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義忠談藝錄(全三冊)（簡體書）

“不止於攝影。”

★ 攝影家阮義忠的三堂創作課
★ 攝影改變他，他改變世界
★ “啟蒙者與拓荒者”寫給青年攝影人的創作秘籍
★ 收錄百餘幅經典攝影作品，藝術愛好者不可錯過的紙上盛宴

《阮義忠談藝錄》是著名攝影家阮義忠代表作的升級珍藏版本，含《想見看見聽見》《攝影美學七問》《未完成的夢》三部代表作，如同一位啟蒙者與拓荒者寫給青年攝影人的“秘籍”，將創作的奧妙娓娓道來。同時收錄百餘幅經典攝影作品，印製精良，是藝術愛好者不可錯過的視覺盛宴。

《想見看見聽見》是阮義忠*一本個人隨筆集，讓文字與影像發生奇妙反應，將自己的人生底片一一顯影。

《攝影美學七問》通過與台灣清華大學教授陳傳興、著名建築師及建築學家漢寶德、重量級小說家黃春明的對談，探討攝影本質，堪稱華人攝影啟蒙書，曾獲陳丹青、顧錚、呂柟等人力荐。

《未完成的夢》是一個做著“畫家夢”的小水兵阮義忠，與八位旅居海外的華人畫家的通信集，收入數位海外重要畫家的肖像、手跡及珍貴畫作，是獨特的藝術史料。

三本書從不同角度切入，跨越攝影、繪畫、音樂、建築等眾多領域，讓讀者走近攝影作品背後的阮義忠，感受生活美學、文字的溫度和字裡行間的人文情懷。

阮義忠

攝影家、攝影評論家，阮義忠攝影人文獎創始人，阮義忠台灣故事館創辦人。1950年生於台灣宜蘭縣。1972年於英文《漢聲ECHO》雜誌社工作，開始拍照。

四十年來先後出版《人與土地》《台北謠言》《失落的優雅》《正方形的鄉愁》等十本攝影集，並於世界多國舉辦攝影展。

論著《當代攝影大師》《當代攝影新銳》《攝影美學七問》被視為華人攝影啟蒙書。創辦的《攝影家Photographers International》雜誌被譽為*具人文精神的攝影刊物之一。

1988年開始於台北藝術大學美術系任教，2014年以教授資格退休。1999年台灣發生921大地震之後，成為台灣佛教慈濟基金會的志工。

近年來於《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深圳商報》《生活月刊》等媒體撰寫專欄，並在大陸各城市開設攝影工作坊。

陳丹青： 中國大陸關注“世界攝影”，或我稱之為“嚴肅攝影”的人士，若其年齡正在四十歲上下，那麼，阮義忠的名字想必在他們心中無可替代——他是一位世界攝影之於中國的啟蒙者與傳道者。

顧錚： 在阮義忠先生的鏡頭里，台灣的鄉親們似乎並不在乎或者顧慮他的鏡頭存在。他們只是在生活，在生活中，而阮義忠先生可能於他們來說，也是他們生活中的一部分，因此他們對攝影中的阮先生並不起外心，有生份、見外之感。阮義忠先生雖然拍攝下了他們的日常，但那也是阮先生的日常。這樣的日常教我們振作，教我們知道感動是什麼，也讓我們驚醒麻木的醜陋。

王璜生： 作為一個攝影家，阮義忠在他30年的攝影歷程中，逐漸在台灣地域文化和歷史情境中找到了其攝影觀看的立足點，“凝視台灣即將逝去的人文價值”，見證台灣的政治變化、農業生活轉變到工業生活的迷茫、都市化給人們帶來的錯亂、根文化和本土文化受到的衝擊等等。在他的攝影中，我們感受到一種強烈的台灣“鄉土情結”或“鄉土意識”。

總序

在人生的起跑點上

阮義忠

人生七十才開始，沒想到我也將抵達這個起跑點了。我很幸運，在離開老家宜蘭近半個世紀後，因舉行《回家的路上》攝影展而真正重返故鄉。市公所提供了由舊公寓翻修的文創空間，讓我當工作室，但我想想覺得太可惜。工作室只能由我一人獨享，若是將它轉化為展示空間，把我幾十年來累積的大量照片逐步整理出來，就能變成一檔檔展覽，述說一個個故事。

於是我開始一有空就進暗房放照片。工序單調而重複，可是，隱藏於銀鹽粒子裡的那些負像，在安全燈下透過放大機於相紙上曝光，浸入顯影液中，從無到有地浮現出影像時，總會讓我百感交集。往事歷歷在目，就連現場給我的感動也鮮明如初。

