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精)（簡體書）

周作人論新文學及其源流

舒蕪

周作人作為“五四”新文學新文化運動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平生發表過許多對這個運動的看法，晚年尤其愛對運動的情形進行回憶和分析。他的看法自成一套，這裡想稍稍加以清理，供研究“五四”運動史的參考。

一

“五四”運動究竟是什麼性質的運動，這是首先要碰到的問題。

本來，如果在“是什麼”的意義上，這裡並無多大問題。因為，說起“五四”運動，首先自然是指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的愛國運動，放大範圍來說又是指其前其後的新文學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事實清清楚楚，沒有什麼可爭論的。問題其實是在“應該是什麼”的意義上提出的。胡適早就力說“五四”的精神是文學革命，不幸轉化而成為政治運動。新時期以來，又有“救亡壓倒啟蒙”之論。這都是說的“應該是什麼”，或者說是“本應如何如何，不幸而竟如何如何”，問題就出來了。周作人沒有看到“救亡壓倒啟蒙”論，不知道他會有什麼意見，他對胡適的看法，則明顯表示不同意道：“雖然五四的老祖宗之一，那即是胡適之博士，力說五四的精神是文學革命，不幸轉化而成為政治運動，但由我們旁觀者看去，五四從頭至尾，是一個政治運動，而前頭的一段文學革命，後頭的一段新文化運動，乃是焊接上去的。若是沒有這回政治性的學生對政府之抗爭，只是由《新青年》等二三刊物去無論如何大吹大擂的提倡，也不見得會有什麼大結果，日久，或者就將被大家淡忘了也說不定。這因有了那一次轟動全國的事件，引動了全國的視聽，及至事件著落之後，引起了的熱情變成為新文化運動，照理來講該是文學革命加上思想革命的成分，然而熱鬧了幾年，折扣下來，所謂新文化也只剩了語體文一種，這總可以說是根基已固，通行很廣的了。”這個“焊接”說是一個形象的比喻，它的主要意思是反對胡適的“不幸轉化而成為政治運動”之說，認為不是不幸，而是幸事，新文學運動是幸賴學生愛國運動，才擴大影響，獲致成功。周作人這個看法，比胡適的看法近於實際。從清朝末年起，一些先覺的維新愛國之士已經提倡白話，用白話文宣傳新思想，陳獨秀就主編過白話報，胡適學生時代就在白話報刊上發表過文章，這也可以說是新文學運動的先聲，可是影響一直很小。到了《新青年》出版，陳獨秀、胡適舉起“文學革命”的大旗，起初也只有錢玄同、劉半農、傅斯年等三數人來應和，有《每周評論》來聲援，總的看來還是孤軍奮斗的形勢。然後才是“五四”學生愛國運動，喚醒了一代青年，帶著新的文化要求登場，形成新的讀者群，新文學運動才有了自己的基礎，影響才迅速擴大，這是很明顯的事實。胡適很愛夸耀白話運動的迅速成功，卻看不到使之迅速成功的政治社會條件，不能不說是偏見。

至於“五四”學生愛國運動之後的新文化運動的起來，周作人說是由於學生運動所引起的熱情的推動，也是符合事實的。這種熱情，蘊含著積累著辛亥革命以來幾次三番的中國歷史大倒退所刺激起來的徹底改革中國的要求，周作人強調指出洪憲帝制和張勛復辟兩個事件的刺激，他說：“民國初年的政教反動的空氣，事實上表現出來的是民四（1915）的洪憲帝制，民六（1917）的復辟運動，是也。經過這兩件事情的轟擊，所有復古的空氣乃全然歸於消滅，結果發生了反復古。這裡表面是兩條路，即一是文學革命，主張用白話；一是思想革命，主張反禮教，而總結於毀滅古舊的偶像這一點上，因為覺得一切的惡都是從這裡發生的。”這裡是將文學革命與思想革命並提。進一步他又說：“經過那一次事件（指張勛復辟。——舒蕪）的刺激，和以後的種種表現，這才翻然改變過來，覺得中國很有‘思想革命’的必要，光只是‘文學革命’實在不夠，雖然表現的文字的改革自然是連帶的應當做到的事，不過不是主要的目的罷了。”這就是說，思想革命比文學革命更重要，是文學革命的深化，思想革命任務一提出來，便把文學革命推到了次要地位。促成這個發展的是張勛復辟事件的刺激，把這個刺激的反應變為實際行動的是“五四”愛國運動所引起的熱情。所以，從文學革命到思想革命的發展過程中，愛國政治運動這一段實是承上啟下、貫通上下的一段，它使新文學運動和新文化運動都包容在改革中國的大運動裡，都具有革命的政治性。周作人正是這樣看法，他非常自信地指出：“總之這一個婦孺皆知的五四運動發起於北平（當時還叫北京），以學生為之主動，因此北京學界的聲名自然也隨之而四遠傳播，隱然成為全國的重心了。中國是在革命時期，所謂學術文化的中心也脫離不了這個色彩，所以北平學界的聲名總是多少帶著革命性或政治性的，不是尋常純學術的立場，雖然我這說法或者是非正宗的，不免與好些學者的意見很有距離。”近些年來，我們常常聽到“純學術”的呼聲，其舉為“純學術”的榜樣的常常是過去的北京學術界，而周作人則認為北平學界不是尋常純學術的立場，其價值正在於此，這種完全不同的看法，我們也應該知道。

