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鄉隆盛：通往西南戰爭的道路（簡體書）

日本近代史專家豬飼隆明
關於“維新三傑”之一的西鄉隆盛的全新傳記
重點講述幕末時期的“國民英雄”為何會發起叛亂
而他發動的西南戰爭如何塑造了日本的軍國主義思想

西鄉隆盛是日本江戶時代末期（幕末）的薩摩藩武士、軍人、政治家，他和木戶孝允（桂小五郎），大久保利通並稱“維新三傑”。
西鄉隆盛前期一直從事倒幕運動，明治維新成功後鼓吹並支持對外侵略擴張，因堅持征韓論遭反對，辭職回到鹿兒島，興辦名為私學校的軍事政治學校，後發動反政府的武裝叛亂，史稱西南戰爭，兵敗而死。
為什麼幕末時期的“國民英雄”會發起叛亂？
本書沿著幕末動亂，到征韓論爭，再到西南戰爭這條線索探尋西鄉隆盛的人生軌跡，並進一步探討後世對他的評價。
作者將西鄉隆盛與明治政府的“有司專制”之間的對抗關係作為主軸，試圖展現不同的西鄉形象，並且從中思考日本近代國家的成立過程及其特質。

序章巨星隕落——西鄉隆盛之死及其傳說

報導西鄉隆盛之死的號外

1877年（明治十年）九月二十四日凌晨四時，天還未亮。以三聲炮響為號，日本政府軍開始對據守城山的薩摩軍發動總攻擊。薩摩軍士兵在漫天飛舞的槍彈中連連倒地，逃至岩崎谷的西鄉隆盛大腿和腹部也中了彈。別府晉介在西鄉隆盛命令之下刎其首級，隨後舉刀自刃。村田新八、池上四郎、邊見十郎太等西鄉心腹先後隨死。桐野利秋胸部中彈而亡。至此，乃是上午七時許。賊營陷落，西鄉、桐野、村田戰死上午十時五十分，小石川砲兵本廠接到了這通電報。西南戰爭爆發時，《東京日日新聞》社長——明治時代的著名記者福地櫻痴便深入戰地，時刻對戰況進行報導和評論，博得了壓倒性人氣。此次得到電報，更是搶先其他報紙一步，將其做成號外傳遍東京市內。

《東京日日新聞》在號外中報導了“久盼薩賊殘黨剪滅之吉報”，並“歡慶國敵之滅亡”。翌日，派遣犬養毅作為從軍記者趕赴戰地的《郵便報知新聞》及《朝野新聞》等報紙皆積極報導了平定賊徒的消息。

“西鄉星”與存活傳言

“巨星終於隕落”。儘管多家報紙對此進行了報導，部分民眾還是難以相信西鄉隆盛已死。

《朝野新聞》在報導平定賊徒的同一個版面，還刊登了參軍川村純義中將於二十四日零時四十五分發出的電報——“不見賊魁西鄉隆盛首級，正在搜尋”。二十七日，該報社長成島柳北發文稱“天有西鄉星，地無西鄉首”“令人膽寒”，二十九日的《郵便報知新聞》也報導了尚未尋獲“西鄉首級”的消息。找不到“首級”的傳言，似乎令西鄉依舊存活的說法顯得更加可信。

首先傳出“西鄉星”一說的似乎是大阪方面，八月三日發行的《大坂過去“大坂”與“大阪”並用，1868年明治新政府在大坂三鄉設“大阪府”，使“大阪”逐漸成為正式寫法。本書譯文除專有名詞外，一律記為“大阪”。日報》稱：“人皆傳聞，每夜二時許，辰巳（東南）方向有'赤紅'之星顯現，以望遠鏡觀察，可見西鄉隆盛身著陸軍大將官服立於其上，更有好事之徒徹夜在露台觀測。”這應該就是關於“西鄉星”的第一則報導。鹿兒島市立美術館所藏《西南西鄉星之圖》的讚詞則稱畫中所繪之星即為彗星，儘管這只是以西鄉隆盛的“蜂起”為“掃帚”之諧音詞的說法， “西鄉星”乃彗星之說在當時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傳播，還有人使用東京大學校1869年（明治二年）新政府統合舊幕府遺留的昌平坂學問所（主修儒學）、開成所（主修西學）與醫學所（主修醫學）成立的官辦高等教育機構，後因不同學術傳統間矛盾不可調和而分裂，最終採用西洋學制的“大學南校”與主修西醫的“大學東校”在1877年（明治十年）合併為舊制東京大學。舊制東京大學又於1886年與日本工部省的官辦學府工部大學校合併，成為日後的東京帝國大學（日本戰敗後改名東京大學）。比·維特的天文學說對其進行解釋（篠田礦造《明治新聞奇談》）。