攝影的魅力就在於它像時空膠囊，不但把一個年代的氛圍封存起來，還緊緊繫住了鏡頭前後的人的關係，讓我彷佛又回到了按快門的當下，自起跑點往後倒退了不知有多遠。站在起跑點就是準備要往前衝刺，離起跑點越遠就越輕鬆、越沒負擔；看事物的心境不同，一切新鮮有趣，就像剛學會一種新遊戲。

二〇一八年一月一日，以我為名的阮義忠台灣故事館推出了第一個展覽。原本打算只展自己的作品，但轉念一想，若是以雙個展的形式，與台灣文學、繪畫、建築、科學、考古等不同領域的代表性人物跨界對話，豈不是更有意思；一來向前輩致敬，二來透過作品對話，激盪出新的火花。

第一檔找了做什麼像什麼的全才黃春明，除了寫小說，他還創作撕畫、組織兒童劇團。我當年在《雄獅美術》撰寫“攝影美學七問”專欄，和黃春明對談，希望用他拍的照片配圖，在他的一袋三十五毫米底片中挑出三卷。雖然後來只刊登了兩張，但我知道，其他影像也十分精彩，呈現了台灣的鄉土生活。於是，我以《黃春明的三卷底片》和自己的《有名人物無名氏》對話，結果非常成功。

之後，我找了蔣勳。他在池上養病期間，每天面對著東台灣最美的風景，用隨身攜帶的手機記錄節氣變化的光影，表現傾聽天籟的心聲。第二檔展覽就是蔣勳的《池上日記》與我的《花東縱走一九七九》。接下來，傳統建築研究專家李乾朗的《古蹟圖影》精筆勾畫出的剖面圖，讓我們不僅看到古蹟的外貌，還見識了一個軀體的骨骼與血管。我則呈現自己所拍的台灣著名古蹟、被九?二一大地震摧毀前的霧峰萊園，當時這個南方園林還有人生活於其中……

每年推出春、夏、秋、冬四個展覽，雖然至今只呈現了七檔，但未來四五年的展覽我都已經有了想法。策劃這些展覽讓我體悟到，任何人、事、物，無論屬於多麼久遠的年代，只要還有人能與之對話，他（它）就會一遍又一遍地重新活過來。試想，這些展覽若是十年後再度推出，對下個世代的人來說，不就又是新的！有些東西很快就會被時間淘汰，有些東西卻會隨著光陰流轉越發醇厚芬芳，散發出更璀璨的光彩。

我閒不住，這輩子除了拍過很多照片，寫過的文字也不少，有些連自己都忘了。承蒙上海譯文出版社的美意，將《想見看見聽見》、《攝影美學七問》、《未完成的夢》函裝成《阮義忠談藝錄》，對我來說，這是一份極有意義的生日禮物。是的，二〇二〇年七月我就七十歲了，正式踏上生命的起跑點。

在這一年，我首先要把四十年來發表過的十個攝影主題——《北埔》、《八尺門》、《人與土地》、《台北謠言》、《四季》、《正方形的鄉愁》、《失落的優雅》、《有名人物無名氏》、《回家的路上》、《恆持剎那》——重新印製，函裝成《台灣影像史冊：阮義忠經典攝影集》，送給精挑細選出的七十家台灣圖書館。其次，就是把我的插畫編輯出書。

台灣故事館二〇二〇年七月開展的那一檔內容也已構想好了——不展我的照片，而是呈現半個世紀前，剛從高中畢業的我，在《幼獅文藝》工作時所發表的數量驚人的插畫。跟我對話的是已往生的前輩畫家席德進。他是最早肯定我的人，曾在台灣早年十分重要的學術刊物《大學》為文嘉許我——《心靈的獨白：阮義忠的線畫》。而我也曾應席先生之邀，在他舉辦展覽時，於《幼獅文藝》發表文章——《人與自然的重新結合：論席德進的畫》。

為了盡量收齊數據，我到幾家單位的藏書庫中，翻遍那些泛黃的舊雜誌，把舊作一一拷貝下來。這才發現，我不止插畫多，還寫過已被自己忘得一干二淨的文章，如《現代藝術的困境》、《時間藝術與空間藝術——為〈交響曲欣賞解說全集〉配圖的心得》、《從柏拉圖〈饗宴〉中一段文字的三種中譯看“美的觀念”的發展情形》，以及《繪畫書簡》四篇。在編輯畫冊時，將這些文字加入，就會使原本全是插圖、稍顯零碎的內容變得有骨有肉，整本冊子除了可看性之外，還有可讀性。書名當然也想好了，就叫“心靈的獨白：我的插畫時光”。

