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貝洛斯David Bellos
英語世界重要的翻譯家與傳記作者。任教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法文系Meredith Howland Pyne講座教授與比較文學系教授，同時也是該校翻譯與跨文化溝通計畫的負責人。目前已累積超過二十部文學譯作，其中翻譯阿爾巴尼亞最重要小說家之一Ismail Kadare的小說讓他榮獲曼布克國際文學獎。最近一本著作《世紀的小說》（The Novel of the Century）講述了雨果撰寫《悲慘世界》的歷程，榮獲巴黎的美國圖書館獎。
目前的研究興趣擴及版權史以及版權在形塑現代文學與社會過程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他的翻譯生涯企圖將法語文學推展到世界文學的舞台，也致力於透過翻譯研究重新發掘法語作家的嶄新意義，提供讀者不一樣的閱讀視角。
譯者：陳榮彬
台大翻譯碩士學位學程專任助理教授，曾三度獲得「開卷翻譯類十大好書」獎項，近作《昆蟲誌》獲選2018年Openbook年度好書（翻譯類），已出版各類翻譯作品50餘種，近年代表性譯作尚包括海明威經典小說《戰地鐘聲》，還有《火藥時代》與《美國華人史》。曾任第41屆金鼎獎評委。（負責翻譯本書序至第十二章）
姓名：洪世民
外文系畢，曾任職棒球團翻譯、主編雙語刊物，現為專職譯者。譯作涵蓋各領域，包括《一件T恤的全球經濟之旅》、《如何獨處》、《在一起孤獨》、《如果人生有地圖》等。（負責翻譯本書第十三章至警語與致謝）
第二章
人類如何進行跨文化溝通？談翻譯的必要性
翻譯能夠避免嗎？
翻譯這種現象無所不在。從聯合國到歐盟，從世貿組織到許多其他規範著現代人各種基本生活面向的國際組織，都在進行翻譯活動。翻譯是現代商務的必備要素，幾乎所有的主要產業都會因為業務需要而使用譯文，甚或自行翻譯。我們家裡的書架上有外文書的譯本，大學每一門學科裡所有課程的參考書單也有，加工食物的標籤亦不例外，組裝家具的說明書內容同樣有譯文。在生活中，我們怎麼少得了翻譯？從自動提款機螢幕上的雙語訊息到各國元首之間的機密對談，從新手錶的保證書到世界文學經典作品，我們隨時隨地都需要翻譯，因此似乎根本不需想像也知道，如果沒有翻譯，我們的世界會變得如何。
不過，事實上如果沒有翻譯，我們的日子還是過得下去。我們可以不用翻譯，而是學好我們跟外國人打交道時必備的各種外語。我們也可以決定採用某個全世界通用的語言，或者規定在與外國人溝通時都使用某個共通語言。但是，如果我們不願採用共通語言，也拒絕學習我們需要的外語，我們還是可以選擇不跟那些只會外語的人打交道就好了。
以上三種選項似乎都很極端，而且這本書的任何一位讀者都很可能認為這些是不合理的選項。但這三種用來解決跨文化溝通難題的方式可不是憑空想像，因為歷史上都曾有人採用。更有甚者，與現代世界裡看似理所當然且無可避免的翻譯文化相較，可能更接近歷史事實的狀況是，為了拒絕翻譯，各國的先人往往會採用上述某種（或多種）方式。許多社會雖然選擇不進行翻譯活動，但日子還是過得好好的。這是一個我們在討論翻譯現象時常常避而不談的重要事實。
第二十七章
文學如何在世界市場出版？從文學譯者的地位談起
放眼說英語的世界，沒有「文學譯者」這種職務，剛入行者的機會更是少之又少。酬勞方面，文學翻譯是按件計酬，時薪相當於臨時保母。從事文學翻譯的人大都有其他所得來源支付房屋租金和柴米油鹽。雖有例外，但譯成英文的文學翻譯主要是業餘愛好者在做。
但這樣的翻譯工作事實上在國際新文學作品的流通上扮演要角。全球角色和地方認同之間的差距，或許是這一行最令人好奇的一件事。譯成任何語言的文學翻譯，有別於多數其他語言工作的數項特徵。首先，相較於商業、法律或技術領域，文學翻譯的時間限制較自由。譯者要負的責任也沒那麼艱巨沉重。在法庭上、醫院裡和維修手冊中若有誤譯，可能會立刻對他人造成傷害。搞砸一部傑作當然有其影響，但對譯者或委託人的威脅相差甚遠。撰寫流暢的散文來代替用德文或西班牙文說的故事，也比用英文撰寫有關巴倫支海（Barents Sea）邊界議題的俄文文件摘要來得愉快。以上種種都說明這個事實合情合理：用英文改寫外國小說的譯者，待遇低，能見度低。他們的日子不算難熬。
日本的情況有天壤之別。柴田元幸無疑是日本最著名的英翻日翻譯家。他的出版社推出「柴田元幸翻譯系列」，書店也開闢專區陳售他的譯作。他的名字不僅出現在封面，字體大小也與作者同級。
