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政治理論（簡體書）

本書通過縝密的邏輯演繹，將先前的國際關系學中散亂的術語整合到統一的理論框架中，廣泛借鑒了其他學科（包括科學哲學、社會學、微觀經濟學）的理論成果。并從排列原則、單元功能和權力分配三個角度界定了國際政治結構。

[美]肯尼思·華爾茲1924年6月生於美國密歇根州安阿伯，1950年和1954年在哥倫比亞大學分別獲得政治學碩士和博士學位，先後在哥倫比亞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等校任職。曾擔任美國對外政策委員會委員、美國政治學會會長等職，並榮獲“詹姆斯·麥迪遜政治科學傑出學術貢獻獎”。 1994年退休，為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政治學系終身榮譽教授。其主要著作有《人、國家與戰爭》（1959）、《對外政策和民主政治》（1967）、《國際政治理論》（1979）。其中《國際政治理論》一書自出版以來便被譽為“當代經典”，是國際關係學界迄今為止影響大、引用率高的著作之一。

信強，教授，博士生導師，現為複旦大學台灣研究中心主任，美國研究中心副主任，“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上海市“曙光學者”。學術兼職包括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客座研究員、“復旦台灣中心／哈佛費正清中心兩岸關係研究項目”聯席主任、國台辦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廈門大學兼職教授及博士生導師、武漢大學兼職教授及博士生導師、全國台灣研究會理事、上海市台灣研究會副會長等。 2002年畢業於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獲法學博士學位，曾在美國國會眾議院實習工作並擔任議員立法助理。主要從事台灣問題、中美關係、海洋問題等方面的研究，主持多項國家、省部級重點科研課題，出版各類著作共計8部，在國內外發表SSCI和CSSCI期刊學術論文50餘篇，多次獲得省部級優秀科研成果獎勵。

★華爾茲理論的過人之處，不在於他倡議了一種新的理論研究或理論思考路線，而在於他努力將政治現實主義體系化，使之成為一種嚴謹的、演繹性的國際政治體系理論。
——羅伯特·基歐漢

