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疫苗百年紀實(全2冊)（簡體書）

《中國疫苗百年紀實》是第一部以紀實文學方式寫成的中國百年抗疫史，由著名軍旅作家、解放軍報原副總編江永紅撰寫。該書以1919年北洋政府成立“中央防疫處”，現代醫學進入中國防疫史為開端，生動講述了現代中國在“防疫戰場”上的代表性重大事件與人物，從一個特殊角度展現了中華民族堅強不屈、百折不撓的奮鬥精神，對於今天的讀者特別是廣大黨員幹部具有重要啟迪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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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書是一部具有史話性質的紀實文學體作品，而非學術著作。作者以中國現代百年史上的重大疫情為主線，以組織抗疫，利用、研製疫苗為重點，通過一系列故事展現了中國百年抗疫歷程。全書生動講述了中國現代抗疫史上的主要故事，從北洋時期我國第一次現代醫學意義上的防疫戰――哈爾濱抗擊鼠疫，抗戰烽火裡誕生的中國第一支青黴素，解放區窯洞裡出品的痘苗和抗生素，到毛澤東親自掛帥打響的新中國防疫第一戰――撲滅察哈爾鼠疫，周恩來親自提議建立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研究腦炎，創建中國生物製品國家隊――“六大生研所”；從計劃免疫國家行動舉國消滅天花、消除脊髓灰質炎，中國如何甩掉“乙肝大國”的帽子，如何成為世界疫苗大國，到中國公共衛生事業和中國現代醫學先驅、中華醫學會創始人、中國歷史上走近諾貝爾獎的第一人(1935年提名)伍連德，首位犧牲在防疫一線的科學家俞樹棻，新中國生物製品事業奠基人、“世界衣原體之父”湯飛凡，分離出天花病毒、為我國預防和消滅天花做出了卓越貢獻的齊長慶，在廢棄廁所裡堅持科技攻關的武漢生研所總技師謝毓晉，中國卡介苗鼻祖王良，“糖丸爺爺”們顧方舟、聞仲權、董德祥，等等。作品真實、生動，故事驚心動魄，事件鮮為人知，事蹟可歌可泣。
尤其是書中對中國現代防疫科學家包括支援中國的外國科學家的講述感人至深、令人難忘。疫苗的功能就是中國古代的“治未病”。我們不必知道每一粒大米的生產者，但我們應記住中國農業的老祖宗神農氏、記住袁隆平。同理，當我們免疫於鼠患、天花、血吸蟲、麻疹、破傷風、乙肝、流感等，我們同樣應知道研製這些疫苗等生物製品的科學家。這些和屠呦呦一樣的人，既應該永載史冊，也應該活在我們心中。成為我們民族精神之魂魄、前進之動力。

本書撰寫歷時兩年，作者採訪利用了一大批疫苗研製領域老專家、老學者的珍貴口述史料，並得到中國生物技術集團黨委的全力支持，確保了全書質量。該書對於當下的我們正確把握疫情，科學應對，汲取經驗教訓，樹立信心決心，打贏防疫阻擊戰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前言： 是誰為我們驅走了“瘟神”？

序章 1910-1911：哈爾濱的鼠疫與伍連德博士——我國第一次現代醫學意義上的防疫戰
1910年，東北發生大鼠疫
伍連德發現人傳人的肺鼠疫
是否該戴口罩？法國醫生賭掉了性命
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集體火葬
“鼠疫鬥士”與“醫學進士”

第一編 萌芽紮根（1919-1949）
第一章 中央防疫處，中國生物製品的發祥地
“萬國鼠疫大會”的敦促和綏遠鼠疫的逼迫
中央防疫處最初的編制與職能
俞樹棻——首位犧牲在防疫第一線的科學家
經費受制于洋人，處長8年換10任
天花“天壇株”和狂犬病“北京株”
第二章 抗戰時期在昆明創造的輝煌
抗日烽火中，湯飛凡臨危受命
重慶國民政府一毛不拔
服務抗戰，打響了NEPB的國際聲譽
中國的第一支青黴素
一流的人才，一流的成就
第三章 歷史關頭的選擇
次日就可飛往美國，湯飛凡突然不走了
處長還是處長，但換了人間
西北防疫處：藏好設備等解放
第四章 解放區的疫苗故事很精彩
窯洞裡出品的痘苗、疫苗和抗毒素——晉綏衛生試驗所紀事
“偷”來的日本專家：貞子憲治——東北衛生技術廠紀事
“特殊解放區”的特殊貢獻——大連衛生研究所紀事

