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通史‧第四卷(1949-1976)：非常的建構（簡體書）

導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現代文學在高等教育改革大潮中被列為大學中文專業必修課程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編《高等學校課程草案——文法理工學院各系》，光明日報社1950年，第15頁。，成為黨和國家文化教育事業的有機組成部分，改變之前未被納入統一教學計畫的格局。現代文學研究深植於新中國學術發展機體，歷經波折，與時俱進，開闢廣闊的前景，建構自己的學術話語，形成有影響的研究理論和方法，取得矚目的成績，顯示出特別的意義。

一、走向歷史研究形態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發軔於與五四新文學同步發生的現代文學批評，發展至今有百年歷史。1949年之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是一種潛學科狀態，主要以文學批評形式呈現；現代文學正式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肇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出於共和國修史的需要。新文學是革命文化大軍的重要力量，意義非凡，一度地位顯貴，在中國語言文學諸學科中成為熱門。隨著現代文學學科的正式建立和現代文學課程在高校的開設，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革命化、學科化不斷得以加強，開始從文學批評形態走向歷史研究形態。

從五四新文化運動到1949年期間，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形態主要為文學批評。文學批評和文學史研究都屬於文學闡釋活動，互有聯繫，雖然各有側重。文學批評側重“當代性”，是指按照一定的標準對作家作品和文學現象（包括文學運動、文學思潮和文學流派等）所作的研究、分析、認識和評價；文學史則以文學產生、發展、演變以及特質、經驗和規律為研究物件。文學史研究以文學批評為基礎；文學批評的實踐和成果，很大程度上可以視為文學史研究的過程和收穫。

瓦爾特·本雅明《德國悲劇的起源》甚至認為，文學史只能從文學批評裡獲得意義。瓦爾特·本雅明通過對德國浪漫派文學的研究及其文學批評的一個歷史觀察發現，德國文學史的寫作源頭其實是源自德國浪漫派文學批評［德］瓦爾特·本雅明著、陳永國譯：《德國悲劇的起源》，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頁。。瓦爾特·本雅明的觀點並非不容置疑，但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而言，新文學發生的同時，文學批評同步出現，中國現代文學批評不僅是現代文學史研究的源頭，而且構成主要內容。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具有特別的歷史價值和美學意義。

胡適1919年發表《談新詩》，被視為現代詩學批評的“金科玉律”，比新詩史上第一部個人詩集《嘗試集》的出版早半年；胡適1917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較文學史首次出現的白話新詩還早一個月胡適《談新詩》發表於1919年10月10日《星期評論》“雙十”紀念專號，《嘗試集》1920年3月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文學改良芻議》發表於1917年1月《新青年》2卷5號，1917年2月《新青年》2卷6號發表胡適《白話詩八首》為最早的白話新詩。。五四文學理論批評呼喚、宣導文學革命，討論、催生新文學。1937年朱光潛《文學雜誌》創刊號“編輯後記”特列“詩論發達”為中國現代文學四大特徵之一。胡適等發表白話新詩，立即引發文壇詩界的熱烈反響：既有熱情歡呼、積極肯定的，也有指責否定、堅決反對的；既有理性分析，也有審美感悟；既有作品面世前宣傳造勢、鳴鑼開道的，發表之時護主救駕、搖旗吶喊的，也有事後清掃街衢、反思總結的。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異常活躍，構成現代文學史和文學史研究的重要內容。

但是，文學批評和文學史研究的區別也比較明顯。文學史研究的某些重要方面不屬於文學批評，譬如“長時段”問題探討、學術脈絡分析、文學史撰寫、文學史料整理等。文學批評具有“實時性”和“主觀性”的特點，而文學史研究則具有“距離性”和“客觀性”。1949年以後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走向歷史形態，並且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出現，與此前的文學批評形態比較，最顯著的不同就是從自在自為轉為體制化，有如下幾點變化：

