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迫症的歷史：德國人的猶太恐懼症與大屠殺（簡體書）

自中世紀以來，在歐洲的文化中，尤其在德國的文化中，就充斥著反猶太人的現象，它在基督教、仇外性、生物人種學等多方面有其深刻的歷史淵源，直至納粹大屠殺的發生。本書再現了各種要素聚合發酵而成的一場滅絕性的種族殺戮，並從幾個不可或缺的層面形成了納粹大屠殺的歷史敍事，也正緣於此，它成為敍述德國反猶史及其極端形態的經典之作。對猶太人滅絕性的種族殺戮，來自普通人類和普通德國人的黑暗本性；來自文明對這一本性約束的崩潰；來自同樣出於受害者本性的恐懼和自保，以及歷史中長期形成的猶太人緩和、逃避、順從等集體無意識……來自德國集權主義制度的黑暗傳統；來自納粹極權主義員警國家的恐怖控制和運作；來自充斥工具理性的科層體制高效而無道德考量的共謀，以及國防軍的納粹化支持；來自歐洲各類國家不同程度的反猶太人行為，以及世界各地的漠不關心和無所作為……來自德國逃離自由、回避道德、對死亡和尚武的癡迷、猶太人恐懼症等文化的黑暗傳統；來自納粹的生物學―種族的意識形態，以及它有效的宣傳和洗腦……來自德國經濟政治社會一段迷失方向、瀕臨崩潰、焦慮絕望、道德危機的黑暗歷史，猶太人不可逃避地成為災難的替罪羊；來自種族主義革命和攫取權力的需要，這種需要必須製造對手；來自納粹政權成功地利用了人性的弱點……

克勞斯•P.費舍爾
1942年生於德國慕尼克，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聖芭芭拉分校獲得文化與知識史學博士學位，目前任教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聖瑪利亞市阿蘭漢考克學院。

只有真正把握了這場大屠殺的種種緣由，才有可能抵禦人類殘暴事件的再次發生。閱讀一段黑暗的歷史，努力貼近深切的非人感受，是為了堅守光明永不散去。

致　謝
導　言
第一章 猶太恐懼症的興起：強迫症的進化
意識形態的妄想和狂熱的仇恨
幾種對猶太人的仇恨：西方的觀點
中世紀的基督徒和猶太人
移民和強迫集中居住
啟蒙運動和解放運動
民族主義和歐洲種族主義年代的猶太人
第二章 德國人和猶太人，1700—1871
作為一個德國問題的猶太人問題
解放運動時期的德國人和猶太人
猶太人對解放運動的回應
第三章 第二帝國時期的德國人和猶太人
混合的社會體系：第二帝國，1871—1918
大眾的民族化
對種族主義的尊崇和民族偏見
第四章 病態的猶太恐懼症的興起，1918—1933
第一次世界大戰及其後果
猶太恐懼症的聚集
納粹猶太恐懼症的興起
阿道夫• 希特勒的猶太恐懼症
第五章 魏瑪時期的德國人和猶太人
德國基礎的分裂
猶太人靈魂的分裂：一體化、自我認同和自我仇恨
猶太人對猶太恐懼症的反應
魏瑪時期猶太恐懼症的強度如何？
第六章 納粹的種族國家
種族和政治
黨衛隊：極權主義控制和種族滅絕的工具
第七章 在新納粹種族國家的猶太人，1933—1939
野蠻的行為和未協調一致的攻擊，1933—1935
猶太人最初的反應
妄想加速：紐倫堡種族法
對外侵略、綏靖、大屠殺和戰爭，1938—1939
第八章 大屠殺的前奏：從安樂死到種族清洗
龐大的種族淨化開始：安樂死
東線種族清洗的理論和實踐
毀滅的等候室：在強迫集中居住區猶太人的集中化
德國猶太人的末日
第九章 猶太恐懼症仇恨的結果：大屠殺
大規模的殺戮計畫
國家授權的殺戮：大規模的槍決和毒氣殺人
犯罪者：普通的德國人？
通往極端邪惡的會聚之路
第十章 德國人和戰爭與和平中的大屠殺
“我們不知道，也沒有能力做任何事”的傳說
從集體犯罪到集體的心理抑制
受到心理抑制的事物的回歸
新的統一德國的圍牆
精選文獻

