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歐洲的巨變1517-1648（簡體書）

《基督教歐洲的巨變：1517—1648》是《企鵝歐洲史》系列的第五卷。企鵝出版集團力邀歐美史學大家，歷時十餘年，面向普通讀者打造的多卷本歐洲通史。為歷史研究與寫作設立新基準的史詩巨制，結合學術品質與大眾閱讀的驚喜之作。從古希臘羅馬到全球時代，歐洲四千年曆史的恢弘全景

中世紀時，居住在西歐的人普遍認為，自己生活在一個基督教的大同世界裡。然而，在僅僅一個多世紀的時間裡，它煙消雲散，取而代之的是新誕生的地理實體“歐洲”。
1517年，馬丁•路德向羅馬天主教會宣戰，教義衝突取代了共同信仰。人們發現了新世界，也重新發現了歐洲。
1648年之後，統一基督教世界的理念瓦解，歐洲成了一張可以顯示裂痕的地圖，一種劃分政治、經濟和社會碎片的方式。在失序與重建中，近代歐洲漸漸成形。

1.企鵝出版集團力邀歐美史學大家，十餘年打造的多卷本歐洲通史
作為大眾圖書出版的一大標杆，八十多年來，企鵝出版集團以高品質的圖書為數代人的智識生活奠定了根基。自2004年起陸續出版的皇皇九卷“企鵝歐洲史”，是企鵝出版集團打磨了十餘年的雄心之作，被譽為“絕妙結合廣度與深度”的“當代出版界巨制”。
“企鵝歐洲史”系列由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教授戴維•坎納丁主編，集九大學者之力，以其完整、可靠、親切成為多卷本歐洲通史的典範之作。其完整，在於呈現從古典歐洲的誕生到當今歐盟的動盪，從公元前1750年到公元2017年這近4000年的歐洲歷史；其可靠，是基於九位史學界支柱性學者的真確認知，他們對各段歷史的認知經過反复的打磨和歷練，呈現的不僅是可靠的史實，更有對歷史趨勢的精闢把握；其親切，在於用平易的語言、抓人的敘事，將歷史的大勢與細節呈於紙面。
《基督教歐洲的巨變：1517—1648》由新教研究重要學者馬克•格林格拉斯撰寫，揭開宗教改革遠超宗教範圍的深遠意義。由馬丁•路德開啟的這場表面上只關乎神學的改革，顛覆了中世紀以來歐洲的基督教大同世界，從此，歐洲不再是一個團結於天主教會的信仰共同體，在短短一個多世紀中，成為發現新世界、征服新世界的地理實體“歐洲”，走出中世紀，走上世界舞台的中心。

2.為歷史研究與寫作設立新基準的史詩巨制，結合學術品質與大眾閱讀的驚喜之作
為“企鵝歐洲史”系列執筆的九位享譽世界的歐洲史學者，分別任教於牛津大學、劍橋大學、謝菲爾德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等知名學府，其中多位具有英國皇家歷史學會會員、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的身份。他們以在各自領域深耕數十年的積累與見地，在歷史學界眾多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用獨特的謀篇佈局、明晰的主線，傳達出對各段歷史的體認，描畫出歐洲近四千年演進歷程背後的動力。
史家的責任與學養使他們書寫的歷史可靠、可信，而他們合力撰寫的“企鵝歐洲史”系列，又是面向大眾的寫作。摒棄學術體例和學界行話，用閃爍著洞見的敘述，將歷史的洪流與涓流、大小人物的境遇和事件的發端及餘波編織到一起，連綴成各個歷史時期的全景圖。通過主線把握發展大勢，用細節與時人共情，帶出有興味、有樂趣、有衝擊、有所得的閱讀體驗。如此寫作，讓讀者不需要學術背景，也能從學術共同體多年來研究、思辨的成果中獲益；不需要復雜的知識儲備，就能直接進入歷史，看歐洲如何改變世界，又被世界改變。

