務實經濟學：美國政府和創業型經濟重塑（簡體書）

這本書極具可讀性，是一部飽含情懷的宣言書。

——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

這本書提出的務實經濟學，向我們呈現出一整套具體、實用的政策體系，是美國經濟發展的根源所在，跨越的歷史階段從美國建國伊始、經過了20世紀60年代直至今天。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力挺政府所發揮的有形大手的作用，而務實經濟學正是這雙大手的完美化身。這雙有形大手能夠開闢出廣闊的經濟空間，對市場的活躍繁榮十分必要。總之，這本書值得一讀，強烈推薦。

——《選目》（CHOICE，美國圖書館協會出版物）

這是一部觀點富有衝擊力、內容充滿思辨性的著作，而且全書傳遞了大量的重要資訊。

——《馬克思和哲學書評》（Marx and Philosophy Review of Books）

您會很輕鬆地讀懂這本書，同時，還可以從中獲取到豐富多彩的資訊和知識。如果想要掌握美國經濟的歷史脈絡，探究美國經濟得以持續增長的緣由和路徑，那麼，本書肯定是您的zui佳選擇。

——《曼哈頓書評》（Manhattan Book Review）

無論你正在經營什麼樣的組織，從公共組織到私人組織、從營利組織到非營利組織，都能從這本書中收穫彌足珍貴的經驗和啟發。

——《戰略與商業》（Strategy+Business）

科恩和德隆的思辯風格為經濟政策討論增添了一道與眾不同的聲音。本書可以給您啟發，同時也有可能令您憤怒。這就是大膽思考者的一次大膽嘗試。

——勞倫斯·H.薩摩斯 （Lawrence H. Summers）

哈佛大學查理斯·W·艾略特校級教授

在一個動態的經濟體中，私人企業和公共領袖是合作夥伴，而不是競爭對手。這是當今兩位zui優秀的經濟思考者在這本書中提出的觀點。這本書恰逢其時又非常重要，書中為大家所描繪的歷史將給予未來很多有價值的經驗和教訓。

——麥克爾·利德 （Michael Lind）

《希望之地：美國的經濟歷史》 （Land of Promise：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一書的作者

本書既沒有提供什麼重要的新事實，也沒有提出全新的經濟學理論；既沒有對任何新資料集進行分析，也沒有使用前沿的統計工具。如果我們不小心做到了以上幾點中的任意一點，那麼我們在某種程度上是失敗的。而如果本書讓您覺得難以理解或枯燥乏味，那麼我們就一定是失敗的。本書所描述的都是廣為人知的內容，或者至少在過去是眾所周知的。近年來，我們發現很多在過去被熟知的事情已被漸漸遺忘，所以，本書努力做出一些改變，嘗試通過簡單的語言和具體的描述，使人們回想起美國經濟是如何在政府制定廣泛經濟政策和創業者尋找商業機會的相互作用下實現一次又一次的重塑和振興。

因此，本書關注政府和創業，但又不會贅述一些既有的和老生常談的理論，我們將這類理論當作公理，例如，繁榮發展創業型經濟需要一個以廣泛自由、保障和激勵為主要特徵的創業環境。我們認為，對政府和創業之間的其他相互作用及相互影響的討論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在本書中，我們對這方面的內容也進行了闡述。

美國政府一次又一次地開啟一個個嶄新的經濟空間，竭盡所能地幫助和鼓勵創業者快速進入新空間，並且不斷創新和拓展該空間，進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實現了經濟的重塑。歷史上，美國政府這樣做了很多次，而且每一次都以實用主義為基礎。對經濟空間的選擇看上去似乎平淡無奇，所使用的方法——即便有強大的利益驅使——也不是一些精明的經濟學家或著名委員會提出的好點子；但是，不論是從純粹的理論角度還是假借理論的名義，它都從未被空洞理念所左右。此外，在美國悠久的經濟歷史階段，除了當前這次是以抽象理論而不是實用主義為基礎外，其他每一次都取得了非常積極的效果。

從全球鳥瞰，在三個世紀以前，世界各地的文明程度與繁榮程度大致相匹配。但如今，北大西洋國家（包括一些“名義上”的北大西洋國家，如日本和澳大利亞）的財富水準至少是文明水準的5 倍以上。而且，這種明顯失衡的偏差狀況絕大多數是由於經濟政策導致的。思想家們普遍認為，“二戰”後西歐的復興、1978 年後中國的崛起以及1913 年後阿根廷經濟的相對衰退，都主要受經濟政策的好壞所驅使。

