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國最佳隨筆（簡體書）

2019年1月出版的六卷年選本，作為年度盤點的*文學系列，仍將由著名學者王蒙出任主編，編委及各分卷主編皆為文學領域卓有建樹的專家學者。他們不負讀者厚望，將發表於2018年的原創作品精讀、精選，力求將*秀的作品完整、客觀、公正地呈現給讀者。

隨筆的選本，既關注文學的人性化陣顫，又關注當下觸動中國人心靈的時代精神。

21年的堅持與努力，都是為給當代文學歷史尋找準確的精神坐標與刻度；為正在走向良性循環的中國文學發展留下堅實有力的見證；更是替未來文化史家提供值得閱讀和關注的優質版本。

王蒙，男，河北南皮人，祖籍河北滄州，1934年10月15日生於北京。中共第十二屆、十三屆中央委員，第八、九、十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國當代作家、學者，文化部原部長、中國作家協會名譽主席，著有長篇小說《青春萬歲》、《活動變人形》等近百部小說。

潘凱雄，男，文學評論家，編審，中國出版集團副總裁、黨組成員，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當代》、《中華文學選刊》雜志主編。1983年畢業於復旦大學中文系。曾任《文藝報》理論部副主任，《經濟日報》副刊部副主任，經濟日報出版社總編輯、副社長。2008年榮獲首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優秀出版人物獎。

說些選本內容以外的“閑話”

潘凱雄

今年年初北京圖書訂貨會的首日，遼寧人民出版社在北京老國展舉辦了一場簡樸的名為“太陽鳥文學年選”持續出版20周年的紀念活動。身為這套文學年選和這場活動的參與者，一方面倍感時光飛逝，年復一年地做著同一件事不知不覺地過去了20年竟也渾然一覺；另一方面又深為遼寧人民出版社20年如一日的這種堅守感到由衷的敬佩。

出版界競相推出文學分類年選者眾，但堅持20年如一日者寡。早些年文學出版市場好的時候，大家爭著搶著幹同一件事不足為奇；後來這個市場不那麼熱甚至還有些涼的時候，退出者眾堅守者寡也正常。出版本身畢竟兼具文化與商業的雙重功能，對此也需多一點理解與寬容。

盡管如此，我還是要對遼寧人民出版社20年如一日的堅守致敬。作為他們這套“年選”叢書出版的參與者和同行，自然更能體味到他們這份堅守的不易。從初每冊的35

萬字壓縮到現在的每冊的25萬字，雖也可理解為精益求精，但我揣測其更多的緣由恐怕還是出於市場與成本的考量。雖然如此，這套“年選”也未必能夠為出版社帶來經濟上的收獲。只是這樣20年如一日的累積，不知不覺地卻為中國當代文學事業留下了“這一份”檔案，這樣的功德無論如何是不應該被忽略的。

也正是20年來的一路伴隨，自己在年復一年編選時的心態也從初的說不上特別經心到後來愈加的誠惶誠恐。自省起來緣由大致有二：一是限於自己的閱讀範圍，每年要想編出點新意越往後的確越難。比如本人有一年曾想過多到一些新媒體上比如微博、比如微信公眾號上去選一些隨筆佳作，讓讀者看看那個“世界”上的文字與情緒又是一種什麼狀態。但稍加嘗試便立即放棄，不是因為別的，蓋由於那個“世界”實在太大，“海量”到無從下手。二是面對出版方頑強而誠意的堅守，如果自己的編選漫不經心，也著實對不住他們的那番苦心，本人作為他們的同行，在這一點上自然能多一分理解與了解。

