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係與衡平：財產糾紛中的公正觀念（簡體書）

在財產糾紛中，當事人為爭取自己的權利或利益往往會或隱或顯地選擇並宣稱他們的公正觀念，《社會穩定研究論叢關係與衡平：財產糾紛中的公正觀念》將用“關係”框架分析和解釋衡平（equity）規則在公正觀中的主導性位置，它在不同的關係情境中分別以“基於權利的衡平”與“基於義務的衡平”表現出的不同的具體內容與特徵，以總結在財產分配領域中的公正觀念，討論它們對於中國社會與法律現代性的影響。

劉莉

現執教于西南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中國社會穩定與危機管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員，2013-2014年艾默里大學訪問學者。2007年獲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法學博士學位。曾出版譯著《東西方鄉村社會》、《權利的變革》（合譯）等，合作主編《農民抗爭經典著作評述》等。

南京大學社會風險與公共危機管理研究中心

西南政法大學中國社會穩定與危機管理研究中心

南京大學公共事務與地方治理研究中心

國內學界對社會矛盾、糾紛與衝突類問題的研究，由來已久。尤自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隨著自鄉村、繼而到城鎮以信訪和群體性事件為主要表徵的社會衝突日益頻發，這一領域更吸引著日益增多的研究者的關注。然而，讓人未免有點遺憾、但又不能不認同的是：對此貌似繁榮的研究景象，就如幾年前趙鼎新教授所直率的評論，“國內的學術研究才剛剛起步”！
近年來，為推動國內社會政治穩定與民眾集體行動領域的科學研究，以社會學和政治學等學科為主陣地，海內外眾多學者聯手，展開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如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牽頭，先後舉辦了“集體行動與社會運動研究講習班”（2007年）、“政治社會學（社會運動）工作坊”（2011年）；《社會學研究》與《社會》連續刊發多篇相關學術論文；上海世紀出版集團與譯林出版社等機構先後出版數十種國際學界高質量的學術論著。凡此種種，聚溪成河，已在改變著該領域的研究生態，.包括研究者的理論視野與範式、研究方法與工具、乃至表達話語與概念。籍以時日，基於中國本土經驗的科學研究和理論進步，適宜國情且具前瞻性與進步性的政策研究，定將湧現。我輩沒有理由不為之而歡喜！
幸逢其時，得到領職單位等機構的支持，尤其是得到眾多華裔學者的支持，我們也力圖搭建相關平台，以襄盛舉。一方面，舉辦國際或國內學術會議（論壇），讓學者們展開面對面的交流、對話和爭論；另一方面，出版“社會穩定研究書系”，包括《社會穩定研究論叢》與《群體性事件案例報告》兩個系列。“案例報告”將採集國內的典型案例，既應教學、培訓之需，更望其能成為人們了解、研究群體性事件的重要資料來源。而“研究論叢”既含結集出版的論文集，也有單獨成篇的學術專著，以集中展示學界的相關研究。誠望得到眾位的理解、支持和幫助！

第一章導論
一背景：法律現代化
二回顧：情境與多元
三問題提出：何為公正觀？

第二章材料與方法
一案例：材料與方法
二關係：分析的框架
三本書使用的核心概念

第三章司法的日常生活化
一空間與時間
二法官的公正觀
三司法的日常生活化

第四章基於權利的衡平
一誰的權利
二衡平的依據
三公與私

第五章基於義務的衡平
一親緣關係中的義務衡平
二鄰里關係中的義務衡平
三衡平的依據

第六章結論與初步的理論討論
一以衡平為支配性規則的公正觀
二幾點可能的貢獻與局限
三一些初步的理論討論

參考文獻
後記

三一些初步的理論討論
自此，在分析和解釋了諸多案例之後，我想對其中涉及的一些理論問題做一些初步的討論。
（一）關係取向的異質性公正觀
多元主義的公正觀在理論上符合薩巴夫分類中多向度微觀的理論進路，這個進路的核心在於社會物品本身的性質和分配規則之間在應然的層面上具有一定的對應性。正如羅賓斯泰因所批評的那樣，邁克爾·沃爾澤也認為，通常的西方分配正義的理論都過於強調在分配者一物品一接受者這個過程中，物品和接受這個環節，似乎認為物品是可以向任何方向流動的。而在沃爾澤看來，物品本身所具有的規定性幾乎使它自己能夠自行分配。繼而，他發展了一種以“物品”為核心的多元主義的分配理論，分配正義不只要探討物品的接受者和分配的代理人，而且要考慮源於物品的製造者而使物品具有的規範性意義，因此物品本身在某種程度上規定了分配的原則。在這種意義上，分配正義所表現出來的多元性，不是別的，正是來源於具有社會意義的物品自身的多元性規定的。
為獲得一種所謂的“複合的平等”，沃爾澤所看到的那種具有現實可操作性的理想分配系統是不同領域中的物品都能夠依據其特定社會性自主地、壟斷性地決定分配規則，因此，任何物品都有在其中運行的某種分配正地位，而不會出現某一種物品跨領域地佔據支配的地位，成就的是一種站在專制的對立面的分化局面，進而能夠實現各個領域的和諧。而之所以能夠達致和諧，則在於在多樣性的背後仍然存在一個基本的共識，能夠使各種分歧具備一個共同的基礎才不至於使分化成為分散。而那個多樣性得以存在的基礎，就是以限制政府權力、堅持法治和保護基本權利為核心要素的憲政框架。
以物品為中心確定分配的正義，在西方社會，那不只是一種哲學上的應然狀態，而且也構成了實踐中基礎的行動原則。“福利體系和市場，公職和家庭，學校和國家是在不同的原則基礎上運作的”，也正是因為如此，西方社會心理學家所發現的那些現象、得出的那些結論在這個意義上也是與西方社會相符的，衡平規則、平均規則和需要規則在不同的領域具有壟斷性地位。這也是多元的意義所在。
而情境主義背後的理論邏輯則大大地不同。它不是根據在分配者一物品一接受者這個鏈條中物品的社會性來選擇可普遍接受的公正規則，而是集中考慮分配者和接受者之間的“關係”這個要素來選擇適當的、特殊的公正規則。並且這個特殊的公正規則在研究者的發現中，還基本符合儒家倫理中的地位差序。因此，無法根據社會物品的性質歸納出於不同分配目的的不同領域之中佔據主導地位的分配規則。就傳統而言，整個社會的和諧是首要的價值，也就不大可能分化出來不同的分配目的、選擇不同的公正規則，而是根據一套既定的秩序規範對不同關係情境之下的角色提出不同要求來判斷何種行為為正當、何種分配為公正，因此，在情境主義的條件下，公正規則的選擇也就不可能是確定的。
而《社會穩定研究論叢關係與衡平：財產糾紛中的公正觀念》所定義的異質性公正與前兩者皆有不同。在中國人的公正觀念中，核心是關係，並且，並沒有因為存在這樣的核心要素而使公正原則的運用邊界清楚。但也並非無法清楚地認識。既不能用簡單的“情境中心”來籠統地定義中國人的公正觀念，實際上也無法用工具性、情感性和混合性這些概念看似界限清楚地區分在不同關係中描述公正觀的狀態，這些解釋和框架仍有深入的餘地。並且它們也不利於在一個變遷的社會背景下發現觀念上的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