然而，對於“西鄉星”究竟是什麼天體，火星一說更為有力。《朝野新聞》（八月十九日刊）稱：西鄉隆盛“憤怒之極，心火驟燃，遂成火星”，並舉出了火星的英語名稱為馬爾斯，乃希臘神話（實為羅馬神話）中之戰神的說法作為依據。同年八月，美國天文學家觀測到一顆火星衛星，消息傳開後，眾人皆傳聞那是“桐野星”（《郵便報知新聞》十月十一日刊）。在大阪方面，又傳出西鄉隆盛變成“魔王”的傳聞，甚至有人在畫報上將其形象描繪出來（《大坂日報》十月十六日刊）。

存活的傳聞與新聞論調

無論是“西鄉星”抑或“魔王”，人們都相信那是由依舊在世的西鄉隆盛變身而成的。而到“西鄉星”事件後的第二年，坊間又逐漸傳出了西鄉隆盛逃往國外，打算伺機回到日本的流言。

和歌山的陸奧宗光因與高知的林有造等人一道，欲起兵支持西鄉隆盛而遭到逮捕監禁。《近事評論》報導稱，陸奧宗光是因為將西鄉隆盛託付給“海外人”，欲把他送往“支那地方”潛伏而被捕（明治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刊）， 《新潟新聞》也轉載了這則消息。這應該是宣稱西鄉尚在人世並已流亡海外的第一則傳聞。同年七月十三日的《朝野新聞》也報導了“驚聞眾人皆言西鄉旅行海外”。在1881年（明治十四年），民權運動達到高潮的時期，《郵便報知新聞》曾報導，大阪市內有人兜售小冊子稱“西鄉隆盛戰死乃世人誤傳，此人實際藏身於印度一海島”，而他將要回到日本再謀大事，並如此這般描述了個中經過（十一月十九日刊）。另外，十年後俄國皇儲尼古拉訪日時，又開始有傳言說西鄉隆盛正潛伏在俄國，此次準備隨皇儲一行回到日本。

眾所周知，西南戰爭結束後不久，福澤諭吉創作了《丁丑公論》。他在文中提到了西鄉隆盛、桐野利秋及篠原國干等人被剝奪官職，新聞記者和讀者來稿翻臉不認人，形成對西鄉一派“辱罵誹謗”的風潮，並對這種行為表示了憤慨。福澤諭吉在文中提出“凡世間盛行專制之舉，需存與之對抗之精神”“西鄉氏乃武力抵抗政府之人，雖與吾輩所思略異，然究其精神，卻無可厚非” ，對西鄉的反抗精神進行了稱頌。可以說，民眾崇拜“西鄉星”，相信他尚在人世、終有一天會重回日本的這種心情，都在福澤諭吉筆下得到了體現。而《東雲新聞》評價西鄉“挫強敵大，乃君之豪俠天性也”（《明治十年之內亂》明治二十一年八月九日至十一日），也可以看作同一種精神基調的產物。

西鄉的平反與再評價

福澤諭吉雖在西南戰爭不久後就開始執筆《丁丑公論》，卻遲遲沒有付梓，直到1901年（明治三十四年）才初次刊行，當時還附上了“忌憚當時世間形勢，故秘不示人”的說明。直到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二月十一日，與《大日本帝國憲法》同時公佈的第十二號敕令洗清了西鄉隆盛的“朝敵”污名，並追封他為正三位之後，人們才得以公開表達對西鄉隆盛的欽慕之情，而不必受到官方壓制。