在外圍繞了如此一大圈，該來說說今年這本“隨筆選”的特點了。坦率地說，與每年的編選工作比較起來，更愁人的其實還在於要完成這則字數要求並不太多的所謂“序”。理論上說，這樣的“序”理應概括一下本年入選作品的特色和入選理由即可，但恰是這一點不容易。所謂“特色”、所謂“理由”，說幾年還能對付，要不重復地說上20年實在太難。我當然不能責怪作家們的寫作沒有長進，只能怨自己的能耐淺、修行得遠遠不夠。如果硬要說今年本人的選擇有何特點的話，那恐怕就是簡單的、空靈的、抒情性感慨式的文字少了許多，而實實在在說理的、閱讀的、記事的文字多了不少。當然這些文字又不是論文式學理性的，而是靈動的、活潑的、入情的和動心的。這樣的選擇或許與自己年齡的增長有關，“耳順”之後，越來越不喜歡“虛”而更在意“實”。的確考慮過將個人的這種好惡帶入一種職業的工作狀態是否合適，後來一想，我們當下的整個社會其同樣也更需要一個“實”字，虛言空語不時充斥在我們周圍令人厭惡，不如乾脆換個胃口，於是就有了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個選本。

由於本人長進遲緩，每年在完成這篇文字時不得不重復如下三層意思：首先，一些作家對本書的成稿予以稟力支持，對此本人深表謝意；其次，恕本人孤陋寡聞，少數入選作品的作者一時還未能聯繫上，惟因不忍割愛，故未先征得其同意就冒昧將其大作入選，在深表歉意並請求他們寬恕之時，也請其在見到本書後及時與出版社聯繫；後，限於本人學識及閱讀量所限，特別是面對各種新媒體的海量，遺珠之憾是一定的，敬請廣大讀者見諒。

是為序。

001 序 說些選本內容以外的“閑話” 潘凱雄

001 說“天”（外一篇） 邵燕祥

010 六十年後觀我記 賈平凹

012 我想這就是人類的美德 余 華

020 一個作家應該謝謝什麼 遲子建

023 茨威格和《陌生女人的來信》 麥 家

030 生命在別處 南 帆

035 在那《道德經》誕生的地方 張守仁

041 “百無一用是書生”（外一篇） 卜 鍵

045 安靜的風暴 周曉楓

056 兩種指法 蒼 耳

060 我所知道的王元化 章念馳

065 燃燒到後一刻的寫作者——念紅柯 閻晶明

068 是經典，也是傳奇 王雪瑛

080 愛西湖行不足 潘向黎

088 開花的成不了棟梁之材 劉醒龍

091 母親往事 龔曙光

108 憶宿白先生 郭大順

118 陳立夫羞辱顧頡剛 王彬彬

133 就是為了那一點氣節 王 堯

148 李白來了 葉兆言

155 江春入舊年 李 舫

166 半島漁村手記 張 煒

181 初春，讀一冊時光 湯世杰

185 孩子、驢子和水 梁曉聲

191 家在西山湖水間 範小青

195 毛發的力量 梁鴻鷹

207 茫茫深海釣魚人 於 青

214 我的食羊小史 蘇 北

218 食樹記 楊小凡

222 在奧斯維辛 景凱旋

228 他鄉的重影 葛 亮

說“天”（外一篇）

◎邵燕祥

將近一個月前，讀到一篇駁王誠的文章，其中有“不知天高地厚”一語，一直縈回心中不去。以我有限的自然常識，地有多厚，是可測量的，天有多高，就難說，因為天沒有邊際。並不像白居易說的“天可度，地可量，唯有人心不可防”，那是為了說人心險惡，拿天地當襯托，故極其說罷了。

天、地、人，是個三角關係，在人間世，放眼看，以人為主，天地只是人活動的空間，可稱舞臺，或今天人們愛說的“平臺”。但經驗告訴人們，個體的人是渺小的，相對於天地，只是滄海一粟，永恒中的一瞬，而天和地在時間流程中則是天長地久的。“與天地同壽”，只是人們的想象，是人們虛擬的頌詞，比山呼萬歲還玄乎：天地豈止萬歲呢。