基於全球的情況，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政策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在成功的經濟體中，經濟政策關注那些能夠幫助人們從根本上有效提高生產力的事物，而不是關注那些當權部門狂人道聼塗説的聲音或者那些蹩腳文人的學術教條。這就是我們從經濟史中吸取的教訓。正確地制定經濟政策——並且讓政治經濟正確發展，最終在整個國家形成正確的經濟政策，已

經並正在對創造經濟繁榮發揮著重要作用。不過，僅僅通過全球範圍的鳥瞰，無法向我們提供足夠的細節來充分理解到底該怎樣做才能“制定正確的經濟政策”、“什麼是這背後的確切含義”。

正因如此，我們必須聚焦。

所以，本書將聚焦美國，美國的經濟政策毫無疑問是過去幾個世紀中最為成功的，這對我們而言也是非常幸運的一件事。當聚焦美國時，我們並沒有看到一種單一設計的經濟政策，而是發現一個隨著經濟環境和政策變化而進行連續性重新設計的過程。這些經濟環境和政策變化為成功的中期增長轉型提供了絕佳的機遇。

從亞力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開始的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重新設計體系，到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Lincoln）和共和統治，再到泰迪·羅斯福（Teddy Roosevelt）、佛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和德懷特·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美國政府總是獨領風騷，不斷開啟新的經濟空間。這些做法深謀遠慮、非常務實，而不是泛泛而談。時至今日，它們也一直行之有效。

我們已經忘了美國的歷史，而本書力圖喚醒我們重溫美國歷史。

前言

引言

關於創業型經濟重塑的一些歷史

最近一次的經濟重塑

未來

第一章亞歷山大 · 漢密爾頓的美國構想

是共和黨的美德還是商業繁榮 /

漢密爾頓體系 /

從漢密爾頓體系到大規模生產 /

第二章 反覆運算的重塑：從林肯到羅斯福

自由公司 /

自由土地 /

希歐多爾·羅斯福和進步主義運動 /

佛蘭克林·羅斯福新政 /

第三章艾森豪的“大時代”

郊區化 /

種族 /

無盡的前沿 /

開啟數位化時代 /

第四章 東亞模式

追趕未來與創造未來 /

經濟舞臺上的悲喜劇 /

日本 /

中國 /

中美貿易平衡 /

發展模式的局限性：不平衡 /

第五章 金融膨脹

美國的金融增長 /

促進高級金融發展的推動力 /

金融業與產業發展失衡 /

解除管制是如何實現的 /

金融業的解除管制是如何發生的 /

這是如何發生的：關於金融危機和經濟大蕭條的

記憶衰退 /

結語/

注釋/

中美貿易平衡

在美國，並不平衡的中美貿易平衡問題，是一個政治敏感話題，美國的政治家和新聞記者認為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被中國人為地壓低，他們要求中國對匯率政策做出實質性的調整。2011 年，美國對中國的出口額為1290 億美元，從中國的進口額為4110 億美元，相當於存在2820 億美元的淨貿易逆差，這個數值比21 世紀頭十年的巔峰水準要低得多。在2011 年美國經濟低迷時期，中美貿易平衡的價值等同於為美國提供了300多萬的工作崗位。

但是，應用於兩國貿易核算的傳統會計演算法會產生很大的誤導性。美國是中國最大的國際出口市場，而地理面積很小的香港地區是第二大市場。更重要的是，只要是從中國生產出來然後到了美國的所有產品都算作是中國的出口，但是，這樣的演算法卻沒有考慮到，中國出口產品的附加價值可能攀升到最後總價值的一半。用著名的蘋果手機進行分析再合適不過了。一部蘋果手機在工廠的出廠價格是169.41 美元，這裡面只有6.54美元的中國附加值，但是，這部手機到美國的蘋果店之後，當出售給顧客和AT&T 時，價格就賣到了599 美元。中國正在穩步地、成功地增加著中國出口產品的附加值。

從附加值角度看，美國對中國的出口也發生著戲劇性的變化。以一個典型的美國出口產品——波音777 飛機為例。波音777 飛機有1/3 的外國附加值，日本是這個產品的主要生產夥伴。更早時期的波音727 飛機，有大約2% 的外國附加值。美國也在一步一個腳印地改變著國內出口產品的附加值。