★正如20世紀50年代摩根索的《國家間政治》是現實主義的里程碑一樣，華爾茲的《國際政治理論》是新現實主義的里程碑。
——戴維·鮑德溫

★華爾茲的《國際政治理論》是自漢斯·摩根索的《國家間政治》之後具影響的國際關係理論著作，也是新現實主義早和重要的代表作。
——斯坦利·霍夫曼

在本前言中，我首先將思考那些針對《國際政治理論》一書所提出的批評意見。然後，我將對結構理論在當前以及未來所具有的重要意義加以評論，最後我將對其他試圖解釋國際政治事件的理論進行評述。
一、困惑與批評
困惑來源於對如何建構理論的誤解，以及未能理解理論能夠做到什麼，不能夠做到什麼。在《國際政治理論》的第一章中，我將理論定義為人的頭腦中關於某一領域的組織性及其內部各部分之間的聯繫的一幅思想性圖畫（mental picture）。為了對某一領域進行知性的分析，理論將該領域與其他領域分離開來。一幅思想性圖畫，例如關於國民經濟或是國際政治系統，是一種簡化了的描述。為了展現重要的原因和結果，這幅圖畫必須將某一經濟體或國際政治系統中的絕大部分要素加以省略。理論是一種工具，它試圖有助於對某一加以限定的行為領域加以解釋。絕大多數理論都是經過省略的，但是為此而對某一理論加以詬病則令人感到奇怪。有時我們被告知，為了使理論與現實更為接近，我們應該在理論中添加一些東西。但是科學的發展，無論是物理學還是經濟學，都是通過遠離對世界的直接經驗，然後對其加以高度抽象的描述而獲得發展的。例如，質量集中於一點就是牛頓經典力學中一個經過簡化的假設，又如在宏觀經濟學中，人被假設為謀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的個體。以上兩個假設都不是事實，但是對於它們各自所代表的理論則是至關重要的。
在國際政治理論中，結構是根據物質因素來定義的，即無政府狀態、該領域的秩序原則以及國家間實力的分配狀況。結構的定義是寬鬆的（sparsely defined）。難道我們不應該在這一定義中添加一些東西嗎？規範性的考慮（normative consideration）被省略了，是否應該增加進去呢？問這個問題就彷佛是在問，是否應該在引力理論中增加這樣一條警告，即“從高層建築物上落下並非明智之舉”。與之相似，約瑟夫·奈抱怨說在結構理論中行為體溝通的過程（communication flow）被省略了，而約翰·劉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則指出歷史的考量也被忽視了。但是，我們不能將理論希望解釋的東西添加到理論中去，即在不同的結構條件下溝通或者歷史事件所具有的影響。
我們不能通過添加內容來對理論加以完善。一個理論是一個合乎邏輯的、前後一貫的整體。如果某一既定理論無助於解釋我們感興趣的某一部分世界，那麼我們就需要一個全新的理論，而非一個被修修補補的陳舊理論。
對於結構理論的另一個批評是認為它無法解釋其核心命題：均勢不斷形成，而國家也致力於均勢行為。當某個國際政治系統內主要大國之間處於均勢，那麼該系統就處於均衡狀態。但是動態的系統很少處於均衡狀態。以上兩種表述都是正確的，但是以之批評國際政治理論則是不適宜的。一個類似的經濟學理論命題就是：某一經濟在所有生產要素——土地、勞動力與資本——都實現充分利用的情況下將趨向於均衡。在這里關鍵的詞彙是“趨向於”。系統圍繞均衡點不斷起伏變化，即便遭到嚴重擾亂，最後仍將回歸均衡點。理論告訴我們可以預期什麼，但並非何時去預期。無法確定具體的“時點”（timing）是社會科學理論的弱點，但其長處則在於能夠解釋結果。因此，均勢將會得以形成，但是沒有任何理論能夠在均勢形成之前指出這將需要多長時間。
也許對於結構理論最為普遍的批評就是它沒有考慮到國家政策和行為對國際政治的影響。的確，在結構理論中國家被省略了。畢竟這是關於國際政治的理論，而非外交政策理論。如果有誰能夠建構一個同時包容國際和國家兩個層次的理論，我們都將為之感到歡欣鼓舞。但是迄今為止沒有誰知道如何才能做到這一點。除非有人實現了這一點，否則我們只能接受一個國際政治理論，但同時這一理論卻始終銘記這一點，即國家行為和國際政治結構都是我們所關注的結果的重要誘因。
儘管我強調以上兩個誘因（dual causation）的普遍存在，但是結構現實主義者始終由於在解釋國際政治事件時省略掉國家行為而遭到批評。然而解釋，即關於發生了什麼的陳述及其原因的思考，並非理論。理論必須得到應用，而理論的應用則必須包含其自身沒有的信息和事件。國家十分重要，而國際政治結構也十分重要。兩者哪個更為重要則隨著國際政治結構的變化而異。無論是誰，如果沒有註意到這一點，當世界由兩極格局轉變為單極狀態時，也將無法對此有所體察。
在各種批評中，我想加以考慮的最後一種就是聲稱新現實主義只是被加以精確化了的舊的現實主義理論而已。這一判斷的正確性取決於人們如何看待老現實主義者的觀點主張。傳統現實主義者是行為主義者，他們認為國際結果是由行為單元——國家——決策所決定的。因果關係是單向度的，即從國家內部構成到它們行為所假設產生的結果。這是他們慣常的思考方式。社會主義者以及自由主義者的觀點就屬此列。毛澤東和伍德羅·威爾遜都相信好的國家將與其他國家和平相處，而壞的國家則將窮兵黷武。共產主義者以及自由民主主義者在如何解釋國際事件方面持有一致觀點。他們所不同的只是如何定義“好”和“壞”而已。新現實主義者將老現實主義理論顛倒過來。舊現實主義是行為主義取向的：好國家產生好的結果，壞國家則產生壞的結果。新現實主義則是結構主義取向的：結果不僅取決於（而且往往並不主要取決於）國家的性質，而且取決於國家行為發生於其間的結構的變化。