第二編 花開千樹（1949-1966）
第五章 新中國的防疫第一戰——撲滅察哈爾鼠疫紀事
鼠疫，從一個村到察哈爾省會
毛澤東親自出馬，董必武掛帥防疫
在天壇趕制鼠疫活疫苗的功臣們
第六章 六大生研所格局的形成
“預防為主”方針的提出
六大生研所——中國生物製品的“國家隊”
海納百川，人人爭先
第七章 愛國衛生運動的呼喚——研製斑疹傷寒疫苗和森林腦炎疫苗的故事
斑疹傷寒疫苗：人虱的傳奇
森林腦炎疫苗：從抓“草爬子”開始
第八章 偉大的天花殲滅戰
免費種痘，打響消滅天花的戰鬥
《戰“痘”的青春》
“天壇株”險些毀於一旦
“200個雞胚一頭牛”
挨家挨戶找麻臉，通過WHO證實
第九章 一項離諾貝爾獎最近的發現
為什麼要研究沙眼？
沙眼病毒在哪裡？
沙眼病毒終於被逮住了
用自己的眼睛做實驗
第十章 艱難的麻疹攻堅戰
湯飛凡與“M9”株
朱既明與“長47”株
張菁與 “滬191”株
“嬌小姐”從此不再“耍嬌”了
連續15年的免疫持久性觀察
10天接種近1億人的世界奇跡
第十一章 消除脊灰，又一個漂亮的圍殲戰
去蘇聯學做脊灰疫苗
中國脊灰疫苗，誕生在北京所
“糖丸爺爺”不止一個
二倍體疫苗解放了猴子，造福了孩子
研製最後消滅脊灰的王牌——sIPV
第十二章 既可恨又可愛的肉毒素
肉毒素中毒事件
享受“專機”待遇的專家
第十三章 控制結核病的持久戰
舊中國“十有九癆”，癆病被稱為“國病”
王良——中國製作卡介苗的鼻祖
在中國一波三折的卡介苗
用煤油燈孵箱製造卡介苗
淋巴結腫大率，從0.79%到0.18%
第十四章 “一口青鋒驅三魔”——鼠疫、布氏病、土拉熱、炭疽四聯疫苗的研製者董樹林
在青島搶救工人受到的啟示
一個足以把人嚇跑的實驗室
神奇的氣霧免疫

第三編 寒梅傲雪（1966-1976）
第十五章 “黨外布爾什維克”與流腦多糖疫苗
只因看到了流腦流行的慘景
老路走不通，逼出中國第一個組分疫苗
只要流腦疫情不再來，此心足矣
第十六章 一個“右派”與鉤端螺旋體疫苗
“賴型”鉤端螺旋體的發現
鉤端螺旋體疫苗的研製
關於發現無黃疸鉤體的餘音
第十七章 周恩來關注的狂犬病疫苗
被瘋狗咬了，只能靠疫苗救命
周總理關心，“造反派”干擾
聯合攻關，開花結果
消滅狂犬病還尚待時日
第十八章 先生之風 山高水長
“牢飯”中埋著鹵雞蛋
在廁所裡寫出來的科研總結
迎考，但不是為了應付“造反派”

第四編 冬去春來（1976-1989）
第十九章 春風第一枝
第一個引進的單克隆抗體
第一批用世行貸款建成的工業化疫苗生產線
第一個中外合辦的培訓中心
第二十章 全球最好的乙腦疫苗在中國
一波三折的乙腦疫苗研製之路
帶應急性質的地鼠腎乙腦滅活疫苗
全球第一個通過WHO預認證的乙腦活疫苗
世界上第一個VERO細胞純化乙腦滅活疫苗
第二十一章 世界首創的甲肝減毒活疫苗
上海所應對甲肝疫情的緊急行動
難在找不到用於減毒的動物
一個疫苗項目獲得兩個國家獎
第二十二章 我國基因工程干擾素的開拓者
“外國有的，中國也要有”
“外國沒有的，中國也要有”
中國的干擾素在美國的故事
第二十三章 用生命博來的出血熱疫苗
孫柱臣40年的出血熱疫苗情結
死神已經抓住了他，但被他掙脫了
“要幹就幹別人沒有的”
第二十四章 甩掉“乙肝大國”的“帽子”
乙肝血源疫苗——第一個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
基因工程乙肝疫苗——第二個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
美國默克公司總裁當了一回“白求恩”
第二十五章 計劃免疫的疫苗從哪裡來？
計劃免疫是國家行動，提供疫苗的是中國生物
應急接種“突擊隊”的風采
從全細胞百白破到無細胞百白破
關於麻風腮三聯疫苗

第五編 新的航程（1989-）
第二十六章 那只“看不見的手”——水痘、23價肺炎疫苗和肉毒素美容的故事
出口轉內銷的水痘疫苗
去美國看兒女，回來搞出23價肺炎疫苗
從肉毒類毒素的生產危機中創造商機
第二十七章 一個扶杖老人與“鬍子疫苗”——世界獨有的二價痢疾（FS）疫苗研製紀實
痢疾疫苗簡史
因心系農民，走上“不歸路”
用基因技術結束“鬍子”工程
獲獎後的遺憾
第二十八章 敢與世界先進水平並肩跑——我國研製輪狀病毒疫苗的故事
第一個輪狀病毒疫苗，中國與美國同時誕生
市場是闖出來的
到了該瞄準國際市場的時候
第二十九章 只有中國兒童才有的福祉——腸道病毒EV71疫苗的研製與生產紀實
引發手足口病死亡的元兇
創造奇跡的年輕團隊
被《柳葉刀》稱為“世界首個EV71疫苗”
第三十章 中國生物研究院的年輕人
從“微穀”到中國生物技術研究院
一群年輕人的夢想
初試牛刀後的接連突破
青春，在探索中燃燒
第三十一章 在中國血液製品的旗艦上
“北有劉雋湘，南有張天仁”
在“戰國殺”中傲然挺立
目標：進入世界先進行列
第三十二章 打造中國生物製品的“航母”
中國生物製品在世界上“地位幾何？”
“弄潮兒向濤頭立”
朝著疫苗強國的夢想航行