3．為歷史研究與寫作設立新基準的史詩巨制，結合學術品質與大眾閱讀的驚喜之作
我們所生活的現代世界曾被歐洲創造、為歐洲所主宰。對於以現代締結者之姿強力闖入世界各個角落的歐洲，它行動的理由、強大的基礎，衰落的緣由，都能在歷史中找到線索。從公元前1750年到公元2017年，歐洲歷史步步展開，改變、撼動整個世界，也被世界改變和塑造。它曾是文明的標尺，以古代希臘羅馬立下文化之根，用信仰和理性塑造人類的精神世界；它也被視為罪惡的淵藪，醞釀攪動世界的戰爭與衝突。依靠工業文明、帝國擴張，歐洲曾雄踞世界之巔，也在權力的競逐中，將世界一度拖入黑暗的深淵。
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如今這般格局的動搖、世界的動盪，在歐洲與世界交互演變的歷史中，都有線索可循。完整、可靠、親切的“企鵝歐洲史”系列，是建立整全認知坐標系的開始，對歷史的審視與再思，可以成為應對動盪世界的根基、想像未來的起點。

4.歐美主流媒體力荐：透過這套書，才能真正讀懂歐洲！
2004年，“企鵝歐洲史”系列的開篇作、普林斯頓大學威廉•喬丹教授的《中世紀盛期的歐洲》問世，被譽為這一出版界巨制的恢宏開篇。自那以來的十幾年中，“企鵝歐洲史”系列備受期待，每有新作推出，無不大受讚賞，不僅在學界廣受推崇，還深得大眾認可，獲得《經濟學人》《金融時報》年度好書、《星期日泰晤士報》年度歷史書等多項讚譽，被視為“代表學術精神的典範”，“彷彿站在奧林匹斯山上俯瞰近代歐洲的歷史”，“一百年後還會有人讀”，“幾十年未見的歷史佳作”。透過這套書，才能真正讀懂歐洲。
5.翻譯、編校、審讀層層打磨，遵循高品質標準將這套恢宏巨制譯介中文世界。
“企鵝歐洲史”系列皇皇九卷的漢譯工程，借力包括兩名聯合國翻譯在內的譯者，經兩年翻譯，兩年編校，學者審讀，以高品質的譯文和高標準的譯校，去除語言的隔閡，以求呈現翻譯品質經得起考驗的歐洲通史，將歷史的豐盈、名家的洞見、學界的真知帶入中文世界。北京大學彭小瑜教授、北京師範大學劉林海教授、南京大學陳曉律教授、復旦大學李宏圖教授、浙江大學呂一民教授……更是欣然為“企鵝歐洲史”各卷撰寫推薦序言，引導中國讀者進入歐洲史的宏大世界。

6.沿襲企鵝革新性的設計美學，精進印製工藝，完成由書到藝術品的蛻變。
“企鵝歐洲史”全套九卷，封面設計採用革新理念，以及浮雕、燙金等匠心工藝。從1到9的阿拉伯數字把這一整套書連綴起來，數字既代表這一時期在四千年漫長進程中所處的位置，更是窺見歷史的窗口。這個時期中的一個人物、一個片段，從數字背後的深廣世界裡迫不及待地躍出，肌理分明的立體浮雕，呼應的是內裡一打開書頁，就能跳出紙面的鮮活歷史。
叢書名“企鵝歐洲史”和主書名燙金，體現集半世紀學界大成、經十餘年打磨後，整套書精金般的品質。選用的金色打眼而不張揚，正像閱讀這套書的感受：讀時衝擊力撲面而來，讀罷悠長余韻久久不息。

馬克•格林格拉斯

謝菲爾德大學近代早期歐洲史榮休教授，英國王家歷史學會會員，獲法國棕櫚教育騎士勳章。著有《管理激情：法蘭西王國的和平與改革，1576―1585》《亨利四世時期的法國》《法國宗教改革》等多部著作。

讀《企鵝歐洲史》，能夠認識到歐洲文明保持更新和不斷前進的真正力量是什麼。我們藉此不僅能夠更清楚地看到歐洲的過去，也能夠看到一點歐洲和世界以及我們自己的未來。
——彭小瑜(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500年來的歐洲，是人類，因而也是我們極重要的“他者”。它的上升與沈淪、榮耀和毀滅、超越和霸道，都為各處人類提供了面臨同樣境況時，取之不盡的經驗和教訓。“企鵝歐洲史”這套鴻篇巨制，舒張有度地呈現了歐洲朝我們走來的節奏、步態，為自我認知和定位畫出了豐富的參照坐標。
——劉蘇里

