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絕對：王爾德 里爾克 茨維塔耶娃(第2版)（簡體書）

托多羅夫通過閱讀王爾德、裡爾克、茨維塔耶娃生前和友人的通信，梳理他們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探尋“絕對”的生命軌跡，對詩人們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追求提出深刻的質詢。三位詩人力圖達到無限與崇高，他們的道路各不相同，卻都以悲劇告終：王爾德墮落，裡爾克抑鬱，茨維塔耶娃自殺。他們的絕對追求成就了深刻完美的作品，但他們具體有限的人生卻充滿辛酸與不幸。作者試圖告訴我們：世界是有限的、相對的，絕對苛求完美，最終只能掉進痛苦的深淵。

（作者簡介：

茨維坦•托多羅夫(Tzvetan Todorov, 1939—)，出生于保加利亞的索菲亞，1963年移居法國。自1968年起成為法國國家科研中心（CNRS）研究員。托多羅夫是結構主義文學批評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敍事學理論的主要奠基者，其論著涉及文學理論、思想史以及文化現象分析等諸多領域。

 

譯者簡介：

朱靜，復旦大學外文學院法文系教授，中文系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博士生導師。長期從事法國語言文學和比較文學的教學、翻譯和研究，並帶領博士生們開展對法籍華人作家程抱一的譯介工作，主要譯著有《變化》、《訪蘇歸來》、《法國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III）、《法國文化史》（III）等。 2004年獲得法國政府頒發的“棕櫚學術騎士”勳章，2011年獲得上海翻譯家協會頒發的“翻譯成就獎”，同年被中國翻譯家協會評為“資深翻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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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偉大的詩人王爾德、裡爾克、茨維塔耶娃不滿足於僅僅創作出令人難忘的文學作品，他們要以他們本身的生命去為唯美和完美服務。然而，這種探求卻導致了悲劇性的後果。這究竟是為什麼？

探求絕對的冒險家們的經歷不僅感動人心，也激發我們去思考：一個美麗又感覺豐富的生命意義何在？托多羅夫在力求理解詩人們的命運、為我們全面展現他們的形象的同時，對生活的藝術也作了一番思索。

