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世上的種種告別（簡體書）

全書共有14個故事，講述了年輕人獨自在大城市打拼的各色遭遇：
地鐵承載了城市裏最大的人流量，也發生著人世間的悲歡離合/
在寸土寸金的大城市不斷搬家、漂泊無依/
無休止的加班和沒好臉色的上司，格子間裏的“宮心計” /
選愛情還是麵包，哪個才是更好的生活/
離開還是留下，到底我們想要的是什麼/

這些關於情感、成長和勇敢的現代都市故事，也是所有在龐大、冷漠的“城市圍城”中獨自生長的平凡年輕人的生活。

劉文

香港讀書、工作、生活，曾為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師，現就讀于美國南加州大學創業投資系。

十八歲起背井離鄉獨自漂泊，背起行囊遊歷世界的不同角落，喜歡生活中未知的冒險和奇遇。
熱愛文學和寫作，熱愛美食和佳釀，聽到音樂就能起舞，擅長發現生活中微小的溫暖，不忘初心，奮鬥不止。
從不懼怕愛和奔跑。

著有《如果在巴黎，一個旅人》《我愛我自己 你愛你自己》。

1. 學霸、前普華永道審計師、環保科技企業聯合創始人，【ONE 一個】當紅作者，香港青年文學獎冠軍得主，劉文，8年漂泊歲月，首次集結成集。

2. 14個關於愛、成長和勇敢的故事，寫盡城市空巢青年的當下。

剛出社會沒幾年，孤身一人在大城市打拼；人擠人的早高峰地鐵，無窮無盡的加班，空蕩蕩的出租屋，找不到伴只能獨自吃飯的寂寞……這些故事，只要漂泊過，就會懂得。

3. 不煽情、不說服，《這世上的種種告別》講述都市漂泊生活的原貌：請相信，你此刻的掙扎與迷茫，都有人與你一樣。

年輕的我們都一樣，對未來期待又忐忑。新生活有太多的動盪與不安，我們都焦慮、彷徨、掙扎，都不知道未來在哪里。
這本書不捏造生活的捷徑，也不打虛幻的雞血。希望讀完之後的你，能不再擔心，相信這茫茫人海有無數和你一樣的年輕人。無論是在原地努力掙扎，或是率性揮別過去，你都是這龐大世界裏渺小又重要的存在。

前言：講個故事給你聽

剛從宜春拍完《三體》回來的教授把腳擱在寫字臺上，一邊用Mac 電腦做著剪輯，一邊和我聊天。
“人這一輩子，最基本的需求只有兩個：一個是講故事，還有一個是找到生命的意義。我有一次去拍紀錄片，看到一位知道自己要死的病人，哆哆嗦嗦地抬起手，在白色便箋紙上拼命寫著什麼。寫完之後他心滿意足地看了床前的家人一眼，就閉上了眼睛。”
“那他到底寫了什麼？”
“他手顫抖得太厲害，所以沒有人認得出他寫了什麼，但書寫這件事，對他來說，就是一個與世界安然告別的儀式。” 他模仿著病人瀕死掙扎的樣子。

我想起我在普華永道的經理說人最基本的需求只有兩個：一個是讓老闆滿意，一個是讓客戶滿意。
那是2013 年的時候，我參與一家內地公司在香港上市的專案，要提交三年的財務報告和五年的盈餘預測。我每週一早晨飛去不同的城市，週五晚上再回香港，週六周日在公司加班到深夜，睡覺睡得最多的時候就是在飛機上那三四個小時。項目一做做了六個月，輾轉好幾個省份，報表修改過無數次，連一個標點一個括弧都反復刪掉加上。整個團隊都人困馬乏。
在一個會議與另外一個會議之間，我連思考的時間都沒有，也絲毫不覺得我的生活有任何意義。我開始不停地生病，感冒、發燒、咽喉炎、腸胃炎走馬燈一樣交替，每天都有說不出的困乏。
大宇從紐約飛上海，在香港停留。他給我煲了雞湯，下了掛麵，然後勒令我第二天就去看醫生。
“那你自己有沒有滿意？”他這麼說。
他把我的筆記本電腦和計算器都藏了起來，我們窩在沙發上看碟。梅雨季已過，香港的夏天即將來到，那漫長的炙熱的夏天常常叫人無所適從。明晃晃的陽光逼得你審視自己生活裏的荒涼與空曠。
“多保重。”他把我送到私立醫院門口，用力地抱了我一下。我聞到他洗髮水的味道和襯衫柔順劑的味道，我開始想念在工作中所丟掉的世界那溫順柔軟的一面。

