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繆傳 Camus（簡體書）

本書是關于阿爾貝·加繆的首部傳記，也是公認的經典，被譽為“加繆傳記中極受歡迎的一部”（《紐約時報》）。法語原著初版于1978年，近四十年來多次再版，已被譯成十幾種文字。長期旅居巴黎的美國傳記作家赫伯特·R. 洛特曼采用英美人撰寫傳記的嚴謹方法，努力貼近加繆的生活，向讀者揭示了一個在阿爾及利亞貧民區長大，經歷長期的貧窮、無盡的苦難，卻通過不懈的努力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法國作家的成長歷程、創作歷程、生活歷程和心路歷程。

赫伯特·R.洛特曼（Herbert R. Lottman），1927年生于紐約，2014年逝于巴黎。大學期間獲得富布賴特獎學金，赴法國一年研究法國文學界。在美國取得藝術學碩士學位后，他又重返法國，長期旅居巴黎。洛特曼曾長年為美國報刊特別是《紐約時報》撰寫關于法國和歐洲文學與文化的文章，也擔任過美國雜志《出版商周刊》的駐外記者。此外，他還得到福特基金會資助，從事過歐洲城市規劃研究。

前言阿尔贝?加缪1913—1960年第一部分地中海人第一章第一个人第二章家庭悲剧第三章在贝尔库成长第四章寒战第五章觉醒第六章西蒙娜第七章参与第八章入党第九章绝望中的痛苦第十章面对世界的房子第十一章转折点第十二章政党第十三章队友剧团第十四章会晤、第十五章《阿尔及尔共和报》第十六章1939年9月第十七章《巴黎晚报》第十八章奥兰第十九章“荒诞”三部曲第二十章《鼠疫》第二部分流亡第二十一章“这位局外人是谁？……”第二十二章被占领的巴黎第二十三章《战斗报》第二十四章《误会》第二十五章解放第二十六章最初的战斗第二十七章停战第二十八章圣日耳曼德普雷区第二十九章纽约第三部分成名第三十章《既不当受害者，也不做刽子手》第三十一章《战斗报》的末日第三十二章成功第三十三章唐?吉诃德第三十四章欧洲—美国第三十五章复发第三十六章《反抗者》第三十七章萨特抨击加缪第三十八章《若纳斯》第四部分四十岁第三十九章大海第四十章起义第四十一章《快报》第四十二章《堕落》第四十三章《修女安魂曲》第四十四章诺贝尔文学奖第五部分回归之路第四十五章斯德哥尔摩第四十六章沉默第四十七章卢马兰村第四十八章最后几周第四十九章维尔布勒万第五十章后事答谢词工作方法加缪年表

我以為人們也許是含著煙斗，坐在富麗堂皇的辦公室里，用鵝毛筆寫傳記的。然而，為了搜集本書的材料，我得實地調查研究，尋找證人，并說服一部分人，讓他們保持多年的緘默，以及他的敵人或者無動于衷者，至少給予一個客觀完整的見證。我得去發掘那些往往被人們珍藏著的原始資料，那些舊紙片、小冊子、報紙剪報。當我重新找到一個斷了的，然而很重要的線索時，或者當我使遲疑不決的見證人面對資料作出完全承認時，我的內心往往充滿愉悅。我經常擔心的是，那些大量已發表、流傳廣泛，然而完全錯誤的資料，如混亂的年代表、來往信件和手稿日期的不一。對加繆大量的研究都是以這些材料為基礎進行的，因而每當我在大學附近某書店里看到這類研究作品時我就感到難過。顯然，所有對阿爾貝·加繆感興趣的人多少都受到了這些材料的影響。

1962年阿爾及利亞獨立，其結果之一就是使法國在那兒存在了一百三十年的痕跡逐漸被抹去。對為一名生在法屬阿爾及利亞，在那里成長、受教育的人寫傳記的作者而言，面對的則是檔案的流失和毀滅，更不用說證人的失散或死亡。總之，加繆童年時代最好的見證是作家本人印象畫派似的、略微小說化的回憶，而作家本人的保留態度使得傳記作者的任務更加艱巨。這種法國人式的謙遜博得外國人尊敬，也惹他們惱火。

加繆的繼承人讓我查閱了他的文件和手稿，然而必須指出他們對我使用或解釋這些材料的方式是沒有任何責任的。他們沒讀過，也沒有同意過這本書，這與“授權”的傳記絲毫沒有關系。但我對阿爾貝·加繆夫人和她的姐姐克利斯蒂安娜·富爾的耐心深表感謝。本書就是我的謝意。加繆本人擔心“生命的消失”，我想如果加繆能讀到本書的話，他一定能理解本書作者的意圖。

文學傳記的風險之一，就是讀者會以為作家的主要東西在傳記中都能讀到，就不必再讀他的書了，即使作家生命的精髓在他的著作中。一位作家的傳記有時會像一場主賓也許會缺席的盛宴。因而傳記作者有必要敬告讀書去讀原作，傳記永遠不能替代原作。阿爾貝·加繆1913—1960年阿爾貝·加繆1913—1960年

加繆似乎擁有過一切，年輕，富有魅力，甚至很早就獲得了巨大的成功（這一切足以使他同時代的一些著名作家妒忌）。他引起人們注意的首先是一本篇幅不長的小說《局外人》，而后出版的《鼠疫》使這位外國人榮譽與日俱增，在國際上獲得了聲望。抵抗精神給他帶來了光環，戰后，他成了一名年輕的英雄。在戰后的年代里，他辦的報紙《戰斗報》是呼喚改革那一代人的精神導向。加繆多年的朋友（后成敵人），讓保羅·薩特在談到加繆這一時期不可思議的魅力時說道，這是“個人、行動和作品令人欽佩的結合”。此語常為人們引用。似乎沒有哪一位作家能比加繆更能給法國、給世界青年人帶來更多的希望。

他不躲避任何戰斗。他是反對歧視北非穆斯林的先驅之一，之后，他又向反法西斯的西班牙流放者、斯大林的受害者、青年叛逆者、為理想拒服兵役者伸出援助之手，并成了他們的朋友。瑞典文學院在向他頒發諾貝爾獎時，說他是反專制作家中最投入的一位。

他早早地就獲得了諾貝爾獎（除了拉迪亞德·吉卜林獲此殊榮時比他年輕）。《紐約時報》社論專欄評論員這樣評論：“這是從戰后混亂中冒出來的少有的文學之聲，充滿既和諧又有分寸的人道主義聲音。”

然而，阿爾貝·加繆已經遇到了嚴重的問題。他公開支持不得人心的運動所引起的爭議，由阿爾及利亞戰爭引起的個人困難，家庭成員和他本人的疾病，這一切都程度不同地妨礙了他，使他幾年不能寫作（即使他以大量的社會活動加以掩飾）。各種貶低加繆的左右翼人士利用此機會，斷言他自以為是，自我滿足，從此走了下坡路。而他，一個在貧窮、普通家庭里長大的孩子，始終與文學沙龍、文學名人、榮譽、勛章保持距離，拒絕人們把他塑造成偶像。他不止一次地在一位他少有的知己（他的女秘書）身邊哀嘆道：“但愿他們了解真正的我。”

之后，他認為找到了出路，即搬進了新寓所，養成了新習慣。從此他可以重新投入文學創作（寫一部很重要的作品）和他喜歡的戲劇工作。

就在這時，他離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