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代對外戰爭決策中的情報保障研究（簡體書）

第一章日本近代對外戰爭決策中的情報保障（）
第一節甲午戰爭決策中的情報保障（）
第二節日俄戰爭決策中的情報保障（）
第三節侵華戰爭決策中的情報保障（）
第四節太平洋戰爭決策中的情報保障（）
小結（）
第二章日本近代對外戰爭決策中情報保障的特點（）
第一節戰略情報與戰役、戰術情報保障效果迥異（）
第二節情報搜集與情報分析資源配置不均衡（）
第三節人力情報在眾多情報手段中佔據重要地位（）
第四節情報意識強烈，重視全民情報（）
第五節重視謀略活動（）
小結（）
第三章日本近代對外戰爭決策中情報保障的主要影響因素（）
第一節影響戰爭決策中情報保障的積極因素（）
第二節影響戰爭決策中情報保障的消極因素（）
小結（）
第四章日本近代對外戰爭決策中情報保障的成敗評析（）
第一節高效情報為戰爭決策提供有力支撐（）
第二節情報失誤限制了情報功能的發揮（）
第三節對日本情報與決策關係的評價（）
到達頂點（）
小結（）
第五章對做好戰爭決策中情報保障的思考（）
第一節發揮戰略情報在戰爭決策中的基礎性作用（）
第二節形成情報與決策良性互動（）
第三節認識戰爭決策中情報保障的局限性（）
小結（）

日本近代對外戰爭決策中的情報保障研究引言引言〖0〗一日本是世界上開展情報活動較早的國家之一，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紀，那時日本列島上的情報活動就已經相當活躍。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後，日本曾使用過“日本”“大日本”“日本帝國”和“大日本帝國”等名稱。“大日本帝國”是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頒佈實施到1945年日本投降之間日本使用的國號，但是直到1936年，日本才將國號正式統一為“大日本帝國”。1947年，在盟軍統治下的日本頒佈了新的《日本國憲法》即“和平憲法”後，日本官方不再以此為正式國號。為了行文方便與前後一致，本書統一使用“日本”這一稱謂。“大日本帝國”除了用來稱呼《大日本帝國憲法》施行下的日本，更多的情況是被用來指從1868年明治維新到1945年戰敗投降期間，日本對內實行現代化、對外實施擴張政策的歷史時期。豐臣秀吉在統一日本列島的過程中曾大規模使用間諜，他在全島建立了一個完備的間諜網，以此掌握各地動向。豐臣秀吉善於“用間”，這使他獲得了“間諜大師”的稱號。到德川幕府時期，日本已建立起一支龐大的情報隊伍。1868年，日本開始了一場以“王政復古”為名的革新運動，史稱“明治維新”，統治日本268年之久的德川幕府被推翻，天皇重新掌握了國家的一切權力，日本進入了資本主義發展時期。新興的日本對內大興變革，對外大肆擴張，情報工作也相應地進入一個大發展時期。到日俄戰爭時期，日本的情報觸角已經深入到世界各個大國。日本情報工作極富特色，它非常重視利用黑龍會、同文書院等民間機構和留學生、商人等民間人士到他國搜集情報，因此享有“全民情報國家”的稱號。英國情報史學家理查·迪肯理查·迪肯本人曾經是情報人員，脫離情報界後，以職業作家身份開始諜報史的獨立寫作。主要作品有《英國諜報史》《俄國諜報史》《中國諜報史》《以色列諜報史》《無聲的戰爭：西方海軍諜報史》和《日諜秘史》等。曾經指出：為了實現本民族利益，日本獲取情報的意願比世界上其他國家強烈得多。
戰爭既是國家政策的繼續，又是執行國家政策的手段。近代以來，大陸政策成為日本國家發展戰略的核心，對外侵略擴張為日本資本主義快速發展打下基礎。日本先是在1894年對中國發動了甲午戰爭，打敗中國北洋艦隊並攫取大量利益。又在1904年為爭奪中國東北和朝鮮發動了日俄戰爭。通過發動這兩場戰爭，日本擺脫了經濟危機，穩定了國內形勢，陸海軍也都積累了大規模作戰經驗。1931年，日本製造了“九一八”事變中國又稱“柳條湖事變”“瀋陽事變”，歐美一般多稱“奉天事變”或者“盛京事變”（Mukden Incident），日本稱之為“滿洲事變”。，關東軍佔領了中國東北；1937年，日本又製造了“七七”事變又稱“盧溝橋事變”。，開始全面侵華。1941年，日本推行“南進”戰略，偷襲珍珠港，對美、英等國開戰，發動了太平洋戰爭。隨著日本不斷發動戰爭，其侵略擴張的本性也不斷暴露。在日本近代化過程中，情報扮演了重要角色，對日本快速崛起為資本主義強國發揮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日本歷次對外戰爭中，情報機構都充當了先頭部隊。甲午戰爭前，日本間諜獲取了大量有關中國、俄國和朝鮮的有價值的信息，為日本決定發動戰爭、制定戰略目標和作戰計畫提供了重要參考。此後，情報優勢確保日本打贏日俄戰爭，確立東亞霸主地位。同時，情報失誤與日本在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中一敗塗地也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
