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揭秘（簡體書）

六、孫中山為何急於就職
以黃興為代表的一批革命黨人不願意看到革命成果被袁世凱這樣的非革命黨人奪去，都認為只有孫中山才具有出任國家元首的威望。黃興一邊謙虛推辭，一邊不斷催促孫中山盡快回國。直到工2月25日，浙江都督湯壽潛等各省代表還在上海給黃興寫信，述及各省代表會議決黃興暫攝大元帥職，並派顧忠琛等人迎接來寧。可見“領袖缺位”的窘迫勢態。
孫中山在回國途中，思想也有過起伏。這一方面是因為對國內形勢不能及時、完全的了解，另一方面則來自西方列強的態度。孫中山本以為會得到列強在政治、經濟方面的支持，在近乎一無所獲之時，曾一度低迷，對於出任國家元首持消極態度。
歷經磨難的孫中山在困難中依然保持超常的韌性，以博大的胸懷和高瞻的眼光對國內形勢進行了客觀準確的分析。回到國內時，他已信心十足地認為“革命精神”才是當時形勢最為重要的財富。孫中山對於新政府的成立已在回國途中基本醞釀成熟。搶先組成共和政府，起碼可以在政體表決前占得先機，甚至將“生米煮成熟飯”，使共和政府成為現實定論。
在各省代表會議選舉臨時大總統的同時，南北雙方仍就“國民會議”問題在上海進行著和談。29日，南北停戰議和會議舉行第三次會議，決議召開國民會議，以決定君主民主之國體問題。30日，舉行第四次會議，決定國民會議組織、名額及召集辦法。
12月30日各省代表會議決：“清內閣代表唐紹儀要求開國民會議一節，應由本會致電伍廷芳代表，請其答復唐代表：本月初十日（12月29日）十七省代表在寧開會，選舉臨時大總統，已足見國民多數贊成共和，毋庸再開國民會議。”但據次日的南北會議跡象，伍廷芳似乎並沒有接到此通知。
12月31日，舉行第五次會議，會議決定：“一、山西、陜西兩政府派員會同前往申明和約；二、張勛屢次違約，且縱兵燒殺奸掠，大悖人道，唐代表允電達袁內閣查辦；三、皖、鄂、山、陜各處，清軍五日之內退出原駐防地方百裡以外，只留巡警保衛地方，民軍亦不得追襲，須由兩方軍隊簽字遵守；四、伍代表提議國民會議在上海開會，日期定十一月二十日（工月5日），唐代表允電達袁內閣，請其從速電復；五、上海通商銀日前收存南京解來銀約一百萬元，現在兩代表擬定將此撥出銀二十萬元，交與華洋義賑會，為各處災區義賑之需。”
孫中山搶在“國民會議”召開前成立臨時政府，對正在上海進行的南北和談形成衝擊。“國民會議”表面上是清廷和袁世凱用以解決國體問題擬召開的全國各省代表會議，南北雙方達成共識尚需時日，孫中山卻擔心和談會延緩對清廷的革命推翻。
孫中山當選臨時大總統雖然不是全體公民直接投票選舉產生的，但是由以南方為主的工7省代表，根據一定的法律性文件，經過規範程序，以每省一票方式投票產生的革命陣營領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自由公正地投票選舉國家最高領導人。孫中山作為新成立的中華民國首任政府首腦，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共和政體的國家元首，具有劃時代的非凡政治意義。孫中山當選首任臨時大總統，奠定了中華民國成立的第一塊基石，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成立邁出了極為重要的一步。
就法理而言，“國民會議”的權威性肯定強於“各省代表會議”。南方搶先成立“臨時政府”的目的就在於與清廷分庭抗禮，而孫中山急於就任“臨時大總統”，目的也在於逼迫袁世凱將其視為平等的談判對手，以便革命黨在推翻清廷後更好地參與政治權力的再分配。
正是因為這個“搶”字，才是孫中山就職典禮簡單倉促的原因所在。這使袁世凱認識到革命黨已非昔日可比，民國已建，名正言順，自己真的使用武力征伐，未必能獲全勝；即使是取勝，北洋軍也會實力大損。正是由於孫中山的倉促就任臨時大總統，從而加速了清帝退位的步伐。換句話說，如果孫中山不果斷就職，封建王朝結束以及民主共和的創立可能還要再等不少時間，並且其間不排除有意外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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