私立醫院的大夫給我拍了好多片子，然後特別嚴肅地問我：“你有沒有家人陪你一起來？”
我搖搖頭，告訴他我的家人都在江蘇呢。
他用我一生都不會忘記的憐憫眼神看了我一眼，然後指著報告給我看。
我只看到tumor 這個單詞。哦，是“腫瘤”的意思呀。我花了很長時間才反應過來。
“醫生只是懷疑，他剛剛看到你的身體裏面有個小塊。”非常美麗溫柔的女護士立刻過來挽著我的手，她的聲音如同春風化雨，又輕又柔。她小心翼翼地攙著我就像攙著垂死的老太太。我愣愣的，不明白大家為什麼都那麼悲憫地看著我。
她飛快地讓我繳費，簽保險公司需要的檔，給我預約了復診的日期，然後送我下樓，一直目送我上了計程車。

復診的時候，我在大廳等了很久很久，久到我都忘記了時間的流逝。大廳的對面就是一間間手術病房，門開的時候我能看到無影燈明晃晃的燈光。戴著帽子口罩只露出眼睛的醫生遞出一份份檢查報告，許多人看了報告一眼就泣不成聲。
我旁邊坐了一位很美麗的法國女人，顴骨高，臉色異常蒼白，像剛從伊莉莎白時代的畫像中走出來的一樣。一個法國男人一直握著她的手，替她把蓋在腿上的毯子拉高一點，替她翻手中的書頁，把熱乎乎的咖啡和撒滿糖霜的甜甜圈塞到她手裏。男人和女人的眼中都充滿悲傷，而我只是很想有人也給我買一杯星巴克咖啡，大廳的空調開得實在太冷了，免費的熱可哥和咖啡充滿了劣質糖和奶精的味道。
我包裏揣著大宇從辛巴威寄來的明信片，上面寫著：“一切都會好的。”

額頭有很多皺紋的醫生笑著看我，他說那個疑似腫瘤的小塊只是一個小小的潰瘍，而且正在慢慢癒合。
我一直是很擰巴地成長起來的，從小就不肯牽著別人的手過馬路，也不喜歡被人觸碰，我不擅長處理親密的關係，有了難處也不願對別人說，不願意被人同情。但在這個頭髮花白的老醫生一邊慢慢地把不同顏色的藥丸裝起來，一邊對我嘮嘮叨叨“要愛惜身體”的時候，我突然很感慨。我第一次近距離體會到人生的無常：我們自以為擁有很多，可以帶走的卻那麼少。我們喜歡盛大的派對，熱鬧，喧囂，對著瓶子劃拳喝酒，拍著肩膀拉著手，但轉身就忘得一乾二淨。我們自以為有大把的時間，所有的錯誤都可以重新糾正，面對命運可以“勝之不武”，卻未曾想到倒計時早已經開始。

我拿著最終的檢查報告走到10 月的陽光下，陽光猛烈熱辣，熱帶闊葉樹的枝葉依然蓊鬱。我並沒有覺得很高興，沒有想要開一瓶香檳一起慶祝的人。我周圍的人穿一樣的衣服，看一樣的電視節目，用一樣的手機，買同一支股票，我想到他們，只覺得和這個城市越發疏離。

甚至包括在江蘇老家探親，在巴黎讀書，在倫敦學習舞蹈的時候，我也從來沒有得到過歸屬感。我覺得牽掛最終會變成軟肋，所以避免對人和事物產生過多的感情。母親說我是個冷漠的人，她說我會孤獨終老。我想了下被孤獨和衰老慢慢吞噬的時光，因為現在的生活裏也沒有多少溫情，所以相應地，對它並不害怕。
我每三個月就遠行一次，基本都是隻身一人。我帶很少的行李，下了班直接去機場，然後坐最晚一班飛機離開。
我至今仍然記得在機場等待起飛的時光：坐在行李箱上，在筆記本上寫下一個新故事的開頭，來自世界各地的旅人們神情疲憊地或坐或臥，用各種語言打著電話；我看著窗外的燈火，聽著機翼劃破寂靜的夜時發出的轟鳴，有種莫名的歸屬感。
相比鬧市中三十平方米的小屋，我更屬於三萬英尺高空，從彼地飛到彼地，無處是故鄉。

