濟，連接個人和集體之間相互關系的聞所未聞的方法正在具體化。人文科學應該立刻關注這些現象，以便理解它們的影響，估計它們所包含的危險，并提出能夠抵制它們的工具。
或許人們會認為，如此關注同一主題，一定會有異常豐富和創造性的成果。然而很遺憾，我們看到的是思想生活的單一化和限制。在知識界的幾乎所有領域，實際上傳播著一些相互重疊的分析，它們運用的是同樣的認識，同樣的解讀框架。換言之，新自由主義的問題，其作用在今天好像已成為消除理論和政治分歧的因素。它并未引起眾多的矛盾解釋，它在很多人那里激發起相似的感受，而人們本來預料這些人會表達彼此相去甚遠，甚至是對立的觀點。在此問題上，現在可以看到，可思與可說領域正在縮小，總之， 看到一種想象力的總體性危機。
無數的文章以譴責新自由主義為目的，人們在這些文章的根本點上幾乎可以系統地看到同一論據，都以悲嘆形式出現：今天，凡是隸屬于“共同體”邏輯的都會由于個體性及本位主義（particularisme）邏輯而衰落。新自由主義會使利己主義、自我中心占據支配地位，它會首先重視個人利益，重視“我”的利益，損害“我們”、“社會”，以及“共同機構”的利益。因此，道德、宗教、政治、法律等，都會喪失它們的約束力和整合力，互惠互利、贈予、援助的關系日趨衰落，并逐漸被商業關系所取代。從今往后，個人不再認同任何高尚的原則，也不遵從任何超越的價值（規范或者公認的價值、相互間的關系），而這些恰恰是“建立”或者“重建社會”所必需的。由此會導致 “社會聯系”（從團體中退出［désaffiliation］）、相互關心和團結互助的危機，同時會引發眾多的少數人運動；個人在這些運動內部要求個人權利（可以把這稱為民主），可這些運動卻表明他們實際上拒絕服從象征性的秩序，拒絕服從法律。
當然，關于這些話語，它們的疏忽和局限，以及鼓動其說話者的沖動，這其中都大有文章可做，但尤其使我感興趣的是這樣一點：這些話語如何透露了左派思想的變化，特別是批判理論空間內部占主導地位的情緒。這些陳述實際上證明了某種范式，或者某種提問模式具有越來越強的控制力：它們都基于這樣一種認識，即被建構為否定的東西即是混亂（anomie）、反調節（dérégulation）、無序等；而被指定為相關陪襯物的東西，那就是我們的社會被“瓦解”，公共領域被“摧毀”，社會 “淡化” 和 “原子化”（atomisation）。反過來， 這一框架也指定了肯定的必要性，那就是恢復“共同生活”，有雄心再賦予集體機構以意義，并重建“社會聯系”等。
必須認識到如下這一點：這些陳述沒有提供任何描述。它們無論如何都不是對新自由主義現象，或者不是對當今社會變遷所作的嚴肅分析。它們構成了一種解釋體系，一種理解模式，此模式強迫人們接受某種看世界的方法（因而也可能有其他看法，也可以設想其他的表述）。這種意識形態結構取得支配權，這揭示了左派，尤其是極左派由于新自由主義的出現而變得何等驚訝、困惑和不知所措。面對這一新范式的出現，左派好像沒有準備。說得更明白些，由于必須在政治上與此治理術進行斗爭，結果卻導致智力的癱瘓，甚至導致某種反智主義：揭露新自由主義成為首要任務，但這種揭露之所以可以進行的原因卻微不足道，這使得根本不可能就批判理論自身的論證進行任何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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