第六編 百年灼見
第三十三章 科技之水漲 疫苗之船高
百年疫苗史，鏡鑒察古今
病原學研究，基礎的基礎
踩准應用技術的節拍
樹立邁向疫苗強國的自信心
第三十四章 吹響人才集結號
想起那激情燃燒的歲月
帥才稱職，將才如雲
栽好梧桐樹，且等鳳凰來
第三十五章 “生物製品就是生命製品”
疫苗事故與疫苗法規
在疫苗的檢定上，中國的標準更高
“國家隊”率先達到GMP要求
“優質疫苗是設計和生產出來的”
第三十六章 對愛與責任的詮釋
驅魔滅疫的“上醫”精神
以身試藥的精神
甘坐冷板凳的精神
願做綠葉襯紅花的精神
鳳凰涅槃的精神

後記

伍連德與中國現代醫學意義上的第一場防疫戰

對瘟疫這個幽靈，數千年來，我們的祖先“例重禳醮行儺，打鑼擊鼓”，加上中草藥來驅趕，但沒有一個神靈能鎮住萬惡的“瘟神”，始終擺脫不了“萬戶蕭疏鬼唱歌”的慘狀。 1910 年底至 1911 年初撲滅哈爾濱鼠疫，讓國人第一次見識了科學防疫的巨大威力。伍連德博士作為清政府任命的東三省防鼠疫全權總醫官，僅用 67 天就阻止了鼠疫的流行。在此次防疫戰中，伍連德在中國歷史上開了三個先河：第一，開了用現代醫學科學防治瘟疫的先河，從而使他成為“中國現代防疫事業的奠基人”；第二，開了在中國召開世界學術會議（瀋陽“萬國鼠疫大會”）的先河；第三，開了華人科學家擔任世界專業學會主席（伍連德被推選為世界鼠疫學會主席）的先河。

說起來歷史有點遙遠了。首先給大家介紹的是北京中央醫院（今北京大學人民醫院）的首任院長和創始人伍連德博士。
2018 年 8 月，北京大學人民醫院舉行了百年慶典。如今這家在全國排名靠前的著名醫院，百年前的院名叫“北京中央醫院”。都說地以人名，其實一個單位特別是大學和學術團體更是以人名。當年的中央醫院以伍連德博士而著名，而伍連德以在哈爾濱撲滅了鼠疫而著名。
伍連德，字星聯，1879 年出生，祖籍廣東，國籍是馬來西亞，但他一直以“中國人”自稱，並且把人生中最寶貴的大半生獻給了中國人民。他在自傳中說：
我曾經將我的大半生奉獻給古老的中國，從清朝末年到民國建立，直到國民黨統治崩潰，那一切在許多人的腦海裡記憶猶新。中國是個有五千年歷史的偉大文明古國，歷經世世代代的興衰榮辱，才取得了今天的地位，我衷心地希望她能更加繁榮昌盛。

伍連德（1879－1960)，字星聯，祖籍廣東，出生於馬來西亞檳榔嶼。公共衛生學家，醫學博士，中國現代醫學先驅、中國檢疫、防疫事業的創始人，中華醫學會首任會長，北京協和醫學院及北京協和醫院的主要籌辦者，193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候選人，是華人世界的第一個諾貝爾獎候選人

一、1910 年，東北發生大鼠疫
讓我們回到百多年前的哈爾濱。1910 年（清宣統二年）的冬天，即辛亥革命的前一年，東北暴發了鼠疫，尤以哈爾濱的傅家甸（今道外區）一帶為甚。
儘管從 1916 年北洋政府頒發的第一部《傳染病預防條例》開始，我國一直將鼠疫列為“1 號病”，即頭號烈性傳染病，但因這個惡魔在我國已被控制，今人大多不知它的厲害，所以有必要簡單作一點介紹。 鼠疫是由鼠疫桿菌引起的惡性傳染病，歷史十分悠久，運用 DNA 技術在距今 2800 年到 5000 年的歐亞人類的牙齒中已發現它的身影。也就是說，鼠疫桿菌的歷史比有文字記載的流行病史多了約 3000 年，其間出現過基因變異，但毒性不是越變越小，而是越變越大。鼠疫分為：腺鼠疫或敗血症鼠疫，由鼠類身上的跳蚤傳染人；肺鼠疫，通過呼吸道人傳人，病人的飛沫、唾沫等分泌物即為傳染源。在人類歷史上，曾發生過多次鼠疫疫情，其中最嚴重的有三次。
第一次被稱之為“查士丁尼瘟疫”，暴發於六世紀中葉的東羅馬拜占庭帝國，致使歐洲南部近五分之一的人口死亡，此疫在歐洲斷續流行200 年後結束，累計總死亡人數約 1 億。
第二次稱之為“歐洲黑死病”，暴發於十四世紀中葉，結束於十八世紀，由連續多個波次組成。此疫奪走歐洲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2500 萬人以上，全球死亡 7500 萬人。
第三次發生在十九世紀的中國，1894 年從香港開始向外蔓延，疫情遍於全球 60 余國，於 20 世紀中葉才結束，致死千萬人以上。
上述數字雖然令人觸目驚心，但枯燥的數字往往不如直接的文字描繪更能給人內心打下烙印。清代乾隆壬子（1792）、癸酉（1793）年間雲南鼠疫流行。詩人師道南寫下了《鼠死行》：
東死鼠，西死鼠，人見死鼠如見虎；鼠死不幾日，人死如圻堵。晝死人，莫問數，日色慘淡愁雲護。三人行未十步多，忽死兩人橫截路。夜死人，不敢哭，疫鬼吐氣燈搖綠。須臾風起燈忽無，人鬼屍棺暗同屋。烏啼不斷，犬泣時聞。人含鬼色，鬼奪人神。白日逢人多是鬼，黃昏遇鬼反疑人。人死滿地人煙倒，人骨漸被風吹老。田禾無人收，官租向誰考。我欲騎天龍，上天府，呼天公，乞天母，灑天漿，散天乳，酥透九原千丈土，地下人人
都活歸，黃泉化作回春雨。
十分遺憾，詩人的美好願望最後註定落空了，地下沒有人“活歸”，詩人反被打入黃泉。師道南寫完這首詩後，不到 10 天就被鼠疫奪去了生命，死時未滿 30 歲。
清朝統治者對鼠疫的危害應該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在宣統二年時，其政權早已是朝不保夕，日薄西山，“忽喇喇似大廈傾，昏慘慘似燈將盡”，幾乎完全喪失了行政能力，已經顧不上東北這塊清朝龍興之地的子民了。從 10 月 26 日滿洲里報告第一例鼠疫病人以來，東北方面接二連三發來緊急報告。到 11 月 15 日，哈爾濱傅家甸地區已是屍體狼藉，不及掩埋，清廷除了派兵封鎖山海關一線，阻止關外人進關之外，再無實際行動。
 