OECD 和WTO 正在打算挑起重擔，通過附加值來追蹤國際貿易的發展路線。依據它們初步的核算，按照傳統慣例計算出的中國和美國雙邊貿易額中，僅僅只有一半左右是由中美附加值組成的。從附加值的角度看，中美雙邊貿易逆差有1410 億美元，而不是傳統演算法得出的2820 億美元。可能用這樣的方式減少了數位顯得過於巧妙，但無論在經濟上還是政治上，貿易逆差依然很多。

“掠奪性”投資

過去，技術轉讓一直是中國對外國公司政策的關注焦點，現在依然如此。在過去10 年裡，超過一半甚至達到2/3 的中國出口都是來自被中國稱之為“外資企業”的公司。中國企業之所以能夠在工業複雜性程度上不斷攀升至高點，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得益於外國公司。來看看最新的也是迄今為止最為宏偉的成果：如高鐵、太陽能控制板和網路設備等。日本將其高速成長建立在不讓外國公司進入的堅定信心上。而中國則邀請外國公司進入，而且越來越開放和熱忱，同時為了實現自身發展的目的，日益高效地利用好外國公司的價值。中國現在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不需要依靠外國資金了，本國的儲蓄就已經可以滿足資金需求。中國迫切需要的，更多的是外國的技術和專業知識。最近，所有打算進入中國開展生產或銷售或產銷一體活動的外國公司，必須將中國公司作為合作夥伴。中國的夥伴企業可能會提供很多有價值的東西，例如：中國官方的許可權和許可證，有助於打入中國市場的必要關係，銀行的投資或者其他一些事情，但這些合作夥伴也會確保一件事，那就是中外合作所獲得的技術和專業知識，要快速地流向中國、為中國所用。

技術轉移可以讓工業複雜化水準快速攀升，速度之快超乎局外人的想像。西門子建造了從上海機場到上海市內商業區的高鐵，這個運營距離極短的高鐵項目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西門子承諾這個項目會是世界上最大的高鐵項目。不過，把世界上主要的高鐵製造商引進來是中國將技術拿到手的方法，如今，中國用自己的高鐵及其驚人的速度證明了，中國已經成功掌握了這項技術。中國現在是高鐵的最大生產者（同時也是購買者）。那些在中國運營且擁有獨特技術的公司，會認為中國對其技術的尊敬，是一種模仿和竊取嗎？當年，美國人法蘭西斯·卡伯特·洛厄爾（Francis Cabot Lowell）到達英國後，近乎瘋狂地把英國紡織機械設備用素描畫了出來。當他回到美國時，他還帶來了約翰·穆迪（John Moody）等英國工程師，他們將在美國的新公司裡獲得股權薪金，更重要的是，他們會憑藉以往的使用記憶和經驗，將洛厄爾的素描畫變成他們曾經用過的機器。1789 年前的法蘭西王國亦是如此。以中國瓷器為例，當時的法國為了獲得製作中國上好瓷器的技術，無視法國傳教士將中國瓷器私運回國，並且不認為這是技術的偷竊。因此，在對待技術的問題上，大家都一樣，總是如此，不曾改變。

中國的投資支出占到了GDP 的50%，這是其他國家無法保持甚至是難以企及的高度。中國的地方政府在實施和引導投資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國的地方政府，與美國或歐洲的地方政府（甚至是國家政府）都不一樣。當然，它們也會提供一些基礎服務：道路、供水和排水系統、交通、公安、消防和學校等。但是，中國的地方政府特別是省市政府，在促進和掌控產業投資和生產時扮演著十分關鍵的角色。他們或許是中國經濟發展活動中重要的、可能是最重要的參與者，而不僅僅是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和提供城市服務。不過，他們的努力卻是最不協調的。為了促進經濟增長和就業，地方政府會支持或安排銀行投資。當企業的貸款無法償還或者無法順利償還時（例如以銷售和就業為理由），當地政府會幫助企業延期償還。這些貸款甚至還可以被更為寬鬆的展期，比如，企業新的一筆貸款，可以用於償付當前應付的利息。投資幾乎變得沒有什麼成本了。當地政府能夠以極為不合理的、低於市場價值的價格拿到處於日益發展的城市的近郊土地，然後，以非常優惠的條件轉手給選中的開發商和公司。通過土地的價格和房地產銷售價格之間差值的分配，不僅地方政府有了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那些選中的開發商和公司也獲得了可觀的財富。這種經濟增長使得這種機制得以繼續運轉下去。

