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戰略：冷戰時期美國國家安全政策評析(增訂版)（簡體書）

遏制戰略是冷戰中美國歷屆政府一直遵循的國家安全戰略。本書是美國著名冷戰史學家約翰•路易斯•加迪斯的代表作之一，全面透徹地分析了遏制戰略的演變歷史，是一部經典的國際關係史和戰略史傑作，並且在大戰略理論方面做出了重要建樹。加迪斯從戰略的目標、對威脅的認識以及實現戰略的手段三個方面，對整個冷戰期間的不同版本的遏制戰略進行了分析，通過歷史研究揭示了每種遏制戰略的實施效果及優劣。1982年，本書第一版問世。2005年該書出版增訂版，補充了第一版中缺失的遏制戰略在冷戰末期的重要發展。

約翰·劉易斯·加迪斯，耶魯大學羅伯特·A.拉韋特講座教授，是最為著名的冷戰史學家、大戰略研究者之一，2005年獲美國“國家人文獎章”。
時殷弘，著名國際政治學者，國際戰略家，美國問題學者。現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二級教授、學術委員會主任，中國人民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

自喬治·凱南首次締造了遏制戰略以來，該戰略被冷戰期間歷屆美國政府所繼承，但每屆政府都賦予其新的內涵和手段，這一嬗變過程在本書中得到了全面透徹且視角獨到的分析。1982年，本書第一版問世。2005年，作者加迪斯依據冷戰結束後公開的新資料重新調整了第一版中的一些內容，補寫了第一版中缺失的遏制戰略在冷戰最後十年的重要發展，從而使該書所考察的時段覆蓋了整個冷戰時期。約翰·劉易斯·加迪斯在冷戰史研究領域的地位已無須贅述，本書即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無論從國際關係史研究還是戰略研究層面而言，本書都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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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具有敏銳洞察力及啟發意義的歷史分析……對於理解歷史以及思考當下及未來都十分重要的著作。

——《外交事務》

傑出的著作……關於戰後美國政策制定者的思考，以及他們嘗試從理念上克服新的戰後世界帶來的挑戰，並且規定我們與蘇聯關係的一段引人入勝的歷史與分析。

——《世界視野》（Worldview）

標誌性的歷史著作。

——著名美國歷史學家，邁克爾•比齊羅斯（Michael Beschloss）,《紐約時報書評》（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令人印象深刻，並且文筆佳……一部有雄心而且頗具長遠洞見的著作。

——《美國歷史雜誌》（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月18日《遏制戰略》新書發布會精彩摘錄:

1982年加迪斯出版的《遏制戰略》和他2005年經過擴充的現在這部《遏制戰略》（增訂本），是大戰略研究的非常重要的經典性的組成部分。也是大戰略理論思想樹立和發展起來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時殷弘

 

為什麼這本書是經典著作。因為它具有大思路，這個大思路是大戰略的思路。它不是一般歷史著作，我也看了很多歷史學家寫的著作，但是像加迪斯這樣具有大思路的歷史著作並不多……這本書特點是它用喬治?凱南的“遏制”這個概念，把戰後一直到冷戰結束這幾十年里美國對外戰略給串在一起了，我沒有看到這麼來寫戰後美國戰略變遷的第二本書。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張小明

 

對於史學家來說，加迪斯非常強的一方面在於具有很強的框架感和邏輯性，有大的問題、大的想法；對於政治學家來說，他有非常強的史學的基礎。這本書所做的戰略研究像時殷弘老師所說的，是踏踏實實坐在一個具體時空裡，在這裡面來看怎麼應對，而不是幾條抽象的戰略原則。這也是我印像比較深的。

——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中心，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於鐵軍