《基督教歐洲的巨變》學術分量十足、雅俗共賞，完全值得專業學者與一般讀者閱讀與珍藏。全書融傳統與新史學於一體，以基督教世界意識的崩潰為論題，重新組合材料，有意營造文學和戲劇效果，令人耳目一新。
——劉林海(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從撼動羅馬天主教會統治地位的宗教改革，到確立民族國家觀念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全面描述近代歐洲的誕生過程，翔實可信。
——《經濟學人》

廣度和深度的美妙結合。格林格拉斯用明晰的條理、毫無矯飾的筆法，切實展現了近代早期歐洲的轉型與掙扎。
——《華爾街日報》

想理解歐洲社會與宗教變遷，這部紮實細緻的作品不可錯過。
——《中西部書評》

和《企鵝歐洲史》系列中的其他著作一樣，《基督教歐洲的巨變》代表了學術精神的典範。不管是南瓜、馬鈴薯等等從美洲引進歐洲的新食物，還是號稱在歐洲首創立憲君主制的波蘭–立陶宛王國的政治，沒有什麼能逃過格林格拉斯的眼睛。幾乎每頁都有金句。
——《星期日泰晤士報》

《基督教歐洲的巨變》讓我們看到，在那個藝術、建築、知識大大發展的年代裡，歐洲人經歷了何等的混亂與焦慮。格林格拉斯細說各個城市、國家的歷史，提醒我們，是“好奇心撼動了基督教歐洲”。
——《出版人周刊》

《基督教歐洲的巨變》的確是傑作。文筆動人，眼界極廣，學術上無可挑剔，將讓大批讀者重新認識這個改變了歐洲歷史軌蹟的時代。每一頁都有深刻的見解。
——羅伯特•施奈德
印第安納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融合學識、見識、想像力的巨著，全方位展現1517—1648年的歐洲歷史，顧及每一個社會階層和地區，還探究歐洲與世界其他地區的往來。這部歷史著作回應了我們當前思考的問題：什麼是歐洲？歐洲在世界上的地位又是什麼？
——喬納森•德瓦爾德(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分校)

1517—1648年歐洲的廣角全景圖。那些年裡，人們從前奉若圭臬的一些觀念逐漸消逝，由多個國家組成的歐洲漸漸成形，並藉由科學發現和海外擴張，走上世界舞台的中心。
——威廉•蒙特爾(西北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文明的更新、重組和不斷前進
——為什麼我們應該閱讀“企鵝歐洲史”系列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彭小瑜