這些陳年舊事和甚至已從記憶中消失的作品，如今看來依舊新鮮有趣，相信旁人看了也會有同感。有時，老東西也可以非常當代啊！

真沒想到，居然會越老越忙，最近待在暗房的時間，多到連自己都吃驚。在台北的日子，每天吃過晚餐不久便準備上床睡覺，第二天清晨兩三點起床，喝個咖啡，四點準時進暗房。有時覺得，我可能是現今地球上進暗房時間最多的人了，因為沒人有這種需要；尤其是攝影已進入數碼時代，絕大部分的人已不再使用膠卷，相紙、藥水等耗材也越來越難買，而且幾乎每季都在漲價。像我這樣固執、愚蠢而又孜孜不倦地把影像從檔案中挖掘出來、一再放大的人，大概絕無僅有了。

有學生好奇地問：“老師，我真搞不懂，你為什麼到現在還有這麼大的熱情進暗房？”我不禁笑了：“每次看到影像從無到有浮現出來，都覺得那是生命誕生的過程，這是多麼珍貴的感動，怎麼會累呢？”

照片經常會被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新放大，文章倒是不會重複謄寫，頂多重新編排設計。《阮義忠談藝錄》函裝的三本書正是重編，除了由雅昌印刷精修所有的一百多張圖片，開本、封面設計、版型都重新來過。雖然目前只看到平面設計，我已能想像它上市的樣子了。

非常感謝上海譯文出版社的資深編輯陳飛雪和鄒瀅，提前為我準備了這麼好的七十歲生日禮物。

二〇一九年七月於台北

《想見看見聽見》

卷一.想見

愛哭的童年

回家的方向

北埔十三巡

八尺門、攝影、我

人與土地：我的攝影主題，我的成長背景

台北謠言：為城市造像的感慨

四季的故事

失落的鐵軌?.失色的夢

抽屜裡的浪花

老伴

卷二.看見

尋找方大曾

丈量永恆的尺度：呂柟

謎語和真相：陳傳興

期待上帝：馮君藍的《微塵聖像》

君子莊靈?.靈視人間

向自然習法：談張志輝的攝影專題《胸無成竹》

卷三.聽見

重聽倫納德?.科恩

徹底的異鄉人：羅伯特?.弗蘭克

黑暗報告，良知之光：唐?.麥庫林

永遠的布列松

想念亞美尼亞

《攝影美學七問》

前言

第一問攝影與存在

與陳傳興對談影像的本質

第二問攝影與心理

與陳傳興對談影像的創作心理

第三問攝影與倫理

與陳傳興對談影像的創作倫理

第四問攝影與批評

與陳傳興對談影像的欣賞與批評

第五問攝影與科技

與陳傳興對談影像的起源與變革

第六問攝影與表現

與漢寶德談影像語言的特性

第七問攝影與人文

與黃春明對談影像語言的領域

《未完成的夢》

目錄

每畫一張畫，就像自殺過一次

丁雄泉訪問記

雖然我來自東方，我已背叛東方

謝理法訪問記

美術不要忘了做「文化作用」的事

龐曾瀛訪問記

門里門外

廖修平訪問記

墨韻與靈性的存在

趙春翔訪問記

我個人是沒有重要性的

李明明訪問記

將視界放在廣大的空間及深邃的時間裡

蕭勤訪問記

兩個故鄉，台南和巴黎

陳錦芳訪問記

附錄

中國的畫家

蔣.彝

阮義忠的線畫：自我心靈的獨白

席德進

愛哭的童年

很少回憶兒時的情景，因為我的童年彷彿沒有歡樂可言。一想到我就會趕緊打住，讓思緒轉個方向，免得碰觸到無所不在的隱痛。

大概是這個緣故吧，日子久了，我竟變得有往事健忘症，留在記憶中的孩提事情，每一樁都只是殘缺片段，連不成一則稍微完整的情節。印象最強的反倒是結局；留在記憶中的那些經驗無論是怎麼開始和發展的，最後都是不愉快地收場。因此，我大半只記得傷痛，而忘卻其它枝節了。

在我童年的那個年頭，台灣的經濟還是很差的，鄉下人只有靠極為認命的勤奮和節儉，才能勉強養家。繼承祖業木匠的父親有九個小孩要養，把所有體力和精力都投在刨刀、鑿子、鐵鎚和一批批木材堆裡；唯有如此，才扛得住沉重的生活擔子。