《遏制戰略》的初版於1982年面世時，羅納德•裡根入主白宮不久，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仍健在，居於克里姆林宮內，雖然病魔纏身，而且完全不清楚冷戰將怎樣和在何時結束，甚或它是否會結束。出於這個原因，本書自身未果而終：就遏制多麼有效，或其前景可能如何，它未得出任何堅定的結論。不管它在解釋該戰略的歷史方面怎樣有用，我就遏制的對稱與非對稱形態之間做的區分幾乎全未提供對未來的指南。我的唯一提示多少有如富蘭克林•D.羅斯福曾就高關稅和低關稅說過的話：應當有一種方式“將它們交織在一起”——用兩者之長，避兩者之短。在缺乏關於如何能做到這一點的任何進一步具體看法時，這並非一個特別有益的提議。全無證據表明，裡根行政當局內的任何人曾有絲毫注意到它。
他們無需如此，因為總統及其幕僚到那時已在打造一種新的遏制戰略，那將解決我已在它的諸多前驅那裡辨識出的自相矛盾。裡根戰略——這麼說是因為它主要出自他本人的創造——在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1985年在莫斯科上台掌權時已經就位。這一戰略是否為他的上任鋪平了道路，在歷史學家們中間仍有爭論。然而，有一點長久以來一向清楚，那就是憑藉改變蘇聯長久以來的鮮明性質，該戰略造就了一個與美國合作的基礎。由此，輪到裡根去完成喬治•F.凱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過後不久首度提出的遏制任務。
不僅如此，他還以凱南本人預見到的方式行事：召喚一位蘇聯領導人參與從事改變其本身政權的任務。
第十一章——現在從初版大加擴充——述說了這段歷史。我還用此機會修訂和更新前面所有各章，包括它們的參考書目，並且添加了一則新的後記。我的目的是畫出一個圓環：追踪整個遏制史，從頭到尾，其軌跡顯著近似於凱南在最初時所預見的。
這新版還畫出了第二個圓環，即使不是那麼有預兆的。如其最初的前言說明的，《遏制戰略》出自我享有的一個機會，即20世紀70年代中葉在海軍戰爭學院教授現已享有盛名的“戰略和政策”系列課程。自此往後，我一直有幸與我的同僚保羅•肯尼迪和查爾斯•希爾共事，將此系列課程帶到耶魯大學。在這裡，它成功發展為大受歡迎的“大戰略研究”講習班。“海軍戰爭學院從哪裡得到開這一課程的想法？”我近來問其發起者斯坦斯菲爾德•特納海軍上將。“喔，從耶魯那裡”，他答道，“當時你曾教這類課程。”我對我們再度在耶魯開設這類課程感到欣喜。
接下來只是要感謝以下幾位：牛津大學出版社的蘇珊•菲爾伯，提議出這個新版，並且幫助進行準備；凱瑟琳•漢弗萊，做編輯工作；帕特森•蘭姆，從事校對；還有托妮•多爾夫曼，從事編輯和校對，給予愛情和生活。

序

增訂版序

第一章 序篇：喬治·凱南以前的“遏制”

第二章 喬治·凱南與遏制戰略

第三章 實施遏制

第四章 國家安全委員會第68號文件

第五章 艾森豪威爾、杜勒斯和“新面貌”戰略

第六章 實施“新面貌”戰略

第七章 肯尼迪、約翰遜和“靈活反應”戰略

第八章 實施“靈活反應”戰略：在越南的檢驗

第九章 尼克松、基辛格與緩和戰略

第十章 實施緩和戰略

第十一章 遏制的完結

第十二章 後記：冷戰之後的遏制

附錄 國家安全開支在政府總開支和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百分比（1945―1992 年）

注釋

參考文獻

索引

譯後記

（一）

國際事務中國家利益的種種定義趨於了無新意且無懈可擊:它們全都看來以這一或那一形式，歸結為對於造就一種對一國國內體制的生存和興旺有利的國際環境的需要。的確，凱南在1948年夏天寫下的定義也不背離這個模式。“我們的對外政策的基本目標，”他斷言，“必須始終是：