我正是在旅途中認識了大宇，他和我一樣是四海為家的人。
他是天賦卓越的攝影師，卻拒絕了很多知名廣告商和製片人的合約。他討厭別人對他的藝術指手畫腳，喜歡背著相機去那些沒有手機信號的荒莽角落拍攝，在山上安營紮寨一待就是半個月，不洗澡不刮鬍子，整夜不睡就為了等待頭頂的星空呈現出某種特定的形狀。
他會在微信上消失很久，然後帶著厚厚一遝底片飛越千山萬水來找我，問我可不可以為他的攝影集撰寫文字。
他三年前去柬埔寨拍過當地的手工藝人，兩年前在洛杉磯和流浪漢同吃同住了一個月。一年前他飛去古巴，拍攝普通的農民是如何成為毒販的。

“不會覺得孤獨嗎？”我問他，彼時他剛剛和韓國未婚妻分手。他的未婚妻聰明美麗，家境殷實，是我見過最賢慧最適合做妻子的女人，但她等了三年，卻等不到他停止漂泊、落地生根的那天。
她原本應該和他去試定制的婚紗，得到的卻是他決定在古巴多待兩個月的消息。她在婚紗店裏，咬著嘴唇，拼命睜著眼睛，最後也只是頗有涵養地說了一句：“我厭倦了在他的生命裏，攝影永遠是第一，我永遠是第二。”

他飛去韓國挽回未果，又回到上海。我和他在他長寧路上的公寓裏面通宵喝酒，洗相片，淩晨5 點的時候我們趴在窗臺上看日出。他給困得昏昏沉沉的我蓋上毯子，又去給我做了碗餐蛋面。
粉紅色的朝霞蔓延開來的時候，他把煙頭扔到樓下的花圃裏。電線把城市的天空切割成不規則的幾何形狀，大雁排成“人”字形跋涉而去，爺叔們光著膀子在樓下排隊買豆漿和生煎包，姆媽們穿著清一色的紅色裙子開始跳扇子舞。
“當然孤獨了，但人的一生本來就是孤獨的。如果我們無法獨立地走下去而要依附他人前進，那我們怎麼可能走得遠。”
他是浪漫得要命的人，喜歡特定產地的羊毛織的羊毛衫，喜歡特定地區的葡萄釀的葡萄酒。他熟讀歷史地理，張口就能講天上星座的故事和法國波旁王朝的花邊緋聞。總有女孩愛他愛得熾熱猶如飛蛾撲火，但最終都不得不離開了他。
“她走了也好，我工作不穩定，說不定哪天就要去街上做流浪漢。其實我倒不介意流浪，庸俗和平凡是藝術家的天敵，但她值得過更好的生活。”他開了一瓶上好的紅酒，給自己倒了一杯，又給我倒了淺淺一口，“你喝完這口就去睡覺，客房的毯子是我從埃及買回來的。”

我再次見到大宇是我和未婚夫C 分手的時候。

C 高大，英俊，大學時候是橄欖球運動員，他會在人來人往的街上蹲下來給我系鞋帶，會在週末的早晨去超市買菜給我做豐盛的早餐。
但C 並不是我想要嫁的那個人。因為他太想要安逸穩定的生活了，他害怕冒險，他害怕生活中的未知數，他害怕失去安全感，他害怕終究有一天無法掌控我。
他不想讓我繼續練習拉丁舞，因為我和我的舞伴在跳舞的時候身體接觸過於親密；他不想讓我去旅遊，因為他害怕我有一天會不再回來；他甚至阻止我和那些漂泊的旅行者交流，因為他覺得我會被那些新奇冒險的故事所吸引。
“他逼著我把你給遮罩了。他害怕我有一天會愛上你。” 我對大宇說。
“難怪我4 月份在復活節島的時候聯繫不到你。我有一天在山上露營的時候看到大片大片的流星破空而過，我打給你，想說我可以幫你許個願。”
我看他存在電腦裏的照片，他駕著小船出海，海面和蒼穹蜿蜒成一片，他置身在偌大的空曠之下，時間和空間都失去了意義。
我說：“我也要去過這樣的生活了。”
在和C 分手之前，我去做了心理諮詢。我哭著問我的治療師我要怎樣才能成為C 心目中合格的妻子。治療師看著我的性格分析結果，搖搖頭，說我永遠都沒辦法，因為我這輩子最想要的東西是自由。
那時我正好滿二十六歲，單身失婚女性，辭去了一份足夠保證溫飽的工作，拿著南加州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在暴風雨中登上了去大洋彼岸的飛機。
我在香港整整八年，可以帶走的，也不過兩個行李箱那麼多。
我什麼都沒有，除了自由。

