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皇冠：威廉二世權謀的一生（簡體書）

“我支持對威廉處以絞刑。”英國工党議員喬治�6�1巴恩斯在1918年11月於內瑟頓發表的一次競選演說中如是說。“一戰”結束之時，威廉二世成了大眾仇恨的物件。協約國在戰時用於宣傳的藝術海報將他描繪成一隻殘忍血腥的動物，俯視被蹂躪過的比利時婦女的屍體，或是一隻趾高氣揚的猿猴，站在熊熊燃燒的圖書館前面，欣喜于文明的毀滅。

即使在威廉二世統治了30年之久的德國，國內一波譴責的浪潮亦在他退位之後席捲而來。這位末代皇帝被稱為“瘋子”，帶領他的臣民走向毀滅。21世紀伊始，當時的人們由這類評斷而產生的對威廉的情緒和反應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消失殆盡了，但對威廉二世的印象依然是負面多過正面。

眾多談及威廉的史學評論都採用了嘲笑、譴責，甚至妖魔化的論調，這是該研究領域鮮明和突出的特點。本書並沒有試圖為這位末代皇帝“辯解”。在克拉克看來，他聰明有餘，但判斷力不足；時常爆發出驚人之舉，但往往是三分鐘熱度；生性怯懦，容易恐慌，常常因感到弱勢和威脅而衝動行事。然而，本書試圖通過在具體情境中解讀他的言行，在眾聲譴責和同情理解之間重新找回平衡。

威廉對權力的理解和對如何運用權力的看法一部分來自威廉飽受權力政治衝突所擾的家庭背景，另一部分拜俾斯麥所賜，這位政治偉人對威廉的政治教育可謂影響深遠。

克里斯多夫·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劍橋大學聖凱薩琳學院現代歐洲史教授，著名歷史學家，澳大利亞人文學院院士。曾於2007年英國歷史學界殊榮“沃爾夫森歷史獎”。2015年6月，因對英德關係研究做出了突出貢獻，克拉克經英國外交大臣舉薦，被授予爵士頭銜。著有《夢遊者》《鋼鐵帝國》等好評如潮的歷史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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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許多人眼裏，他——

是（精神病）治療的典型案例；

是想法無常、極度自戀的“可惡皇帝”；

是四肢不協調、攻擊性強、帶有虐待狂傾向的“惡霸”；

以目睹他人受辱為樂，以脫離于同胞之外而沾沾自喜；

是乏味的、瘋狂的、自吹自擂和自視甚高的“傻瓜”；

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先驅”；

是德意志帝國優雅的沙文主義和奧斯維辛種族滅絕式的仇恨之間“失落的環節”；

目睹了世界上最大的醜惡，卻宣稱這是上帝的傑作。

簡而言之，他是“世界歷史的浩劫”。

德意志帝國最後一位皇帝的權力究竟有多大，一直是歷史學家們爭論不休的話題。翻開這本書，你將看到威廉二世統治的特點與權力的影響力，他的政治目標與政治成就，他展示與施加影響的方式，以及他在整個統治期間所歷經的*的起伏消長。

德意志帝國最後一位皇帝的權力究竟有多大，這一直是歷史學家們爭論不休的話題。德意志帝國晚期是由皇帝一人把控朝政的嗎？當時實行的是否是這樣一種“人治”——國家政局的走向全憑君主本人的德行和偏好決定？還是國家由“傳統的寡頭”或“隱匿的勢力”掌控權力，而皇帝只是在政局中被邊緣化的傀儡，根本無關緊要？

眾多圍繞這些話題展開的精彩論述都集中在這樣一個問題上，即我們用“人治”這個詞來描述威廉二世的全部或者部分統治時期是否恰切。對於納粹政權本質和權力分配的爭論引發了對威廉二世統治時期是否實行“人治”的討論。它自20 世紀50 年代早期起如火如荼地展開，直到20 世紀80 年代還方興未艾，如今更是形成了其錯綜複雜的元文獻體系，關於威廉二世權力與政治影響的各類針鋒相對的觀點借此得到了分類、比較與評估。

本書無意再次捲入這一論爭之中。儘管它促使這一領域的學者探討關於帝國政體的更廣泛的問題，卻不免因“人治”這個概念本身意義的不確定性而困難重重。作為對威廉二世執政時期的研究中的熱門辭彙，“人治”在不同的研究者眼中有不同的意義，學界至今也沒有得出一個被普遍接受的或內涵固定的定義，這使得學者們對這個詞能否用來描述威廉二世的爭論更趨複雜化。儘管大多數使用該詞的學者認為它比其他詞更加貼切地描述了威廉二世統治的某些方面，但他們對“ 人治”的起止時間卻沒有達成共識。約翰�6�1勒爾教授原是“人治”說的首要支持者，近年來卻拋棄了這種說法，而代之以“君主機制”和“個人君主制”這種含混的概念。

