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竹猗猗：安守廉教授與中國法學界交流紀念文集（簡體書）

本書收錄了三十年來中國諸多法律學者訪問哈佛法學院、特別是與哈佛大學東亞法研究中心安守廉教授交往的見聞感受與學術成果，是中美法學交流與中國法學發展的一份重要剪影。安守廉教授是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副院長，在促進中國法學界瞭解美國法律教育和美國法律制度的特點等方面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書上卷包括王利明、王振民、李曙光、張保生、張騏、於興中、郭銳、韓大元等學者對安教授和哈佛大學訪學經歷的回憶，其間我們可見中美法學互動的珍貴史料和大洋兩岸學人的真摯交往。下卷為學術論文，王軼、王振民、劉仁文、何海波、汪慶華、趙小硯、郭靂、郭銳、聶鑫、程雷、繆因知、熊丙萬等賢達縱論法理、司法、法學教育及人工智能等前沿課題。這些智慧成果均為作者的精心之作，亦非隨機排出，其主題、構思、取材多源于他們在龐德樓的初撰，在蘭戴爾圖書館的覃思。一管窺豹，可見哈佛大學訪學經歷對學林賢達們的助益。

郭銳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哈佛大學法學博士
繆因知 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北京大學法學博士，哈佛大學法學碩士