1.捍衛國家安全，這意味著我國始終有能力在不受外國嚴重干涉或乾涉威脅的情況下追求自身內部生活的發展。

2.推進我國人民的福利，辦法是促進這樣一種世界秩序:在其中，我國能對其他國家的和平和有序的發展做出最大程度的貢獻，並且從它們的經驗和能力中獲得最大程度的裨益。

凱南告誡說，“徹底安全和國際環境的完美永不會實現。”任何這樣的目標表述充其量也只能“指示方向而非終點。”不過，這仍是凱南對美國在世界事務中不可減約的利益所曾作過的最直接的辨識，大概極少有人會對他的說法提出質疑。比較困難的任務，在於準確地具體確定為加強國家安全、增進國際環境的適意性(congeniality)需要什麼。

凱南論辯說，美國人傳統上以兩種方式來回答這個問題。一種是他所稱的“普遍主義”(universalism)方式，設定“如果能促使所有國家都同意某些標準的行為規則，醜惡的現實——權勢渴望、民族偏見、非理性的仇恨和嫉妒——就將被迫退縮到一種保護性屏障之後，即被接受的法律制約。而且我們的對外政策問題就能由此簡化為熟悉的議會程序和多數決定方式。”普遍主義以國際事務中和諧的可能性為前提，力圖通過創設國際聯盟或聯合國之類人為的構造來實現這一和諧，並且將其成功寄託在各國的一種意願上，那就是使它們自身的安全需要從屬於國際社會的安全需要。

凱南將另一種稱作“特殊主義”(particularism)方式。它“懷疑任何將國際事務壓縮到法理概念中去的方案。它主張內容比形式更重要，內容將強行穿透加諸它的任何外表構造。它認為權勢渴望仍然在如此眾多的國家中間起主導作用，以致不可能被反制力量以外的任何東西減緩或控制。特殊主義不會拒絕與別國政府合作以維持世界秩序的觀念，但要有效的話，這樣的聯盟就須“基於只在有限的政府群體之間才會見到的利益和觀念的真正共同體，而非基於普遍國際法或普遍國際組織的抽象的形式主義。”

凱南認為，對美國的利益來說，普遍主義是個不適當的框架，因為它假定“每個地方的人們都基本上如同我們自己，他們由實質上相同的希望和靈感激勵，他們在既定的環境中以實質上相同的方式做出反應。”對他來說國際環境的最顯著特徵是其多樣性，而非其一致性。將國家安全寄託於在全世界範圍內擴散美國體制將超出美國的能力，從而危及這些體制。“我們是偉大和強大的。但我們沒有偉大和強大到如此地步，以致僅憑我們自己就足以征服、改變或經久地使所有……敵對的或不負責任的勢力服從。試圖這麼做將意味著要求我們自己的人民做出如此的犧牲，其本身就將徹底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和我們的政治體制，而且會在試圖捍衛它們的時候失掉我們政策的真正目的。”

普遍主義還涉及使美國立意追求一種在凱南看來既不可能、也不可取的目的，那就是從國際生活中消除武裝衝突。他認為，只有靠凍結現狀才能做到這一點——“在維持現狀符合其利益的時候，人們不會和平地離棄現狀”，而這轉過來意味著使國家陷入“如此令人迷惑和受限的義務承諾，以致我們無法在世界事務中以有利於世界安全和世界穩定的方式運用我們的影響。”事實是，戰爭可以並非總是惡，和平也可以並非總是善:“如果你喜歡的話，監獄高牆後面就有'和平'。在今天的捷克斯洛伐克就有和平。”

雖然可能令人不快，我們或許仍不得不直面這樣的事實:可能在某些場合，世界某些地方的規模有限的暴力可能比相反的情況更可取，因為這些相反的情況將是我們會被捲入的全球性戰爭，在其中沒有任何人會贏，整個文明都會被拖進去。我認為，我們不得不面對一個事實，即對我國的安全來說，會有一種與暴力的單獨復發相比不那麼可接受的和平安排。

“或許世界和平這整個觀念一向是個不成熟、不可行的堂皇的白日夢”，凱南在1947年6月爭辯道，“我們本應提出如下說法作為我們的目標:'和平——如果可能，且在它實現我們的利益的限度內。'”