相應地，地方政府也有業績要求——當地經濟發展水準的增長和就業率提升。在中國有很多強有力的地方政府，它們在經濟增長的競賽中你追我趕、互不相讓。地方政府的重要官員們也存在競爭關係：他們的晉升取決於正式和非正式的業績考核，而在考核標準中排在最前面的就是經濟增長和就業率的增長。

當城市發展需要在一年當中容納遠遠超過1000 萬的新都市人口，當GDP 以每年10% 的速度增長時，過度投資帶來的威脅看上去還比較遙遠。那麼，讓我們思考一下下面這段文字反映的問題，這段文字節選自一篇文章，據說這篇文章已經獲得了政府的認同：

自2003 年以來，中國政府至少已經發佈了三個政策檔，檔通知要糾正鋁產業產能過剩的問題，而問題的緣由就在於地方政府的工作只是為了實現政府自身的利益。10年時間過去了，情況依然沒有什麼改善，而且，至少在接下來幾年甚至更長時間裡，情況會變得更糟糕。

通過這段文字可以看出，在這10 年時間裡，中國的中央政府想要關閉效率最差、污染最大的鋼鐵企業，但地方政府卻對此進行了長達10 年的抵制，而且抵制得“很出色、很成功”。這些鋼鐵企業消耗了當地大量的煤礦。中國的煤炭採礦業排名世界第一，雇用了大約600 萬的煤礦工人，而作為第二大煤炭採礦國的美國，只雇用了8萬左右的煤礦工人。所以，中國的這些鋼鐵廠依然被保留了下來。這正應了中國的一句諺語：“山高皇帝遠”。而當中國的鋁產業生產量不斷增加，直至攀升到世界總產量的50% 時，價格出現了崩潰，外國生產商做出的回應是，一方面強烈抗議、紛紛喊冤，另一方面則努力削減產量。

再來看集裝箱航運。集裝箱船的運營，需要少量的勞動力，但需要佔用大量的資本。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新型集裝箱船，能夠裝載18000個20尺櫃的集裝箱。在20世紀90年代，一個大型的集裝箱船隻能夠裝載5000 個集裝箱。2008 年金融危機以前的集裝箱船訂單目前正在交付，這個產業正經歷著產能過剩帶來的痛苦。不過，儘管全球的集裝箱船產能過剩，中海集裝箱運輸股份有限公司卻拿到了5 艘大船的訂單。航運公司並不是真正的大老闆，造船廠才是。這樣看來，融資並不是一個問題。那些真正需要面對資本成本問題的其他公司就得做出調整了。

還有光伏產業。正如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安吉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和矽谷的風險投資家們一直向我們強調的，太陽能光伏是未來的明星產業。從2004 年開始的五年時間裡，全球太陽能電池板的產量增長了50%，中國的產量增長了400%，但90% 以上的產品都出口了。2008 ～ 2012年，中國的太陽能電池板產量以1000% 的速度增長，大部分也都用於出口，所以，太陽能電池和模組的價格直線下降了75%。中國企業佔據了全球光伏市場的65% 以上，在全球市場橫掃美國和歐洲的生產商。美國生產商集體向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U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投訴，於是，委員會適時地徵收了2.4%～4.7% 的反補貼稅來抵消補貼，隨後，這個比率又增加了。兩天后，歐盟宣佈將對此展開調查，但是，那些高度依賴中國市場的歐洲企業，如來自汽車產業和奢侈品產業的企業，當然還有空客公司，給歐盟施加了壓力，讓其避免在貿易問題上與中國政府敵對。隨後，歐盟放棄了光伏產業的案子。

與此類似的情況還發生過，那就是歐盟對華為和中興等通信設備商的調查。在德國政府的堅持下，歐盟最終也放棄了這個案子。生產光伏電池和模組以及生產LED 燈，都不是一個勞動密集型的過程，而是一個技術和資本密集型過程，這為中國帶來了一種就業崗位。但是，將它們安裝在屋頂上，就成了一個輕技術、輕資本、完全不用與外國競爭的工作，但卻是勞動密集型的過程，而這則為美國提供了另一種就業崗位。

發展模式的局限性：不平衡

中國現在就像20 年前日本的灰暗時期，已經到達了增長模式的瓶頸期嗎？很多人持肯定的回答。

在GDP結構日益偏斜的過程中，許多宏觀經濟學家看到了不停閃爍的預警信號，一些人認為那是定時炸彈：消費實在是太低，投資實在是太高，投融資實在是太廉價。這就造成了以下結果：大而無當的積累，非生產性的投資，產能過剩，被掩蓋的不良貸款和無法以過去水準增長的出口。即便是中國政府的最新領導層也已經多次發聲，指出中國的發展之路是“不平衡的、不可持續的”。