幾種對猶太人的仇恨：西方的觀點
 
歷史沒有像記載猶太民族那樣記載其他民族。猶太人被欣羡和嘲諷、恐懼和迫害、鄙視和妖魔化，他們在過去三千多年一直是民眾強迫症的物件。法老在埃及將他們淪為奴隸；亞述人剝奪了他們北部的王國(以色列王國)；巴比倫的尼布甲尼撒毀滅了剩下的王國(猶大王國)，並挾持了一萬多有價值的猶太俘虜“流放巴比倫”；希臘人和波斯人壓迫和鄙視他們；羅馬人在巴勒斯坦剝奪了他們的家園，將他們驅散到世界各地；穆斯林的狂熱分子襲擊他們；基督教的東征軍在執行他們神聖的任務之前，數以千計地殺戮他們；宗教裁判所將他們驅逐出伊比利亞；波蘭人和俄羅斯人以種族滅絕的計畫惡毒地屠殺他們；德國人將這種對他們的漫長仇恨推到了頂峰，在大屠殺中殺戮了600萬人。然而，經受了三千多年的磨難，猶太人依然堅守他們的宗教信仰和種族行為。按照休•特雷弗—羅珀富有啟發性的描述，猶太人是“難以理解的民族”，是歷史中最偉大的不順從公認信念的人；根據每一條社會學的法則，他們應該很久之前就

在歷史中消失了，正如在他們之前的所有種族，被更強大的種族從家園上連根拔除，或者被征服和同化。
這種歷史的命運並沒有發生在猶太人身上，因為他們進化出一種對上帝獨特的一神論信仰。上帝啟示了他們，定下了契約，指定他們是他的選民。他們的神聖經文——《希伯來聖經》(《舊約》)——後來在猶太人痛苦的歷程中，通過一系列書籍得到了詳盡的闡述。這些書籍是猶太教士(拉比)的評論、訓誡、注釋、教誨，它們被稱作《塔木德經》，這一猶太法典《塔木德經》成為了他們獨一無二的宗教和種族認同感的基礎。他們以頑固的韌性，堅守著自己613條戒律和禁令，並將它們在習俗、儀式、宗教假日中制度化，從而在沒有成為統一的政治民族生存的情況下設法保存了他們的歷史存在。他們成為了在其他民族中生存的民族，頑強地堅守著自己神聖的法則和古老的習俗，在那些覺得他們的信仰既奇怪又具有侵犯性的民族手中謀求生存，忍受著可怕的痛苦。對於其他古代世界力量強大的民族來說，比如埃及人、希臘人、波斯人、羅馬人，這些民族也具有強烈的使命感，猶太人把自己當作上帝的選民，使他們感到特別的難堪。因為這似乎暗示，假如只有猶太人被上帝選中，那麼所有的其他民族就因未被上帝選中而低人一等。

絕大多數猶太人都避免提出這樣的暗示。他們堅持認為，他們的宗教是普遍的，並向所有想要皈依的人開放。另外，他們指出，他們被選擇的意識意味著具有一種宗教和道德的義務，去完成上帝希望他們去實現的標準，成為照亮世界其餘地方的道德燈塔。無論是歸因於雙方種族的還是宗教的偏見，除了一些例外和接納，猶太人和他們棲居國主人之間的障礙，成為了他們之間文化關係的不變狀態。猶太人的宗教和文化，明顯地豐富了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文明，猶太人的商業活動甚至給最遙遠的波蘭或俄羅斯的鄉村都帶來了繁榮，但是這些事實並沒有去除這一障礙。差異帶來分離，而能夠感知到的相互排斥的差異趨向於帶來巨大的分離。當歷史處於種族差異意識強烈的時候，來自政治弱勢地位的猶太人的排他反應帶來了無休止的誤會和迫害。我們知道歷史上猶太人在折磨他們的人手中所承受的巨大痛苦。