1910年10月25日，滿洲里發現第一例感染鼠疫的患者

清朝東北的行政體制長期與關內不同，設盛京將軍管理東北全境，各省也設將軍管理軍政事務。直到 1907 年才廢除將軍制，改為與內地一樣的總督、巡撫制，設東三省總督和各省巡撫。黑龍江巡撫周樹模上奏叫苦說：“事屬創見，從事員紳苦無經驗，所有防檢各種機關倉卒設備，諸形艱棘。兼之火車停開，交通梗阻，應用中外藥品購運艱難…… 層次困難，幾無從措手。”東三省總督錫良也上奏說：“勢頗猖獗，有向南蔓延之勢，死亡日以百計，且日有增加”，請求派專業醫士協控疫情。
 
哈爾濱停業的客棧、學校等被用來當作防疫的辦公室、消毒室和病房

促使清廷重視起來的原因，不止是因為地方官的請求，還因為沙俄和日本想趁火打劫，企圖通過控制東北的防疫權進而完全控制東北。這兩個帝國，因都想獨佔東北而成為死對頭，曾經在 1904 年至 1905 年開打 20 世紀中國海洋和土地上的第一場大戰——日俄戰爭。此戰後，日本從沙俄手中奪走了旅順、大連和南滿的利益，沙俄雖然敗北，但在北滿的勢力仍然很大。弱者的苦難，強者的機會。現在，日本和沙俄又從鼠疫的屍臭中聞到了利益擴張的美味，爭先向清廷提出要派兵滅疫。就是由他們出兵封鎖疫區，由他們來主導防疫。這就涉及國家主權了，如果按日、俄的要求辦，那麼清廷在東北名義上的治權也沒有了。於是朝堂上議論鵲起，嘰嘰喳喳，而滿朝王公大臣，卻無人出頭來挑擔子。此時，一個職務不高，且職責與衛生工作不搭界的年輕人站了出來，主動請纓，請求擔當防疫大臣。他是外務部左丞施肇基，時年 33 歲，一個畢業于美國康奈爾大學的文學碩士和哲學博士。據《曹汝霖一生之回憶》所說：清廷“以外部左丞施植之（施肇基字），曾任濱江道（即哈爾濱政府首腦），熟悉地方情形，且與外人來往甚稔，遂派施植之為防疫大臣”。施肇基其人在清末、民初的外交舞臺上非常活躍，對國家有所貢獻，且不去說，只說他當上防疫大臣之後，遍請名醫去哈爾濱戰鼠疫，可各路名醫一個個避之唯恐不及。這也難怪他們，所謂沒有金剛鑽，不攬瓷器活。因為儘管現存的線裝中醫古籍中留下了一些治瘟病的藥方，清以後更有了鼠疫（此前稱為癢子症、耗子病、核子瘟等）這一病名，產生了我國第一部鼠疫專著《鼠疫治法》（吳學存著，成書於光緒十七年，公元 1891），但實事求是地說，中醫對付鼠疫的辦法、作用非常有限。
 
運屍隊搬運鼠疫死者的屍體

我們知道，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專制王朝中，是沒有公立醫院的，而太醫院是皇家專屬醫院，只為皇帝及皇族服務。如果民間醫生不應聘前往，僅靠當地的醫務人員，哈爾濱的疫情就沒法得到控制。在這緊急關頭，施肇基這個年輕的“海歸”想起了另一個比他還年輕 2 歲的“海歸”，畢業于英國劍橋大學醫學院的博士伍連德。他們是 5 年前在國外相識的。

二、伍連德發現人傳人的肺鼠疫
伍連德時任天津陸軍軍醫學堂（後改名國防醫學院，遷上海，1949年部分遷臺灣，留在上海的部分為第二軍醫大學前身之一）副監督（即副校長）。這所軍醫大學原名北洋軍醫學堂，是袁世凱在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創立的。伍連德從劍橋畢業後，受袁世凱之聘擔任此職。1910 年 12 月 18 日，伍連德正在實驗室裡準備上課做實驗的材料，突然接到施肇基要他去哈爾濱防疫的召喚。他二話沒說，就答應了。施肇基任命他為東三省防疫總醫官，全面負責醫務工作。
 