安守廉教授：中美法律交流的大使
王利明（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我最開始認識安守廉教授是在1986年。當時，中國人民大學舉辦的培訓課程裡有一個關於中美法律學術交流合作的項目，安守廉教授是那一次培訓課程的主講老師。第一課就是由安守廉教授講授的，我至今對那一堂課程仍然有非常深刻的印象。由於當時沒有翻譯，安守廉教授自己邊講邊翻譯，先講幾句英文，然後再把它翻譯成中文。安守廉教授一開講，就讓很多在場的學員感到驚訝。儘管大家也能辨別出來這是一位外國朋友在講漢語，但沒想到一位美國教授能夠把漢語說得那麼清晰明瞭。
那次課上，安守廉教授對當時的中美關係及其發展前景做了非常有前瞻性的評論。他在講座中還時不時評論中國歷史問題和已經開啟的改革開放政策，同時對於中國和美國在未來若干年當中在法律領域的交流與合作機遇做了非常詳細的介紹。那一次培訓之後，很多年輕同事萌發了出國留學和交流的念頭，他們中大多數也的確獲得了赴美學習和交流的機會，並在後來幾十年的中美法學教育、法律研究和法制改革事業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熟悉安守廉教授的朋友都知道，他不僅會講中文，而且對中國歷史――特別是中國近現代法律史――有非常獨到的研究。例如，他於1984年發表在《加州大學法律評論》上的長篇學術評論文章《砒霜與舊律：清季刑事審判之省思》 ，就反映了他對中國社會深刻的洞察力，而在他關於中國法的這一系列研究的背後，顯現出安守廉教授十分嚴謹的治學態度。
在我的印象當中，在20世紀80年代，安守廉教授經常來中國人民大學查閱相關的歷史文獻資料，也經常到全國各地的歷史博物館收集和整理文獻。他也經常與中國的法律同行交流其關於中國法律史的研究成果和對中國法制改革的一些看法和建議。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他在發表關於中國法制改革的一些看法時，並不是簡單地以西方國家的法治觀念和制度安排為藍本，認為中國應該照搬照抄。相反，他常常能夠結合中國自身的歷史、哲學觀念和風土人情，來評論哪一些西方的做法是中國法治改革應當借鑒的經驗，哪一些問題上的改革需要充分考慮中國的傳統。 或許是出於對中國古老文明，特別是對儒家文化的學習和理解，安守廉教授在與中國同行交流時，總是保持著謙謙君子的態度，並得到了中國法律同行的真誠歡迎和普遍尊重。
在後來幾十年中，安守廉教授除了繼續從事關於中國法律的研究之外，還付出了大量心血推動中美在法學教育、法學研究和法治對話領域的交流，可以說是中美法律文化交流的大使。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安教授對中國法學教育和法治改革事業的關心和幫助，不僅是友好的、建設性的，而且是發自肺腑的。在20世紀90年代，安守廉教授和北京大學法學院羅豪才教授等人共同發起中美法學教育交流機制，雙方組織兩國的各界法律精英頻繁互訪和交流，取得了大量豐碩的成果。這不僅增進了中美法律同行之間的相互瞭解，而且為中國法學教育和法治事業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幫助。我有機會參與其中，深感榮幸。
安教授是一位心地善良、充滿對弱者關愛的學者。在我擔任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院長期間，安守廉教授正在領導一項面向全球殘障人士權益保障的學術研究和法治改革推進事業。《殘疾人權利公約》於2006年12月13日由聯合國大會通過，中國是第一批簽署該公約的國家。安教授當時向我提議，在中國人民大學建立一個專門的殘障人士權益保護法律研究機構，一起推動中國和其他國家在這一領域的弱勢群體保護工作。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倡議，充滿了人文關懷精神。後來，經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和哈佛大學法學院雙方同意，我們於2007年1月11日在北京召開了第一次殘疾人權益保障法律機制國際研討會，就這一議題展開了深入研討，取得了豐富的成果，出版了一部論文集。同時，在安守廉教授和他領導的哈佛大學法學院的殘障人士工作組(Harvard Project on Disabilities， HOPD)的各位同事（特別是Michael Stein教授和崔鳳鳴博士）的幫助下，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成立了“中國人民大學殘疾人權益保障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第一次在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展開殘障人士權益保障的法律研究和實踐推進工作。在與安教授合作期間，我切實感受到安教授對殘障人士極富有愛心、同情心，每年要拿出大量時間，從學習、工作、生活等諸多方面幫助許多殘障人士。多年之後，“中國人民大學殘疾人權益保障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在黎建飛、郭銳等一些同事的努力下，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正在不斷地引領和推動這一領域的國內改革和國際合作工作。
我本人在學術成長上也深得安教授的大力支持和幫助，對此我始終心存感激。1988年，我前往密歇根大學法學院從事為期一年的博士生交換學習。安教授當時是美中法學交流委員會的成員，在多次交流中對我的學習和研究給予了很大的鼓勵。差不多十年之後，在1998-1999學年，我當時獲得了富布萊特獎學金的資助，有機會赴美從事一年的訪問研究。我當時給安教授去信，希望申請前往哈佛大學法學院從事訪問研究，他很快就同意了我的申請，並在辦理赴美手續的各種事宜上提供了十分周到的幫助。我記得，在抵達波士頓的第二天，安守廉教授在哈佛大學法學院與我和其他訪問研究人員見面，向我們介紹了哈佛大學法學院和東亞法研究中心的情況，就我們未來一年的訪問研究做了細緻的指導。我經常向安教授請教許多法律問題。當時，我還根據安教授的建議去旁聽了哈佛大學法學院雷可夫(Todd D． Rakoff)教授的合同法課程，並向他們請教司法改革和民法的問題。後來，安守廉教授還邀請我到哈佛大學法學院東亞法研究中心的訪問學者學術工作坊去做了一次報告，就當時正在從事的 “司法改革研究”做了一次交流，也得到了大量很有啟發性的評論意見。
那是一段十分美好的人生經歷，不僅有大量時間靜心閱讀、思考、討論和寫作，而且還有妻女陪伴，免於孤單。這也對我後來的學術研究和工作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幫助。在回國之後的二十年中，我也經常向安守廉教授推薦優秀的中國年輕學者和學生去美國學習和研究。他們同樣得到了安教授無微不至的關照和悉心指導，並在後來的學術成長和事業發展中取得了不錯的成績。跟我一樣，他們對安教授和哈佛大學法學院充滿了感激。
在古稀之年，安教授仍然體力充沛，不僅筆耕不輟，繼續在哈佛大學法學院從事中國法的研究與教學，而且還堅持活躍在中美法律交流的諸多領域，這是那些關心並積極致力於中美法律交流的朋友的福音！
安教授是中美法律交流的大使，是中美法律人友好交流的一座橋樑，是中國法律人的好朋友。
在此，謹祝安教授身體健康，家庭幸福，學術事業長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