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之門：最高法院如何將“一人一票”制帶到美國（簡體書）

《民主之門》以嫺熟的筆法，重述了美國確立“一人一票”原則過程中紛擾而又常被人忽視的歷史事件。
從上世紀四五十年代開始，美國城市及其郊區的人口急劇膨脹,而選舉議員的選區劃分卻基本維持不變,少數人統治的問題在各個地區愈加嚴重——鄉村地區人口稀少，從這些地區選出的立法者掌握著超乎尋常的政治權力，他們常常用這種權力來為具有極大影響力的商業利益代言。美國的民主是人為扭曲的民主，糟糕無序。
從1962年到1964年期間，以“貝克訴卡爾案”為首的系列案件，訴求對美國各州議會席位進行重新分配。時任首席大法官的厄爾•沃倫，為主引導了對這一系列案件的判決，最終將“一人一票”制帶到美國。
作者以嫺熟的筆法，敍述了從田納西的城市支持者到（各地）婦女選民聯盟的這些積極分子，如何終結選議席分配不公；在此過程中，他們的活動引發了（各地）商會和南方種族隔離分子的怒火。儘管立法機構故意不採取行動，最高法院也在1946年判決說，司法機構不要進入這樣的“政治棘叢”，但是議席分配改革的宣導者並未喪失信心。正如作者史密斯所言，他們熟練地運用憲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護條款，主張進行徹底的司法干預，最終將“一人一票”制帶到美國。

作者簡介
道格拉斯•史密斯
美國著名歷史學家。著有《白人至上的管理: 維吉尼亞黑人的種族、政治和公民身份》，並獲得 2003年非虛構類維吉尼亞圖書館獎。

譯者簡介
胡曉進
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長於美國史研究。著有《自由的天性：十九世紀美國的律師與法學院》;譯著包括《風暴眼：美國政治中的最高法院》《反對有理：美國最高法院歷史上的著名異議》《最民主的部門：美國最高法院的貢獻》等。

李丹
揚州大學講師，南京大學-德克薩斯大學(奧斯丁)聯合培養博士(2012 年)，復旦大學博士後。參與撰寫《最有權勢的法院：美國最高法院研究》;譯著包括《自由的鬥士》《林肯守則》(第二譯者)等。

★《華盛頓郵報》年度非虛構作品
★亨 利• 亞 當 斯 獎 曆 史 類 獲 獎 作 品
 
1.深度解讀美國“一人一票”制的來源
“一人一票”是一條看似簡單、理所當然的原則，但是事實卻並非一直如此。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圍繞著選區劃分，美國最高法院受理了貝克訴卡爾案、雷諾茲訴西姆斯案等相關案件，這些案件加在一起，才最終確立了在州議會和聯邦國會議席分配中 的“一人一票”原則。《民主之門》便是對這一歷程的深度書寫和解讀。

2.法律偵探小說般的閱讀體驗
從加利福尼亞州第13號議案，到洛杉磯第15號議案，從工商企業密集的美國東北部和中西部,到“白人至上”的南方，“一人一票”的進程歷經曲折、質疑、反對，但最終塵埃落定。驚心動魄的歷程，充滿戲劇性的故事，豐富詳實的史料，作者向我們生動展示了美國政治史上被人忽視的一段歷史，而且直面這段歷史的深遠影響，帶給讀者法律偵探小說般的閱讀體驗。

3. 人物形象細膩豐滿，激動人心
圍繞選區劃分的鬥爭，全國的訴訟當事人和原告律師不計回報地在聯邦法院提起了一個又一個的訴訟。史密斯生動地描述了這一戲劇化的改革過程，塑造了一系列豐滿細膩的人物，令人更直觀地感知這一重要的歷史進程。其中包括司法部長羅伯特•甘迺迪的推動作用，聯邦總檢察長（首席律師）阿奇博爾德•考克斯的謹慎退讓、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年輕助理如何推動大法官走向這場史無前例的改革，以及權力顯赫的參議院少數党領袖埃弗雷特•德克森不遺餘力地希望逆轉這場司法革命（但是這場革命已經顛覆了從加州到弗吉尼亞州的州政府結構）。
各地年輕而充滿理想的律師們心懷對“一人一票”制度的理念與敬意，推動著美國的民主進程。最重要的是，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厄爾•沃倫更以其睿智、堅毅、信念，引導了一系列重要判決，確立了在州議會和聯邦國會議席分配中的“一人一票”原則。 這些改革者們的所作所為，令人激動佩服。