伊萬是我在南加州大學的同學，班上十九個人，除了我以外幾乎都是美國本地學生。開學第一天，我一個人坐在第一排，他本來坐在我後面，大約是看我可憐，就搬過來坐到我旁邊。
“我覺得你很特別。”他這麼對我說。我只是禮貌地笑笑，覺得不過是一場逢場作戲的調情。
他開車送我回家，在我的宿舍裏看到我出版的書。
我羞愧萬分，後悔沒有把書藏起來。我可以在眾人面前表現得高雅得體，卻不得不在文字中將所有的陰暗面和秘密和盤托出。我特別害怕認識的人看到我寫的書，那比被人看到我的裸體還可怕。
“這真是太棒了。” 他小心翼翼地摩挲著書的封面，欣喜萬分地對我說，“我們一起把你的故事拍成電影好不好？”
伊萬是電影學院畢業的高材生，拍的短片得過戛納等好些電影節的獎。他能寫出很好的劇本，拍出很美麗的鏡頭，只是既沒有家庭背景，也沒有錢。
我脫口而出：“你瘋了嗎？”
他笑了笑，聳聳肩：“所有人都這麼說我。”

一個星期之後，我們在學校的大草坪上一邊吃午餐一邊討論作業，我們要給這個學期最重要的研究專案制定主題。他又問我，要不要和他一起拍電影。
“試試看吧。”他沖我笑笑，然後低下頭去吃盤中的培根和炒蛋。他的頭髮翹起來一撮，在風中飄來飄去。
那天金燦燦的陽光跳躍在眼皮上，空氣中傳來遠處派對烤肉的香味。我昏昏沉沉地快睡著了，想要嘲笑他異想天開，卻又覺得聽起來好像也挺不錯。

他第三次提起，是在學校的放映室。他拉著我的手潛進已經關門的地下室，穿過長長的走廊，然後打開頂棚的燈。他給我看他拍的，在戛納等好幾個電影節上獲獎的短片。在影片結束後的靜默裏，他說：“讓我們一起講故事給別人聽。”
我說：“好。”
他伸出手，和我勾了勾小手指。
其實真正打動我的，是他臉上的那種神情，那種被完好地保護起來，從未經歷過任何艱難挫折的人才會有的，純真乾淨的神情。他望著你的時候，你會覺得世界上沒有什麼不可能。
我把他的照片發給我在香港的女伴看，她們都說從未見過眼神如此純粹堅定的少年。

我後來才知道他的生活中有許多磨難，其中有謊言，有隱瞞，有被疏遠，有被歧視，有許多許多的眼淚和掙扎。
他把那些故事講給我聽的時候，我忍不住流了眼淚，倒是他來安慰我，說“沒關係的，一切都過去了”。
命運中的磨難讓我們對生活心生敬畏，一次次失敗之後的重生卻又將我們磨煉得無所畏懼。
和他在一起的時候，我會覺得孤單少了一些。雖然我和他依然都是孤立的島嶼，但遙遙相望讓我們知道世界上也有溫暖美好的存在。

“你知道這條路有多難走嗎？” 大宇知道之後特意飛來洛杉磯找我，“比你在普華永道做審計師還要辛苦。”
“但是我希望活得有意義，這樣，就算哪一天我真的得了腫瘤，也可以微笑著說‘不枉此生’。”
“我就知道你是這樣的人。”大宇對我豎起了大拇指,“有需要幫忙的就開口。記得要把我的故事也寫出來。”

因緣巧合下，我和伊萬認識了來自紐約的人權律師潘。她曾是炙手可熱的金融律師，住在曼哈頓豪華公寓的頂層，看父子如何反目，夫妻如何成為陌路，創業的好夥伴如何在背後捅對方一刀。她最後決定做人權律師，不收任何報酬，幫助要被遣返的難民。還有來自秘魯的安琪，籌錢教單身媽媽謀生技能，親自上陣，手把手教她們如何用電腦打字，如何科學地澆灌農作物。
她們問我和伊萬可不可以幫她們把平凡人的故事講給全世界聽。
那些平凡的不起眼的，默默無聞地生活著也會默默無聞地死去的人，我們通過書寫和素未謀面的他們心靈相通，雖然未必能算得上完全理解，但在某種程度上與他們建立起了親密聯繫。
金錢和榮譽都如過眼雲煙，唯有白紙黑字寫下的故事能流傳永久。