首先，學科理論和研究方法由多元轉為單一。學科理論和研究方法即學科存在的理論依託和學科發展的理論指向，亦包括學術理念、研究方法和學術品格等。1949年之前的新文學批評和研究，理論方法是不拘一格、自由多樣，批評、研究格局是多元共生、豐富活躍。如果說五四時期是新文學批評和研究的開闢階段，那麼經過十多年的發展，20世紀30年代現代文學批評、研究已經初具規模。此期既有“自發的批評”，也有“專家的批評”。他們各有自己的理論主張，提出自己獨特的批評意見，展開不同觀點的相互批評、相互切磋，思想活躍，形成了不同的批評個性、風格和流派。批評家和學者們標舉各自的理論旗幟，如馬克思主義階級論、人性論和各種各樣的文學、美學的理論；使用不同的批評方法，如政治的批評、社會—歷史批評、印象主義批評、審美的批評……形成了左翼文學批評、新人文主義批評、京派文學批評、鑒賞派、體驗派等批評流派，產生了豐碩的批評、研究成果。而1949年第一次文代會，新文學的性質被定義為新民主主義文學，馬列主義文藝理論和毛澤東文藝思想明確作為現代文學研究與教學的指導思想。1950年，教育部召開全國高等教育會議，通過“高等學校文法兩學院各系課程草案”，其中“《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是重要一項。新頒佈的《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貫徹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指導思想於現代文學研究和現代文學史編寫，明確規定“新文學不是‘白話文學’‘國語文學’‘人的文學’‘平民的文學’等等”，“新文學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學”，要求以歷史唯物主義和階級分析方法闡述新文學。從此，現代文學研究理論和方法的多元化態勢歸結為一元化取向。

其次，學科本體由“實時”“開放”轉為“距離”“封閉”。學科本體即學科的物件和學科建設，這是現代文學建設的基本問題，當務之急主要是作家、作品和文學現象（運動、思潮、論爭等）的甄選和文學史教材的編寫。1949年之前，伴隨新文學批評和研究，就出現了新文學史的編寫和課程開設。1922年3月胡適為上海《申報》五十周年紀念所撰《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屬於最早出現、有影響的新文學史性質寫作。隨後，有1924年譚正壁《中國文學史大綱》、1928年趙景深《中國文學小史》、1933年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等出版面世譚正壁《中國文學史大綱》，上海泰東圖書局1924年出版；趙景深《中國文學小史》，上海光華書局1928年出版；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上海世界書局1933年出版。，但這些都屬於附驥式文學史——在中國古代文學史後面加上新文學內容。獨立的新文學史著作伴隨大學開設新文學課程而產生。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周作人、朱自清、蘇雪林、林庚等先後在燕京大學、清華大學、武漢大學、北平師範大學開設“國語文學”“新文學研究”“新文藝試作”“現代中國文學討論及習作”等有關新文學課程，分別著有《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新文學研究》《中國新文學史略研究（上編）》等講義或提綱周作人1922年秋由胡適推薦到燕京大學國文系現代文學組任教，開設《國語文學》，主要講授現代散文，內容從胡適、俞平伯等人的作品“追上去到古文裡去看”，形成《中國新文學的源流》雛形。1931年周作人離開燕京大學，以散文研究者的身份重登北京大學國文系講臺，講授“近代散文”與“新文藝試作”中的散文部分；1932年，周作人在輔仁大學的系列演講中，把十年燕京大學散文研究心得“約略說一過”，《中國新文學的源流》1932年9月由北平人文書店出版。朱自清《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當時未發表，後經趙園整理，於1982年2月發表在《文藝論叢》第14輯，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年出版，參見該刊趙園《整理工作說明》。蘇雪林《新文學研究》講義1934年由武漢大學印發，1979年依據此講義內容編寫《二三十年代的作家與作品》，由臺灣廣東出版社出版。林庚《中國新文學史略研究（上編）》1936年由北京大學印發，後由潘酉堂整理、題為《林庚〈中國新文學史略〉》，商務印書館2017年出版。。此期還有多種新文學專題史出版，譬如王哲甫《中國新文學運動史》、草川未雨（張秀中）《中國新詩壇的昨日今日和明日》、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王哲甫《中國新文學運動史》，北平傑成印書局1933年出版；草川未雨《中國新詩壇的昨日今日和明日》，北平海音書局1929年出版；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重慶生活書店1939年出版。等。無論是附驥式文學史還是獨立的新文學史、專題史，抑或新文學課程的開設，都具有獨立的品格和學術個性，而沒有統一的指導思想和單一的研究方法。另外，1949年之前的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具有“實時性”，與新文學發展同步。譬如林庚於1936年至1937年在國立北平師範大學講授新文學課程的授課講義，就是對當時新文學的“現場”總結，簡約而完整地記錄了全面抗戰爆發之前新文學的發展樣貌，堪稱中國新文學二十年的實時反思錄。林庚本人是20世紀30年代活躍而重要的詩人，新詩創作給詩壇帶來“一份晚唐的美麗”而得到好評，他的這部講義提供了一系列原生態的文學圖景，洋溢著彌足珍貴的新鮮氣息和元氣淋漓的現場感，雖然內容不完整、論述不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