他那一日日彎駝的背、一日日衰老的容顏、一日日稀少的頭髮，始終就不曾給過孩子們慈祥親切的感覺。他很少開口說話，也很少對我們展開笑容。孩子和他的溝通都透過母親傳達，甚至連他在生氣，也都是媽媽咬著我們的耳根：“你爸要處罰你了！”我們才知道。

父親的木訥和嚴厲，使家裡籠罩著一層高壓的氣氛，每個孩子在家裡都無法把自己的感情傾吐出來，彼此很少溝通，大家都是悶著地一日日長大起來。而我，是家中性情最烈的，不像兄弟姊妹那般，以溫馴聽命的態度來盡子女的本分。我會表示不滿、抗議，甚至以逃學、?離家出走來抗拒自己的不幸命運。

不過，在我有膽量和能力搞革命前，也就是幼兒到學前階段，我只有以每個人都有的本能——哭，來表示抗議。

我的愛哭是極為出名的，連附近鄰居都怕了我。我動不動就哭，而且只要嗓門一開，就沒有人勸得了，只有在我哭夠了，覺得已經把家裡搞得雞犬不寧時，才會甘願地打住。而那時，我通常是筋疲力盡，喉嚨都哭啞失聲，就地一癱就累極睡倒了。

在那些無理取鬧的哭陣中，我那已經被掃把竹條鞭笞過的手和腿，會再加上很多條傷痕。但不論父母怎麼嚇我，或再加打幾頓，我都不會妥協，繼續哭，哭到大人們束手無策，反而會擔心我哭傷了。那時，媽媽或者祖母會塞些我平常最喜歡吃的糖果或想了很久的一支蠟筆，希望我收住哭聲。儘管這些東西都得存上一兩個禮拜的零用錢才買得起，但我都會把它們扔得遠遠的。我記得，自己那時的脾氣真是人鬼都怕。

我的愛哭，被親戚們認為是極沒出息的表現；叔伯在教訓堂兄弟姊妹們時，都會引我的例子為戒：“像阿忠那款，你一世人就完了！”

然而，在小小的那個年紀，我卻一點也不以自己的臭名為辱，還很得意地認為：唯獨我有能力搞得大家都頭痛。

那種哭，是需要極大技巧和毅力的，動不動就長達兩、三小時，除了身體消受不了，有時還會惹來沒人理的慘況。大人鬥不過、哄不住，也就不再嚇唬或施小惠了。於是，我往往會落得既可憐又可笑，獨自在角落裡，從轟轟烈烈的嚎啕變成有氣無力的嗚咽。想想不甘心，鼓起精神再來一場聲勢更壯大的，好證明自己沒被打敗。

我把每一場哭都當成突擊戰，一怨怒就向家人放冷箭。然而，有一天，我再也不想哭了，其中緣故，正是史無前例的一場壯烈長哭。

為什麼而哭倒是忘了，只記得自己沒闔眼地哭到天亮。從傍晚開始，我就往地上一坐，拒吃晚飯、拉開嗓門。媽媽在全家大小都下了飯桌之後，把我的碗筷留著，將剩菜撥到另一隻小碗裡，無可奈何地向靠在門坎旁的我說：“哭餓了，就自己來吃吧！”

夜色急遽地冷清而深沉，家里大小一個個洗過澡，準備上床睡覺了。每個人從我身邊走過，都得把腳抬高一點，以免被我絆倒。

爸爸盯著我，搖搖頭，嘆了一口極為失望的氣，丟下一句：“現世（丟臉）！”姊姊用腳尖碰碰我，使眼色叫我作罷；妹妹踮著腳跟，怕惹火了我遭殃；兩位哥哥則見怪不怪，從我身上一跨而過；弟弟們有的不明就裡，有的對我做鬼臉。

我依舊哭我的，不顧一切。不多久，寢室的鼾聲開始響起；月亮漸高，映在地上的窗框影子，由斜長逐漸縮短。餐桌上的我那份飯菜終於隱沒在黑暗中。

外面的貓叫、犬吠斷斷續續地傳來，終至寂靜，唯一能聽到的就是我幾近虛脫、?如游絲般的喘息。我隱約地體會到，沒什麼人、什麼事會被我的哭聲打敗；這場仗徹頭徹尾是我在和自己拼鬥。

半夜，媽媽起床來勸我上床，幾乎已敗陣的我卻仍然堅持著不投降。媽媽莫可奈何，憐愛地在我手中塞了一個硬幣。我已無力和以往一樣把它扔遠，只是不願接住地任它滑出手掌，硬幣滾在泥地上，沒有半點聲音。