21世紀還剩有80多年，當今的主要發達國家，也就是歐洲國家以及在製度和文化上與之關係極其緊密的北美洲和大洋洲國家，在發展上的明顯優勢目前無疑還存在。那麼到了21世紀末，情況又會如何？“企鵝歐洲史”系列包含的9部著作覆蓋了歐洲文明近4 000年的歷史。如果我們精細地閱讀這幾本書，我們就能夠觀察到歐洲文明在歷史上經歷過的多次繁榮、危機和復興，進而能夠認識到歐洲文明保持更新和不斷前進的真正力量是什麼。
相對於世界其他地方的古老文明，歐洲文明天然具有優越性嗎？從19世紀在中國沿海地區販賣鴉片的英國人身上，我們看不到什麼值得欣賞和效仿的品德和價值觀。西方近代的“船堅砲利”及其背後的科學技術固然值得研究和學習，但是學會了“船堅砲利”的本事不是為了欺負和攻打別人。另外，西方文明的優點，歐洲在近代國力強大的原因，絕不局限於自然科學和先進技術。我們了解和研究歐洲歷史，借鑒歐洲和整個西方的歷史文化和經驗，肯定也不能局限於救亡圖存這一有限目的。我們採取和保持一個面向世界的開放態度，是為了建設一個美好的生活環境，也是為了對世界和平和全人類的福利做出我們的貢獻。因此，我們對歐洲史和整個西方文明需要有一個認真和耐心研究的態度，努力學習其優點，盡量避免其不足，以期完成我們中華民族在21世紀追求的遠大目標。為了這樣一個宏大的事業，我們需要精細閱讀“企鵝歐洲史”系列。這是我們了解和學習外部世界過程中邁出的小小一步，卻可能會讓我們擁有以前不曾體驗過的驚奇、思索和感悟。
整套叢書由古希臘羅馬遠古的歷史開始，講述了直到21世紀的歐洲歷史。儘管各位作者的資歷和背景不盡相同，他們基本的歷史觀卻高度相似。在對西方文明進行坦率批評的同時，他們以明確的樂觀態度肯定了這一獨特文化、政治和經濟體制的自我更新能力。普萊斯和索恩曼在描寫古代雅典城邦時（見《古典歐洲的誕生：從特洛伊到奧古斯丁》），注意到了雅典民眾擁有在古代世界獨特的政治參與權，不過該城邦“同時也是對婦女壓制最為嚴重的城邦之一”，因為唯有男性擁有公民權的情況讓沒有公民權的自由民婦女地位變得十分糟糕。依靠元老院、人民和行政長官三者之間溝通和平衡的古羅馬，建立和維持著一個似乎比雅典更加穩定的共和國。後來，貧民的土地問題以及意大利和其他地方民眾獲取公民權的問題，引發了“羅馬在350年裡的第一次政治殺戮”。之後不斷加劇的社會矛盾導致了血腥的持續的內戰，並顛覆了共和製度，但是羅馬人在內戰廢墟上建立了君主制帝國，同時讓各地城市保持了強有力的自治傳統，在地中海周邊的遼闊地區又維持了數百年的安定和繁榮。