年輕時的伍連德博士

伍連德帶著學生兼助手林家瑞，攜帶少量醫療器械（包括一台顯微鏡）和藥物匆匆奔哈爾濱而去。一路上，他們碰到為躲避鼠疫而絡繹不絕地逃往關內方向的老百姓，更讓他們感到此行的使命之緊迫艱巨，
不由得加快了前進的步伐。僅僅用了 6 天，伍連德於 12 月 24 日到達哈爾濱。哈爾濱有很多歐洲僑民，尤以俄羅斯人為多，這一天的夜晚正好是西方的平安夜，要在往年，他們會燈紅酒綠地慶祝一番，可此時的冰城已是一座人鬼難分的城市，死亡和恐懼充斥著每一個空間，包括人的心靈，哪還有弦歌與祝福？在這裡，引起鼠疫的魔鬼主宰著一切，把上帝、耶穌和觀世音菩薩頭上的光環統統熄滅了，神靈不靈，陷入絕望。就像俄國著名詩人普希金在《鼠疫時的宴席》中所寫的：
鼠疫啊！兇狠的女皇，如今降臨到我們身上，她為自己成功的收穫而自豪，掘墳的小鏟日日夜夜敲響著綠色的小窗。我們能做些什麼？又有誰來幫助我們！
這時，能夠幫助陷在大疫中的哈爾濱居民們的，只有像伍連德這種用現代醫學知識和技能武裝的醫生。
然而，在伍連德到達之前，哈爾濱當局採取的防疫措施是將病人收容在市內一間公共浴室內，結果是醫者與病者同歸於盡。從奉天（瀋陽）派來的兩個醫生，只幹著發放死亡補貼的事。東三省總督錫良在奏章中說：“幾有猝不及防之勢，醫藥設備無一應手……地方官吏本無經驗，或偏信中醫，固執不化。”這個時候，偏信中醫會造成致命失誤。伍連德在事後著文說：“西醫謂傳染病系由於微生物或從呼吸飲食而得，或由蟲類吮侵，核疫鼠蚤，瘧疾由蚊，下痢由不潔不熟之水及蒼蠅之濁，其治法均用除滅微生物，隔離病人，射入藥漿，以殺病菌在血中釀出毒質。中醫則謂為狐鬼作祟，或地氣所生，其治法則例重禳醮行儺，打鑼擊鼓，種種顛倒，難以枚舉”，而國人“迷信中醫者又十居七八”（《論中國當籌防病之方醫生之法》）。他這裡幾乎是把中醫與巫醫等同了，但在大疫面前，當時“例重禳醮行儺，打鑼擊鼓”是不爭的事實。要拯救疫區民眾，要他們不要迷信，靠說教是不行的，首先必須抓到引起這次大疫的元兇。它多半是鼠疫，但不抓到鼠疫桿菌這個真凶，是不能下結論的。
 
防疫病院門前

按照當時西醫學界的主流觀點，鼠疫是由老鼠傳染的，老鼠是唯一的傳染源。趕到哈爾濱疫區的一名日本專家解剖了近 300 只老鼠，卻沒有發現鼠疫桿菌。他因此斷定：此疫非鼠疫，而是其他疾病。伍連德去拜訪他，開始他愛理不理的，因為這傢伙雖然還不出名，其導師卻是聞名世界的細菌學家北裡柴三郎。就是這個北裡，在全球首先發現了破傷風桿菌，接著又指導學生志賀發現了志賀氏菌，特別是在世界第三次鼠疫流行期間的 1894 年首先發現了鼠疫桿菌，成為鼠疫研究的鼻祖。狐假虎威，徒假師威，北裡的這位高徒非常自信，壓根兒沒把伍連德放在眼裡。伍連德用英語與他交流，不得不亮出自己劍橋大學博士的身份，他的狂傲才稍有收斂。伍連德分析說：“目前哈爾濱零下 20 度以下，老鼠一般都會藏在洞穴中，靠平時積累的存糧過日子，在洞外活動的時候不會太多，更不可能大規模運動，所以疫情靠老鼠傳染的可能性不大。”日本專家以為伍連德同意他的觀點了，拉著他去顯微鏡下看老鼠臟器的標本：“你看，這裡面根本沒有鼠疫桿菌。所以，可以肯定，這次瘟疫不是鼠疫。”
“不！”伍連德說：“你的研究只能證明老鼠不是傳染源，但不能作出不是鼠疫的結論。因為還有可能人傳人。”
日本專家接連搖頭，連說幾個“NO ！”“我的導師北裡先生已經作出了權威的判斷，鼠疫只能是鼠傳人，不可能人傳人。消滅鼠疫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滅鼠。”
見他如此固執，就沒有必要再討論下去，唯有拿出人傳人的證據來。
伍連德首先進行流行病學調查，得知傅家甸最早的一個病例來自滿洲里，是一個來自俄羅斯的皮貨商人。他販賣的皮貨其實是土撥鼠（即旱獺）皮。因為俄國人喜歡貂皮大衣，而貂皮有限，供不應求，於是便有了用土撥鼠皮冒充貂皮的行當。又因皮毛消毒不嚴格甚至完全沒有消毒，所以土撥鼠皮就可能成為傳染源。如果一隻土撥鼠有鼠疫，接觸其皮毛的人就可能被感染。但是，這還只是一種推測，要確診，必須拿到真憑實據。一家旅舍的老闆剛死于瘟疫，伍連德趕去調查，問夥計：“是否有皮毛商來住過店？”夥計回憶了一下，回答說：“有過。是七八天前離開的。”伍連德心想，極有可能是這個皮毛商傳染給了旅店老闆。於是，他決定解剖老闆的屍體。
 