一種國際政治的理論——結構現實主義評介

中文版前言

英文版前言

第一章 規律與理論

第二章 還原主義理論

第三章 系統方法與理論

第四章 還原方法與系統理論

第五章 政治結構

第六章 無政府秩序與均勢

第七章 結構性原因與經濟效果

第八章 結構性原因與軍事效果

第九章 國際事務管理

附錄

參考文獻

譯后記

沒有行為的結構或是功能的消失
新的帝國主義定義，對於修正傳統的帝國主義經濟理論，從而使之能夠對新的現實進行解釋產生了強烈的影響。從加爾頓（Johan Galtung）的帝國主義“結構”理論中可以很容易地看出這一點。通過將新殖民主義理論推向邏輯的終點，加爾頓無意中暴露出了該理論的荒謬之處。在他看來，帝國主義是更為和諧和富庶的國家與不很和諧而且貧困的國家之間的一種關係。他使帝國主義成為一個結構性的現象，但是他的結構理論部分地是通過還原方法推導得出的。他的國際結構定義結合了一種國家屬性——和諧程度，以及一種國際結構特徵——實力分配。而即便前者可以被視為結構性因素，充其量也只是國家層次的結構性因素。由於加爾頓將國家屬性納入國際結構中，他的方法就變成了還原主義性質的。如果把結構視為行為的條件，並對功能的發揮具有影響，那麼結構就是一個有用的概念。 12將國際結構部分地按國家屬性加以定義，會使這些屬性與其試圖予以解釋的結果相混淆。由於加爾頓如此定義結構，行為與功能就消失了。一個國家之所以被稱為帝國主義是由於其屬性，而與其行為無關。對行為的觀察、行為與事件之間的聯繫以及出現不同結果的問題，所有這些複雜而困難的問題都被置之不理了。因此，他可以說：在東南亞，日本無疑是“經濟帝國主義，但卻不存在政治、軍事、通訊或文化上的支配”。完善的帝國主義根本無須訴諸武力，無論是直接使用武力，還是以武力相威脅（Galtung，1971，pp.82-84，101）。帝國主義不再是一系列難以解釋的行為，而是一種顯而易見的狀態，即和諧富庶的國家與不很和諧而且貧困的國家之間在生活條件方面差距的不斷擴大。
加爾頓提出的理論只是宣稱，生活條件方面不斷加劇的鴻溝源自富國對窮國的剝削。他斷言：“垂直型的互動是世界上存在不平等的主要根源。”（Galtung，1971，p．89）但他並未對此加以解釋，而只是以不同的方式一再重複。國際貿易的不對稱、商品生產國與原料供應國之間所處環境的差別、不同國家在出口過程中獲利的差異程度，這些因素被認為導致了國家間的互動，並使發達國家得益，而使落後國家更為貧窮。但加爾頓的理論並未指明這種垂直互動是如何導致這一結果的。
在什麼情況下，富國是如何、並且在何種程度上通過剝削窮國而使自身獲益？要證明這一點需要細緻的分析，包括對貿易條件以及一定時期以來各國進出口構成發生的變化進行考察。 13這種考察顯示出，有時一些初級產品生產國也十分富庶，那麼它們是不是也對其他國家進行了帝國主義剝削呢？ 1974年，石油與糧食出口國繁榮昌盛。與絕大多數國家相比，欠發達的阿拉伯國家以及高度發達的美加兩國均情況良好。而前者在加爾頓的理論中是最典型的受剝削國家，它們屬於出售自然資源而不進行工業生產的國家。同時，作為全球主要糧食出口國的美國則是帝國主義的典型。加爾頓的理論只是提供了描述而沒有做出解釋，而且他的描述範疇也是與事實不符的。
自19世紀50年代初至70年代初，貿易條件呈現出有利於工業製成品而不利於初級原料出口的趨勢，而加爾頓顯然據此得出了以上難以令人信服的結論。但並非所有產品都適合於這一趨勢，而這一趨勢也不會無限期地延續下去。貿易條件的變化，使某些國家在國際貿易中獲益更多，而有些國家則較少。如果某國生產的產品已經有了足夠的供給，那麼貿易就將不利於該國。無論是在一國內部還是在國際上，貧窮的一方都被疏遠並遭受挫折，其原因在於它們不是他人所需。怎麼能說失業者是受到了剝削呢？如果一國所提供的是供給充足的產品，那麼怎麼能說它們是在通過低廉的價格補貼富國呢？如果富國停止購買它們的產品，它們必將變得更為貧困。
然而，加爾頓認為富國剝削窮國，並使後者陷入貧困，阻礙了其經濟的發展，並使它們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對外都無法團結一致（Galtung，1971，pp.89-90）。他首先將結論置於他的理論之中，然後又從中推導出這一結論，即富國與窮國之間的帝國主義聯繫是導致少數國家變得富庶，而使大多數國家遭受苦難的主要原因。那麼，我們就必須詢問以下這些問題：是否北方和西方國家真的使南方和東方國家變得貧窮？對後者的剝削是否使前者變得富庶？是否帝國主義將經濟剝削、貧困和紛爭帶給了此前從未遭受過這些苦難的國家？現在，帝國主義是否會使這些苦難長期存在？剝削與紛爭並非是新近才出現的不幸，貧困也一樣不是。將分裂歸因於帝國主義的人們可以回想大多數殖民地民族在帝國主義之前所處的狀況。而且，直到19世紀中葉，幾乎在全球所有地區，所有人的生活僅僅停留在維持生存的層次上，或者非常接近於此。 14與之相比，馬克思以及較早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沒有強有力的資本主義國家的介入，非西方國家的落後狀態也許將永遠持續下去，這一觀點似乎更接近真理。 15
導致貧窮的原因很多，而且歷史悠久、富裕的原因也一樣。認為帝國主義是如此有利可圖，以至於將富庶國家的很大一部分財富歸因於此，這樣就混淆了私人所得與國家收益二者的區別，也未能考慮帝國主義國家的成本，包括輸出資本的成本，而且忘記了對於大多數帝國主義國家來說，相比於本國的經濟總量，帝國主義收益充其量也只佔很小的一部分。而且，與落後國家相比，作為商品市場以及投資場所，發達國家（無論它們是否是帝國主義國家）彼此之間的關係更為重要。說帝國主義沒有帶來任何回饋是錯誤的。然而，主要論點是如此令人信服，以至於我們可以只用一句話來概括，即富國物質財富的獲得主要源於本國內部——即它們對科技的運用以及在國家範圍裡組織自身經濟的能力。
然而，對於許多對帝國主義做出經濟解釋的人來說，窮者使富者富有的觀念已經變成了一個備受珍愛的信念。而與之相反，富者使窮者貧窮，並使後者遭受無盡的苦難，也許是一個同樣深受推崇的信仰。這些絕望的觀點，在舊式的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只是暫時現象，因為他們相信根植於系統內部的原因將導致系統自身的毀滅，而對於今天的新殖民主義者來說則變成了永久性的。具體原因我將在下文加以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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