“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太好了。”伊萬遠遠看到我，就跑過來，給了我一個結結實實的擁抱。
作為害怕親密關係的人，我吃驚地發現，僅僅是見到他，我就變得歡喜雀躍起來。
我常常想起我和伊萬要去採訪一個大牌影星卻被堵在路上，最後實在來不及，只好把車停在路邊向前跑去。他速度很快，一邊跑著一邊沖我伸出了手。那天下午，在蜿蜒的車陣中，我們手拉著手在日落大道上奔跑，任由海風吹亂了我們的頭髮。
我常常想起在一個活動上，我見到了仰慕已久的“奧斯卡”獲獎者，我結結巴巴地話都說不連貫，她替我拿來一瓶水，擰開了蓋子放到我手裏，讓我不要著急慢慢說。我記得活動結束後，她被主辦人、嘉賓包圍著，卻說要離開一下，然後穿過人頭湧動的大廳，走到我面前，向我伸出了手，說很高興見到我。
唯有故事可以永恆，我為了能夠寫出屬於自己的人生故事，在拼命地燃燒著。而邁出戰戰兢兢的第一步後，我突然發現，原來剩下的九百九十九步，都變得順理成章起來。

我在普華永道的朋友已經升職做了月入五萬多的經理。他們說得越來越少，聽得越來越少，每一天過得越來越雷同。他們背誦各種各樣的會計師守則，按照版式做出審計報告和招股書，努力把自己隱藏起來，生怕失去那份優渥的報酬。
我和伊萬為了省十元錢的停車費寧可走路半個小時去採訪。我們趁記憶尚且新鮮的時候在他家狹小昏暗的客廳裏寫下了一個個故事，我們爭吵，埋怨，把筆記本摔在地上，我們氣呼呼地說明天就要去找教授修改課題內容。然後他會帶著我喜歡的紙杯蛋糕來道歉，我們擁抱，重歸於好，攝入大量的咖啡和紅牛，一直寫到累得在桌上睡著為止。
“我終於找到了生命的意義，那就是把平凡人的故事講給更多的平凡人聽。”我對大宇說。
“把別人的故事寫出來，就好像也過了一遍他們的人生。和世界相比我們實在太渺小，只能用這樣的方式盡可能活得豐盛。”他說著說著就笑了起來，仿佛想到了什麼特別的故事。
彼時他在撒哈拉大沙漠拍攝，只有在補給站的時候才能回我的短信。他在星空下調校羅盤，裝滿飲用水和食物，然後準備第二天一早就上路。

每個人的生活都是不同的，有些人早早就得到了婚姻、家庭、兒女，有些人既擁有金錢又擁有美貌，有些人卻生來就喜歡流浪、冒險、孤獨和遠方。

而我，只是一直都想要講個故事給你們聽。

前言：講個故事給你聽

chapter 1 圍 • 城
圍城
地下鐵
獨食記
住房記
市井香港
隨波逐流
中環手記

chapter 2 歸 • 屬
最好的生活
愛情與麵包
紅裙
音樂響起，我們起舞
這世上的種種告別
離別

後記：從這裏出發的旅程最短

圍城

生活就像圍城一樣，我們陷在其中的時候， 永遠都不知道感恩，一旦失去又開始緬懷。

去年8月一個潮濕悶熱的午後，在灣仔香港入境事務處七樓的第二十八號櫃檯前，一名髮髻盤得一絲不苟的中年女子遞給我一張表格，緩慢又清晰地問我:“你確定要做香港永久居民嗎?這是不可逆的，一旦選擇，就沒法回頭了。”

“不可逆”這個概念讓我愣了好一會兒。我從來不擅長做決定，每每都抱著試試看的心情，這條路不通，就換一條，反正我什麼都沒有，唯一擁有的就是時間，仗著年輕而“勝之不武”。

中年婦女看到我愣住，也不開口催促，只是作勢要把表格收回去。
她有著香港本地人特有的那種冷漠的面孔，對周遭的任何事物都不關心，也不好奇，思維冷靜而簡潔。她所有的表情都是制式化的，就像在電腦上輸入了“第三號微笑”“第五號皺眉”後出來的結果。
我立刻按住那張紙，並暗暗慶倖自己眼明手快。她不動聲色地用手指關節敲敲放在桌上的筆:“快簽字吧。”
簽完字的我舉目四望，狹小的空間裏充斥著菲傭、印度人、步履蹣跚的老人、穿鮮豔的劣質衣裙的中年婦女。他們都不懂得在網上預約，所以不得不早晨 7 點半就過來，排上幾個甚至十幾個小時的隊，為了在這個潮濕擁擠煩躁不堪的城市裏生活下來，哪怕這個城市並沒有善待他們。