周作人不僅用這個觀點看“五四”新文學新文化運動，而且用這個觀點看中國後來幾次的文學和文化上的斗爭。他指出，“五四”時期林紓的捍衛古文，反對白話，以及後來幾次的古文復興運動，都有政治背景：“古文復興運動同樣有深厚的根基，仿佛民國的內亂似的應時應節的發動，而且在這運動後面都有政治的意味，都有人物的背景。五四時代林紓之於徐樹錚，執政時代章士釗之於段祺瑞，現在汪懋祖不知何所依據，但不妨假定為戴公傳賢罷。只有《學衡》的復古運動可以說是沒有什麼政治意義，真是為文學上的古文殊死戰，雖然終於敗績，比起那些人來又更勝一籌了。非文學的古文運動因為含有政治作用，聲勢浩大，又大抵是大規模的復古運動之一支，與思想道德禮法等等的復古有關，有如長蛇陣，反對的難以下手總攻，蓋如只擊敗文學上的一點仍不能取勝，以該運動本非在文學上立腳，而此外的種種運動均為之支柱，決不會就倒也。”他不是有意往政治上拉，《學衡》派沒有什麼政治背景他就說沒有，很實事求是，而此外的古文復興運動，如他所指，都有明顯的政治背景，這是我們經歷過來的人能夠證明的。至於他說的大規模的思想道德禮法的復古運動，即對於新文化運動的反攻，更是政治上反動的一部分。例如，一九二八年國民黨政府規定孔子紀念日，這是蔣介石政權在文化上復古倒退的一個信號，是對於民國元年孫中山臨時政府下令廢除祭孔的翻案，周作人當即予以揭露道：“正如前三四年前遠遠地聽東北方面的讀經的聲浪，不免有戒心一樣，現在也仿佛聽見有相類的風聲起於西南或東南，不能不使人有‘杞天之慮’。禁白話，禁女子剪發，禁男女同學等等，這決不是什麼小問題，乃是反動與專制之先聲，從前在奉、直、魯各省實施過，經驗過，大家都還沒有忘記，特別是我們在北平的人。此刻現在，風向轉了，北方剛脫了復古的鞭笞，革命發源的南方卻漸漸起頭來了，這風是自北而南呢，還是仍要由南返北而統一南北的呢，我們驚弓之鳥的北方人瞻望南天，實在不禁急殺恐慌殺。”以文章力求和平淡靜的周作人，而說出“不禁急殺恐慌殺”這樣的話，實在是當時的現實教訓，太血淋淋的了，容不得你自居超脫。

我們近些年來，常常聽到一種論調，責怪中國近代以來一代一代的知識分子沒有守住“純學術”“純文學”之宮，而過於靠近現實政治，卷入現實政治。今天這樣說說很容易，但在當時，眼看文學和文化上的反動大都是總的政教反動之一部分，你想不管它，它卻來管你，你想專談文學文化，它那邊政治、思想、道德、禮法等等連成的長蛇陣卻向你卷過來，你還想超脫，還想守住“純學術”“純文學”之宮，可不是容易的事。周作人都不免於“急殺恐慌殺”，其情可想，其事可知了。所以，他認為，“五四”學生愛國政治運動，居中貫串著前後兩頭的新文學和新文化運動，並賦予新文學新文化運動以革命的政治意義，事實如此，而且這是好的，應該的。

上編?中國新文學的源流

?／?小?引

?／?第一講?關於文學之諸問題

?／?第二講?中國文學的變遷

?／?第三講?清代文學的反動（上）——八股文

?／?第四講?清代文學的反動（下）——桐城派古文

?／?第五講?文學革命運動

?／?附錄一?論八股文

?／?附錄二?沈啟無選輯《近代散文鈔》目錄

下編?國語文學談

?／?《近代散文鈔》序

?／?《近代散文鈔》新序

?／?《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一集》導言

?／?思想革命

?／?貴族的與平民的

?／?國粹與歐化

?／?國語改造的意見

?／?國語文學談

?／?談策論

?／?漢文學的傳統

?／?中國的思想問題

?／?漢文學的前途

?／?國語文的三類

?／?文學史的教訓

?／?古文與理學

?／?關於近代散文

第一講?關於文學之諸問題

現在所定的講題是“中國的新文學運動”，是想在這題目之下，對於中國新文學運動的源流，經過，和它的意義，據自己所知道所見到的，加以說明。但為了說明的方便，對於和這題目有關的別的問題，還須先行說明一下：