譯序
茨維坦·托多羅夫（Tzvetan Todorov）在當代西方文學批評界佔有重要地位，他以結構主義詩學和敘述學的理論研究開端，逐漸意識到文學批評家還應該思考文學以外的東西。八十年代，托多羅夫思想發生轉折，他的研究活動突破了文學範疇，擴大到文化人類學領域，將研究的目光轉向不同文化之間的關係，將思考轉向人的主題，探測人的內心世界深處，重提被人們忽視甚至詬病的人文主義。他注重研究人該怎樣和他人一起去體驗人類共同的命運，同時，他很關注屬￿不同社會和不同傳統的人們怎樣在其中構築他們的經驗這樣的問題。
巴黎羅貝爾·拉豐出版社2006年出版了茨維坦·托多羅夫的《走向絕對》（Les aventuriers de l’absolu）一書，作者通過閱讀王爾德(Oscar Wilde)、裡爾克（Rainer Maria Rilke）、茨維塔耶娃（Marina Tsvetaeva）生前和友人的通信，追尋他們竭盡全力探求並走向“絕對”的人生軌跡。他梳理了三位大詩人的人生經歷，進而考察他們以其生活準則服從審美標準的強烈欲望，絕對地處理藝術與人生的矛盾的過程及其所帶來的令人唏噓的結局，引人入勝地對這三位詩人不惜犧牲自己的幸福人生，親歷步履探求“絕對”險境的主題做了精湛又很有說服力的解析。
托多羅夫1939年出生于保加利亞首都索菲亞市，受過良好的家庭教育。有著這樣出身背景的人在保加利亞這個相對封閉、受前蘇聯遮蔽的東歐小國，受到外國，特別是西歐國家的吸引是很自然的事。上世紀六十年代，托多羅夫居住在加拿大的一位姑母為他提供了去外國學習的機會。那時候走出保加利亞很不容易，簽證也不是輕易就能獲得，但他還是於1963年到了西方文化中心巴黎，那時他剛24歲。三年之後，他已經融入到法國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再回到保加利亞，他選擇留在法國。托多羅夫在異國他鄉以其多種文化修養的優勢，終於在西方文壇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確立了他的地位。
以三位詩人留下的真實文字作依據，托多羅夫展現了他們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追求、探尋“絕對”的履險過程。他對詩人們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追求提出深刻的質詢。三位詩人置有限的人生處境於不顧，力圖達到無限與崇高，絕對沒有商量、妥協的餘地。他們的道路各不相同，結局也迥然有別。他們的絕對追求成就了他們獨特、豐富的人生，也成就了他們深刻完美、不可磨滅的作品，但他們具體的有限人生卻充滿了人間辛酸。
一
19世紀英國唯美主義詩人、劇作家王爾德把“美”作為人生追求的終極目標，他是生活在對“美”的絕對崇拜之中。他像個宗教使徒般地全身心地追求“美”，力求把自己的人生雕琢成一件完美的藝術品。他衣著華麗、舉止優雅、頻繁出入上流社會，他風流倜儻、才華橫溢、光彩奪目，周圍不乏崇拜逢迎他的人們，他喜歡豪華的排場、漂亮的朋友、美麗的物件，他認為人應該儘量在自己身上尋找資源、綻放個性，而不是迎合壓抑人的個性的社會來達到“完美”，理智和道德無助於個性的綻放。這種旨在自我綻放的唯美探尋，根據個人深層的自然天性，有多種多樣各不相同的形式。王爾德絕對地追求唯美到極致，他將自己作為這種唯美主義的體現。
王爾德與道格拉斯的同性戀遭到後者的父親昆斯伯裡侯爵的強烈反對，這位侯爵對王爾德提出司法起訴，王爾德又提出反訴。最後王爾德敗訴被判監禁入獄，唯美的神話破滅了。待他出獄後，已經風光不再，窮困潦倒，立即被表面優雅實則無情冷漠虛偽的道德社會所拋棄。這個社會可以默認此類所謂的傷風敗俗，但絕不容許公開向它挑戰。
孤獨的監禁讓王爾德心靈受到極大的震動，讓他看到自己在實現自我完美的過程中忽視了他人存在的現實及其重要作用。他一心埋頭經營自己在別人眼中的完美形象，絕對地追求唯美並以此形象自詡，並且將其作為自己的藝術支柱的道路是行不通的。殘酷的現實讓他痛苦地看到了自己和他人的真實關係。眾目睽睽之下，他不再是“美”的使徒。絕對的完美是達不到的，即便他和美少年道格拉斯之間的親密關係也難免俗套，道格拉斯最終離開了衰老貧窮的王爾德。唯美詩人王爾德再也寫不出美麗的詩篇，最後貧病交加而死。現實生活不可能絕對地樹立“美”和自我的最高價值。絕對的唯美主義是一種不可實現的計劃。真實生活具有相對性。
