蛙（簡體書）

聽取蛙聲一片

——代後記

題目是辛棄疾《西江月·夜行黃沙道中》中的一句。這是我孩提時代就知曉的一句宋詞。知曉並且牢記不忘，就因為這其中的“蛙聲一片”與我童年的記憶密切關聯。讀過我的小說的人，應該記得我曾經多次描寫過蛙聲，但不一定知道我對青蛙的恐懼。人們有理由對毒蛇猛獸產生畏懼之心，但對有益於人並任人捕食的青蛙似乎沒理由害怕。但我確實怕極了青蛙。我一想到它們那鼓凸的眼睛和潮濕的皮膚便感到不寒而栗。為什麼怕？我不知道。這也許就是我以《蛙》來做這部小說題目的原因之一吧。

正如小說中所寫的一樣，我確有一個姑姑，是一位從業多年的婦科醫生。我們高密東北鄉數千名嬰兒，都是在她的幫助下來到人間。當然，也有為數不少的嬰兒，在未見天日之前，夭折在她的手下。小說中的姑姑，與生活中的姑姑，自然有巨大的差別。真實的姑姑，只是觸發我創作靈感的一個原型。她如今生活在鄉下，子孫滿堂，過著平安寧靜的生活。

二〇〇二年夏天我動筆寫這部小說，當時的題目叫《蝌蚪丸》。這題目的靈感得之於一九五八年的報紙上的一條新聞：男女行房前生吞十四只蝌蚪便可避孕。稍有常識的人都會從這條新聞中讀出荒謬，但在當時，此法竟大為盛行。這情形與幾十年後風靡大江南北的“打雞血”、“喝紅茶菌”十分相似。我沿著這條思路寫了足有十五萬字，但忽覺這寫法無意中又在重復荒誕夸張之舊套路，況且，所用的結構方法（以一個劇作者在劇場中觀看舞臺上正在演出自己所寫話劇時的諸多回憶聯想為經緯）也有過分刻意之嫌，因此，便將此稿放下，開始構思並創作《生死疲勞》。直到二〇〇七年，又重起爐灶寫這部書，結構改為書信體，並易題為《蛙》。當然，我是不滿足於平鋪直敘地講述一個故事的，因此，小說的第五部分就成了一部可與正文部分相互補充的帶有某些靈幻色彩的話劇，希望讀者能從這兩種文體的轉換中理解我的良苦用心。

大陸的計劃生育，實行三十年來，的確減緩了人口增長的速度，但在執行這“基本國策”的過程中，確也發生了許多觸目驚心的事件。中國的問題非常復雜，中國的計劃生育問題尤其復雜，它涉及到了政治、經濟、人倫、道德等諸多方面。盡管不敢說搞明白了中國的計劃生育問題就等於搞明白了中國，但如果不搞明白中國的計劃生育問題，那就休要妄言自己明白了中國。

近年來，關於獨生子女政策是否繼續執行的問題，已有相當激烈的爭論。爭鳴文章的作者有很多都是有頭有臉的人物，發表這些爭鳴文章的，也都是主流媒體。互聯網上有關這問題的討論更是鋪天蓋地。由此可見，對計劃生育政策的反思和研究，已經成為一個萬眾關注的熱點問題。而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隨著集體經濟向私有經濟的轉化，隨著數億農民獲得了流動和就業的自由，獨生子女政策在很多地方已經難以落實。農民們可以流動著生，偷著生，而富人和貪官們也以甘願被罰款和“包二奶”等方式，公然地、隨意地超計劃生育，滿足他們傳宗接代或繼承億萬家產的願望。大概只有那些工資微薄的小公務員，依然在遵守著“獨生子女”政策，他們一是不敢拿飯碗冒險，二是負擔不起在攀比中日益高升的教育費用，即便讓他們生二胎也不敢生。

我的《蛙》，通過描述姑姑的一生，既展示了幾十年來的鄉村生育史，又毫不避諱地揭露了當下中國生育問題上的混亂景象。直面社會敏感問題是我寫作以來的一貫堅持，因為文學的精魂還是要關注人的問題，關注人的痛苦，人的命運。而敏感問題，總是能最集中地表現出人的本性，總是更能讓人物豐富立體。

在良心的指引下，選擇能激發創作靈感的素材；在我的小說美學的指導下，決定小說的形式；在一種強烈的自我剖析的意識引導下，在揭示人物內心的同時也將自己的內心袒露給讀者。這是我在寫《蛙》時遵循的並將在今後的創作中繼續堅持的三項基本原則。

寫完這部書後，有八個大字沉重地壓著我的心頭，那就是：他人有罪，我亦有罪。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於北京平安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