一、文學是什麼？

關於文學是什麼的問題，至今還沒有一定的解答。這本是一個屬於文學概論範圍內的題目，應當向研究文學的專門家去問，無奈專門家至今也並沒有定論。試翻開文學概論一類的書籍看，彼此所下的定義各不相同。本來這也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有一位英國人曾作過一篇文章，裡面大體的意思是說：在各種學問裡面，有些是可以找出一定的是非來的，有些則不能。譬如化學上原子的數目，絕不能同時有兩個，有兩個則必有一對一錯。假如有人發見了一種新原子，別人也斷不能加以否認。生物學上的進化論也是如此，既然進化論是對的，一切和進化論相反對的學說便都是錯的。另外如哲學宗教等等，則找不出這樣絕對的是與非來。自古代的希臘到現在，自亞力士多德的哲學，以至詹姆斯和杜威的實驗哲學，派別很多很多，其中誰是誰非，是沒有法子斷定的，到了宗教問題尤甚。這是一種所謂不可知論。我覺得文學這東西也應是這種不可知的學問之一種，因而下定義便很難。現在，我想將我自己的意見說出來，聊供大家的參考。因為對於文學的理論，自己不曾作過專門的研究，其中定不免有許多可笑的地方。大家可向各種文學概論書籍裡面去找，如能找到更好的說法那便最好了。

在我的意見——其實也是很籠統的——以為：

“文學是用美妙的形式，將作者獨特的思想和感情傳達出來，使看的人能因而得到愉快的一種東西”。

這樣說，自然毛病也很多，第一句失之於太籠統；第二句是人云亦云，大概沒有什麼毛病；第三句裡面的“愉快”二字，則必會有人以為最不妥當。不過，在我的意思中，這“愉快”的範圍是很廣的：當我們讀過一篇描寫“光明”描寫“快樂”的文字之後，自然能得“愉快”的感覺；讀過描寫“黑暗”描寫“凄慘”的作品後，所生的感情也同樣可以解作“愉快”——這“愉快”是有些爽快的意思在內。正如我們身上生了瘡，用刀割過之後，疼是免不了的，然而卻覺得痛快。這意思金聖嘆也曾說過，他說生了瘡時，關了門自己用熱水燙洗一下，“不亦快哉”。這也便是我的所謂“愉快”。當然這“愉快”不是指哈哈一笑而言。

實際說來，愉快和痛苦之間，相去是並不很遠的。在我們的皮膚作癢的時候，我們用手去搔那癢處，這時候是覺得愉快的，但用力稍過，便常將皮膚抓破，便又不免覺得痛苦了。在文學方面，情形也正相同。

一位法國詩人，他所作的詩都很難懂，按他的意見，讀詩是和兒童猜謎差不多，當初不能全懂，只能了解十分之三四，再由這十分之三四加以推廣補充，得到仿佛創作的愉快。以後了解的愈多，所得的愉快也愈多。正如對兒童打一謎語說“蹊蹺實蹊蹺，坐著還比立著高”在兒童們乍聽時當然不懂，然而好奇心使得他們高興，等後來再告訴他們說這是一個活的東西，如此便可以悟得出是一只狗，也便因而感到更多的愉快了。

二、文學的範圍

近來大家都有一種共通的毛病，就是：無論在學校裡所研究的，或是個人所閱讀的，或是在文學史上所注意到的，大半都是偏於極狹義的文學方面，即所謂純文學。在我覺得文學的全部好像是一座山的樣子，可以將它畫作山似的一種圖式：

我們現在所偏重的純粹文學，只是在這山頂上的一小部分。實則文學和政治經濟一樣，是整個文化的一部分，是一層層累積起來的。我們必須拿它當作文化的一種去研究，必須注意到它的全體，只是山頂上的一部分是不夠用的。

圖裡邊的原始文學是指由民間自己創作出來，供他們自己歌詠欣賞的一部分而言，如山歌民謠之類全是。這種東西所用的都是文學上最低級的形式，然而卻是後來詩歌的本源。現在，一般研究中國文學或編著中國文學史的，多半是從《詩經》開始，但民間的歌謠是遠在《詩經》之前便已產生了，拋開了這一部分而不加注意，則對於文學的來源便將無法說明。

通俗文學是比較原始文學進步一點的。它是受了純文學的影響，由低級的文人寫出來，裡邊羼雜了很多官僚和士大夫的升官發財的思想進去的，《三國演義》，《水滸》，《七俠五義》，以及大鼓書曲本之類都是。現在的報紙上也還每天一段段的登載這種東西。它所給予中國社會的影響最大。記得有一位英國學者，曾到希臘去過，回來後他向人說，希臘民間的風俗習慣，還都十分鄙陋，據他看來，在希臘是不曾生過蘇格拉底亞力士多德諸人一樣。他們的哲學只有一般研究學問的人們知道，對於一般國民是沒有任何影響的。在中國，情形也是這樣。影響中國社會的力量最大的，不是孔子和老子，不是純粹文學，而是道教（不是老莊的道家）和通俗文學。因此研究中國文學，更不能置通俗文學於不顧。

所以，照我的意見，今後大家研究文學，應將文學的範圍擴大，不要僅僅注意到最高級的一部分，而要注意到它的全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