又是白居易，說“天長地久有時盡”，也只是為了烘托“此恨綿綿無絕期”。科學家承認，雖“天長地久”卻終有盡期，但那也跟追溯地球以至宇宙的形成一樣，是將長期延續下去的研究課題。

但不管作為人類的整體，還是個體的人，他或他們如何狂妄，自居地球的主人，但

在中國人的觀念上，卻不能不承認，“天地人”裡，其實天字是號。

樸素的初民傳說，中國（漢族、彝族等）的《創世紀》，講盤古開天辟地，是盤古這個人（神化的巨人），將混沌中的天地分開，“清輕者上浮而為天”，這才有了天地之分。開天辟地者，開天即辟（也就是“開”）地，無地也就無天。“日月經天”，天為宇，即空間，且是無限的空間（宙是時間，也是無限的）。人生天地間，天地不但生人，還生萬物。證明天地都是物質的存在。

這個天，不但從物理學的意義上，成了無遠弗屆和永恒的象徵，而且，與“厚德載物”的地一起，成為“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道德示範。一個天道，一個地道——現在“地道”成了形容真誠無欺的日用俗語，曰“這個人辦事、對人都很地道”“某某這一手太不地道了”。

自然科學還不發達的古代，人們對天地的認知，是從樸素的感覺開始的。人們仰望所及，青青者天，風云來去，這個天是“空”的，乃有“天空”一詞（天空似是近代造詞，可見直到近代，造詞的人都只從直覺看天，以為它空無一物）。遊牧民族說“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卻也指明是“似”，天並非是像穹廬那樣有一個可以觸及的穹頂。

起初，不知多少年，這個天只是自然的存在。“皇天後土”的觀念是有了皇帝和皇權之後才產生的。

後來人們發現天空不空，不但日月懸天，日照雨露是人和萬物生命所必需，空氣更是呼吸相通，不可須臾離開，連天上的月亮也與地下的潮汐遙相呼應，與此同時，異常的天時，形成世間的災難，風暴雷殛，洪澇頻仍，且不說上古的冰河時期，單是有史以來，水旱為災，已不知造成幾多饑荒，奪去了幾多人命！

我們人類的祖先在自然力的威脅下屢戰屢敗（百千萬年中當然也屢敗屢戰），於長久的世代相傳的恐懼中產生了對自然神及其人格化（人格神）的敬畏。於是，據學者說，初民的傳說中乃有大量神話出現。這就是我們在基督教《聖經》（新、舊約全書）中看到的若干古猶太的人、神故事，還有希臘神話和羅馬神話中那些傳說，以至《山海經》中的神異成分。這都可以看作宗教的心理起源。

當人們因驟然的悲喜或其他異常感受臨身時，驚呼“啊，上帝”“啊，真主”，一聽即知是基督徒或穆斯林。而聽到“我的媽耶”“老天爺啊”，顯然就是中國（中原、中土，所謂遠東這一個不大不小的文化圈）裡的聲音，無論是痛徹肝腸的呼天搶地，還是念念有詞的虔誠禱告，都是面對著“蒼天在上”，認為冥冥中自有“天佑我民”的神明。無以名之，直呼為天。

既然相信我們頭頂的其色青蒼的天，是可以主宰我們禍福的一種神秘力量，那就是承認了天是有意志的。

天的意志，暗合了西哲所說的宇宙精神，理性，成為一種非人身的、非人格化的，虛化了的“上帝”（後來在某種條件下，衍生出“天帝”之說）。

漢語中有“天”為詞根的造詞，我沒有統計，少說怕也有成百之數。其中語義，有積極的，有消極的，也有中性的。隨手舉例：

天道，天意，說天行使其意志，並行賞罰；

天機（不可泄露），是說上蒼也是暗箱操作，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人們不分貴賤只能順從；