在1870年（明治三年），舊莊內藩士因感激西鄉隆盛在戊辰戰爭中的寬大處理，曾以前藩主為首集體前往鹿兒島拜訪西鄉，向他求教。彼時西鄉隆盛的言行被整理記錄為《南洲翁遺訓》，由副島種臣執筆作序文，並於翌年一月出版。到1894年（明治二十七年），勝田孫彌編寫了第一本西鄉隆盛傳記——《西鄉隆盛傳》。此後，以西鄉為主角的《遺訓》《言行錄》《逸話》《豪傑談》等出版物便層出不窮。

在這些作品中，人們著重強調了西鄉隆盛的“仁政主義”，把他當作政治腐敗的對立面。此外，中岡慎太郎曾盛讚西鄉稱：“此人有學識，有膽略，常寡言而善思慮雄斷，偶出一言則貫人肺腑。”（《時勢論》，1865年左右）坂本龍馬初見西鄉隆盛時也曾感慨：“西鄉是蠢蛋，如果他是蠢蛋，就是個大蠢蛋。”“這人用力敲打便作巨響，輕輕敲打便只作小聲。”（勝海舟《冰川清話》）連勝海舟也說：“我不及西鄉之處，就在於他的大膽識與大誠意。僅憑我一言，他便孤身一人進入江戶城。我平日多少也會動用權謀，而西鄉這人至誠至真，我便不忍欺瞞。”（出處同上）這些話語都向日本國民大力宣揚了西鄉隆盛的性情之偉（至誠、膽識、坦率、公平、無私等），以及他對近代日本的形成做出的貢獻之大。

而由高村光雲等人製作，並於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揭幕的上野西鄉隆盛牽狗銅像，又給西鄉隆盛的評價增添了一絲人性化的魅力，或者說平民氣息。

軍國主義的“國民英雄”

然而，這些都成了後來西鄉隆盛被賦予的新角色的序曲。

記者朝比奈知泉在1925年刊行的《明治功臣錄》中，感嘆西鄉隆盛及其身邊志士“若當初得擁精銳以解決朝鮮及支那問題，方今世間喧嚷之東洋經營，早已於四十年前快刀斬亂麻，萬事了結矣。每每想來，無不遺憾至極”。渡邊幾治郎則在1937年（昭和十二年）的小論《新日本建設者》中指出，西鄉隆盛的聲望逐年上升，如今已被奉為“國民英雄”，此乃西鄉隆盛的“崇高人格與至誠之力”所致，與楠公及乃木大將、東鄉元帥並駕齊驅。渡邊認為，西鄉的真實形象主要體現在1873年（明治六年）的征韓論一事中，當時他做好了被“暴殺”的心理準備，主張作為使節親赴朝鮮，這正彰顯了西鄉“不惜生命的至誠”與“國家經綸之大見識”。他還這樣說：自幕末以來，西洋文明東漸，尤以俄國東進之勢最盛。他將這一時勢看在眼中，並為東亞前途與帝國未來深深憂慮。常言先發製人，而後發受制於人，不待彼來而我先往，此乃他對朝鮮、台灣、樺太即庫頁島。之意見的根基。這段文字指出，西鄉的精神正是推進“大東亞共榮圈”的思想先驅。

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在即的1941年（昭和十六年）夏天，在鹿兒島創建政治結社“西​​鄉黨”的竹崎一二的兒子竹崎櫻岳曾寫下《肚之西鄉》“肚”在這裡指“氣概”“膽識”。，文中對已逝的西鄉這樣評價道：若聽從此公明治六年所言，徵朝鮮而討支那，則今日錦旗必遠插南洋，英美無可縱橫，何止當下之東亞共榮圈，當振世界共榮之大旗，令得八纮一宇之聖德遠播萬國。另有如下敘述：外交唯“肚”，唯“斷”。絕不可恐懼外國，如今踐行絕不算晚。我等當一億一心，協力奮進，誓要奉獻一切，翼贊東亞大業。文中還提到,“無識之女眾乃至女學生，為卜戀情之成敗”，還有“學生比試呼吸之強弱”，朝上野的銅像“呼吹飽浸唾液之紙屑，或向其肚，或向其臉，如落花紛飛”，將銅像玷污（《肚之西鄉》）。這些描述與人們的普遍印象之間的落差固然有趣，但從中亦可看出，當時的西鄉作為“大陸之一人柱人柱，古代日本在修建大型工程時以活人作為犧牲祈求進展順利的一種傳統習俗。”（田中惣五郎《明治維新運動人物考》，1941年），被人們賦予了軍國主義英雄的形象。