傅家甸內成立的濱江防疫疑似病院
中國自古有“死者為大”之說，屍體不要說被解剖，就是輕易動一下也是犯天條的。當時，伍連德手下有三個助手，除了從天津帶來的學生林家瑞外，還有兩個當地的醫生，他倆完全沒有現代醫學知識，連自我防護都不懂。聽說要解剖屍體，竟嚇得魂不附體，不是怕感染，而是怕得罪了鬼神。伍連德想辦法將他倆支開，與林家瑞一起對老闆的屍體進行秘密解剖。“哇！”在顯微鏡下，伍連德從死者的組織中，特別是肺部、心臟組織和血液中，發現了大量的鼠疫桿菌！用培養基培養，繁殖出茂盛的鼠疫桿菌團。這就足以證明此次大疫就是鼠疫。隨後他又從土撥鼠身上發現了鼠疫桿菌，證實了先是土撥鼠傳染人，然後再人傳人的推斷。凡在土撥鼠皮毛這條生意鏈上的人，都屬高危人群。
 
滿洲奉天防疫醫院的解剖室正在進行消毒

人傳人的鼠疫是一個新的類型，比鼠傳人的鼠疫更加兇險，因為它是繼發性的，是鼠疫桿菌在人的身上進一步繁殖增生、毒性加重後再傳染他人的。鼠傳人的鼠疫是腺鼠疫或敗血症鼠疫，死亡率為 75％ ；人傳人的鼠疫叫肺鼠疫，死亡率為 100％。當然，這是學界後來才形成的共識。不過，毫無疑問，在伍連德秘密解剖旅店老闆的屍體時，他已經發現了這個不同於以往的鼠疫新類型，因為它對人的肺臟毀壞尤為明顯，致使人痰中帶血最後咯血而死，可稱之為肺鼠疫。

三、是否該戴口罩？法國醫生賭掉了性命
找到了病原體和傳播途徑，防疫就能有的放矢了。伍連德籌劃的應對措施有：
1.封鎖疫區，禁止人員流動，以防疫情擴散；
2. 隔離人員，病人與非病人隔離，病人送鼠疫醫院救治；與病人接觸過的人與未接觸過的人隔離，前者一律送專設隔離區觀察；
3. 給健康人注射疫苗；
4. 戴口罩，防止呼吸傳播；
5. 火化屍體，無論有主、無主屍體，一律火化，消滅屍體傳染源。屍體一律由專業收屍隊處理，收屍隊成員應經過培訓；
6. 全面消毒，對公共場所、病人居所以及病人活動過的地方重點消毒；
7. 組織志願服務隊，經培訓後參與防疫工作。進家入戶，逐日登記、逐人記錄健康狀況，發現異常立即報告處理；
8. 組織宣傳隊，通過散發傳單和宣講，傳播科學防疫知識，安定民心；
9. 請求朝廷和東三省總督增派士兵和醫生支援哈爾濱防疫。
 
滿洲鐵路交通阻斷後，被臨時隔離的人們

訂措施不容易，要落實難上難。千難萬難，簡單概括就是要啥沒啥：要人沒人，要錢沒錢，要房沒房，要藥沒藥……比如鼠疫疫苗就沒有，鼠疫和炭疽專家、原蘭州生物製品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董樹林說：
當時控制鼠疫還是採取綜合性措施，隔離啊，那時候還沒有疫苗。他（伍連德）講他自己也做了疫苗，1910 年鼠疫的疫苗，他做了可能也是死疫苗，因為（世界上最早的鼠疫活疫苗）法國“阿丁”疫苗和馬達加斯加 E.V 疫苗，這 2 個疫苗的毒種都是在1929 年、1930 年以後才使用的，所以 1910 年他還沒有（這兩個毒種），活疫苗沒有，他可能是自己做的死疫苗，就是把鼠疫桿菌培養後殺死給人進行免疫，這個用得不多。
除了物質上的困難，更有思想觀念上、學術觀點上的衝突與分歧。比如屍體火化，就有悖中國土葬的傳統。所謂“國之大事，唯祀與戎”。 祀即祭祀，戎即軍事。而祭祀中最重要的一個部分是要遵守葬禮葬制， 什麼身份用多大的棺、多大的槨，陪葬多少，墓修多高，等等這些，是上了《禮記》的，且歷朝歷代都有詳細規定。普通老百姓雖然沒有資格也沒有條件按儒家典籍來辦，但民間也有民間的規矩，按照傳統喪葬習俗，先輩死後，屍體要在家裡停放 3 天，供後人和親屬悼念，有條件的還要請戲班子來唱戲，請和尚、道士來念經。出殯時，要請吹鼓手班子來吹打，所有親屬一律披麻戴孝，一人穿一身白色孝衣，送葬隊伍像一條白龍迤邐緩緩向墓地移動，一路鞭炮開路、喇叭嗚咽、冥錢飛舞、哭聲不絕，隊伍越長，排場越大，越能表達對死者的尊重，越顯得主人有面子。即使窮得叮噹響，賣身為奴也得把先人葬了，起碼得讓他入土為安。現在你伍連德先生要把這個風俗廢了，要搞火化，讓死者的軀體變成一縷青煙，豈不是要死者成為孤魂野鬼？不僅享受不到後輩的供奉，而且投胎也找不到門。在封建社會，只有亂臣賊子才被焚屍揚灰。火葬的阻力，要說多大有多大。
 