未定之天，寓意一切概由天定，天定之前一切皆屬懸而未決；

畏天命，畏大人，怎麼辦？樂天知命，比聽天由命更“積極地被動”，是說天定即是命定，你要欣然從命，至少是隨遇而安，說得不好聽，即茍活——只求茍安於一時吧……

人們認定天道、天意、天命必須順從，是以相信其符合人們自己的是非善惡的標準為前提的。

就是說，天所不容者，首先是逆天而行的，不合理的一切。天的意志不同於人間權力者的意志，而是合乎自然和人間事物的規律、規矩、法理……合乎自然之理，合乎社會之理，所謂天理人情，天理緣於人情，是天理與人情的統一。

天道、天意的範疇適用於各種領域，包括文學藝術“天意君須會，人間要好詩”，天意管到了詩人詩作，甚至可據以評判詩的好壞了。

因知，“天”這個範疇，首先是哲學的，不僅是天文學的、物理學的，然後也是人類學的、社會學的、法學的、政治學的，總之，這是一個涵蓋甚廣，內涵外延接近無限的人文概念。

從常識的角度來看中國人的“天”，它既無預於宗教信仰，更與迷信無關。

以上云云，是從當下中國一般人主要是在口頭表達中涉及的“天”引起的話題。我希望專家學者們就此有更深入的探討。記得好像在五六十年代偶然看過圍繞這個題目的談論，但限於當時的學術環境，似乎充斥著唯心論、唯物論，主觀唯心論、客觀唯心論一類的大詞，結果說不清是把簡單的問題複雜化了，還是把複雜的問題簡單化了。

當代的中國社會，沒有所謂國教式的宗教。毋寧說是一個無神論的社會，又是個多神論的社會。

我小時候所在的匯文小學，原是美國基督教教會在中國辦的學校。日本侵略者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接管。敵偽統治下的學校保留下來帶有基督教色彩的遺物，是音樂教室內掛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拓本。於是以為基督教在唐代就已流行於中國。後來才知道，這個碑不知為什麼一刻好就埋在土裡，直到明代才刨出來，還嶄嶄新呢。

而在明代以前一兩千年間，中國社會的信仰空間，主要是儒、道、釋三家的天下。在佛教進入中土之前，宗教形態的是道家，不是儒家。道家——道教所構建的“天國”，就是“上清宮”及相應的太上老君等神仙，都是青天、蒼天的化身和代表。

儒家也以天為標榜，儒家的道統“天、地、君、親、師”，更是以天為尊。孔夫子口說“天厭之，天厭之”，就宣告某種人物和現象不合天道，無異於判之以道德死刑。後來儒家所倡的“天人合一”，正是在尊天的前提下鼓勵和規範符合天理人情的人的主觀能動性，和人不得違天的從屬性。

尊天成為主流意識形態的社會輿論下，首先是歷代皇帝自稱天子，奉天承運，受命於天，來君臨天下。他們所發的“大人之言”也成了跟“天命”並列的必須敬畏的金科玉律。連作為強盜的梁山好漢們（相對於閭巷鄉村弱勢百姓的江湖“強人”），也不得不打出“替天行道”的旗號，而弱勢群體一方面把希望寄托在清官好官“青天大老爺”身上，一方面也以相信（迷信）“天道好還”（亦即“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作為自慰性的精神寄托。直到他們忍無可忍時，還會像明代民歌中那樣，以祈禱的口吻呼吁：“老天爺，你年紀大，耳又聾，眼又花，殺人放火的享盡榮華，吃素念佛的活活餓煞。老天爺，你不會做天，你塌了吧！你不會做天，你塌了吧！”

而在漫長的中國古代社會裡，也有過微弱的不同的聲音。如唐代詩人石曼卿，有一名句傳諸後世，“天若有情天亦老”，他不承認天是有情的，不論是實指自在的天，還是作為象徵的天，都是無情物，因此天是外在於人間社會的存在，其言外之意，應該是讓人們不要期待天的賜佑和救贖（也許這是我們賦予這句詩的現代解讀吧）。