二
19世紀末20世紀初德語詩人裡爾克把藝術追求作為人生最終目的，為藝術而違拗自身天性的裡爾克寫出了深刻的作品，卻享受不到藝術帶來的幸福，抑鬱成疾，早早離世。托多羅夫的筆觸介入到詩人的內心深處，展現了一個焦慮重重、身心倍受煎熬折磨的人。他要追究裡爾克把他的全部人生決絕地獻給藝術創作，獻給“美”的真實性到何種程度，從何時起，裡爾克所描述的道路成了此路不通？托多羅夫指出，一切生活都是“相對”和“絕對”的混合，是在塵世生活下去的必要性和積極提升向上的必須性的混合。裡爾克在日常人生中採取絕對的生活態度，為了藝術創作，拒絕和逃避愛他的人們（其中許多是女人），但是日常生活中人的處境並不是絕對性的，而是相對性的：矛盾著的事物不一定總是美好地結合在一起，愛與美，崇高與低俗，生活與藝術，善與惡，美與醜等矛盾的雙方都帶上了人無法克服的困難印記。
裡爾克曾經當過雕刻家羅丹的秘書，深受羅丹思想的影響，羅丹說，要持久不懈地去追求“美”，創造“美”。在創造“美”的同時，人可永葆青春，但是要在一種深層的創作欲中汲取創作的源泉，而不是受一種求知欲或追名逐利的驅動。於是，裡爾克要求自己專心致志地進行藝術創作。選擇了一條決絕地放棄生活快樂和苦惱，與社會生活隔絕，極其真誠、孤獨地從事藝術創作的道路，以致抹殺否認自己個人內心的存在。他認為一切無限的東西都在於孤獨之人的內心，詩人在內心經受考驗，完成事業，產生奇跡。他絕然阻斷向他示愛的女性們拋來的紅線，甚至肯定地斷言愛情只能在孤獨中得以發展，達到最深層的意義，因為一切愛情都必須要超越它對所愛之人特有的依戀。只有向著世界之愛敞開心扉，努力地去抓住世界的本質，將它提升為普世之愛才能寫出深刻的傳世之作。他在詩中說：我創作，我存在，我在這個道理上找到我全部的人生力量。
然而，藝術創作並沒有給裡爾克帶來快樂和個人的自我綻放，托多羅夫多次在裡爾克的通信中窺見到他時時處於兩難的境地。作為普通個人他也渴求“愛”，但為了全身心投入到藝術之中，絕對地達到最終追求，他又要壓抑自己，推卻“愛”的欲求。創作的快樂不足以抵禦推卻“愛”時經歷的撕心裂肺之痛，他以萬分痛苦的代價，絕對地將自己的人生作了藝術和崇高的祭品。其實，稍微折中一些，相對地來處理藝術追求和人生幸福又未嘗不可呢？
三
20世紀初流亡法國的俄國女作家茨維塔耶娃，始終堅持藝術自人間產生，她在蘇維埃俄國受到歷史動盪的衝撞，歷經磨難流亡到異國他鄉，仍不顧一切絕對地追求藝術為人服務，絕對拒絕屈從。
托多羅夫筆下的茨維塔耶娃既不像王爾德那樣追求唯美，將生活作為一件絕對完美的藝術品那樣來精心雕琢，也不像裡爾克一樣決絕地將藝術置於生活之上，她希望將兩條道路相提並論。她首先是一個內心深受俄國十月革命傷害又飽嘗流亡顛沛之苦的有血有肉的女人。她沒有將生活和創作對立起來，不是絕對地將創作置於生活之上。她認為，詩只應追逐它本身的完美。“寫作者只為寫作而寫作”，作品就是一切，作品本身即是目的。“屈從的藝術是一種失敗的藝術。”藝術家作品的價值在於揭示世界的真理。托多羅夫說：“詩人的天職包括一種挑戰，茨維塔耶娃懂得揭示它……”茨維塔耶娃說：“我是一個會思想的詩人。”她絕不屈從哪一方。她駕馭作品的能力和水平在當時文壇上可算首屈一指，她高超的語言能力助她把內心的呼喊變成了作品。她作品的藝術成就越來越受到當今文壇的關注。
相對於抽象的精神說教，茨維塔耶娃更看重具體的個人。我們的女詩人尋求通過和其他人建立起某種關係，去體驗純粹和極端的感情，來達到她心目中的“絕對”，並且將它表現在她的作品中。可是她卻遭遇到了與她同時代那些尊奉“絕對”、非此即彼的人們的抵制。她瘋狂般地愛上某些個人，可是馬上又墮入對所愛之人深深的失望之中。她雖然是嚴重政治動盪的犧牲品，但她仍堅持成為自己，政治上絕不參與某一方。她也從不把她的創作置於她對某個人的愛情之上。她認為，詩歌不應為詩人之外服務，而是其本身完美的繼續。她對遠離生活囿居於象牙塔裡杜撰不切實際的作品的詩人們不屑一顧。茨維塔耶娃超越時代的特立獨行的絕對態度導致她無論在十月革命後的蘇維埃俄國，還是在其客居地法國的文壇上，及在法國的俄國流亡圈同胞中都遭到排斥，因為當時的人們往往都尊捧著非此即彼“絕對”的兩元論不放。
作為作家存在于世，茨維塔耶娃需要發表作品。可是，在今天詩壇上倍受歡迎的茨維塔耶娃的作品在其生前難有出路。最後我們的女詩人被逼無路走向了自絕。托多羅夫指出，即使今天由茨維塔耶娃女兒加以整理出版的作品，也還是與她的本意相距甚遠，這是對母親生前的執著追求又一次的傷害:這是一種無奈，時空距離造成了女兒和母親之間的隔閡。