隔離區內的情景

再比如戴口罩，如今口罩已是防病的必備之物，可在 100 多年前口罩卻是稀罕的“怪物”。當時，伍連德親自設計了一種被稱為“伍氏口罩”的加厚口罩，以防人群通過呼吸交叉傳染。可民眾、警察都不接受。好好一個人，口上兜一塊白布幹嘛？像個妖精。你給他講致病微生物，講鼠疫桿菌，講傳染途徑，苦口婆心，可這些文盲壓根兒聽不懂，照樣我行我素。能夠立竿見影教育他們的，是身邊人的死。幾名警察一起去抬死屍，戴了口罩的沒死，死的都是沒戴口罩的。乖乖！看來這塊白布還真有點用。其實，反對戴口罩最堅決的不是普通民眾，而是抱著葫蘆不開瓢的“一根筋”專家，包括上述那個日本專家在內。他們堅信：鼠疫鼻祖北裡大師說了，鼠疫是鼠傳人，不可能人傳人，戴口罩沒用。
要戰勝鼠疫，不僅必須得到政府的支持，還必須取得外國人的支持。日俄戰爭後，東北的經濟命脈控制在日、俄這兩個帝國手裡，且兩國在東北都有駐軍，清廷委派的總督、巡撫是半個傀儡。在北滿，基本上是俄國說了算。伍連德在哈爾濱要辦成事，繞不過俄國這道坎。他拜訪了全權代表俄國的中東鐵路管理局局長霍爾瓦特將軍，以及醫學專家依沙恩斯基。也許因為俄國的僑民在哈爾濱死得太多了，而其醫學專家又束手無策的緣故，霍爾瓦特和依沙恩斯基都低下了高昂的頭，在聽了伍連德對此次鼠疫是一種新的人傳人的肺鼠疫的分析和判斷後，表示擁護他擬採取的措施，並且主動提供 1300 節帶取暖設施的車廂，供伍連
德用於隔離那些與病人接觸過的人。
 
防疫醫院的醫護人員對隔離的疑似患者進行檢查

有了當地政府和俄國人的支持，伍連德急需朝廷在物力、人力方面的支援，特別是需要懂現代醫學的西醫人手。
1911 年 1 月 2 日，朝廷派來的“援軍”到了哈爾濱，可惜其中只有一名醫生。他是 45 歲的法國醫生梅斯尼，時任天津軍醫學堂的監督、首席教授。伍連德實指望來一個幫忙的，未曾想盼來一個添亂的。首先是現場指揮權的問題。照說伍連德是總醫官，現場應該由他說了算。可梅斯尼是天津軍醫學堂監督，而伍連德只是副監督，他便以監督的身份指手畫腳開了，要求伍連德聽他的。如果兩人一條心，這倒沒有啥，偏偏在對疫情的認識上，兩人成了兩股道上跑的車。這位梅斯尼教授與前面那位日本專家一樣，死抱著北裡柴三郎的觀點不放，非常武斷地認為，鼠疫只有鼠傳人，沒有什麼人傳人之說。對伍連德通過解剖得出的科學結論，他懶得聽，更懶得看，反而指責伍連德是以下犯上，蔑視他的權威。因此，他大刀闊斧地砍掉了伍連德制定的大部分防疫措施，尤其反對戴口罩，認為是方枘圓鑿，不對症，口罩能防住老鼠身上的跳蚤嗎？梅斯尼的職位高，是首席教授，又比伍連德年長 13 歲，他這麼一打“橫炮”，對伍連德的威信造成重大打擊，讓他沒法工作了。伍連德不得不如實向防疫大臣施肇基報告，尤其是對疫情的性質是人傳人的肺鼠疫這一點，表示這是科學結論，絕不讓步，否則，將會死更多的人。施肇基是個明白人，經請示朝廷，重申伍連德為東北防疫總醫官，同時免去了梅斯尼的相關職務。
梅斯尼被免了職，但他不服氣，為了證明他的判斷正確，為了與伍連德爭一個是非勝負，他主動到俄國人開的醫院裡去工作。他渾身上下都防護得很嚴，以防跳蚤叮咬，卻堅決不戴口罩。很不幸，他很快就為自己的傲慢和固執付出了生命的代價。1911 年 1 月 5 日，他一切正常；8 日開始頭痛，發燒；9 日淩晨出現咳嗽，痰中帶血，他感染了鼠疫；10日，俄國醫生為之注射免疫血清，連續搶救 24 小時，無效；11 日，他開始大量咯血，失去意識，死去。在他的血中檢測出鼠疫桿菌。這一天，是他到達哈爾濱的第 9 天。

四、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集體火葬
梅斯尼用他的死來證明了伍連德對疫情判斷的正確。這個代價過於昂貴了，但科學從來是容不得傲慢與偏見的。那個日本專家也因而沉默不語了。伍連德的威望如日中天，他被哈爾濱的官商軍民尊為神的化身，相信他才是唯一可以挽救他們性命的人。許多過去很難辦的事變得容易起來。好！既然大家願意聽我的，就一切按我制定的預案辦。首先，人人都把口罩戴起來。沒有的，免費發。他開了一個口罩廠，專門生產口罩。其次，把傅家甸劃分為四個區，派經過培訓的醫務人員（其中包括經過衛生培訓的 600 名警察）入戶登記和消毒……清廷從長春調來 1160 余名官兵給伍連德指揮，用於封鎖疫區。
伍連德預案上的各項措施，一條一條在逐步落實，包括最難落實的屍體火化這一條。如前所述，老百姓對火葬的抵觸情緒很大，雖然宣傳工作做到了每家每戶，但許多人還是想不通。不過在事實的教育下，不通也得通。眼看去送葬哭喪的人感染鼠疫死了，誰還敢去？再說，天寒地凍，哈爾濱的凍土層足有 1 米多厚，一鐝頭下去就一個白印，跟砸在石頭上差不多，你總不能用打眼放炮的方法來挖墓穴吧！再說，大疫中一下死了那麼多人，你到哪兒去找抬棺、掘墓的人？形勢總是比人強。在生命受到鼠疫嚴重威脅的形勢下，硬要按傳統習俗辦喪事，無異於自我殉葬。是要命？還是要隨俗？人們選擇了聽伍連德的。伍連德組織了一支專門的收屍隊，在採取嚴密的防護措施後，將有主、無主的屍體都裝進棺材，運到指定地點。每 100 副棺材放一堆，到 1911 年 1 月 31 日已經堆放 22 堆，共 2200 具屍體。這天是夏曆辛亥年大年初二，伍連德下令在棺材堆上潑上煤油，然後放火焚屍。他鼓勵居民大放鞭炮，送亡靈遠行，同時也給這個死氣沉沉的春節添些許生氣，另外，據說鞭炮的硝煙味對殺滅鼠疫桿菌有所幫助。熊熊大火整整燒了三天三夜，2200 具屍體連同他們生前污染過的物品一起化為灰燼。
 