相反地，本書著重探討威廉二世統治的特點與權力的影響力，他的政治目標與政治成就，他展示權威與施加影響的方式，以及他在整個統治期間所歷經的權威的起伏消長。本書致力於梳理威廉二世在不同領域可能行使的不同權力，以及他在行使權力過程中遭遇的種種阻力。本書還試圖說明帝國的官僚體系並不是鐵板一塊，而是由各具功能的機構組成的。有些機構分司政治、外交、宗教、軍事、文化等事務，還有一些則承擔象徵性的功能。直到威廉二世登基之時，這些機構間的相互關係仍然變化不定，在很大程度上仍懸而未決。威廉二世無法選擇，必須在這樣一個權力關係千變萬化、異常複雜的政治體系裏力圖發揮作用。威廉二世作為帝國的首腦，擁有重要的行政特權，然而他能否行使這些權力、怎樣行使、是否能成功地行使取決於許多可變因素，而他實際能掌控的只有一部分權力或根本無力控制。威廉二世作為政治舞臺上的一員所擁有的權力與他作為公眾人物所享受的權威之間的關係不僅錯綜複雜，而且通常是消極的。值得注意的是，近來幾部講述威廉二世統治的重要論著已將重心從精英統治層面轉移到了威廉二世在當時（帝國晚期）蓬勃發展的印刷業和視覺文化產業中的表現。本書並非巨細靡遺的人物傳記，而是專門研究威廉二世的權力的著作。儘管本書引用了一些尚未公開的資料，但作者並不敢斷言本書中有多少重大的新發現。本書主要致力於整合和解讀一些論點。基於此，筆者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在1888~1918 年這一動盪時期的統治，究竟對歷史進程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插圖列表 VII

前 言 IX

第1 章 青少年時期

家族權力 001

威廉的權力之路 008

威廉二世其人 024

第2 章 奪取權力

權力與憲法 031

皇帝與首相之爭 041

班柯的“幽靈”：“隱退”後的俾斯麥 056

第3 章 獨斷專行

緊張的19 世紀90 年代 062

學校政策 068

信仰之爭 071

軍隊法案（1893） 076

消極同盟的失敗 078

皇帝的朋友 084

皇帝與大臣：克勒爾危機 088

1897~1900：威廉掌權？ 093

小結：權力和約束 098

第4 章 從比洛至貝特曼時期的國內政治

“個人統治—良好意義上的”？ 101

信任危機（1905~1906） 111

比洛的終曲 117

1914 年以前的國內政治 124

小結 133

第5 章 威廉二世與外交政策（1888~1911）

“德意志政策的唯一主宰者” 137

應付威廉 140

威廉二世和海軍構想 145

海軍至上主義成為政策 150

逃生路線（1904~1906） 156

孤立（1911） 164

威廉的影響 167

第6 章 權力與輿論

演講的力量 179

《每日電訊報》危機 194

第7 章 從危機到戰爭（1909~1914）

威廉二世、奧匈帝國以及巴爾幹半島 210

蓄謀已久的戰爭？ 218

好戰的威廉二世？ 223

1914 年7 月 230

來自倫敦的消息 243

小結：威廉二世與戰爭的爆發 245

第8 章 戰爭、流亡、逝世（1914~1941）

最高統帥 253

無限制潛艇戰 263

貝特曼的倒臺 270

輿論 274

流亡 284

結 語 295

致 謝 303

普魯士—德意志帝國的君主同時也必須（至少理論上）是一個軍事指揮官。從威廉二世開始統治德意志帝國的那天起，他就把這方面的責任視為統治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在他登基的幾個星期之後，他就發佈政令，宣佈成立一個新的軍事機構，也就是我們所知的“皇帝與國王陛下的指揮部”（Headquarters of HisMajesty the Kaiser and King）。普魯士國王的軍事副手，從傳統上來講，都是作為各自服役的軍隊部門的代表來陪伴在皇帝左右的，然而與此不同的是，威廉二世的指揮部裏的將軍和副官都是他在軍事內閣大臣的幫助下親自挑選出來的。在整個戰前時期，威廉二世都對軍備問題以及陸軍和海軍法規的起草有著非常狂熱的興趣，甚至十分渴望能夠指揮年度軍隊演習。那個被廣為流傳的用來形容德意志帝國皇帝的稱呼，“最高統帥”（ObersterKriegsherr），更是突出了德意志帝國君主對軍隊構建和部署的這份責任。