人們很少去研究，如此的迫害在猶太人的內部發展中產生了什麼影響，即他們有能力還是沒有能力重新發現祖國，並塑造潛在的團結意識，以超越猶太教士的規則和思想所主宰的破碎的、隔離的世界。在猶太人被波斯人和後來的羅馬人強迫生活在他們的巴勒斯坦祖國之外，散居在異國他鄉之後，特別是他們反抗羅馬人(66—70)失敗之後，這一點變得尤為真實。來自希臘語“diaspora”這個詞的意思是“猶太人在祖國之外的散居”。隨著時間的推移，“diaspora”有了另外的含義，指的是一種由“無家可歸者”或外國社會的“局外人”所引發的生活方式，從而帶來失去個人自身的身份和文化的諸多問題。

猶太人成為了沒有國家的民族，成為一個在其他國家棲居的不同社群的鬆散共識。當大多數猶太人，特別是那些後來生活在東歐和西歐的猶太人，追隨著巴比倫(美索不達米亞)的猶太人社會，而非亞歷山大港更有實力的猶太人社會的宗教和政治行為的時候，猶太人的歷史發展獲得了一個宿命的過程。亞歷山大港的路徑後來在摩爾人的西班牙，被追隨了與耶穌同時代的亞歷山大港的斐洛的猶太教現代改革派所實踐。斐洛試圖在文化差異的鴻溝上架起橋樑，顯示希伯來智慧和希臘(柏拉圖)智慧之間有著緊密的關聯。這一行為代表著高貴的努力，不僅揭示了猶太人對世界的信仰，也塑造了能使猶太人和非猶太異教徒生活在一起的文化對話。相反，猶太教士的路徑直到19世紀對於大多數猶太人來說都處於主導地位，它要求延續最嚴格的法利賽猶太教；它的目標由《塔木德經》的猶太教士作者進行了詳細的闡釋，就是要從外部世界隔離並由此成為孤立的猶太人社會，把信仰者緊緊束縛在經文的規則和行為規定的日常行為中。信仰者將在封閉的世界中終結一生，將他們與外部世界的行為限定在純粹的經濟關係中。
接受如此嚴格的宗教和文化的孤立生活，是為了避免適應和同化的外部壓力，這可能使得猶太人社會作為一個特徵鮮明的宗教團體存活下來，但是它也迫使其成員變成某種僵化的文化存在。孤立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意味著獨立，因為猶太人依然生活在更大的、竭盡全力壓制他們的基督教社會當中。這一在社會和政治低人一等的背景下分離的重要結果是心理上的。在一個猶太人永遠是虛弱的異己者的世界中，他們的身份被那些控制他們的人所固定，以致他們成為了產生他們的社會的發明物。他們沒有自治的權力去定義自我，被迫按照統治他們的社會安放在他們身上的消極成見行事。根據反諷的方式，人們可能會說猶太人確實是世界民眾選擇出來的選民，也就是說，猶太人是被不公正地選擇出來接受特殊待遇的，因為他們的敵人相信，他們對被選擇出來的感覺意味著自己高人一等，而非在他們的上帝眼裏宗教上的差異。正如先前所提及的，猶太恐懼症具有漫長的歷史，因為猶太人在他們的王國滅亡之後存活下來，並且在其他民族的社會當中過著流放生活的時候，試圖將他們的宗教和社會傳統永遠保存下來。不可避免的是，在各種各樣的古代國家中，一個異己的少數民族的生存產生了許多敵意，接下來產生了許多猶太恐懼症的進化傳統，每一個民族都為這一傳統增添了自己獨特的貢獻，同時利用了現存的仇恨。人們使用了大量的學術研究工作來定義這一特殊仇恨的性質及其各個方面：這種特殊仇恨的起源；根據一個社會對它的先入之見，它所具有的潛在的和顯著的功能；在特定的時空，它所具有的強度。一個用於描述對猶太人仇恨的術語“反閃米特主義”(anti-Semitism)，因為其含糊性而受到了嚴格的審視。這個術語實際上直到1879年才被杜撰出來。威廉•馬爾是一個二流的德國記者，是反猶太聯盟的創始人，他採用這個術語作為政治口號，打算在無黨派運動的後面聯合盡可能多的德國人，與據稱是有組織的猶太人施加在德國社會身上的致命影響作鬥爭。

