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原住民小說與非原住民小說的歷史批評研究（簡體書）

在澳大利亞聯邦政府成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澳大利亞依然籠罩於宗主國英國的文化陰影之下，處於“文化卑微”的狀態。澳大利亞文學作品中的原住民主題對探索其民族化道路，彰顯地方性特色，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在涉及原住民主題的澳大利亞小說文本中，對歷史的反思與重構占據了敘事的核心位置。
在澳大利亞殖民開拓時期，官方歷史以構建歐洲中心主義的殖民帝國神話為目的而修撰，帶有明顯的意識形態性。白人因與生俱來的優越感而自命為殖民地的開拓者和文明的化身；原住民則被視為“低等民族”，懶惰、無知、墮落、不思進取的臉譜化形象使其在歷史敘事中處於被描述的客體地位，淪為斯皮瓦克（Spivak）所說的無法發聲的“底層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創傷消解了單一文化和單一真理的觀念，西方文明獨霸一方的狀態被打破，文化的多元性逐漸顯現出來，世界範圍內反抗殖民壓迫的民族運動風起云涌。在澳大利亞，原住民爭取平等權益的運動對澳大利亞殖民開拓時期充斥著白人霸權和種族歧視的歷史敘事提出了挑戰。
澳大利亞歷史學界在殖民時期的歷史書寫方面存在很大的分歧。左翼史學家主張從原住民視角出發對殖民時期的歷史進行修正和重新解讀，而右翼史學家則反對重新書寫殖民歷史，認為左翼史學家夸大了歐洲移居者與原住民的衝突，卻忽略了那一時期澳大利亞社會中積極的一面。圍繞殖民時期歷史修撰的論戰事關澳大利亞的文化歷史淵源及民族一國家身份的塑造，在澳大利亞的文化界也得到了熱烈的響應，小說敘事成為文學與歷史對話的平臺。
本書所選的六部作品將相互對抗的歷史觀以復調形式呈現於小說文本之中，從情節建構到敘事策略都與原住民反對代言、尋求自我表達的身份政治問題緊密相關。非原住民作家在創作與歷史主題相關的作品時，既要體現原住民在民族一國家身份認同中的地位，又要避免挪用原住民文化或者試圖為原住民代言。原住民作家則將口述傳統融人小說敘事，用原住民與土地所保持的紐帶關係全面詮釋原住民身份，實現自我表達。
身份政治問題不僅促使澳大利亞作家在創作歷史題材的小說時改變敘事手法，也對文學批評的解讀方式提出了挑戰。澳大利亞境外的文學批評對有關原住民和白人關係的歷史小說文本的解讀仍存在許多誤區，目前還沒有比較系統的研究。到目前為止，文學研究者在解讀澳大利亞的歷史小說及原住民作家的作品時大多運用後殖民主義理論，原住民作家及學者在理論界和批評界的聲音卻很少受到關注。然而，後殖民主義理論站在後殖民立場上談族際間的混雜和融合，與殖民帝國的霸權敘事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共謀，無法全面體現原住民和白人的社會權力不對等的社會現實。
本書基於兩位原住民學者的理論觀點，運用批判性白人研究理論解析以殖民歷史及原住民身份為主題的六部小說。瑪西亞·朗頓（MarciaLangton）深入地剖析了澳大利亞文化領域建構原住民身份時所表現出的主體間性，為本書作者解讀六部小說提供了較為契合的文化批評語境。艾琳·莫頓一羅賓森（.EileenMoreton..Robinson）是澳大利亞批判性白人研究領域的領軍人物，她在美國批判性白人研究理論的基礎上，從澳大利亞原住民與白人關係的角度審視及批判白人特權，為本書解析有關澳大利亞歷史及原住民題材的六部小說提供了新的視角和參照。即使在澳大利亞本土，批判性白人研究在文學批評中也沒有得到充分的運用，相關著述仍比較匱乏。

第1章 緒論：歷史、原住民與澳大利亞小說
1．1 澳大利亞小說與歷史的對話
1．2 澳大利亞小說中的身份政治
1．3 原住民身份的界定
1．4 批判性白人研究與澳大利亞小說
1．5 研究意義及論文框架

第2章 白人主體反思的殖民歷史
2．1 原住民與國家奠基神話
2．2 《樹葉裙》：尋求精神救贖
2．3 《憶巴比倫》：跨越語言藩籬
2．4 《神秘的河流》：質疑奠基神話
2．5 小結

第3章 原住民主體重構的殖民歷史
3．1 原住民口述傳統與英語敘事
3．2 《潘坶嵬》：原住民社會的“三層真相”
3．3 《心中的明天》：原住民混血兒的身份回歸
3．4 《卡奔塔利亞灣》：原住民視角的自主家園
3．5 小結