二戰結束後，在美國的庇護下，日本迅速崛起為亞洲首屈一指的經濟大國。但是，從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日本經濟始終萎靡不振，國內保守化傾向嚴重，整個國家彌漫著沉重的危機感，社會求變意識強烈。因此，日本拼命想要掙脫歷史束縛，擺脫戰後秩序，從經濟大國走向軍事大國和政治大國，實現所謂“普通國家化”。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取得快速發展，國力逐漸強大，國際地位不斷提高，在亞洲乃至全世界有著越來越大的影響力。中日兩國在經貿、文化、體育等領域的合作交往非常密切，但在政治和外交方面卻是摩擦不斷，兩國關係時冷時熱，時好時壞。進入21世紀以來，日本政治右傾化趨勢日漸明顯。參拜靖國神社、美化侵略戰爭、推動修改“和平憲法”和將自衛隊升格為國防軍等挑戰戰後秩序、傷害中國人民感情、影響兩國關係的事情不斷出現。2012年日本野田政府“國有化”中國領土釣魚島事件發生後，在釣魚島附近巡邏宣示主權的中日雙方執法船劍拔弩張，互不相讓。2013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參拜靖國神社事件發生後，中日關係跌落至有史以來的最低點。
為擺脫經濟低迷，保持世界霸主地位，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高調重返亞洲並實施“亞洲再平衡”戰略，這使得亞洲的安全環境變得更加複雜。為了阻斷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美國加緊拉攏和中國有領土爭議的周邊國家，包圍並遏制中國。安倍晉三上臺以來，公然否認歷史、參拜戰犯、在歷史問題上百般詭辯、甚至為軍國主義招魂。日本倚仗有日美同盟做後盾，有美國撐腰，在中日之間存在爭議的問題上態度強硬，不承認中國領土釣魚島的主權歸屬存在爭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日本視國際公義如無物、置歷史事實於不顧的做法受到全世界人民的譴責。
情報對一個國家的安全與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無論是和平時期還是戰爭年代，無論是制定國家戰略還是指揮作戰都離不開情報。情報是進行戰略決策和指揮作戰的基礎。情報工作的好壞將很大程度影響一個國家能否維護和實現自己的國家利益。日本是情報大國，曾經憑藉精湛的情報技藝聞名於世，但後來出現了一系列失誤。日本情報工作失誤的原因很多，並不能解釋所有的決策失誤。日本情報工作中的成功或失誤都恰恰反映出情報工作的基本規律和情報自身的屬性。
通過對日本對外戰爭決策中的情報保障進行分析，不僅能夠幫助我們發現日本極富個性的情報保障特點，同時還有利於我們總結情報在保障決策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有助於深化我們對於情報工作客觀規律的理解。長期以來，日本把中國作為假想敵，中國也一直是其情報搜集的重點物件。日本過去有侵略成性的不光彩歷史，如今日本列島上不斷傳出謀求政治和軍事大國的時代噪音。瞭解日本歷史上如何認識情報，如何發揮情報效能，如何使用情報進行戰略決策，總結其經驗教訓，會讓我們對這個充滿野心的近鄰有更清楚的認識，對我國因應東海領土主權爭端、處理兩國關係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從情報理論研究的角度出發，情報與決策關係研究在情報理論研究中佔據重要地位，情報與決策關係問題是情報工作首先面臨的問題，能否處理好二者關係直接影響情報機構效率的發揮。在世界戰爭史上，戰略決策失誤的案例曾屢屢出現，這說明情報保障工作是必需的，但高效的情報保障與正確的戰略決策二者之間並不存在邏輯上的正比關係，也正因為此，分析情報保障對決策的影響才更加有意義。從情報學角度看，本課題還涉及情報功能、情報機制、情報文化等，可以豐富和深化情報學基礎理論和應用理論的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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