還有一句傳誦不絕的古訓：“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所說的“作孽”，當然不同的人或有不同的指認，但對於“天”的“作孽”居然“可違”，這是一句石破天驚的話，雖然意在警誡人們不要“自作孽”（也許這就是至今人們口頭說的“作”吧），但畢竟道出了對“天”之所為也可以否定、否決，這真也是黑暗王國裡的一線光明，把人們從宿命論的精神束縛下解脫出來。

至於見諸經典的“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以折中之論勸導人間的統治者

要尊重百姓的意見，也帶著樸素的民本主義的底色。而流傳於民間口頭的“人在做，天在看”，則分明帶著警告的性質，其意若曰：我們在盯著你看！

這些只言片語，都是傳統文化的碎片。

我對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都知之甚少，一知半解，妄議云云，姑且當作“聊天”“談天”吧。

說故居

故居成為話題，多數是由於主人，不是一般的“古建”或什麼“民國建築”的緣故。不過，這裡要說的是保留供參觀的名人故居，卻只限於文化人範圍，政治人物的故居，不似成問題，也就不成其為話題，於茲不議。

從一本舊書裡散落一片發黃的剪報，標題為《“錢氏故居”拆不拆？公堂上有話好好說》。沒有注明年月，想來已成史事，隨便聊聊，沒有干預司法的嫌疑了。這個“錢氏故居”位於無錫市新街巷30號、32號，是建於1923年可稱百年的錢繩武堂，由三進院組成的典型的江南民居，錢鍾書家族的私產。說起來，我還記得門外那一帶灰色的長墻。

怎麼說我記得呢？我去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我曾到無錫參加一次關於散文雜文評獎的會，會外跟著同時與會的姜德明、舒展二兄前去探訪錢鍾書的舊居。得意的是在這圈長墻裡面找到了青年錢鍾書和楊絳結婚的洞房。我們在一進房門處站好拍了一張照片。門邊窗下書桌上還有一個小小筆架插著一支蘸水鋼筆，一小瓶蘸水鋼筆用的墨水，自然都不是舊物了；另有一個紅色的行李提包，也許是錢楊夫婦當年用過，或是仿他們結婚當年所用，提包外面還有繡花朵朵，留著新婚的喜氣。

那年回到北京，稍事休息，我就把這張照片寄給了錢楊夫婦，料他們離家多年，看了洞房現狀或當會心一笑。

鍾書先生復我一信，說“一九三五年赴歐後僅於一九四六年返故居一宿曾作一詩”，並把《還鄉》一首抄示：

出郭青山解送迎，劫馀彌切近鄉情。

故人不見多新冢，長物原無祗短檠。

重覓釣遊嗟世換，慣經離亂覺家輕。

十年著處迷方了，又臥荒齋聽柝聲。

（原注：寇亂前報更舊俗未改）

那時還未見先生的《聚槐詩存》，難得讀到錢詩，但覺八句中懷舊悼亡，不勝故園喬木之感。捧讀錢先生手錄的舊作，同此一慨。

剪報反映的拆遷一事，我估計發生在錢先生去世之後，不然他會勸阻無錫的族人和親友，不要為保留“錢鍾書舊居”所在的老宅而起爭競。正如他生前就反對以研究他的學術成果為名建立什麼機構一樣。

我原來也是像旅遊節目表一樣把名人故居當作名勝古跡看待。但在盧森堡，我放棄了跟大隊人馬去參觀盧森堡大公官邸，偏要獨自尋訪劇作家拉辛故居，結果穿行許多小巷，“尋隱者不遇”，枉費了附庸風雅的一番苦心。歸來有詩記之：

（前略）

坐在像前石階上發愣 / 杳茫中似有人聲問 / 你懂得古典主義嗎 / / 你讀過《昂朵馬格》嗎 / 你譴責宮廷的殘暴嗎 / 你讀過悲劇《阿達利》嗎 / 你讀過《戴巴依特》《亞歷山大大帝》《勃裡塔尼克斯》《費達爾》嗎 / 你知道作者為什麼維護君主制卻又遭到