媽媽回床上去了，留下我生氣地盯著眼前的硬幣。在漆黑的角落，銅板稍稍反光。兩毛錢就想讓我妥協？我哭不出來，彷彿最後一點的自尊都被擊潰了。

天際漸漸露白，硬幣上的花紋越來越清楚，我終於知道，那是一枚剛發行的一元新錢，大小與兩毛硬幣相仿。以我當時一周一毛的零用錢，得十個星期才存得起來！

這樣的下場，真不知該高興還是難過。破碎的尊嚴已恢復，我的哭終於使家人付出了大代價。可是，我竟然扔走了一塊錢！雖然那一塊錢依舊躺在地上，但我已經不能去拿了。起先拿或不拿都還有尊嚴可言，但拒絕之後再拿，豈不連立場都沒？對不能享用那一大筆財富，我幾乎後悔了整個童年。

這一場難忘的哭的經歷，讓我告別了童年的某個階段。之後，我就再也不哭了，改用其他反叛方式，在一日日的不順遂中逐漸長大。

寫於1986年12月

抽屜裡的浪花

人對往事的記憶就像鎖在不同抽屜裡、捨不得丟的雜物，有些經過歸檔，有些無法分類，就那麼一起參雜地擱著，隨著歲月的堆壘而塵封。某日不經意地打開一個抽屜，那被忘了、如同隔世般的舊事便猛然回魂，又有了溫度、呼吸和生命；過去與現在又接續上了。

我的家鄉頭城是個東台灣靠海的封閉村子，居民一半務農、一半打漁，連鎮上那家歷史悠久、破破舊舊的戲院，也有個恰如其分的名字——《農漁之家》。這家戲院是無數鎮民的精神家園，也是我童年時的夢想窗口。陪祖母在這兒看的一出出歌仔戲，讓我對中國歷代英雄或奸臣的舞台形象深信不疑，直到後來上了歷史課，印像也很難糾正。

電影盛行後，歌仔戲跟著沒落，戲院上映的多半是日本片，宮本武藏、盲劍客是大家心目中的偶像，小林旭、石原裕次郎在黑社會電影中的穿著打扮，乃至一舉一動，都是年輕人效法的對象。在本土電影方面，大受歡迎的則是模仿美國《勞萊與哈台》的喜劇片《王哥柳哥遊台灣》。在交通不便的六○年代，島民們透過電影，彷彿也遊遍了台灣的名勝古蹟。

胖得像釀酒桶的王哥是擦鞋匠，瘦得像電線桿的柳哥是三輪車夫。王哥中了愛國獎券，邀好友柳哥環島旅行。兩個土包子在旅途中糗事不斷，既諂媚別人，又挖苦自己。情節雖然在戲謔中也有溫情，卻老讓我覺得台灣人的形象受到扭曲。

在那個年代，我們對中國大陸的點點滴滴與日本的形形色色，比對自己生於斯長於斯的這塊土地清楚多了。台灣被日本殖民了半個世紀，皇民化的影響早已深烙人心，而對國民黨政府而言，台灣又只是個跳板；暫時落難至此，遲早要回家去。我們對這塊土地的歷史認知是經過篩檢的，或甚至是被誤導的；台灣的本土特質被有意無意地抹殺了。

大陸的省份、都市成了台灣的街道名，像陝西路、青島路、南京路、長安路、 西藏路、瀋陽路、迪化街、寧波街、哈爾濱街……這樣的路名全省可見，提醒百姓“毋忘祖國”。城裡、郊外佈滿“反共抗俄”、“保密防諜，人人有責”、“匪諜就在你身邊”等標語，彷彿字寫得愈大、愈漂亮，反攻大陸就愈有可能成功。

此外，無論是橋頭、巷弄、山頂或海邊，不時會出現“此處禁止測量、描繪、攝影、狩獵”等警語，彷彿無處不是禁區。海岸線更是禁區中的禁區，相隔沒多遠就有海防部隊的岡哨，既防走私偷渡，又防想家的人投奔對岸。在那期間，小小的台灣實際上是個大大的隔離島，因為政府把自己的人民給關起來了，直到蔣經國於一九八六年制定解嚴政策。

