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簡體書）

《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120年紀念版）》提出了基本經濟區這樣一個重要的概念，這對了解中國經濟史是大有裨益的。通過對灌溉與防洪工程以及運渠建設的歷史研究，去探求基本經濟區的發展，就能看出基本經濟區作為控制附屬地區的一種工具和作為政治斗爭的一種武器所起到的作用，就能闡明基本經濟區是如何轉移的，就能揭示基本經濟區同中國歷史上統一與分裂問題的重要關係，因而也就在這一研究的基礎上，對中國經濟發展史中的一個方面，給予了一種具體的同時又具有歷史表述的分析。總的說來，《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120年紀念版）》的宗旨並不是對中國歷史賦予新的解釋。然而，如果基本經濟區的概念，被證明有助於解決中國歷史中基本問題之一的話，那它就不會不對中國歷史發展全過程的理解與闡釋產生影響。為了把這一理論擺在恰當的地位並闡明其可能的引申與進一步的應用，也許講清楚作者對中國歷史經濟研究的一般想法會更好些。
人類撰寫自己的歷史，不只是在借用歷史留傳給它的各種條件下進行的，而且還要對過去的歷史加以再寫。這是因為歷史本身是歷史的，各個時代只能按照它自己的經驗去理解，也只對它自己有用。新的經驗會導致新的歷史見識，而根據新的見解，又可以闡述新的問題，可以重新審查新老論據，可以從大量似乎無用的資料中挑選出頗有意義的事實來。因此，歷史必須不斷地加以再寫，才能滿足各個特定時代中人們的需要。再寫歷史是人類為駕馭歷史力量所作努力的一部分，而在歷史過程的每一轉折點，這一任務都變得特別迫切。
自從十九世紀中葉“中國開放”以來，不僅在中國的知識界，而且在整個世界的知識界，就隱隱約約地提出了再寫中國歷史的問題。由於資本家的國外貿易與投資——通過它在世界市場的剝削——便產生了一種相互依賴的世界經濟，不同民族參差不齊發展的社會經濟結構，便投進了世界歷史的動蕩潮流。中國的歷史，不再只是一個國家的歷史，也匯入了世界歷史的洪流。“西方的”各種制度，已經嚴重地侵入了中國的生活；而中國的生活也成了“西方”生活中的一個重要因素。這種狀況的深遠後果，就集中地體現在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和它後來的發展，從而在若干世紀以來首次引人注目地提出了中國社會的一些根本的重大問題。
經濟史或者說辯證經濟學，確認這樣一個事實，即中國今天的根本問題，不能只靠研究當代的情況來了解，還必須歷史地去進行探索，也就是還要試圖解決那些由於我們時代所需要而提出的中國歷史的基本問題，發現那些左右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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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序

章 基本經濟區的概念及其與水利事業的關係
一 概述
二 基本經濟區的定義
三 漕運的作用
四 統一與分裂的經濟基礎
五 中國歷史上基本經濟區的轉移

第二章 中國水利事業與經濟區劃的地理基礎
一 黃土與灌溉
二 淤沙的肥效價值
三 “持久農業”的自然基礎
四 中國降雨的多變性
五 水稻與灌溉
六 “河川之國
七 氣候變動與灌溉
八 地方區劃的地理基礎

第三章 治水活動的歷史發展與地理分布的統計研究
一 資料的來源與性質
二 資料的說明

第四章 作為中國國家經濟職能的治水的起源
一 禹和洪水的傳說
二 灌溉實踐的早記載與井田制
三 對《孟子》的新解釋
四 “溝洫
五 發展大型水利工程的社會前提條件
六 作為封建斗爭武器的水利工程
七 封建中國的人工水道
八 早的大型灌溉工程
九 治水的公共職能
十 官吏的治水任務

第五章 作為基本經濟區的黃土地區與黃河中遊
一 秦與鄭國渠
二 關中與漢朝的興起
三 漢武帝時期的水運與灌溉
四 漢武帝關於灌溉的詔令
五 防洪與基本經濟區
六 西北與淮水流域的灌溉工程
七 白渠及其他工程
八 武帝之後的淮河與漢水流域的水利事業
九 河內的防洪工程與河內的開發
十 河內與後漢的建立
十一 淮河流域的兩個蓄水工程
十二 兩漢時期的基本經濟區
……

第六章 由黃河流域向長江流域的轉移
第七章 長江流域在經濟上的統治地位

參考文獻
索引
獨到的思維傳奇的專著

在河北，因永定河頻繁的洪水泛濫所造成的損失，一般都認為由於淤沙所帶來的肥效作用而彌補了。清朝的陳儀（公元1670-1742年）在一次關於治河問題的有名的討論中說道，永定河能“填淤肥美；秋禾所失，夏麥倍償。”②在討論永定河的問題時，陳宏謀（公元1696-1771年）也談到了廣大的田野每當受到永定河水的泛濫之後，就將獲得特別好的麥收。③
1871年版的《畿輔通志》，從較早的地方志中引用了永定河的一條很重要的記載，說：“永定濁泥，善肥禾稼，所淤處，變瘠為沃，其收數倍。”④方苞（公元1668-1749年）與顧用方在一封關於討論渾河（或桑幹河）的防洪問題的信簡中，也揭示了這一問題。信中說，當河流流經固安縣和霸州時，河堤淹失了，兩縣一、二百裡間，一片汪洋。而在十天左右，當洪水消退之後，這片淤沙之地就被當地農民稱之為“金鋪地”了。⑤因古代灌溉工程而著稱的漳河，其肥效也是公認的，就像清朝杰出的官吏孫嘉淦（公元1682-1752年）在他對皇帝的一則奏疏中所證實的那樣，這一奏疏也被收入在這一通志中了。⑥
在中國南部，雖然其治水問題的表現形式與中國北部不同，但同樣包括有調節洪水與增強土壤肥效這兩大問題。在那裡不是以洪水充灌農田的問題了，而是排除沼濕地區與湖泊中多餘的積水，並將這些排過水的沼澤與湖床地區用以耕種（主要是稻谷）的問題。
中國南方有權勢的地主與富農，之所以要侵占湖河土地以擴充他們的耕地面積，毫無疑問，其中一個原因是為了爭奪名義上還屬於國家卻又沒有被任何個人據為己有的土地；另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在從湖床或河床回收這些土地之前的相當一個時期內可以免納地租。
由於這些被回收的土地，具有極大的肥沃性，因而就導致了嚴重的經濟與政治問題，這一傾向，自南宋（公元1127-1280年）以來，尤為突出。這不單是一個爭奪公共土地和無稅土地的問題，而且也是一個爭奪肥沃土地的問題。明朝的知縣蔣以忠，大約在1829年刊行的一篇關於福建省長樂縣濱閭湖問題的文章中，就很具體地談到過湖區土地的肥沃性問題。他說：“顧湖±眉多沃壤，可稼穡，歲收其入，較恒田足三倍，官且不稅。豪奸睨其旁者，群攘而藝之。”①這些富饒的“湖川田”，通常都是用一種類似墻一樣的堤圍起來的，以便排除其中的水，在長江下遊（江蘇、浙江、江西與安徽），這種田被稱之為“圍田”或“圩田”，而在大的湖區，特別是湖南，則稱為“垸”。它們是中國農業區富饒的土地中一個很重要的組成部分。
不少西方有名的學者，對“淤泥”曾進行過研究，並承認它在中國農業生產中所占有的地位。W.C.魯德米克（Lowdermilk）教授曾經計量過從陜西省山區或高原上傾瀉下來的洪流中所挾帶的泥沙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