儘管“反閃米特主義”在今天是標準的學術術語(也叫“反猶太主義”)，但是，由於它來自壓迫者偽造的杜撰，因此依然在幾個方面是非常含糊的，它使得我們要謹慎小心地使用它。這些壓迫者用首碼“anti”(反)坦率地宣稱與“semite”(閃米特人)對抗。“semite”是同樣含糊的術語，因為它可以指稱阿拉伯人、阿拉姆人、巴比倫人、亞述人、埃塞俄比亞人以及猶太人。由於習慣於種族主義的信仰，相信這種意識形態的威廉•馬爾和他的同時代人，混淆了語言學的術語和種族的術語——他們喜歡把“雅利安人”和“閃米特人”進行比較，並且犯了對種族主義者來說十分平常的主要謬誤，即相信生物遺傳可以解釋和決定文化的差異。他們的手法是把他們的仇恨掩蓋為建立在科學考量基礎上的理性對抗。

任何對大屠殺的討論都應該意識到語言的陷阱，並且不要讓討論被大屠殺犯罪者的術語所控制。無論何時討論大屠殺，我們都將採用“猶太恐懼症”“對猶太人的仇恨”“反猶太主義”或者“反猶太人的偏見”這些術語，而不是“反閃米特主義”。換句話說，依靠選擇客觀的或者更為描述性的標籤，並把它們貼在仇恨散佈者身上，責任的過失就可能轉移到它真正的歸屬地，這樣就會消除對大屠殺破壞性潛能的疑慮。意識到這樣一個事實也是重要的：我們正在涉及一個不斷進化的歷史的仇恨。在顯示共同特徵的時候，這種仇恨也以不同的歷史措辭表達了自我，同時依賴存在於各種時間點的猶太人與其敵對者的特殊關係。例如，把馬爾的具有種族主義色彩的術語投射回遙遠的過去，把它作為解釋工具去描述基督徒對猶太人的敵意，是完全不合適的。總之，猶太恐懼症具有漫長的歷史，它的含義需要超越社會學的或心理學的認識，因為這種認識只告訴我們仇恨猶太人的人的感受或行為；它的含義也需要歷史學的理解，因為它向我們顯示這種仇恨的起源和它隨著時間如何發生進化，即不斷變化，並使自身適應新的環境，同時也保留其本質的仇恨特性。

根據社會學的措辭，猶太人代表著一個獨特的週邊群體，其標誌是在他們居住的每一個社會嚴格遵守獨特的宗教和習俗行為。根據普遍人性的措辭，對任何週邊群體的敵意都是以偏見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偏見這個詞最初來自拉丁文praeiudicium，猶如在確立一個先例的法律文本當中，它意味著一個建立在一系列過去被視為正確或具有束縛力的決定基礎之上的判斷。先例的法律含義，事實上一直在“偏見”一詞的語言學運用中發揮作用，因為它意味著一個建立在不充分和扭曲的證據基礎上的預先判決，而證據建立在某些先例基礎之上，先例隨著時間的過去被不加批判地接受下來。社會心理學家已經揭示了，作出預先判斷的人傾向於過度概括，以成見去思考，不加批判地接受他們部落的(種族優越感的)信仰。根據戈登•奧爾波特的觀點，假如預先判斷在新的知識面前不可逆轉，它就成為了偏見。眾所周知，習俗的習慣和信仰不會輕易發生變化，尤其當它們被以某種“鮮明個性的符號和信仰，以及適合自身需要的標準和‘敵人’”制度化時。一個社會越是隔離，它越沒有可能去改變其基本的思想範疇，除非面對巨大的壓力、自我的利益，或者例外的思想開放。