戰後歷史學界對西鄉隆盛的評價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之下，戰後歷史學界對西鄉隆盛與士族叛亂給予了極為嚴苛的評價。學界一直認為，由於新政府採取開化政策，士族曾經享有的封建特權遭到剝奪，感到不平與不滿的士族因此要求恢復特權，同時視維新後的外交政策為“開國和親”並予以反對，最終發起叛亂。而西鄉隆盛也一直被定位為這些不滿士族的軸心。

遠山茂樹的《明治維新》（1951年）以西南戰爭的結束為論述的終點，那是因為他判斷到此時為止，要想讓歷史進程倒退已然不可能。井上清的《日本軍國主義》（1953年）和後藤靖的《士族叛亂的研究》（1967年）通過對西鄉隆盛的人生軌跡和士族叛亂的具體分析，進一步鞏固了這種見解。圭室諦成則在《西鄉隆盛》（1960年）中認為，“唯有從（西鄉）遵照擁有世界性視野的諫言者勝海舟所提出的路線，以平定時局為方針採取行動，直到明治維新的四年間”，才是“西鄉傳記中最為精彩的部分”。該著作還斷定，西鄉隆盛在維新之後的言行“皆為反動”。井上清還在《西鄉隆盛》（1970年）中對之前自己提出的論述進一步展開說明，認為西鄉作為創造歷史的人“被歷史完全超越”“被歷史擊敗了”。而在近年，還有一種一度出現的主張再次受到關注，這一觀點認為西鄉隆盛並非所謂的征韓論者，他所主張的其實是通過和平交涉解決問題。

如今，西鄉隆盛與士族叛亂在歷史研究者眼中已不再是富有吸引力的課題，但對西鄉隆盛的論說自同時代人開始一直延續至今，立論之人亦數不勝數。在為數眾多的所謂維新元勳當中，唯此一人被重重傳說包裹，並在時代的推移中不斷被探討琢磨，反复受到稱頌。

在本書中，筆者無意為早可謂汗牛充棟的西鄉隆盛傳記群添磚加瓦。後世對西鄉隆盛的推崇最突出其無私無欲的人生，“不懼強權之豪俠天性”，以及膽識與決斷力等人格魅力。然而，要想研究西鄉隆盛，首先必須把他作為一個歷史當中的人物加以認識。西鄉隆盛是明治維新的最大功臣，卻為何掀起了當時最大的武裝叛亂？而這個挑起叛亂的西鄉隆盛，為何在死後不久便得到赦免，並被封為“朝臣”？他的形象為何會在日本帝國面臨危機時頻頻被憶起，甚至以“西鄉傳說”這一不斷變化的形式深入民眾之中？我認為，這些問題中隱藏了闡明明治政府及其官僚制度之性質的關鍵，同時也指向了近代日本發展的本質性問題。

朝比奈知泉曾說，西鄉隆盛“絕非平凡歷史家所能描繪之英雄，其人格之高大，亦非頭腦冷漠之學者所能評判”。我認為，只有將西鄉隆盛的人生軌跡放到近代天皇制國家成立的過程以及兩者之間的關係之中，其本質才能得到闡明。故本書以此為課題，嘗試對其進行解讀。書中引用史料基本來自公開刊行之校訂本。關於西鄉隆盛生平，已有《西鄉隆盛全集》出版發行，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等人的書信則大多收錄於《日本史籍協會叢書》。

另，在1872年（明治五年）日本正式改用太陽曆之前，本書日期皆為陰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