最後，普遍主義有可能使美國陷入“毫無結果和麻煩不堪的國際議會制度的混亂之中”，這種制度可能阻絕捍衛國家利益所必需的行動。凱南非常輕視聯合國。他堅持認為，設想在那裡採取的各種立場對世界事務有大的實際影響乃是幻想。相反，它們猶如“戲劇場面的競演:有一段比較暗淡的、冗長的準備時間，然後大幕升起，燈火通明一時。為了子孫後代，代表團的姿態被關於表決的一組照片記錄下來。誰看來處於最優美最動人的位置，誰就贏了。”如果出於什麼原因，這種“議會表演”能被予以實際的承認，“這就將確實是解決國際歧異的一種精緻、優越的方式。”然而，因為這不可能，所以唯一的效果是使美國人民偏離真正的問題，並且使國際組織本身從長期來說變得滑稽可笑。

因此，促進國家利益的最好辦法不是試圖重建國際秩序——“普遍主義”的解決辦法，而是通過“特殊主義”方式，即試圖維持國際秩序內部的平衡，這樣就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或國家集團能夠主宰它。“我們的安全依靠，”凱南在1948年12月告訴國家戰爭學院的聽眾，

我們有能力在世界的敵對或不可依靠的勢力中間確立一種均勢:在任何必要的地方使它們彼此爭鬥，確保它們在彼此衝突中消耗——如果它們必須消耗的話——在相反情況下可能指向我們的褊狹、暴力和狂熱，確保它們由此被迫相互抵消，在兩敗俱傷的衝突中耗儘自身，以便促進世界穩定的建設性力量可以繼續享有生活的可能性。

和諧或許是不大可能的(鑑於凱南對人性的悲觀看法，這很難說是個令人驚奇的結論)，然而可以通過仔細地平衡權勢、利益和敵意來獲得安全。

（摘自第二章第一節）

（二）

2004年2月16日，喬治•F. 凱南慶賀了他的100歲生日。比蘇聯早13年誕生，現今在它解體後13年，他仍健在。身體衰弱，但依然心智靈敏，這位國務家在其普林斯頓家中的樓上臥室內會見一連串的訪者，包括家人、朋友、他的傳記作者，甚至美國國務卿科林•鮑威爾。

58年前，差不多也是同一天，凱南在另一間臥室裡患病臥床，躲避莫斯科的凜冽寒冬，並且一如既往地對國務院感到氣憤。他叫來他的秘書多蘿西•海絲曼，口授了一份超長的電報。這項文件比任何其他文件更有理由宣稱鋪平了一條道路，據此國際體係從它在20世紀前半葉的自毀軌道轉到了另一軌道，那到20世紀後半葉結束時，已經消除了大國間戰爭的危險。

言過其實？也許是，但在1946年2月22日，有誰會認為世界能安然免於大國間戰爭的浩劫? 這怎麼可能？彼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與第一次世界大戰過後相反——各國甚至無望召開全面和會。免於威權主義危險？這怎麼可能？彼時西方民主國家不得不依靠一個威權主義國家去擊敗另一個。無虞再度發生經濟崩潰？這怎麼可能？彼時無法保證全球性衰退不會重演。無虞人權遭難？這怎麼可能？彼時歐洲最發達的國家之一剛犯下史無前例的種族滅絕滔天罪行。無虞這樣一種恐懼，即在任何未來戰爭中任何人都不會安全？這怎麼可能？彼時原子武器已被開發出來，而且它們幾乎不可能繼續僅由美國控制。

在1946年莫斯科那個陰暗之日，凱南開闢了一條出路：一種大戰略，一方面拒絕那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綏靖和孤立主義，另一方面也拒絕以第三次世界大戰為替代，因為在一個核時代，由此而來的毀壞可以大得無法想像。58年後，要慶賀的不止只一個百歲生日。

（摘自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