序

1968 年 7 月 5 日，星期五，在美國最高法院內鑲嵌著橡木板的漂亮東會議室裏，首席大法官厄爾•沃倫 (Earl Warren) 正近距離接待一百多名新聞記者。以前，首席大法官很少跟媒體接觸，但是自從他打算退休並等待繼任者到來，新聞記者就蜂擁而至，爭相報導他。有家報紙描述說:“首席大法官比先前更放鬆，更沒有顧慮，也更願意跟大家交流。”77 歲的沃倫從容地回答了一系列問題，涉及他在最高法院任職 15 年間的重大判決與極具爭議性的司法意見。當有記者問他，在他任職期間，哪個案件最重要時，沃倫毫不猶豫地提出了貝克訴卡爾案(Baker v. Carr)、雷諾茲訴西姆斯案(Reynolds v. Sims)，以及相關案件。這些案件加在一起，確立了在州議會和聯邦國會議席分配中的“一人一票”原則。3
在他退休之後，也有人多次問他同樣的問題，厄爾•沃倫承認，他的回答讓大多數人感到驚訝。瞭解美國最高法院工作的絕大多數美國人都以為，首席大法官會選擇他任期內判決的某個里程碑式的富有爭議的案件:可能是 1954 年判決學校種族隔離危險的布朗案，或者是 1963年判決所有刑事被告都有權獲得律師辯護的吉迪恩案，也可能是 1965 年判決的米蘭達案，該案要求員警在訊問疑犯之前告訴他們有權保持沉默，不必主動認罪，在回答任何問題之前，都有權先諮詢自己的律師。但是沃倫的看法一直沒有改變。從他 1969 年 6 月離開最高法院—參議院的阻撓議事演說和總統大選推遲了其繼任者的到任時間—到 5 年後去世，沃倫一次又一次地堅持認為，重劃選區判決比其他所有的判決都重要。對他而言，重劃選區案是實現美國的真正民主的最重要舉措。
在判決貝克案和雷諾茲案之前，美國的民主是人為扭曲的民主，因為大多數的州議會，至少有一個院的議員代表不是根據人口基數選出的，它們劃分選區的方式，是故意讓某些公民比其他公民更有發言權。比如說，從該州某個選區選出的議員，可能代表著 1 萬名選民，而從另一選區選出的議員，代表的選民數量可能比它多 2 倍、5 倍，甚至 10 倍。與隔離黑人的《吉姆•克勞法》一樣，這種做法不符合民眾自治的要求，也違背了民主的最基本要素，卻有很多人為之辯護。從太平洋到大西洋， 從墨西哥灣到五大湖區，從夏威夷群島到阿拉斯加半島，小鎮和偏遠地區的居民，都受益於這種不成比例的政治權力;而居住在大城市的公民，則為了能在州政府中發出聲音而奮力抗爭。選區劃分上的不公平，使得鄉鎮選出的議員可以隨心所欲地分配州資金，用來為自己的家鄉選區修路、建橋、建學校，而這些資金主要來自對城市及其郊區選民的稅收。 由於州議會一般掌握著選舉聯邦議員的選區劃分權力，在聯邦層面，人口稠密地區的選民，同樣在國會中缺乏相應比例的代表。
很多與美國大都市區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個人和利益團體，也同樣得益於這種根深蒂固的少數人統治規則。立足于城市的公司和資本家總是在州議會和聯邦國會的大廳裏競逐權力，在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鐵路公司和其他公司一樣，完全收買了州議員和國會議員。從 20 世紀 30 年代開始，這些人極力遊說立法機構，希望限制“新政”的影響力。到了20 世紀中期，很多企業和商業組織的領袖相信，來自偏遠與人口稀少地區的議員，比來自城市的議員更可靠。這些工商領袖積極捍衛既有的選區劃分方式，希望立法機構能夠傾向於工商企業，抵制勞工和工會，降低稅收，限制政府開支，將政府監管降至最低程度。