還好，有部分海岸線在當時是被解禁的，那就是全省為數不多的海水浴場。在這裡，浪花聲與人民的歡笑仍能齊鳴。我就是一個幸運者，家離海水浴場只有二十分鐘路程。儘管父母三令五申，禁止小孩在沒有大人陪伴的情況下去玩水，我們卻時常偷偷地到那燙得可以燜蛋的沙灘上打滾，再沖向冰得刺人的大海中，幾個鐘頭一下就過了。回家前怕自己看起來太乾淨，就用菜園裡的泥土往身上抹，好讓媽媽以為我們是在泥地裡撒野。

我們呼吸的空氣常帶著海味，髮絲裡不時夾著海沙，胳肢窩裡總沾有鹽巴，可是大部分人卻不敢夢想有一天能出海遠行。我的二哥就像一些不甘被土地綁住的農家子弟一樣，一直夢想當船員，幻想周遊世界。

那時，鄉鎮村落的電線桿還都不是水泥做的，一棵棵樹幹被削得圓滾滾的，浸過黑黑的柏油後，便孤零零地立在道路兩旁。人們在上面張貼宣傳單或尋人啟事，其中經常出現的就是徵召船員的廣告。

二哥每隔一陣子就會央求父親讓他上船去試試，央求過幾年後，終於明白這件事是無望的。後來，我們家七兄弟之中，唯一留在老家當木匠的就是他。當初最想出走的，卻認命地成了唯一繼承祖業的人。事實上，我知道他好幾次都有離家出走的念頭，也不止一次在深夜裡聽到他蒙著被子嘆息、飲泣。

跟他一樣，在成長的過程中，我也一直深怕被釘牢在這個沉睡久已的小鎮裡。自古以來，鎮上的每個人都過著跟父母一樣的生活，彷彿命運老早就被決定了，時代的腳步、社會的變遷都跟我們無關。從小到大，或許就是靠著喜歡觀察、創作的天性，才讓我能享有一方自己的天地。

還沒分家之前，我們和四叔、五叔在同一個屋簷下過日子。每房有一間臥室，三個媳婦除了侍奉祖母外，還輪月掌廚，負責餵飽三個家庭二三十口人的肚子，家事雖然粗重，彼此倒也和樂融融。我們三房的寢室在爐灶、餐廳的樓上，四叔、五叔兩家則是住在隔個過道的木料倉庫二樓。

像那時大多數的人家一樣，四叔、五叔都受過日本教育，在鎮公所上班，其中一位還當上課長，算是鎮上的小資階級。在那不經申請就不得聚眾的年代，民間的交誼活動都得偷偷舉行。四叔、五叔的房間隔著一個寬大的空間，時常被他們用來舉行舞會。四叔會吹薩克斯風，他的一些朋友會打鼓、吹小喇叭以及彈低音貝斯，一個三五人的小型西樂隊就這麼組成了。長大之後回想起來，那不就是爵士、藍調嗎？想不到頭城也能如此趕時髦。原來，平淡無奇的庶民生活背後，也總有意外暗自運作著。

我們從小就在封閉的環境中成長，而那一場場的秘密舞會，就是一窺大都會時尚的時機。若是碰到有人密報，警察上門取締、舞客四處逃竄的情景，也能讓我們看得心跳加快，真是興奮又刺激。每次有舞會，保守的父母都會禁止我們接近。我當然沒那麼聽話，等父母睡著後，便去趴在窗口看跳舞。看久了便能去幫忙搖留聲機，運氣好的時候還能上場搖沙鈴。

白天嚴肅木訥的長輩，在晚上彷彿變了個人似的，活潑、可親又有趣。保守的父親卻絕不可能如此。他在白天與晚上都是一個樣子，嚴厲又寡言，永遠在現實世界中扮演著一成不變的角色，從來不提過去。這樣的印像一直維持到我高中時的某一天，在整理雜物時打開家中一個老櫥櫃。

那時四叔、五叔已跟我們分家，五嬸到小學教書，四嬸則是在鎮上開了一家雜貨店，兩家的經濟情況都愈來愈好。家人懶得整理他們原來的房間，我便把它打通、改造，變成由我一人獨享的空間。四叔留下一個還不錯的二聲道音響，讓我接近了巴赫、莫扎特、貝多芬、舒伯特……我用家裡的剩木料做些擺設、裝置，再把五叔留下的書桌椅擺在恰當的位置，將辛苦收集的世界文學名著放上書架。高中三年，這裡既是我的畫室，又是我的書房，迷上古典音樂後，還在裡面練過幾個月的小提琴。

在整理空間時，我把一個堆滿家中雜物的櫥櫃撬開，發現不少家族的老東西，其中包括一面沉重而紋路細緻的古銅鏡、一把日本武士刀、兩頂降落傘、一頂日軍鋼盔，以及為數不少的日文雜誌、書籍。我揣摩，那面老銅鏡可能是祖先從唐山到台灣時所帶的傳家寶，武士刀、降落傘以及鋼盔則說明了家族有人曾被拉去當日本軍夫。