有男子拼命說著“借過”從人群中擠出來，一邊擠一邊沖我揮手。我定睛一看，原來是大學同學志成。他穿著白襯衫黑西裝，頭髮上抹了很多發膠。我對他的印象仍停留在他大學時穿白汗衫、藍短褲的樣子。那時候他在足球隊，天天在綠茵場上奔跑，進球之後聽著全場的歡呼聲回身帥氣地揮一揮手，沖天空豎起一根食指，多麼意氣風發。

“要不要一起吃午飯?”他像大學時那樣親昵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拍完之後又有點尷尬，手停在半空不知道該如何安放，最終決定順勢捋一捋頭髮。
我和他面對面站了一會兒，彼此都在想要說什麼話題。他知道我不喜歡緬懷往事，我也知道他不願意我多問現狀。
“週六還要上班?”我指指他身上的西裝。
“是啊是啊，要去見一個客戶。”他小心翼翼地說。離開校園，他一米八的身形不知為何看起來沒有之前那麼挺拔，連說話都有點唯唯諾諾的。
 
“拿了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也算是了卻了一樁心事，今後買樓不用交額外印花稅，貸款也容易批下來，做了不喜歡的工作大可以炒老闆魷魚，不用擔心工作簽證作廢。”志成鬱鬱寡歡的臉上終於露出了一點笑容，大概是因為之後再也不會被稱為“外地人”了吧。我當時拼命學粵語，也是這麼想的。
“今天要喝一杯慶祝一下。”他很熟練地叫了瓶紅酒，什麼年份，哪個酒莊，應該搭配牛肉而不是羊肉都能娓娓道來。穿燕尾服的侍者把紅酒送到他面前，他眯著眼睛看了一會兒標籤，又就著陽光看了一下色澤，然後示意侍者打開。
“大學那會兒，你連打個領帶都不會。”我笑道。
他點點頭:“可不是嘛!”
大學時，剛到香港的我們就像剛進大觀園的劉姥姥，寫報告，演講，參加社團，拉贊助，樣樣都做不來，甚至交論文的時候，面對裝訂機都束手無策。因為粵語不好，常常鬧出把“人妻”說成“淫妻”的笑話，羞愧得連開口講話都不敢。
那時候的社團流行喊宣傳口號，以拍手或者跺腳的方式打節拍，節奏錯落有致地把口號齊聲喊出來。有些口號特別複雜，喊的時候要一會兒跺左腳，一會兒跺右腳，一會兒原地起跳，一會兒把雙手舉過頭頂。我們要記住粵語發音已經很難，所以總是在該出左腳的時候出了右腳，連累大家重來。本地學生用足夠被我們聽到的音量咬耳朵:“又是那群NDS，什麼都做不好。”
我們一開始也沒覺得羞愧，直到有人看我們如此冥頑不化，好心告訴我們 NDS 是“內地生”的拼音縮寫。
香港人做事講究自由民主，每個社團都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像社會的縮影。連競選小小一個宿舍管理委員會，都要選舉，要投票，要連夜開諮詢大會，要公開財務年報。
開會的時候一切都有模有樣，人們穿西裝，打領帶，坐下來的時候，男生要解開西裝的第一顆紐扣，女生要側過身子蹺起腿。會議的開頭主席要致辭，秘書要負責記錄，財政委員要彙報收支，哪怕所謂的收支不過是搞活動收到了學校的五百元贊助，買了兩箱維他奶和兩大包糖果。
志成每次認真做的開會記錄都受到各種批評，關於“NDS”的閒言碎語也聽了不少，最後乾脆穿著系裏發的 T 恤，趿著夾趾拖鞋去開會，從開始睡到結束。系裏面的 T 恤一共有四件，所以志成背後被本地學生戲稱為“四件衫”，他聽到之後總是大手一揮:“去他媽的形式主義。”