社會心理學家發現，偏見在功能上與個性的發展和認知的表達相關聯；他們還認定了“偏見的人格”“集權主義的人格”，或者“極其簡單的思想”，並且對認知語言的範疇進行了圖繪。依靠這些範疇，具有偏見的人架構了他們的意識，並以此解釋世界。儘管人們發現具有偏見的人和沒有偏見的、寬容的人思維方式不同，儘管偏見是一個人和一個以群體（以種族）為中心的現象，儘管它由於不可逆轉必須與只是不正確的概括相區別；但是不容改變的事實是，我們沒有正確的辦法去阻止有偏見的判斷，因為我們依然被政治、文化、種族、語言分割為數以千計的不同的和敵對的群體，因為我們並不擁有價值中立和毋庸置疑的方法去評判我們對其他群體作出概括的真實價值。我們所有的人註定從我們自己的參照點出發作出價值評判的言論，但是同時假如我們是誠實的話，跨群體的敵意已經告訴我們如何去認知：我們對其他群體作出的一些判斷，要麼是現實的，即與經驗的現實一致；要麼是帶有建立在謊言、成見、自私的信念或個人仇恨基礎之上的偏見。假如這些判斷屬於後者，它們可能會進一步分解為大眾成見的、恐懼外國人的、空想的判斷，根據其強度可以從社會角度對它們進行測定。人們將發現，在妄想的思想體系中，在仇恨組織架構的比例當中，反猶太人的仇恨表現得最為強烈。這一體系頑固地抵制變化，並證實自己強迫症狀嚴重，在某個時間點力度巨大。

在從歷史的角度描繪猶太恐懼症的軌跡當中，我們能夠確認幾個顯著的階段：（1）對猶太人相對溫和仇恨的古代。（2）隨著基督教的來臨和擴張，積聚能量的時代。基督教譴責猶太人是基督的謀害者，是贖罪的破壞者。在某些時刻，其突出標誌是十字軍東征或宗教裁判所的暴力大爆發，並伴隨著個人和群體各種各樣的妄想性想法。（3）短暫的退潮時代，它發生在宗教戰爭期間（1540—1648），以及寬容和啟蒙運動的時代（1650—1815）。（4）以潛在毀滅的方式出現的新的猶太恐懼症高潮時代，它是在19世紀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的衝擊下形成的。（5）最終大潮的時代，它由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納粹運動發起，在大屠殺中達到高潮。從歷史哲學的角度來看，一個人可以認為猶太恐懼症的進化是一種線性模式，也就是說，發展來源於一個起點，並且向終點前行；從大眾的討厭、偏見和仇恨，到滅絕的憤怒。同時，一個人也可能認為是一種迴圈模式，猶太恐懼症從一個時代到另一個時代，從一個社會到另一個社會，以各種形式和強度水準重複著自身，展示出並非特別必然的從溫和的偏見到殘忍的種族滅絕的進程。正如納粹運動所明確證明的，兩種哲學的觀點並非必然相互排斥，因為被加固成為仇恨運動的偏見能夠穿過社會和文化，依靠滋養過往的仇恨和加劇其潛在的致命潛能而得到發展。同時，歷史事件的偶然性就是這樣：幾乎沒有什麼運動展示了可以在遺傳學角度加以預言的其演變的內在必然性。構造起來的敍事預言了歷史事件，而這一歷史事件是通過回述過去得到解釋的，它同時還把不相關聯和只是少許類似的歷史事件集中起來，削足適履，使得它們適合理論。這種敍事在大屠殺的案例中可能有著特別的誘惑力；但是正如先前所提及的，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它經常導致扭曲的看法和對過去帶有偏見的判斷。因而，以下對猶太恐懼症的大致描述，只是被用來說明過去對猶太人偏見的幾種形式，而不是認為像鏈條上的連接環，這些偏見不可避免地在大屠殺中達到頂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