從小我就不曾聽過大人談日據時代或是國民黨政府初遷來台的事，就是追問也沒人理，彷彿一不小心就能惹禍上身。直到許多年後，我離開家鄉到台北工作，才從一位外國同事的口中得知，台灣曾於一九四七年二月底爆發一場後來導致政府暴力鎮壓民眾的事件，名為“二二八”事件。對當時大多數的台灣人而言，這塊土地的歷史就像缺了許多片的拼圖，不齊不全，模棱兩可。

那兩頂降落傘的布料可真好啊！在那物資缺乏的年代，連辦完喪事後，寫滿黑字的白粗布輓聯都會被拿來做內衣褲，美援的麵粉袋也常被改成外出的便衫。我不敢探問降落傘的來源，自己偷偷把它裁了、縫成衣褲，穿出去拉風極了。後來，我才從大哥那裡知道，爸爸年輕時因為手藝好，曾被強拉去修補彈痕累累的日本零式戰鬥機。那時的日軍已是強弩之末，國力衰弱，連修補飛機上的破洞也只能用木料。武士刀和降落傘，也許就是爸爸不得不接受的薪餉。原來，爸爸也是有過去的人啊！

無可避免的，我們從小就經常會碰到綽號“老芋仔”的外省軍人。記得海邊一個小漁村的附近有個營區，大家管裡面的人叫“大陳仔”。小時候以為大陳和福建、廣東一樣，是大陸的一個省份。長大後才知道，它是個屬於浙江省台州列島的島嶼。一九五五年二月，政府在美國第七艦隊的護航下，將島上的一萬八千多軍民全部撤退到台灣。由於他們義無反顧地選擇來台，故被稱為“大陳義胞”。

學校裡的國語課多半由外省老師擔任。他們各有各的腔調，發音也不標準，所以很少學生能講字正腔圓的普通話，我就是其中之一。那些老師都非常兇，彷彿把無處宣洩的鬱悶都發在小孩身上了。記得小學時，只要是作業沒交或是考試不及格，就會被狠狠地處罰。那種被戒尺打在手心、屁股或腿肚上的疼痛，直到現在想起來還會害怕。長大後想起來，對他們倒有幾分同情。他們倉促惶恐地來到台灣，一夕之間與親友、所愛天人永隔，那種痛豈止是錐心！

有些老師相當有學問，或多或少都對我產生過影響。比如說，我的繪畫天分最早就是被讀初中時的美術老師肯定的。畢業於杭州藝專的他，為我們這些鄉下小孩帶來了以往所不熟悉的藝術品味。讀高一時的導師則是位精通甲骨文的學者，經常講課講到興起，便在黑板上畫些甲骨文讓我們瞧瞧。正是由他的口中，我首次知道了李濟、董作賓以及許多其它的中國著名知識分子。

到台北工作後，我更是發現，在一個小小的小區，或是短短的一條路上，往往就匯聚著來自大陸各個不同省分的優秀人士。來自中國大陸的許多學者、專家把厚實的傳統文化，較先進的工業、金融知識勤勤懇懇地傳播於台灣小島。中華文化的種子有幸不受亂世摧殘，在海島的呵護下開花、結果。

在台灣生長的男性必須服兵役，我也於滿二十歲那年開始服役三年。由於抽籤抽到海軍，台灣的各式軍艦，除了潛水艇之外，舉凡巡洋艦、驅逐艦、運補艦、搶灘小艇，我都上上下下不知多少次了。我是通訊士官，必須經常背著沉重的PR77無線通話器從大艦跳到小艇，再從小艇跳到灘頭。有時還得在風浪大作的海上，從小艇爬繩梯上軍艦甲板，隨時都有可能被劇烈搖晃的軍艦夾死。

屬於國民黨政府管轄的所有軍事島嶼，我全去過。大金門、小金門、大旦、二旦、馬祖、北竿、南竿、東莒、西莒，甚至連很少人踏上的烏坵也到過。我們的小艇隊在金門駐守過一年，晚上站崗時得非常小心地提防，以免被從對岸摸上來的“水鬼”給割了喉嚨。可是在白天，透過望遠鏡就可清楚看到對岸跟我們長得差不多的哨兵。彼此雖然身處不同的土地，周遭的大海卻是相連的，拍岸的浪花來自同一片汪洋。