“你現在怎麼也開始搞形式主義了?”我問他。
“生活所迫嘛。買件好點的西裝，客戶就會多信任你一點，請客戶喝瓶好酒，他就回贈你一份合同。這個世界就是這麼膚淺。”他忍不住解開了領帶。因為正午的潮濕悶熱，藍色襯衫的領口部分已經濕了。
“你要脫西裝就脫吧，反正大學時你也沒少穿著汗衫褲衩給我修電腦。”
“你倒是一直都沒變，牙尖嘴利，永遠都只做你自己。”志成說道。主菜還沒上，他的酒杯已經空了。他緋紅的臉色和額頭上的汗珠讓我覺得他離我心目中大學時代的志成更近了一些。大學最後一個學期的最後一節課下課之後，我們也一起去喝了酒，在學校外面的大排檔裏，同行的有 Maggie 和林美麗。我記得我們點的下酒菜是椒鹽瀨尿蝦和辣酒煮花螺，酒足飯飽之後，地上全是蝦殼和啤酒罐。那個時候窮，捨不得打車，一行人互相攙扶著，搖搖晃晃地往回走，在月亮下面唱歌，把大學時候的口號再喊一次，結果喊到一半的時候又想不起該出左腳還是右腳。志成躲在牆角裏解手，我們就圍在他四周替他把風。我們走著走著，走過學校那四條立柱組成的大門的時候，天就突兀地亮了。
 那是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看過的最後一次日出。

“其實也變了。”我說。 “是嗎?”他似乎沒猜到我會這麼回答，一時半會兒想不出怎麼接話 我笑笑，喝了一口酒。
我們上學的時候充滿理想，談未來談社會談承擔，但進入了社會，整天都疲於奔命，半夜筋疲力盡躺在床上，想想卻也沒做什麼有意義的事情。
等三分熟的安格斯牛排上來之後，志成終於想出了要說什麼。他問我:“你還在堅持寫作嗎?”
“偶爾寫一點。”我回答。這裏的“偶爾”指的是我上下班在地鐵上的一丁點兒時間，如果湊巧有個座位的話，能夠寫得稍微多些，一天五六百字。我在會計師事務所上班，加班到淩晨兩三點是常有的事。所有價值和生命力都被榨乾淨，我每天都灰頭土臉的，即使是對坐在對面的同事，也一句話都不想說。想要對抗現實的枯燥就唯有寫小說，在上廁所、沖咖啡、吃午飯的時候看下載到手機裏面的電子書，把句子結構都在腦袋裏想好，一摸到電腦，就飛快地打出來。有的時候在上下班的地鐵上撐不住睡著了，靈感過去，就像流逝的愛情一樣，再也撿不回來了。我的電腦裏有好多沒寫完的愛情故事，因為忘了要怎樣結尾，都懸而未決。
“那就好。”志成倒像是松了一口氣。他緩慢地切著牛排，一字一句地告訴我:“我現在已經不指望還能拍電影了。但還好你還是你自己。”

上大學的時候，志成一門心思想做導演，他去旁聽新聞系的課，課程作業是要拍一支歌的 MV。
志成要在歌裏面拍出秋天的景色，我們所有人都出動幫他撿落葉，用吹風機造出蕭瑟的感覺。
Maggie 演女主角，她戴了一頂廉價的假髮，穿一條薄紗裙子，在秋千上蕩啊蕩。我們用了好幾個小電扇，都沒辦法做出裙裾飛揚的效果。
我們幾個人還常常去參加各種電影節，看文藝電影，看世界的各種滑稽古怪，看世間的人情百態。看完之後常常非常抑鬱，恨自己沒辦法拯救世界，於是聚集在志成宿舍的大廳裏聊家國天下，直到他的室友拿著三國殺牌出來問我們玩不玩。

“我一直以為你要麼做創作歌手，要麼做導演。”志成絕不是那種會按部就班的人，大學裏也總是逃我們的主修課，去旁聽心理學、翻譯學，參加各種奇奇怪怪的研究會，大三那年還想要成立“圓桌詩社”，拉著我陪他在校園的角角落落裏面貼海報。
“也要先賺了錢才能追求理想啊，不然房租交不出，水電付不起，人都餓死了，哪里還有資本談理想。我沒好好念書，GPA 不高，面試了二十多家公司都失敗了，直到在報紙上看到保險公司在招推銷員，只要有大學文憑就行，底薪一萬元。”
“賺得還好?”我問道。
“還不錯。”他點點頭，有意無意轉動著左手腕上那金燦燦的手錶。

我後來聽 Maggie 說，志成的客戶大多是有錢人的太太，四十多歲，保養得當，品位、時間都有，最大的問題就是無聊。她們喜歡志成，因為他夠高大威猛，渾身都散發著年輕的荷爾蒙，而且動不動就能就音樂啊電影啊侃上好一陣子，她們聽得眉開眼笑，紛紛都成了他的客戶。
“那他那些電影也沒有白看。”我們都替他感到欣慰。