2008 年，一場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對中國出口帶來了巨大衝擊，僅在2008 年至2009 年間，中國的貿易順差下降了1/3，價值超過1000 億美元。對此，中國政府進行了積極應對，在2008 年採取了有力的經濟刺激，用7000 億美元（占GDP 的13%）的大部分進行了投資。這個做法使得中國的GDP 繼續增長，在2010 年達到了10.4%、在2011 年達到了9.3%，這樣高的GDP 增長態勢，與當時世界上處於疲軟頹勢的其他國家形成鮮明對比。從中國的內部債務情況看，2008 年中國的內債總額是GDP 的150%，2014 年年底這個數字則升高到了250%。

這個債務水準依然比美國和日本要低得多，即便是一貫以節儉過日子著稱的德國，債務水準都在GDP 的200% 左右。而且，這些債務並非通過國外借款來融資。尤其是這種債務水準不會以如此速率增長太久，甚至是在美元充足的中國亦是如此。總債務的快速增長，尤其當總債務增長還伴隨著金融創新時，通常是不良貸款和壞賬以更快速度增長的必然標誌。眾所周知，近年來中國的金融體系創新膨脹力度很大。高杠杆下的投資盛況，終將導致悲慘的結局。類似的情況以前發生過，例如20 世紀90 年代的日本、1929 年和2008 年的美國、2008 年的西班牙。這樣的對比可能顯得有些幸災樂禍。

到底需要做些什麼？對此，大量的分析師和時事評論者們在一個抽象的層面給出了他們的回答：控制超額信貸增長，避免因裙帶關係或政治影響而寬鬆貸款，增加消費，擴大社會安全網，消除黨內和體制內的腐敗，果斷地朝“更多市場、更小政府”的方向前進。令我們感到吃驚的是，這些觀點也成為中國高層領導者的新口頭禪。總之，一些提法非常具體：更多的服務，更安全的網路，更少的污染，更少的重工業，減緩的基礎設施建設和擴建。這些非常容易理解，也非常務實。

2013 年年底，中國共產黨最高層領導集體在一次會議上，制定了這些大膽的改革目標，列出了具有深遠意義的改革議程。這是經過深思熟慮、理性分析的結果，背後也有著重要的政治推力。然而，我們認為，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將會在大規模和長時間成功實施這些重要改革。

與其他許多面臨著宏觀不平衡和日益嚴重的債務危機的國家相比，中國有一個優勢：那就是中國的強大領導集體，已經充分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同時也已經充分認識到，大膽明智的第一步改革行動之後，可能帶來的二階、三階等連鎖效應和後果。政治家們堅定地相信自己，想要實現快速的增長，就要進行快速的甚至是更快速的投資，而如火箭般飛速上漲的投資則又由越來越多的投機性負債提供動力，當銀根突然收緊，整個國家財務體系就會有崩盤的風險。想要醫好這樣的癥結，可比治病還難。資本市場的自由化，是最有效力的解決方案，同時也是最冒險的辦法，因為資本市場通常是頑固任性的。當一個又一個國家向資本流動打開閘門時，通常看到的不是資本使用效率的可喜提升，更有可能體驗到的是不穩定且過度的資本活動。即便如此，中國的資本市場仍然獲得了更多的自由、更大的活動範圍和更強的影響力。如果投資突然減少，就會導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軌道的脫節，將會出現非常不穩定的態勢，並引發許多不穩定的因素，包括經濟、社會和政治上多種不穩定因素。這種結果正是中國政府領導集體手中的清單上列出的最為重要的二階連鎖效應。

進一步而言，所有的體制都會形成一部分投資浪費，尤其是在經濟繁榮時期。中國已經經歷了三十多年的超級繁榮時期。因此，傳統的中醫要比激進的外科手術更有可能解決問題。

我們認為，中國的戶口問題是容易解決的，可以通過戶籍登記制度的改革用較少的投入取得想要的結果。它將影響到1.4億名居住在城市的流動人口，這些人因為沒有當地城市的戶口而缺少居住許可，因此得不到社會保障和社會服務，甚至工作很長時間也只能拿到很低的工資。戶籍制度改革可以使中國朝向一個更加公正和公平的社會邁出一大步，同時，還可以有效地調整中國的消費，甚至還有可能降低中國過熱的儲蓄率。但是，這項改革會引發工資成本巨大上升。城鎮化的中國，已經不再是一個能夠提供廉價勞動力的中國了：中國的工資增長比墨西哥快了10 倍，中國的人民幣兌墨西哥的比索的升值超過50%。中國現在的工資水準要比墨西哥的高。如此大的工資升幅對中國出口競爭力有什麼影響呢？據說，勞動力的規範化應當與匯率和資本市場的自由化結合起來，這樣會擴大影響和風險，也可以使一切都運轉起來，情況是這樣的嗎？