快退伍時，當時的“國防部長”蔣經國下令精簡軍隊。我們的小艇隊被解散，隊員被分派至其他各單位，我也被調去了一艘運補艦。上了那條船，我的工作變得輕鬆多了，不必再背重得半死的PR77，而是守在艦橋上打燈號、升信號旗。

運補艦天天在各個小島之間來來回回，最讓我難忘的就是到烏坵的那趟任務。說實在的，烏坵島小到只能算是一塊大石頭，但因位處海防要地，一直有軍隊駐防。那一回，船上除了依例載滿換防的士兵、大量淡水以及各項補充物資外，還有一位通常在軍艦上不大可能出現的女人。

原來，這位特殊的乘客因為非法賣淫被判了刑，在刑期內如果自願前往外島為士兵們服務，就可以不必坐牢。當時，軍中為了解決外島士兵的性需求，設有被弟兄們暱稱為“831”的軍中樂園，因為那兒的電話號碼是831。在金門的“831”女服務員不少，在烏坵卻只有一位，那位乘客就是去換班的。

由於身份特殊，那位三十來歲的婦人被安置在艦上一個不會受到打擾的空間，也就是我平時打旗號所站的瞭望台。在兩、三天的航程中，我偶爾會跟她聊聊天，得知她有一個好吃懶做的丈夫、三個仍在讀書的小孩。所有的家計都落在她身上，為了要讓孩子們有安定的生活、完整的教育，她選擇了出賣肉體的行業。在言談之中，她沒有怨天尤人，只說為了兒女的前途，一切苦都可以忍受。

軍艦在驚濤駭浪中靠近烏坵島，島上熱烈的歡呼聲蓋過浪濤的怒吼。阿兵哥們蜂擁而至，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粗重的水管扛上軍艦，在水閥上鎖好，把水龍頭打開。巨大的水柱灑向那群樂不可支的人；趁著淡水接往水塔之前，他們要好好享受一下天降甘霖的滋味。那位沉默的“831”服務員拎著簡單的行囊走下舷梯，堅毅地步向辦點交手續的軍官。她的背影看來篤定而自在，彷彿確信，所有的罪孽都將會在一次一次的承受中洗淨。

退伍後，我很幸運地進入《漢聲》（ECHO）雜誌。這是台灣第一本以照片為主要插圖的刊物，以有系統地整理中國民間傳統文化為己任。在這里工作，除了讓我開始拍照，還讓我有機會吸取華夏文化的養分。在當時，《漢聲》還只出英文版，這開啟了我的眼界，激勵我在日後創辦《攝影家》（Photographers International）雜誌時採用中英文對照的方式，向全世界發聲。

環境愈封閉，就會愈讓人想掙脫局限。或許這就是島民的特性，要掙脫的力道是這麼大，以至於在不知不覺中，奮力得將範圍拓展到超出自己原來的期望。每個島民是否都擁有這般特性？而擁有這般特性，是否就能擺脫宿命？這就跟因緣有關了。時空不對，一切都會改觀。

我時常覺得，像我們這一代的台灣人真是最幸運的。日據時代、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我們還沒出生；國民黨政府來台後，我們才呱呱落地，免去了所有的戰亂經驗。在所謂的白色恐怖年代，我們還小，整天只知道玩。稍稍懂事後，只要不涉及政治，愛怎麼作怪，想如何前衛、反叛，人家也懶得搭理。等我們能發揮所學時，台灣的經濟環境也好了，處處找得到舞台。

台灣這個島嶼，說小是小，說大也很大，因為它匯集了整個大中華的精髓。從農業社會跨向商業社會，再踏入信息時代，人類上千年的進化縮影，我們這一代的台灣人都沾了邊。等到計算機盛行的虛擬時代來臨，飽受傳統文化滋養的我們已經茁壯得能夠穩穩地挺住，有能力拒絕不良影響。在安定、沒有巨變的環境中，我們得以堅守傳統信念以及它的珍貴價值。

最令人感到欣慰與興奮的就是，我們這一代還等到了兩岸的友好往來。在ECFA（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簽訂後，台灣與大陸將共創光輝榮景。原來的同胞一度成為敵人，六十年後的現在，彼此的兄弟之情終於又被喚回了。

這些影像不只讓我看到，也讓我聽到那環繞整座島嶼、裊繞幾個世代，活力無限、韌性十足的浪花拍岸聲。這些浪花被鎖在塵封已久的抽屜裡，將抽屜一一打開，童年的陽光、海風、鹹味撲面而來。過去與現在又接續上了。

寫於201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