第4章 原住民身份衍生的主體間性空間
4．1 爭議歷史與主體性建構
4．2 原住民主體與原住民家園的相互建構
4．3 白人主體與原住民主體的相互建構
4．4 小結

第5章 結論：爭議歷史的寓言式解讀
參考文獻
索引

同時，埃倫還對共同生活的原住民女人產生了身份認同感。如果說原住民是受到白人殖民者歧視的社會邊緣人，那麼原住民女性則遭受著雙重的苦難。在小說中，她們與高高在上的原住民男性相比，總是無精打采、垂頭喪氣。為了爭得男人的寵愛而大打出手，甚至因此喪命，而原住民男人卻如看客般無動於衷。吃飯時，她們只能看著享有特權的男人們狼吞虎咽，等著他們扔過來一點兒殘羹冷炙。埃倫作為這些原住民女人的俘虜和奴隸，苦難則更深一層，地位更為低賤卑微。然而，面對殖民地司令官的訊問，埃倫卻毫不避諱地談起她在叢林中與原住民女人在一起時的經歷：“人們指望女人做的一切我都參加了。表演舞蹈的是男人。女人們只是唱著單調的歌，拍著大腿給男人伴奏。噢，對了，我也這樣做了，因為我是她們中的一員”（P.White，1976：364）。在埃倫眼裡，白人社會的等級歧視和虛偽的道德說教帶來的精神束縛，遠比在叢林中身體所忍受的痛苦要可怕得多。在她逃離叢林、回到所謂文明社會的一剎那，恨不得“四周的墻在某個時刻向她開啟”，那樣“她也許會轉身跑回叢林，寧可選擇她已熟知的危險和赤身裸體的生活，也不願在人前遮羞蒙恥”（P.White，1976：392）。盡管埃倫希望逃離叢林中的原住民部落，她對虛偽的文明社會卻不抱任何信心。在她看來，她和杰克·常斯是“從一座地獄逃向一個最後或許會比地獄更糟糕的地方”（P.White，1976：332），這是對殖民敘事中歐洲中心主義的文明價值觀的質疑和顛覆。19世紀的各種媒體報道和官方記載，都將歐洲的文明進步觀看作判斷種族優劣的標準，把原住民描述成原始的野蠻人，他們對大英帝國和澳大利亞的殖民地建設構成了威脅。
在埃倫身上發生的，從外貌形態到生存方式，再到內心世界的轉變，作為一種反敘事手法，帶有一種跨疆界性，具備“潛在的、富有創造力”的“生成少數”（becoming he minoritarian）的力量，與主流敘事形成對抗。這“能夠引發不可控的機制，使主體解域化”（Deleuze＆Guattari，1987：105-106），成為對抗和解構殖民歷史敘事中白人身份霸權的有力武器。埃倫只有以這種“卑賤”（Kristeva，1982）的身份經歷過痛苦和磨難，才能激發出她天然的生存欲望，從自然界和原住民的信仰及宗教儀式中獲得精神上的撫慰和無限的力量，使她摒棄華而不實的、束縛人性的歐洲上層社會的價值觀，擺脫強加在她身上的階級意識和宗教枷鎖，從虛偽的道德說教中解脫。
盡管在小說最後，埃倫重新回到了代表西方文明社會的殖民開拓地，她在叢林中對原住民和流放犯杰克·常斯所產生的身份認同感使她能夠站在客觀的立場上，審視階級分化鮮明的英國社會制度。在司令官問及原住民怎樣對待白人時，她為原住民殺害羅克斯巴勒先生和船員進行辯護：“他們並非不友善——畢竟是我們先朝他們開槍的”（P.White，1976：363）。埃倫在叢林中與逃跑的流放犯杰克·常斯達到了靈與肉的結合，對在殖民地處於社會底層、失去自由的流放犯人產生了一種身份認同感。對殖民地所謂的文明世界的回歸也象征著埃倫對叢林世界所代表的自然天性和愛人杰克·常斯的背叛，這種背叛使她受到了良心的譴責。當她在清晨外出散步的路上，聽到殖民地士兵押解著一群男犯人向她走來時，“一種魔鬼般的欲望讓她想再次參與她在苦難經歷中早已知曉的一切，她像生了根一樣站在這些男人要經過的道路上”（P.White，1976：370）。盡管這群久未接觸過女性的男犯人在見到埃倫之後“詛咒、下流話、狂笑和一股股無法得到滿足的欲望傾瀉而下”，埃倫卻“在一陣可怕的騷動之中與這群烏合之眾融為一體”（P.White，1976：370）。埃倫選擇與這些犯人親密接觸，並承受他們的謾罵和羞辱，是對自己背叛自由天性的一種自我懲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