托多羅夫還指出，茨維塔耶娃在被接受和被承認上發生困難不是偶然的，這是一個隻聽從其內心的聲音而拒絕一切妥協的創作者所遭遇的困難和傷害。茨維塔耶娃通過她的詩追求“絕對”，她絕不屈從，絕不媚俗。她認為應該讓讀者來追隨她，而不是她去迎合受眾或任何權威。在那個時代，因為她的桀驁不馴，她到哪裡都不被接納。她和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斯捷爾納克分手的主要原因也在於她決不放棄她唯一要遵循的法則。帕斯捷爾納克屈就了蘇維埃政權，違心地選擇了“從眾”而不是自己的良心，致使茨維塔耶娃大失所望。不過，後來帕斯捷爾納克發生了巨大變化，不負眾望地寫出了史詩性長篇小說《日瓦戈醫生》，可以說，和茨維塔耶娃的相遇促使了他的蛻變。
茨維塔耶娃與王爾德不同，她不會為了某種愛情關係犧牲寫作，斷送自己的藝術事業；她與裡爾克也不同，她不能放棄“愛”。相對於彼岸，她更偏向於此岸，偏向於人。她孜孜追求的“絕對”就在她的詩歌之中。對於茨維塔耶娃來說，藝術是由精神和物質共同孕育出來的，藝術家真實地生活在人間，和各種人等在一起生活，她要通過藝術創作來真實地揭示隱蔽在人們生活之中不可見的強度和維度。她認為要在具體生活中汲取藝術創作的源泉，深深紮入生活之中，將藝術和生活融合在一起。她不是為了寫詩而活著，而是為了活著而寫詩。可是她又必須面對我們這個激烈衝突、動盪不定的世界，她終於身心俱灰，走向絕路。
四
托多羅夫總結了“絕對”降臨人間致使現代歷史發生的巨大蛻變：由宗教構成的世界過渡到了另一個只參照人性和塵世價值觀而組織起來的世界。托多羅夫對“絕對”降落人間進行了追根溯源，他指出時時窺伺著人和“絕對”的關係的首要危險，是以各種形式表現出來的摩尼教義式“非此即彼”的兩元論，還有拒絕多樣人生的唯美主義。摩尼教義和唯美主義讓我們的藝術家們接二連三地掉入“絕對”的境地欲罷不能。藝術家們經常遇到的藝術與生活，崇高與低俗，美與醜，善與惡等似乎相互對立的矛盾其實也和其他矛盾著的事物一樣：矛盾的雙方並不截然斷裂，相互間並不界限分明，它們之間有一定的延續性，它們相互滲透，相互補充，相互轉換，甚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輔相成，或者說相反相成。
絕對和有限的人類處境無緣。掉入“絕對”“唯美”陷阱中的藝術家們也許採取另一種較平和、通達、開放的態度，能夠更好地處理他們所面臨的藝術和多矛盾、多重又多彩的人生之間的種種關係,能夠既創作出具有厚重理想的美好作品，又能夠讓自己度過充實美好的人生。托多羅夫在結論中提到了喬治·桑，這位法國女作家以她的田園小說著稱，其實她小說中不光描繪出了美麗寧靜的田園風光，還展現了善良的人們如何擺脫人類處境中封閉、狹窄、絕對、無趣的一面，我們的女作家筆下樹起的胸懷寬厚、仁愛的主人公群像，創造了包容、開放、相對有趣、和諧美好的人文氛圍。這樣的人類處境，給人希望，讓人嚮往。要學會從內在來使日常生活放光發采，要學會使它更加明亮又充實緊湊。
托多羅夫在結論中還提到了小說《白癡》的主人公梅什金公爵，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梅什金公爵是一個相當完美的男人，他力求做“善事”。但是他不是天使，他的無條件仁慈最終羞辱了受其仁慈的人們。他的普世同情式的愛擾亂了人際交往，因為它排斥激情，擾亂了有限的人類處境，給他所愛的人和愛他的人帶來了死亡。梅什金的“善舉”與他追求完美的本意正相反，結果引發了災難，最後他自己也被送入了瘋人院。作為不完美的“人”，非天使的“人”，不可能只是陶醉于完美之中。因為生活是有終結的，是相對的，絕對的真“聖人”給人間帶來更多的是悲劇。
許多類似王爾德、裡爾克、茨維塔耶娃等的藝術家們都喜歡想像極端狀態，以為他們是在追求完美，其實，世界是有限的、相對的，人類處境也是有限的、相對的。完美在彼岸。這就是為什麼許多絕對苛求完美的藝術家們往往陷於痛苦深淵不得善終的原因。不過，我們也不要掉落到“相對主義”的歧路上去，藝術家們追求“絕對”也並非一無所獲，從藝術創作來看，他們絕對地孜孜追求完美，也是一種很有成效的過程，他們大多都留下了啟示後人良知的傳世之作，警世恒言。
譯者懷著真誠的感動，花了一年多時間，努力將托多羅夫這部力作忠實地呈現給中國讀者，希望對大家有所裨益。
朱靜
2012年8月