監管規範化意味著地方政府在投融資方面要進行重大的變革。目前，地方政府承擔了大量的社會服務支出，包括健康和教育服務，並且，地方政府有40% 的收入是來源於過熱的房地產行業的土地交易。強烈且直接的宏觀預警信號一目了然，就像一股雷射光束，但是，出於對前文所說二階效應的考慮，地方政府對房地產行業的熱情進行了緩和，就像遮蓋住了那股雷射光束。看來，鐳射聚焦法用在整容術上會獲得更多的信任，而用於政治經濟學領域可能就難以讓人信服了。“謹慎”將會是一個指導性的原則，而“漸進”則是謹慎所派生的第一個關鍵點。

當然，中國政府改革面臨的問題，不是來自反對勢力的抗議，而是來自兩股力量的抵制，一是內部的既得利益集團，二是因前期投資主導下的經濟繁榮而形成的商業利益群體。中國的收入分配不平衡的嚴重程度接近極致。中國有1%的頂層家庭佔有全國1/3的社會財富，而底層1/3 的家庭只佔有1%的社會財富。而且，為黨的幹部、政府的高官和企業的領導開脫，並不那麼容易。中國社會是由強大的家庭紐帶所庇護的，一些高級官員的家庭確實變得很富有。中國已經形成了強大的、頑固的利益群體，他們阻礙了被提議的改革措施的前進道路。

新的高層領導人看上去正在努力掌握控制的核心。經濟自由化，可能很好地暗示出政治的反自由主義。朝向“更多市場、更小政府”的前進步伐，也許很好地意味著將會有一個更加強大的、中央集權制的政府，至少短期內是這樣。但是，一個中央集權程度更高的政府，非常有可能去努力保持原來的方式。

市場將會在經濟中扮演一個更具主導性的角色。普遍的產能過剩問題將會被減輕，杠杆效應亦是如此。更多的中國人將會享受到就業規範化、社會保障和公共教育的服務。但是，什麼時候、以何種方式、用多少投入才能實現這一切，都還是未知數，就像飛機著陸時，是會有一小點顛簸，還是會有大一點的碰撞，又或者會有更強烈的、不可預知的事情發生？很難回答。我們的問題是，真的如中國政府所言，在經過了25 年接近10% 的持續增長之後，中國將迎來速度為7% 的巡航增長時代，還是有可能更慢，大約6%，甚至5% ？或者是明顯更慢的速率，可能每年增長4% ？但是，我們在這裡想要引用裡卡多·豪斯曼（Ricardo Hausmann）曾經說的一句話：“從增長8% 下落到增長4%，在這兩點之間的這段道路上，需要跨越一個-2% 的坎兒。”

論宏觀調控如何進行，無論這個過程如何重要且充滿不確定性，但是，有一件事情很確定：中國政府為了促進國家在未來產業發展上取得成功，在各個方面所做的努力將不會白費。中國將不會把自己變成一場毫無方向的、漫無目的的自由市場的狂歡派對。政府將會繼續它的戰略舉措，努力來提升和重塑中國的經濟，這也意味著將會重塑美國的經濟。那麼，美國又將會如何採取行動來應對東亞這些國家政府的努力呢？

1.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以及《金融時報》《選目》《曼哈頓書評》《戰略與商業》多家國際知名期刊推薦閱讀；

2.有關大政府還是小政府、政府與經濟發展關係的非常精彩、充滿新意的著作。

3.漢密爾頓、傑弗遜、羅斯福、艾森豪時代等美國歷屆政府，如何一次又一次成功重塑自己的經濟？《務實經濟學》系統梳理了美國經濟的歷史脈絡，探究美國經濟得以持續增長的緣由。

4.本書向我們呈現出一整套具體、實用的政策體系，是美國經濟發展的根源所在，將給予未來很多有價值的經驗和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