在整個美國，選區劃分上的不公問題，既涉及根本性的公民權和選舉權之爭，也與勞資雙方的對抗相關。在工商企業密集的美國東北部和中西部，尤其是在人口稠密的幾個州，比如伊利諾州、密歇根州、賓夕法尼亞州和紐約州，那裏的大城市容納了大量的藍領工人和少數族裔居民，選區劃分上的不公，限制了勞工和民權積極分子的政治權利。相比之下，在美國的南方，勞工組織比較弱，選區劃分不公成為“白人至上”的基石，保證了在最積極支持種族隔離的選民中，能選出最多的代表，由此也進一步推遲了非洲裔美國人獲得公民權和選舉權的進程。20世紀的車輪滾滾向前，城市及其郊區的人口在急劇膨脹，而選舉議員的選區劃分卻基本維持不變，少數人統治的問題在各個地區都更加嚴重。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個體公民、城市官員與婦女選民聯盟之類的市民組織開始尋求解決之道。但是，因為在位者的聯合阻撓，他們的努力一再失敗。當選議員不願重劃選區，丟掉自己的席位，他們忽視州憲法的要求，也不害怕法律或政治上的追究。州法院雖經常認為選區劃分不公違反了州憲法的要求，但同時判決表示選區劃分問題屬於州議會的立法範圍，法院不能干涉。1946 年，在對科爾格羅夫案的多數意見中，菲利克斯•法蘭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大法官暫時排除了聯邦司法干預選區劃分不公的可能性，他寫道，聯邦法院不能踏入這樣的“政治棘叢”。儘管他也看到，在科爾格羅夫案中伊利諾州的國會選區劃分極其不均衡，但是法蘭克福特還是認為，只有州議會和州法院才有權解決選區劃分爭議。在接下來的 15 年裏，聯邦法院引用法蘭克福特大法官在科爾格羅夫案中的意見，拒絕受理涉及州議會和聯邦國會選區劃分不公的案件。
1959 年，田納西州議會又一次否決了重新劃分選區的提議，自1901 年以來每年都是如此。該州最大城市的議員提起了後來成為貝克訴卡爾案的訴訟。三年後，意見不一的最高法院推遲判決田納西案提出的問題，但仍給主張重劃選區的積極分子帶來了一場重大勝利。儘管法蘭克福特大法官提出了激烈而充滿激情的異議，最高法院還是判決聯邦法院有權決定立法選區劃分不公是否違背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的“平等保護條款”。對於大法官而言，田納西案的判決意見同樣非同尋常，它促使最高法院的兩名大法官最終辭職。
貝克訴卡爾案並沒有像我們後來常常誤解的那樣，為州政府確立了一條劃分立法選區的標準，但是這項判決確實為聯邦法院打開了一扇大門，允許訴訟當事人挑戰擁有過多議員的鄉村與小鎮選區。這樣的訴訟隨之而來，形成一場運動，將近 40 個州的律師和原告提出訴訟，宣稱本州議會和國會選區劃分不公。
1963 年 10 月開始的那個開庭期異常喧囂，其間曾因甘迺迪總統遇刺身亡的悲劇而中斷。在這個開庭期，最高法院庭審了七件關於選區劃分不公的案件，並發表了法院意見。在每一起案件中，最高法院大法官都必須面對他們在貝克訴卡爾案中所回避的問題:憲法中的“平等保護條款”到底要求怎樣的選區劃分標準? 1964 年 2 月，最高法院宣判了威斯伯利訴桑德斯案(Wesberry v. Sanders)，這是來自佐治亞州的一起選區劃分案。