喬丹在《中世紀盛期的歐洲》裡面寫到了14世紀的黑死病，“在1347—1351年的瘟疫中有多達2, 500萬人殞命”，之後瘟疫還連續暴發了好多次，而此前歐洲的總人口只有大約8, 000萬。這個世紀同時也是戰爭和內亂頻仍的年代，是教會內部思想混亂和不斷發生紛爭的年代。面對如此可怕的巨大災禍，面對16世紀宗教改革帶來的政治和思想的嚴重分裂，西方人在生產、貿易和金融等領域仍然取得長足進步，並開始探索世界地理，航行到非洲、亞洲和美洲，倡導用實驗來把握有用的知識，學會用科學的方法來仰望星空，認知宇宙的秘密。與此同時，自私的慾望逐漸氾濫，開始有文化人鼓吹“最自然的人權就是自利”，鼓吹“自然狀態是一個相互競爭的叢林”（見《基督教歐洲的巨變：1517—1648》）。
當資本主義的貪婪和帝國主義的強權給世界上落後國家帶來壓榨和屈辱的時候，歐洲內部的社會矛盾也變得十分尖銳。在19世紀中葉，英國每天要用掉大約2.5億根火柴，在位於倫敦的工廠：“用於製造可燃火柴的白磷產生的氣體開始給工人身體造成嚴重損害。工廠工人幾乎是清一色的女工和童工，工人需要先準備好磷溶液，然後把火柴桿放在裡面浸沾。他們的牙齦開始潰爛，牙齒脫落，頜骨慢慢腐爛，流出散發臭味的膿水，有時從鼻子裡往外流膿，人稱'磷毒性頜骨壞死'。1906年在伯爾尼簽署的一項國際公約禁止使用白磷，兩年後，英國議會批准了該公約。”（見《競逐權力：1815—1914》）
歷史故事的細節從來都具有一種思想衝擊力。“企鵝歐洲史”系列的各個分冊裡面充滿了大量的細節和故事。看了白磷火柴女工的故事，認真的讀者都會好奇，當時的歐洲會往何處去。埃文斯描寫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歐洲社會和改革運動。他提到，德國的鐵血宰相俾斯麥曾經聲稱，國家必須“通過立法和行政手段滿足工人階級的合理願望”。在敘述現代歷史的各個分冊裡，我們都能看到，歐洲統治階級堅持文化和製度的漸進改良，不單單是“出於發自內心的社會良知”，也是因為他們面臨來自社會主義思想和運動的壓力，希望通過對話達成社會各階層的和解。社會各階層重視溝通和妥協不僅是現代西方社會的一個突出特點，應該也可以追溯到遙遠的雅典城邦和羅馬共和國傳統。溝通和妥協的能力，確實是歐洲文明保持活力和持續進步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梁啟超先生到歐洲考察，遇見一位美國記者，後者覺得“西洋文明已經破產了”，不贊成梁啟超將之“帶些回去”的打算。梁啟超問：“你回到美國卻幹什麼？”該記者嘆氣說：“我回去就關起大門老等，等你們把中國文明輸入進來救拔我們。”梁啟超在《歐遊心影錄》裡面記載了這個故事，但是他提醒讀者，歐洲不會完。他解釋說，18 世紀以後的歐洲文明不再是貴族的文明，而是“群眾的文明”，各種觀念和立場有順暢交流，思想文化依然活躍。所以他斷言，歐洲仍然能夠“打開一個新局面”。飲冰室主人在1929 年去世，沒有機會看到此後的歐洲歷史軌跡。我們是幸運的，看到了更多的世界風雲變幻。我們是幸運的，能夠閱讀“企鵝歐洲史”系列這樣有趣和深刻的歷史讀物。我們藉此不僅能夠更清楚地看到歐洲的過去，也可能能夠看到一點歐洲和世界以及我們自己的未來。