日本文學譯者享有等同英美作家的地位。許多作家與譯者都是家喻戶曉的名字，甚至有一本專門聊他們的名人八卦書《翻譯家列傳入門》（翻訳家列伝101）。
與英、美相比，許多其他國家會授予譯者更高的象徵和實質獎勵。在德國，文學譯者通常可從他們翻譯的書籍拿到豐厚的版稅，法國文學譯者的酬勞也比美國同儕來得好。英語世界中，幾乎所有文學譯者白天都有正職工作來支持他們的副業，但在法國、德國、日本和其他地方，你可以把翻譯當專職工作來資助你的第二天職，例如自己創作。
文學翻譯在遠東、歐陸和英語母語世界出現如此懸殊的社會、經濟差異，反映了全球翻譯流動的失衡。文學翻譯在「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套用帕斯卡爾．卡薩諾瓦（Pascale Casanova）的話，是往中心或往外圍翻譯──時的語言情境天差地別，勢必會對工作完成的方式產生全面性的影響。
位於全球文學作品傳播外圍的文化，積極進入傳播的核心。文學翻譯作品的文化地位，首先就由這個簡單的事實決定。它讓讀者得以接觸外國文學作品。反觀位處核心的語言，一本新書是否來自國外就不特別重要了。外國新作必須用其他方式在這個文化裡贏得一席之地。但既然此時此刻世界只有一種核心語言，翻譯實務的鴻溝自然位於英語和其他語言之間。
把新作品譯成英文幾乎都要運用文如行雲流水、相對不露痕跡的翻譯風格。這顯然和以下事實有關。就像新進作家，之前沒沒無聞的文學譯者較難找到出版商聘用他們。但實際上，上市的英譯書很少是譯者努力的直接成果。目前出版的國際文學作品，大都是責任編輯挑選，而他們選書的依據是國際書探和外國出版社的推銷，以及在全球書展上的閒聊。文學譯者幾乎都要到出版商已經決定出版時，才會知道他們下一本書是什麼。
在英國和美國，沒有多少出版界的高級主管會讀法文以外的外語。這種頗令人尷尬的情況使得任何想打入世界文學市場的其他語言作品，若譯成法文就算稱不上先決條件，也是一條非常實用的途徑。諸如伊斯梅爾．卡達萊、哈維爾．馬里亞斯（Javier Marías）等作家的國際文壇生涯，皆始於他們作品的法文譯本被英美出版商閱讀。不過，也有許多作品獲編輯青睞，得到翻譯機會，完全是拜報導和「熱潮」所賜，而英文譯者常是這條產業鏈中唯一真正透澈了解那本書或那位作者的人。這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責任絕不只是生產可被接受而有效果的翻譯這件已經很困難的事。
古今「經典」的重譯則有一套截然不同的限制。因此有人主張，經典譯者的責任和新作品譯者的責任不同。
第三十二章
翻譯如何體現人類的生存境況？從《阿凡達》的寓言談起
最近一次造訪印度，試著了解當地更多翻譯的事情時，我找了個下午放下工作去看電影，看了我相信是史上造價最高電影的褪色版。令我又驚又喜的是，《阿凡達》原來是一部翻譯的寓言，這就是我要在這本書的尾聲提到它的原因。
詹姆斯．卡麥隆這部科幻片的主角是被實驗室技術改造成另一種生物的人類，身高九呎，有能抓住東西的尾巴和驚人的跳傘技能。他的任務是為一家銀河礦業公司滲透一個外表跟他一樣而不斷給公司製造麻煩的獸人社會，蒐集所需情報回傳給主管，讓公司得以掃蕩那些當地居民。在他令人印象深刻的新外表下，他仍是人類。
除了就外表看來已是潘朵拉星人，我們的主角也在其他方面成了潘多拉星人。他過當地人的生活，效忠已接納他的社群。這些怪異的生物是為維繫生存、繼續他們一直在過的生活而戰。我們的主角決定幫他們力保「選擇不同」的權利。
但那部電影顯然意欲將尊重差異一事做為「人類」價值的表現。所以我們的主角是潘朵拉星人的一員，或者在根本上仍是我們的一分子？礦業公司是人性的帶原者，抑或那些阻礙他們而且難以對付的獸人，才是真正體現人類熱望和靈魂的化身？
那部電影最後沒有明確回答這個問題。這正是翻譯所提出，也必須保持開放的問題。一段話經過大幅改造的變形，偶爾納入在語言上可比作九呎尾巴的東西，要怎麼在基本的層次上保有原來的樣子呢？
一如卡麥隆的奇幻電影，翻譯實務是以兩項預設為基礎。首先，我們都不一樣，說著不一樣的語言，用深受那種語言特色影響的方式看世界。其次，我們都一樣，都能分享同樣廣泛和狹隘的各種感受、資訊、理解等等。沒有這兩項預設，翻譯就不可能存在。
任何我們想稱作社交生活的事情，都不可能存在。
翻譯正是人類境況的別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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