最高法院判決說，每個州劃分的國會眾議員選區都應該盡可能地包含同樣數量的居民。在處理國會議員選區劃分不公的問題上，最高法院邁出了關鍵的一步，但是接下來的行動卻更重要，也更具爭議性。1964 年 6 月 15 日，最高法院宣佈，憲法中的“平等保護條款”要求實施兩院制的州議會的每一個院都應該按照“一人一票”的原則劃分選區。這一判決讓很多人大吃一驚，連要求重新劃分選區的人也沒有預料到最高法院的步子會邁得如此之大。最高法院挑選阿拉巴馬州的雷諾茲案作為載體，來宣佈這項判決。最高法院提出，美國聯邦國會中的一院(聯邦眾議院)主要按照人口分配議席，另一院(聯邦參議院)依據其他因素分配議席，這種“聯邦模式”並不適用於各州。同一天判決的盧卡斯案，雖然沒有雷諾茲案那麼知名，卻是最高法院那天所作出的最 重要的判決。在盧卡斯案中，最高法院明確表示，儘管多數大法官在雷諾茲案中提出的選區劃分標準不那麼嚴格，但是該案的判決意見要求州議會兩院選區的劃分不得偏離人口數量平等的基本原則。到 20 世紀 60 年代末，最高法院已判決所有選舉產生的市縣一級官員，包括市議會、縣議會議員與學區委員會委員等，都必須遵循同樣的選舉標準。
最高法院關於重新劃分選區的系列判決影響深遠，幾乎迫使每一個州重新考量本州的選區劃分方案。《華盛頓郵報》稱這些判決為“波瀾壯闊的解放之舉”，為“美國維護民主制度”邁出了一大步。但是，並非所有的社論和專欄都支持最高法院的行動，也有人將最高法院的判決視為沃倫法院再次超越自身許可權的證據。比如說，保守派的專欄作者大衛•勞倫斯(David Lawrence)就表示，重劃選區判決是美國歷史上“司 法分支濫用權力”最嚴重的體現 ;而威廉•懷特(William S. White)則宣稱，最高法院此舉是要使“城市居民和利益團體成為掌控我們國家事務的、不受挑戰的全能主宰”。
這類反對意見一點也不令人感到意外，在沃倫法院期間，最高法院的判決激起了保守派的廣泛批評，這樣的抗議只是其中一部分。沃倫法院結束了種族隔離，廢除了州政府支持的學校宗教禱告要求，肯定了已婚夫婦自己控制生育的權利，為刑事案件被告(無論是否貧困)提供律師辯護，擴大了美國憲法尤其是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的保護範圍，提 出並捍衛了一系列此前不被認可的個人權利。對於其中的每一次判決， 保守派和右翼極端主義分子都提出了批評意見，並將他們最激烈的批評言辭集中于首席大法官沃倫身上。1961 年，就在大法官判決說法院不得採用非法搜查獲取的證據之後，強烈反共的約翰•伯奇協會(John Birch Society)* 發起了一場“彈劾厄爾•沃倫”運動。約翰• 伯奇協會的成員都是右派分子，他們甚至認為德懷特 • 艾森豪(Dwight Eisenhower)是共產主義分子和叛徒，他們出版了自己的小冊子和通訊，並在美國高速公路沿線的看板上張貼他們的主張。儘管他們的彈劾運動沒能啟動國會的彈劾程式，但這場彈劾運動一直持續到沃倫退休，而且給針對首席大法官及其美國民主概念的批評意見提供了依據。