準備集中焚燒死者棺木

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集體火葬，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2 月 6 日，即這次火葬六天后，俄國派來防疫的醫務總監馬裡諾夫斯基到達哈爾濱，立即效仿伍連德的做法，對病死的 1416 名俄國人一律火葬，其中 1002 具屍體原已土葬，也被挖出焚燒。
“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就在這次集體火葬之後，哈爾濱疫區的死亡人數開始一天天下降。從 3 月 1 日開始，再無一例死亡和感染。在連續一周沒有感染病例後，伍連德給朝廷報捷。
 
集中焚燒的死者棺木

3 月 1 日，是伍連德到達哈爾濱的第 67 天。
在那時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僅用 67 天就阻止了鼠疫的流行，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
這次鼠疫，東北死亡 6 萬餘人，占總人口的 1％以上，其中疫情最重的哈爾濱傅家甸地區死亡 7200 餘人，4 個人中間就有 1 個死去。
參加此次防疫的各類人員共有 2943 名，其中 297 名因感染致死。死得最多的是“救護車”（多為馬車）司機，150 人中死了 69 人。另外，參加防疫的中醫死亡率也很高，當地中醫 9 名，死了 4 名；從長春派來的 31 名中醫，死了 17 人。死亡的醫生大多是不聽伍連德戴口罩的勸告而被感染的。他們是為防疫而死的，不論如何，我們都應該對他們表示敬意並永遠紀念他們。

五、“萬國鼠疫大會”與《柳葉刀》上的第一篇華人論文
1911 年 4 月 3 日，來自英、美、俄、德、法、奧、意、荷、日、印、墨等 11 國和中國的 34 名鼠疫專家齊聚瀋陽，召開“萬國鼠疫大會”。年輕的伍連德被推選為大會主席，副主席是號稱“鼠疫鼻祖”的日本專家北裡柴三郎。參加這次會議的中國專家還有全紹清和方擎，他們參與了哈爾濱防疫戰的後期工作（也是 8 年後成立的中央防疫處的骨幹成員），其中全紹清作為中國代表團的 2 號人物，獲德皇授予的“鐵十字勳章”。就是在這次大會上，伍連德對人傳人的肺鼠疫的發現和認識得到會議公認，豐富了鼠疫的理論。《1911 年國際鼠疫研究會議報告書》長達 500 頁，是鼠疫研究史上的重要文獻。

 伍連德（前排左三）與他的抗擊瘟疫組成員

這是中國歷史上首次召開的國際學術會議，也是世界上首次由華人擔任大會主席的學術會議。對此，梁啟超作如是評價：“科學輸入垂五十年，國中能以學者資格與世界相見者，伍星聯博士一人而已！”
這一年，伍連德被國際醫學聯盟授予“鼠疫鬥士”榮譽稱號。清廷按照封建科舉制度的變通辦法，由宣統皇帝賜封他為“醫學進士”。
1913 年，《柳葉刀》（《Lancet》）雜誌發表了伍連德關於肺鼠疫的文章，因而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在國際權威醫學雜誌上發表論文的人。
1926 年，伍連德出版了長達 480 頁的英文版《肺鼠疫研究》，全面闡述了他的肺鼠疫學說。此書被國際學者譽為“鼠疫研究的里程碑”。
1921年，伍連德（左）和同事在戶外開展瘟疫實驗
伍連德對中國的貢獻遠超出了鼠疫研究的範圍。他創建了北京中央醫院，並擔任首任院長；他說服洛克菲勒基金會，讓他們出資建立了協和醫學院和協和醫院；他是中華醫學會最早的成員之一，曾擔任會長；中國的海關檢疫制度，最早也是根據他的建議建立起來的。他把一生最美好的時光獻給了中國。1937 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他在上海的寓所遭日軍飛機轟炸，妻子因之去世，他回到了他的出生地馬來西亞的檳城。根據他在劍橋大學的師弟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的作者）的建議，他用英文寫成了《“鼠疫鬥士”：一個中國醫生的自傳》，1959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請注意，他在自傳中已經明確聲稱自己是“中國醫生”，而沒有用“華僑醫生”或“華裔醫生”的稱謂。此書出版後不到一年，他與世長辭，享年 81 歲。1960 年 1 月 27 日，英國《泰晤士報》刊登專文悼念這位“流行病的英勇鬥士”，指出：“伍連德的逝世使醫學界失去了一位傳奇式的人物，他畢生為我們所做的一切，我們
無以回報，我們將永遠感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