導言
第一章 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瓦解
從“白銀時代”到“黑鐵世紀”
第二章 人口補充
第三章 城市與鄉村
第四章 財富與貿易
第五章 貴族的追求
掌握世界
第六章 世界中的歐洲
第七章 觀察天地
第八章 瞭解世界
多災多難的基督教世界
第九章 查理五世時代的政治與帝國
第十章 大分裂
第十一章 反動、壓迫、改革
彼此相爭的基督教諸共和國
第十二章 以神之名的衝突
第十三章 與宗教分歧共存
第十四章 教會與世界
第十五章 十字軍東征的式微
混亂中的基督教列國
第十六章 國家事務
第十七章 對峙中的各國
第十八章 大戰
第十九章 從東到西的混亂時代
結語 歐洲的震顫
致謝
延伸閱讀

導言
大衛•德•弗里斯（David de Vries）為自己周遊世界的經歷感到非常自豪。1655年他以母語荷蘭語出版了自己的遊記，書中記載了他遠赴地中海、遠東、紐芬蘭、加勒比和南北美洲的六次旅程。德•弗里斯1593年出生於拉羅謝爾，父母是荷蘭人，他自學成才又善於觀察，能流利地使用數門歐洲語言，是一名訓練有素的砲兵隊長，一位熟練的航海家，還是一個精明的商人。他的殖民事業—1633年在“南河”（特拉華河），1634年在圭亞那的奧亞波克河（Oyapock），以及1638—1643年在斯塔滕島—盡數失敗，但這並不是他的錯。因為贊助人辜負了他，原住民太難管理，與他競爭的冒險者也對他不懷好意。德•弗里斯知道自己的忠誠歸向何方。低地國家是他的家鄉，小鎮霍恩是他的家鄉（patria）。如果他成功建起了一座殖民地“大莊園”（patroonship），他會把它打造成荷蘭地主鄉紳的莊園的模樣，這樣的大莊園會成為他經常提到的“新尼德蘭”的一部分。他是加爾文宗的新教徒，參與建造了斯塔滕島上第一座基督教教堂。德•弗里斯是在一個更廣闊的世界中認識歐洲的。從歐洲到新世界，旅途中高大的冰山讓他震驚不已，他還在遊記中詳細記錄了海上遇到的荷蘭人、巴斯克人、葡萄牙人與英格蘭人的漁船和商船。1620年，他在紐芬蘭的聖約翰斯（St John's）登陸。他熟讀他人的遊記，對當地印第安人的習俗早有了解，很快入鄉隨俗。1640年他拜訪了詹姆士河邊英國人新殖民地的總督，英國人以一杯威尼斯產的葡萄酒款待他，另一位曾在17世紀20年代後期去過東印度（East Indies）的英國殖民者與他把酒言歡。“我很欣賞他，他對我也是。”德•弗里斯說道。他還聽到那個殖民者說道：“此山無法與彼山相見，周遊世界的人卻可以相逢。”
以服飾、飲食與舉止而言，他們都是歐洲人，他們知道自己身在另一個大陸，知道自己（如德•弗里斯所言）“馳騁於地球的四極”。德•弗里斯的生涯反映了他們那一代人更加廣闊的地緣視野，他們開闢了新的機遇與迎接新的挑戰，異常多樣化的交流往來令古老的忠誠感與歸屬感產生了動搖。這種將歐洲視為一個地理實體的新感受，是在更廣闊的世界中反映出來的，再早一個世紀絕不可能存在。16世紀至17世紀初“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意識的消逝與“歐洲”意識的誕生，以及與之相伴的巨大變革，就是本書的主題。
基督教世界——像卡米洛一樣——創造了一種想像的過往。中世紀時，基督教世界對應的拉丁詞（Christianitas或者Corpus Christianorum）描繪的是一種不同的事物：一個想像出來的存在於當下或未來的、被信仰與理想凝聚在一起的世界。那個信仰共同體隨著西羅馬帝國的毀滅而誕生。在帝國廢墟上紮根的基督教最初只能算是一個範圍大得多的基督徒世界（Christian world）的西部邊陲，而那個基督教世界的中心在東方，位於中東和仍然活躍的東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 。但是，在逐漸失和的過程中，東西方的基督教漸行漸遠，直到1054年，羅馬的教皇和君士坦丁堡的牧首互相開除了對方的教籍。這場大分裂之後，拉丁基督徒與希臘群島、巴爾幹半島和俄羅斯的東正教徒分道揚鑣，形成了西方的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
在西方基督教發展的頭一個千年裡，基督教世界並不知道自己的中心在哪裡，因此也不知道自己的邊緣在何處。它可以說是（借用一位傑出的中古史學家的說法）一系列“微型基督教世界”（micro-Christendoms）聚集而成的'短程線穹頂'（geodesic dome）”，各組成部分是自給自足的。“符號商品”（除了聖髑，還包括聖人，比如傳教士和聖徒）的流通讓神聖的靈恩從一處傳播到另一處，信仰共同體的價值觀與理想也隨之從一個部分擴散到另一個部分。隨後，在中世紀中期東西方關係破裂之後，兩個地緣與意識形態單位的完全成熟使西方基督教世界產生了一種更複雜的對中心與邊緣的感受，這兩個單位就是教皇與神聖羅馬帝國。兩者對權威的主張，是神學家、法學家、政治理論家和知識分子在一種充滿自信的普世主義氛圍中通過相互比拼形成的。這一時期的經濟轉型、市場的巨大擴張、跨地區乃至跨國貿易的驚人增長、貴族之間的聯姻與外交聯盟，更加鞏固了這一 念。