這位君主對維持和延伸越過議會的王室指揮權的決心，對德意志的政治與憲法歷史有著非常重大的影響（詳見第4 章）。它同樣也影響了陸軍與海軍指揮的結構演變。簡單地講，它阻滯了一個能夠協調各部門活動以及調整它們的優先權的中心機構的形成。在威廉一世統治的時候，人事、訓練、軍備以及部署的責任逐漸被分散到一系列相互競爭的機構中去：總參謀部、戰爭部以及軍事內閣等。威廉二世並沒有試圖顛覆這種狀況，事實上他進一步分散了指揮機構，方式是增加可直接向皇帝彙報的陸軍及空軍指揮所的數量。這是一種有意識的策略，目的是為了創造出一個使君主的指揮權力不受限制的環境。“在決定親自行使對海軍以及陸軍的最高指揮權以後，”威廉二世在1899 年3 月14 日發佈的政令中宣稱，“我認為這不實際，就是在我和我的將領之間需要有一個負責指揮的中央機構，而它唯一的作用就是傳達我的命令。”

然而，實際上威廉二世行使指揮權的能力是十分受限的。他對軍隊演習的參與，被證明是極具破壞性的，一部分原因是威廉二世並不擅長戰術謀略，還有一部分原因是總參謀長阿爾弗雷德‧馮‧施里芬認為，如果皇帝參與進來，那麼他必須得在演習中獲勝：“因為皇帝不能被他的任何一位將領擊敗。”1906 年，施里芬的繼任者赫爾穆特‧馮‧毛奇把威廉二世不再進一步介入指揮作為自己上任的條件。

威廉二世同樣也缺乏對戰略規劃的概念。在戰爭即將到來的時候，對於總參謀部制定的應對可能發生戰爭的策略，他也只被通知了個大概走向—比如，他知道施裏芬計畫的大致情況。但是，他並不會被告知軍事規劃中的具體細節，這可能是因為非常注重保密的總參謀部認為他可能會洩露一些機密。此外，無論是陸軍和海軍內閣，還是帝國指揮部，都沒有資源來支持皇帝真正行使指揮權。德意志帝國並沒有像法國的戰爭高級委員會（Conseil Supérieure de la Guerre）或英國的帝國防務委員會之類的統一軍事指揮機構，而威廉二世並沒有能力在軍事指揮中扮演協調者的角色，因此也就無法彌補德意志帝國的這一缺失了。甚至是在戰爭爆發前的最後幾年裏，德意志帝國領導層都沒有為海陸兩軍的聯合行動做出什麼具體的準備，也沒有試圖使軍事規劃者所設想的策略和德意志帝國外交所追求的目標相吻合。從這層意義上說，德意志帝國依然屬於“戰略上無領導”。

在軍事指揮方面，就像其他很多方面一樣，皇帝所扮演的角色在理論上與現實上，可謂有著天壤之別。德意志憲法規定（第63 條）在戰爭爆發時，皇帝必須擁有所有地面部隊的最高指揮權，據說威廉二世曾宣佈他會是“自己的戰時總參謀長”。如果他確實是這樣聲稱的，那麼在1914 年8 月爆發的戰爭應該能成功打消他的錯覺；他立即正式把以他的名義下達行動指令的權力讓渡給了總參謀長。因此，總參謀長成了“真正擁有軍隊最高指揮權的人”。8 月初，威廉二世承諾，他不會干涉軍事行動的過程，令軍方領導層驚訝的是，他在整場戰爭中都恪守了這個承諾。這些將軍們，至少在戰爭初期的時候，都會留心不讓他知道一些來自前線的壞消息，可能是因為他們都知道他的鬥志是多麼易受影響。戰爭的爆發似乎把他拋入了神經衰弱的狀態，這種狀態一直延續到戰爭結束的時候—中間只有一些很短的時間他的狀態會好一點兒。勝利的傳言確實會讓威廉二世沉浸於嗜血的狂喜中，但是他也非常容易變得沮喪，還易於陷入會一陣陣發作的失敗主義情緒中。他的情緒隨著前線傳來的瞬息萬變的消息而起伏不定。比如，1916 年9 月6 日，據說威廉二世“看上去很糟”，因為他剛剛收到了關於第一近衛軍團在索姆河戰況的令人擔憂的報告。但是，第二天他就又“非常興奮”了，因為他得知羅馬尼亞在圖特拉坎的堡壘失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