保守派對於沃倫法院重劃選區判決的反應非常迅速。在聯邦國會，南方民主黨議員與來自鄉村選區的兩党議員一起，提出了幾項剝奪最高法院許可權的舉措。很快，反對重新劃分選區的勢力就和參議院少數党領袖、來自伊利諾州的埃弗雷特•德克森(Everett Mckinley Dirksen) 成為盟友。德克森與全國性商業組織—比如美國商會和全國製造商協會—聯繫緊密。德克森主張增加一項憲法修正案，允許州議會可以不依照人口基數劃分其中一個院的選區，但是他的主張沒有得到參議院的足夠支援。他與其他一些人轉而開始鼓動各州議會，讓它們申請召開1787 年制憲會議之後的又一次制憲會議。德克森雇用惠特克 – 巴克斯特公司發起大規模的遊說活動，這家公司是現代政治競選管理方面的先 驅者，它所發起的遊說活動進展得平穩有序，從美國很多最富裕的大公司獲得了大筆資金。自 1964 年到 1969 的 5 年間，惠特克 – 巴克斯特公司的工作成效顯著，取得了令人震驚的進展。
在重新劃分選區的故事中，無人是主角。相反，在最高法院判決之後發生的戲劇性情節裏，大量的個人與組織置身其中。婦女選民聯盟成員與其他一些公民組織相互激勵，讓公眾留意選區劃分不公所要付出的代 價。記者、專欄作家和編輯在這個問題上耗費了成千上萬的專欄。全國的訴訟當事人和原告律師不計回報地在聯邦法院提起了一個又一個的訴訟 對於聯邦政府應該採取何種立場，聯邦司法部長羅伯特•甘迺迪(Robert Kennedy)、總檢察長阿奇博爾德•考克斯(Archibald Cox)與司法部的其他官員和白宮方面爭論激烈，有時甚至產生分歧。當厄爾•沃倫試圖在最高法院凝結共識，抱持某些人認為比較激進的立場時，他也必須面對激烈的反對意見，多數時候這些反對意見來自菲利克斯•法蘭克福特大法官 (甚至在他退休後也是如此)。實際上，在最開始的時候，沃倫或許沒有意識到自己能走多遠，最高法院會如何改變這個國家中每個州的政治結構。
最高法院的重新劃分選區判決將華盛頓和各州層面的各種政治反對力量聯合起來。由於最高法院的判決而面臨著丟掉席位的官員，無論從 屬於哪個黨派，都以極大的決心投身於抗爭之中。國會中支持最高法院判決的自由派參議員發起了一場阻撓議事演說— 這是反對民權立法時對方議員常用的策略，來抵制希望削弱最高法院判決的立法企圖。大城市的市長和勞工領袖也認識到重劃選區對他們的重大影響，工商和行業協會組織也投入了巨大資源，要推翻最高法院的系列判決。林登•約翰 遜(Lyndon Johnson)總統急切地希望為自己的“偉大社會”立法計畫維繫一個廣泛的國會聯盟，而盡可能地遠離這場爭端。與此同時，根據民意調查，大多數美國人都表示支持最高法院的判決。但是雙方的週邊組織卻表達了各自的利益需求：最高法院判決的支持者提出要實行“一人一票”原則，而德克森和商業遊說者則不那麼令人信服地表示，他們希望“由人民自己決定”。
無論他們採取何種方式投入這場爭議—是在幕後或台前工作，是寫信給編輯和立法者，還是發起訴訟，或是從公司募集資金，遊說立法者改變國家政策或是解釋憲法—捲入 20 世紀五六十年代重劃選區之爭的人們，都顯示出重塑美國民主的巨大潛力，以及在這種重塑過程中 所遇到的終極制約因素。接下來我要講述的是一個行動中的民主故事，這個故事體現的正是“民主”一詞在美國的真實含義。

 

序言
01 衰敗選區
02 加利福尼亞州，1948 年
03 諸州之恥
04 事關雞蛋的價格:貝克訴卡爾案
05 踏入政治棘叢
06 一人一票
07 雷諾茲訴西姆斯案的起源
08 相聚在華盛頓特區
09 法庭之友
10 1963年11月
11 議員代表人民，而不是樹木或者土地
12 小規模阻撓議事演說
13 嚇呆了
14 讓人民來決定
尾聲
附錄
注釋
致謝
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