目錄
譯序 /1
引言 /1
王爾德 /15
里爾克 /79
茨維塔耶娃 /143
與“絕對”一起生活 /207

今天大家都心悅誠服地說賴納·馬利亞·裡爾克（Rainer Maria Rilke）是20世紀最偉大的德語詩人；有的人甚至還漏掉了限制形容詞“德語的”。和王爾德一樣，他認為對“絕對”的探尋值得成為人類生活的理想；但是，與他的前驅者不同，他並不相信生活本身一定會變得美好。他走的完全是另一條道路，完全獻身於藝術作品的創作。他很年輕的時候遇見了羅丹（1902年，他27歲），他決定接受他的教導，以此來組織他自己的生活。
幾個月的經歷就足以讓裡爾克認識到這個計劃――從此他從未放棄過這個計劃――也是有缺陷的：對該計劃的追求不會給他帶來滿足感，甚至談不上某種平靜。可以說，正相反，這個計劃讓他逐漸陷入一種抑鬱狀態，裡爾克只有在短暫的陶醉於狂熱戀愛的時刻，或者稀少的沉浸於緊張寫作的時段裡才能擺脫這種抑鬱狀態。這種狀態一直延續到1926年他去世。他在這漫長的二十五年中所感受到的，尤其是一種萬分疲憊，一種軟弱無力，一種癱瘓意志的麻木遲鈍，一種“無休止的心不在焉”，一種把他引向萬般無奈的筋疲力盡，還伴隨著使人窒息的焦慮，很像他幼時曾經體驗過的那種焦慮不安。就是這種持久的衰弱使得他遠在致命的疾病發作之前就頻繁出入療養院和休養所。
這種精神心理狀態馬上就以身體上的痛苦表現出來。裡爾克倍受頭痛、頸痛、舌頭痛、由血液流動傳送的痙攣、抽搐、前額和眼睛充血的折磨。病體對精神進行報復。裡爾克相信自己能“洞察到身體最細微的變化波動以至於對這些變化波動不在意了”。或者，更糟糕，受到了這些變化波動的制約，“肉體某種亂七八糟的東西，強加於我的意識，整個地佔據了我的意識，讓它整個地染上了其本身的絕望無助的顏色，只是為了能在第一時間遇到另一種顏色才隱退下去，以此和另一種顏色一起倒湧回來，而這另一種色彩並不見得就少了一點陰暗”。一種焦慮只有被另一種焦慮趕走了才會離他而去！“現在日子一天天過去，就好像我只是由一種病痛來替代另一種病痛，總之，我一點不享受我的世界。”他覺得他的病痛不斷地再生，在所有他寄予希望能讓自己隱蔽起來的地方蔓延開來，躲也無處可躲。肉體和精神之間的連續性對於裡爾克來說，尤其體現在血液的形象之中，血液的流通是無意識衝動的表現，正是這種液體物質讓他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痛苦之源。他堅持認為一些反常情況擾亂了他的血液流動，他感到“世界每時每刻都會在他的血液中完全崩潰”。
於是，當他後來患上了一種致命的血液病――白血病時，他在精神和肉體的連續性中看不到其中的斷裂：因疾病引起的口腔囊腫，使他想起了二十年前或更久遠歲月中的老病痛。此外，他對他的症狀的直覺描述從醫學角度來說非常具體精確。
裡爾克在去世前一年，寫了一封傷心欲絕的信給他最知心的好朋友露·安德烈亞斯莎樂美（Lou AndreasSalom）。他寫這封信時痛苦至極，以至於都不敢把它寄出，而在自己手中擱了一個多月。它表明他為一種真正的幻覺所折磨，如果不說他是胡言亂語的話：他談及一種“魔鬼附身”，“在我以為戰勝了誘惑的時候，這種魔鬼附身發作到了極點”，這讓他感到自己猶如被關在一種“勃魯蓋爾式的地獄”裡，“落在那些偏狹的魔鬼手中”。他感受到的疼痛（實際上，他的症狀和白血病有關）是無法忍受的，他絕望地呼救：“我看不到在這種情況下該如何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