那天飯吃到一半，志成因為他的一個客戶出了車禍要理賠而匆匆離開，我再見到他，是 11 月份在林美麗的婚禮上。
林美麗的老公是上海人，異地戀七年，修成正果。她穿著白色紗裙，揚著脖子，像驕傲的白天鵝。
林美麗一直幻想可以攢到錢在香港買樓，把她的男朋友接過來住。
她一直活得很小氣又很謹慎，同學聚會的時候想去蘭桂坊喝酒續攤，她都會推託不舒服要先走，沒有錢買眼霜，就問我們有沒有沒用完的不要的可以送給她。她最喜歡在淘寶上鑽研哪家的高仿更像真貨，但給她男朋友買單反，一次就刷了八千元，還要露出夢幻般的微笑說:“他喜歡就好。”
摳門的林美麗在香港沒有買到樓，她大手大腳的男朋友卻靠著家裏人在上海買了二室一廳。男朋友把鑰匙交到她手裏:“我知道你在那邊過得艱難，要不要來上海?”
林美麗立刻哭得上氣不接下氣，打著嗝答應了。

志成在林美麗的婚宴上挨個兒鞠躬派名片。大家一看到他名片上寫的是保險公司，眉頭就皺了起來，再看他的眼光也輕蔑了很多。畢業之後的聚會總是有些許攀比的氛圍，年紀越長，攀比心就越重。一群不怎麼年輕的人聚在一起，因為疏離，連話題都很難找，而且不知道為什麼，最終總會變成談論有沒有結婚，做什麼工作，賺多少錢，買了樓沒有。大學時候再超凡脫俗的人，也變得俗不可耐起來。
Maggie 坐在我身邊，她揚眉吐氣，像驕傲的天鵝一般揚著脖子，因為她身旁坐著她的外國男朋友馬克。馬克金發藍眼，緊身襯衫開了三顆紐扣，能看到胸肌隱隱約約的輪廓。原本因為 Maggie 是內地生而懶得搭理她的香港本地人也紛紛過來問馬克是哪里人。
“英國人。”Maggie 答得簡潔乾脆。
“做什麼?”
“德意志銀行。”Maggie 努力繃著臉不要得意地笑出來。
話音未落，本地人已經紛紛攬住 Maggie 的脖子，問她怎麼釣到這麼一個才貌雙全的金主，又紛紛求她介紹男人認識。Maggie 稍稍掙脫了那些挽著她的熱絡手臂，沖我挑了挑一邊的眉毛。志成則在酒過三巡的時候大哭了起來，說生活艱難，想要賺些錢就去做自己喜歡的事情，但這麼勤勤懇懇地工作了三年半，銀行帳戶裏的存款連五萬元都沒有，因為家附近通了地鐵，房租最近又漲了一千元。
林美麗找了人送他回家，他說再見的時候紅著眼眶，搖搖擺擺地揮一揮手，淒然一笑。志成大學時的球迷看到這一幕，不知道會不會流淚。

元旦的時候，志成來向我告別，他說他最終還是決定離開香港了。雖然回內地並不會更好，但起碼不會更糟。
他把七年來收集的幾百張 DVD 都送給了我，說讓我留個紀念。
“你回去之後說不定有機會做導演呢，還是你留著吧。”我說。
“不用了，回去就是一個全新的開始。”
這次見面，他穿著藍色套頭衫和牛仔褲，沒有抹發膠，頭髮不安分地向不同方向翹著，又能看到他大學時意氣風發的影子了。
我們坐在維多利亞港邊的椅子上，遊客不時過來讓我們幫忙拍照。海對面，中環的摩天輪已經建好了，摩天大樓上日復一日閃爍著璀璨的燈光，甚至還有人打出了“嫁給我吧”的字樣。
這是我們生活了七年的城市，我們度過人生中最輝煌、最燦爛、最無往不勝，包含了最多成長的七年的城市。
在我們以為會離開的時候，我們留了下來;在我們以為可以安定的時候，又不得不離開。我和他都有點迷失，不知道未來在哪里，一時半會兒也看不到希望，半夜醒來想到自己沒有錢，沒有伴，沒有房子，沒有理想，常常會毫無理由地大哭，哭完之後又覺得非常丟臉，生怕第二天被同事發現腫得像桃子的雙眼。
生活就像圍城一樣，我們陷在其中的時候，永遠都不知道感恩，一旦失去又開始緬懷。
但緬懷又能如何呢，失去的便是永遠失去了，而明天，無論如何逃避，也終將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