宮廷貴族的攻擊嗎 / 如果你沒讀過這一切 / 你來找他的作者幹什麼

我默默 / 我唯唯 / 附庸風雅的我 / 終於懂得 / 拉辛的靈魂 / 沒住在故居 / 而是棲息在他的書裡

照我這裡所悟，我真的沒資格去拉辛故居，的確，我沒讀過他的任何一本著作。不過，鄭敏先生讀了我的這首詩，表示欣賞我說的“拉辛的靈魂 / 沒住在故居 / 而是棲息在他的書裡”，在接受肯定之余，我也就用自己的話，把自己坐實為“附庸風雅”的淺薄之徒了。

循著這個思路，光是讀了《圍城》（更不要說只是看了同名電視劇）和幾本錢氏散文集是不夠的，如果不至少把《談藝錄》《管錐編》瀏覽一遍，你找錢鍾書舊居幹什麼？這不是比錢先生笑談吃了雞蛋還要看看母雞更無趣，是連雞蛋都沒嘗過，卻跑老遠去找那只下蛋母雞的雞窩嗎？

後來沒聽說無錫的官司結果如何，但經歷了梁思成、林徽因夫婦故居的存廢糾紛。我在這裡沒把林徽因名字寫在梁思成之前，一定會引起女權主義者不滿，還有就是大量林先生的“粉絲”，他們積極參與維護梁林北京北牌坊胡同故居，目標明確，只是緣於以林徽因為女主人的“太太客廳”。我也認為這個“太太客廳”舊地有值得保留的價值，因為這裡是現代文學史上“京派”文人長期會面之地，對於三十年代北平文化人的聚合方式，如同中山公園來今雨軒等地一樣有代表性和可紀念性，對比西歐和帝俄十八九世紀文化人的沙龍，也顯示了京派文人的生活方式如同海派文人一樣受到國外的影響，這裡具有標本的意義。

不過，由於只強調了這個方面，對於梁、林二位作為大有貢獻的建築學家這方面的忽視，是不公平的，對梁思成尤不公平。好像如果沒有“太太客廳”的故實，那作為建築學家的梁林夫婦是否可用保留故居的方式來紀念，都在兩可之間。而像上海對於匈牙利建築師鄔達克建築作品隆重推崇，對其上海番禺路29號故居的加意保護，更是望塵莫及了。

而據說，在北牌坊胡同梁林故居後續報道爭議的塵埃未定時，強勢的施工方就動手拆除了。

經過這一番強弱博弈，我的認知才又進了一步。誠然，不一定吃了雞蛋還要看生蛋的雞，更不一定還要看雞窩；然而，沒吃過雞蛋的老中青幼各色過往行人，按照導遊手冊或墻上銘牌，找到一個有名的雞窩，聽人介紹了其中棲息過不同凡響的母雞，從而一嘗其所生雞蛋的味道，不也很好嗎？

仔細想想，其實事情就是這樣的。我在美國南方那個也叫作“牛津”的地方，參觀福克納故居的時候，還只讀過他的一本短篇小說，之後才尋他的經典長篇拜讀的。

而且，讀了一位作家的一部或哪怕是幾部作品，未必還像專業的人士那樣再讀他們的傳記。然則如果有直觀的故居來展示一下他們曾經的生存狀態、生活狀況，不是也很好嗎？

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書，也看過對他生平的介紹，他這一輩子過得好苦，想象他的住處應該與貧民窟為鄰。但參觀了他的故居，也許因為我們來自“住也難”的地方，真的大出意外。想起我們的“兩當軒”詩人黃仲則，“全家都在風聲裡，九月衣裳未剪裁”，才真的可以想見他住在一間既是書房又是臥房的陋室，門窗縫隙能不能擋住九月夜晚的冷風，還真是問題。幾百年後，在古城裡，也就找不到這個兩當軒的舊址，一點也不奇怪。

