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商人長途販運研究：《江西商人經營信范》解讀（簡體書）

專業性商人集團出現，是明中葉以後中國社會經濟變動的重要指標，也可以說，它也是當時近代化啟動或者說傳統經濟向近代經濟轉化的核心原因。故而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專業性商人集團引起了中國社會經濟史界的重視，以徽商、晉商為代表的商人集團研究成為經濟史研究的重要領域。在相關資料的發掘、相關問題的探討兩個方面均取得了不少優秀成果。但發展到新的世紀，研究似乎有些遲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傳世文獻如文集、筆記、史籍、小說、方志等史料類型在進行了多次的爬梳之後，雖有電子索引的運用，但畢竟有些貧瘠了。同樣，江西商人的研究也不例外。
中國民間契約文書資料雖歷經破壞，但畢竟因為總量巨大，還是留下來不少。總體上說，這類文獻資料，大體可以分為兩類：一是與土地買賣、賦稅交納、分家等有關的契約文書；一是與商品交易、銀錢借貸、合伙等相關的票據、賬本、契約等。此前學術界所言“契約文書”多指前一類。但就研究商人、商業、金融及商品經濟而言，當然得依賴後一類的契約文書。據筆者所了解到的情況，目前此類資料還是與晉商及徽商相關的比較多。其他地區性商人如陜商、魯商、江西商則相對較少。但不論怎樣，對這類民間文書材料的解讀與運用目前還是非常不夠。這樣的一種狀況，正是目前中國商業史、金融史、貨幣史、商人群體研究，乃至明清經濟史研究的瓶頸所在。
為什麼這麼說呢？還是從史料角度來說，根據傳統傳世文獻資料所做的相關成果可以說達到了一個相當高的水平，在原有史料範疇內要想有大的突破，難度相當大。目前學術界尋求新發展的方向之一，就是運用計量方法、數量模型對商業史、金融史材料進行新的分析，或者運用制度經濟學等理論對商人、商業等進行定性研究。這些新理論、新方法的運用確有耳目一新之感，不但使經濟史更為精確，也使我們能夠把握以前單純運用歷史學方法無法把握的更多的導致歷史變化的因素，使我們對經濟史、商業金融史、商人史的認識由單個的歷史事件，上升到了認識歷史發展的過程，甚至上升到認識歷史演變的程度。另外一個方向就是新材料的運用。20世紀初以來，以甲骨文、敦煌文書、漢晉簡牘等新材料的發現，王國維等前輩大師提出二重證據法為標志，中國史學界運用新材料，研究新問題，史學研究確實發生了質的飛躍。在馬克思主義指導與影響下的中國社會經濟史史學範式的確立則是其中最為主導性的進展。目前商人集團研究也表現出了相同的趨勢。
但有一個重大問題是我們以前注意不夠的，這就是：此前所謂“民間文獻”“地下文獻”，不是地方基層政權檔案，就是以反映自然經濟為主的民間契約文書。而最能反映社會經濟變動因素，與商業、商人相關的文書則不多見，至多是高利貸資本性質的借貸契約可以見到一些。故而要想了解各個時代的商人的活動、經營、生活，是非常不易的，不論是前代的漢晉簡牘、敦煌吐魯番文書，還是西夏、元代的黑水城文書，甚至此前所公布的徽州、福建文書大體上也是如此。故而整體上說，我們將傳世文獻材料與這樣的民間文獻相匹配，所認識到的只能是傳統社會經濟作為自然經濟的一個面相。自戰國秦漢直到清代民國始終存在的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的一面究竟該如何認識呢？以明清、民國為例，筆者認為就得對以上所說的第二種類型的民間文獻，即與商業、商人經營相關的一系列契約文書進行解讀，對商人經營進行微觀分析，如商人資本組織方式及其動態變化、商人利率、利潤率及其變動、商業會計方法、商業算術的演變、商業制度與習慣、商人與地方官府及社會的斗爭與互動等。
·同樣，江西商人的研究也面臨此類問題，與徽商、晉商不同的是，至目前為止，尚未見到江西商人留下來的信稿、賬本、契約之類的資料刊布，幸運的是，筆者在文物市場購得一冊江西商人的信範?，經過數年琢磨，我嘗試著對它做了一個初步的解讀，對學術界尚未怎麼涉及的一些問題做了幾個側面的探索。

上編 信範原文
辛彩賢記，道光二十六年
正面（由右往左）
反面（由左往右）

下編 問題研究
第一章 江西商人長途販運的商品種類及地域
第一節 江西商人所販運的商品種類、產地——夏布
第二節 江西商人所販運的商品種類、產地——紙張、棉花、糧油
第三節 江西商人的商品販賣地點
第四節 江西商人在江南地區的商品販賣路線
結語
第二章 江西商人長途販運經營方式
第一節 江西商人的協作與合作經營
第二節 江西商人作為販運商與牙商之間的關係
第三節 江西商人組織
第四節 江西商人所利用的交通運輸業狀況
結語
第三章 江西商人長途販運與金融信用
第一節 江西商人的貨幣兌換
第二節 江西商人長途販運中的存款
第三節 江西商人的賒購賒銷與商業信用
餘話
附錄
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