在12世紀到13世紀的有識之士眼中，西歐拉丁基督徒的世界就是“基督教世界”。羅馬天主教會在拉丁基督教的信仰共同體中是核心支柱。拉丁基督教產生了一批知識精英，他們使用的是一門跨民族的語言（拉丁語，而不是希臘語）、一套相同的課程（側重於亞里士多德著作中的哲學與邏輯學）和一種共同的研究方式（經院哲學）。教皇的使節與王公的顧問對於權力從何而來、如何運用以及怎樣合法化有著同樣的神學見解與官場共識。十字軍東征成了西方基督教世界最野心勃勃的事業。
最重要的是，拉丁基督教是在信仰的繼承與實踐中表現出來的，它與既有的多維神聖圖景緊密相連，在這片圖景上有聖地、朝聖點、聖徒崇拜和各類節日。洗禮是通用的入教儀式。不受洗的非基督徒（猶太人、穆斯林）在中世紀中期是西方基督教世界邊緣非常重要的存在，他們之所以被容忍，正是因為他們不是信仰共同體的一部分。然而，隨著各大基督教王國將拉丁基督教的邊界向南推進至西班牙和意大利南部，這些人作為“不歸屬於基督教世界的非我族類”的意義似乎更甚於前。
基督教世界是一種應激性建構，很容易感到自身受到威脅。可是在現實中，它最危險的敵人並不是非基督徒。能對基督教世界的權力掮客造成最大威脅的，是基督教世界內部充滿差異和矛盾的格局。基督教世界的居民各有各的效忠對象，對他們來說，基督教世界的宏大理想並沒有什麼意義。在西歐廣袤的土地上，除了神聖羅馬帝國（它的版圖橫跨歐洲中部，它的名稱表明自己既是羅馬帝國的延續，又是普世國度的世俗存在形式）與教會的普世秩序，還有成千上萬個村莊和堂區，它們的居民往往負有效忠於自己領主的義務，他們是采邑領主的農奴。這些小共同體壓倒了普世秩序的機制，它們與城鎮一起都受益於中世紀中期的經濟變革。人們對世界主義的雄心壯志和國際秩序的官僚體制產生了懷疑。對於基督教世界中心與邊緣的感受越強烈，各地居民就越不願意耗費時間去獲得上頭的批准。很多人對為維持普世教會而徵收的稅款憤憤不平，也不再相信十字軍東征這種誇大其詞的超國家計劃。自12世紀開始，這些情緒引發爭議，產生異端（異端迅速傳播，成了一個嚴重的問題），在視基督教世界理念為至寶的人心中投下了愈加深重的陰影。
黑死病的爆發重挫歐洲經濟，令人們對基督教世界理念的信心更加低落。農奴制和采邑義務成為爭論的焦點，地方人民開始主張自己的習慣權利。儘管代表基督教世界的信仰與實踐仍在繼續，而且基督教世界的神聖圖景甚至比以前更加繁榮，但是它在地方上的可信度卻越來越低，淪為爭相代表傳統社會秩序的各類論點的攻擊對象。
1378—1417年的天主教會大分裂（Great Schism）同樣削弱了它要求普世順從的聲索。兩個教皇分庭抗禮的局面把基督徒分裂為兩派，一派堅持忠於羅馬，另一派支持阿維尼翁教廷（Avignonese papacy），後者被它的敵人斥為製造分裂的法蘭西王國手中的傀儡。鬥爭在妥協中畫上句點，但它對教皇的道德權威造成了持久的損害。從這一事件中還可以看出，深懷不滿的地方主義與新興世俗非帝國權力的結盟是很危險的。妥協是通過大公會議的權威達成的。大公會議堅持主張（這種主張令神職官員和世俗官員都非常苦惱）大公會議高於教皇，這一觀點已經被爭論了兩個世紀，如今被一股更強的力量提了出來。大公會議的主張相當激進，而大多數“大公會議主義者”（Conciliarists）都是6溫和派。他們認為召開大公會議是結束混亂的一種體面的方法，但並不希望大公會議摧毀教皇的普世權力，更不希望大公會議通過非正統的方式取得教義上的權威。然而新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在某種程度上作為公會議運動（Conciliar Movement）的繼承者，實現了這一目標。
所以16 世紀至17 世紀上半葉歐洲歷史的核心問題是：基督教世界—包括決定其重心所在的各種制度，以及更重要的是，支撐它的信仰共同體—何去何從？如果基督教世界毀滅了，那麼，誰將取而代之，或者說是否還會有誰來取而代之？在這一過程中，基督教世界逐漸被歐洲（作為一個地理概念，歐洲的定義在於與世界其他部分的距離關係）取代。兩者有著天壤之別。基督教世界要求受洗加入這個信仰共同體的人的忠誠，這些人與外部世界的關係應依據他們與基督教世界的關係而定；而歐洲並不要求在它所指的這片大地上的人精誠團結，只要求人們意識到他們都住在這片大地上，其上的不同國家與民族開始具有道德和文明的優越性。西方基督教世界是一個關於歐洲團結的偉大規劃，發展的時間超越千年；它的毀滅卻如此迅速而徹底，只過了一個多世紀，它便煙消雲散，只留下了一點迷夢。促成它毀滅的巨大力量也徹底改變了歐洲，這些力量的相互影響是第一章的焦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