杜甫的草堂，當然比黃仲則的兩當軒質量高些，至少寬敞些，但我們今天看到的並非以草苫頂的那個大院，是後來歷代的“杜粉”整個就地重修了。這“杜粉”首先包括

地方政府官員，他們用的是公款，那是因為老杜已經上升為“詩聖”，且時過多年，其寫“世上瘡痍，民間疾苦”的詩作不會給本朝臉上“抹黑”了。

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北京西城八道灣胡同裡那個魯迅住過，後來是周作人長期住的大院，也有過存廢之爭。那是剛剛結束泛政治、輕文化的年代，又剛剛開啟重視經濟，乃至正向經濟掛帥滑去的年代，文化仍然不足道也。由於其地正當房地產劃入拆遷範圍，文化界有人主張保留這一魯迅曾在此寫出部分早期小說和散文的院落。而反對之聲不僅出於房地規劃和施工一方，甚至來自政文兩界，據說如果留下這個大院，就是借紀念魯迅為名，實際為“漢奸文人”周作人樹碑立傳的意思了。這個帽子夠大！

主要是房地產這一行成為支柱產業，在向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轉變中走在前面。遇有拆與不拆這一類爭議，幾乎勝負早判。比如陳夢家、趙蘿蕤夫婦家在錢糧胡同的老四合院，還是趙家的祖產，也是蘿蕤之父、近代宗教界名宿趙紫宸先生的故居，極富清代建築營造藝術特色，只是由於劃入了房地產開發的地界，不顧有關多方的申訴，硬是拆了。證諸許多列入文物保護名單的單位至今不斷遭到兵燹式或盜匪式破壞，在沒有法律規範保障的環境裡，僅靠一時一地的主政者的明智，靠抽簽式的政策支持，這種施政或準施政的隨意性，是不可避免的。

話說遠了。我終也不知道錢鍾書先生老家無錫那座錢氏大院舊宅，是否以錢鍾書故居的名義保存了下來。

但在幾種可能的選擇中，可能是依照無錫市政府的折中方案，將“錢氏舊居”這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中，依其兩個大門的門牌號一分為二，決定保留新街巷30號399.5平方米面積，該就是與錢鍾書青少年居停直到結婚時“洞房”相關的部分房、地了。為此，無錫市公用房產經營總公司承建的中醫院新病房大樓適當北移。至於毗連的新街巷32號，擁有與30號面積和格局相當的宅院，也就是一直由錢鍾書親屬包括其令弟錢鍾韓先生等居住的部分，則不加保留，予以拆遷。

不過，依我對國情的了解，如果爭議推遲若干年，比如發生在今天，很可能這個爭議就不存在，或若有爭議，內容卻轉為如何保存好這座連體的頗具規模的民國建築，並加修繕，以“錢氏故居·錢繩武堂”的名義登錄，其中開放“錢鍾書早年舊居”，布置一些紀念性陳列。因為全國一盤棋，你看今天的首都，已經處處不惜工本在恢復舊貌，拆了的有些還要重建，不以到處修些板樓為榮，為的財源了（按：九月末且報道公布了北京城建的總體規劃，中共中央、國務院批示老城內不再“拆”了）。

然乎？否乎？質諸高明。

縷述了這些“故居”舊話，想想，雖說文化名人是活在他們的作品和事功裡，但走街串巷，能看看梁思成、林徽因北牌坊生氣勃勃的小院，看看陳夢家與趙蘿蕤命運與共的老四合院，看看錢鍾書、楊絳年輕時一起出入的舊宅或只是造訪一下他們的婚房，回想一下這些前輩的平生際遇，真的沒有什麼不好，也不必膠柱鼓瑟地非問你是否先已讀過這些人的生平著作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