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序
完成這本書花費了我五年時間，回想起這段歲月真是百感交集。由於某種不便說明的原因，我主要在每年春季和夏季的幾個月裡做檔案研究，這期間我要長時間封閉在冷光燈和恒溫空調構成的空間裡。在堪薩斯州的阿比林，當我從艾森豪威爾圖書館驅車趕回汽車旅館時，正好看到太陽從地平線上徐徐落下，映襯著旁邊座位上一堆搖搖晃晃的複印件——這就是我今天的收穫，全是寶藏（魔法器？）和只有我能找到的運勢圖。在得克薩斯州奧斯汀市，從哈裡‧蘭塞姆人文學科研究中心通往我在鬧市區的陰暗住所的立交橋上，塵土飛揚、車流不息的路邊，我是黃昏暮色中唯一步行的路人。在這家汽車旅館中，所有浴塞都被拔掉了，以防止有人在洗澡水裡接入吐司爐或其他電器而自殺。當然，我從來沒有想過要自殺，但是由於長期遠離塵世，有時確實能感到，從深遠時空中發出的對我事業的譴責。
也有心情愉快的時候，比如一張本來只是匆匆一瞥就放下的紙片，忽然從中意外發現了什麼寶藏，讓我高興得直拍桌子。這些偶然的發現有力地證明了基礎研究比在線搜索更重要。如果說，當整個世界似乎都在享受戶外日光浴時，沉浸在滿桌子檔案資料中的我也能體會到什麼樂趣的話，那就是：在錯綜複雜的關係線索中不斷發現的樂趣。這些線索不會越來越疏離分散，或形成難解的死結，而是越來越緊密關聯，形成清晰的“證據鏈”。
隨之而來的是擔心。當我把成捆的文獻資料打包郵寄回家時（實在是太多了，無法隨身攜帶），我常常擔心它們誤入歧途。因為航空郵件太貴了，只好選擇普通郵寄，這讓我總是比它們早幾個月到家。最終，每個包裹都按時送到了。這些資料越積越多，在我床底下的箱子裡保存了許多年，直到伯明翰大學美國和加拿大研究部的斯科特‧盧卡斯（Scott Lucas）教授好心地同意取走它們。相比以前的情形，在他那裡翻檢這些資料要方便得多。
還有恐懼。但不是我母親感到的那種（她確信我會被中央情報局綁架，而我覺得他們應該還無暇顧及）。我的恐懼是害怕被操縱或玩弄而帶來的欺騙。有些欺騙是明目張膽的，以至於使人無法相信；另一些則易於理解。我採訪過的許多人都是職業的說服者，他們接受過（“必要的”“崇高的”“愛國的”或者其他的）說謊技術的訓練，因此對他們所謂的真話很難評估。除了類似愛國主義、保密協議和榮譽守則等常見的藉口外，有些謊言和假像編造得很隨意：比如某某人不知道自己是誰，在世界上處於什麼位置；某某人坐立不安；某某女士與總統有染，然後被謀殺了。還有無處不在的辦公室的飛短流長……但是，偶爾會遇到用心險惡的招數，貌似不經意的一個舉動就可能像火焰噴射器那樣一舉毀掉一個人的聲譽。
相反，那些因自己天性純真而輕信，且未經過任何正規培訓的人，通常是糟糕的說謊者。這種情況多嗎？我該讓誰擔任審查官？如何恰當地描述自己從未經歷過的這段歷史？如何理解戰後世界緊張而可怕的現實？如何理解文化、政治及其錯綜複雜、相互矛盾又相互影響的關係？
本書出版後，歐文‧克里斯托爾寫信給我，認為我的“整個政治思想觀點”是“偽善的”。另一位通信者則欣喜地報告說：“沃爾特‧拉奎爾討厭（這本書）並懷疑它是由一位天主教神父寫的。”
我不確定自己能否勝任這個角色。我贊同伏爾泰的主張，任何一個被定罪的人都應該獲得辯護。我信奉米蘭•昆德拉的“不確定性的智慧”是所有理性分析的準則。《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可以被描述為關於定罪的辯論（這可以區別于信仰、信念或價值觀），運用的是以一種定罪反駁另一種定罪的分析方法。在文化冷戰高度政治化的背景下，這種拒絕偏袒任何一方的做法被貶義地認定為相對主義或中立主義。它不能為任何一方的立場或情感所容忍——蘇聯和美國都致力於破壞中立主義，而本書所關注的重點——西歐，也採取了非常相似的戰術。
本書並非是要在雙方之間找出一個道德上的平衡點。我不同意一些評論家對本書的看法，他們認為這本書對共產主義態度軟弱，低估了蘇聯及其衛星國在文化領域缺乏自由、長期高壓和令人沮喪的鉗制措施。肖斯塔科維奇應該感到沮喪嗎？他完全有理由沮喪。但是，當蘇聯藝術委員會要求製作一幅他的半身肖像時，委員會主席卻下令：“我們需要的是樂觀的肖斯塔科維奇。”（私下裡，作曲家對這種矛盾的說法感到慶倖。）我關注的是思想自由，而極權國家無法容忍肖斯塔科維奇對死亡的沉思和對虛妄願景的嘲諷。極權國家只能有官方規範的正統思想（事實如此），不需要民主。從本質上說，民主對所有思想都是開放的，因此它也不可避免地會包含某種程度的極權思想。
對立意識形態的民主辯論，和由極權機構控制的民主辯論混雜在一起，但兩者是不同的。麥卡錫和那些為宣傳攻勢提供理論辯護的反共產主義者們，對這種區別視而不見。正如1994年休‧特雷弗-羅珀接受我採訪時所說的那樣：“任何不支持我們說法的就是反對我們，我們要把任何一個明確反對共產主義的人當盟友，並且必須把反對共產主義的程度和深度作為衡量人們政治美德的標準。那樣的話，希特勒豈不成了盟友。”“麥卡錫主義”打著民主的旗號，卻在運用極權主義的伎倆。如果說這是美國人良心上的污點，那麼它是虔誠的還是高尚的?畢竟，美國沒有集中營。或者說，這是“次邪惡主義”的辯護。作為一種觀點，我認為它起源于艾賽亞•伯林所說的“反啟蒙”，即非理性的思想。為什麼一個民主國家會慶倖自己沒有集中營呢？
反事實的想像在冷戰時期大行其道。喬治‧奧威爾的“雙重思想”概念（現在已是陳詞濫調，但在原著中非常貼切）揭示了理論家篡改事實的機制。雙重思想即是“知道全部真實情況，卻扯一些滴水不漏的謊話……用邏輯來反邏輯，一邊表示擁護道德一邊又否定道德。”當然，這是奧威爾在向極權國家維護其自身利益的這種方式發出危險的警告。然而，正是這種“雙重思想”給我們帶來了“文化自由代表大會”，它由支持和建立右翼獨裁政權的中情局贊助、管理（並最終解散）；正是這種“雙重思想”為一場名為“戰鬥的自由”的運動贏得了聲譽；正是這種“雙重思想”堅持為自由不惜付出任何代價，使反共事業陷入了越南的叢林；正是這種“雙重思想”使亨利‧基辛格贏得1973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這促使湯姆‧萊勒說他將從喜劇事業退休，因為他沒有辦法不去諷刺斯德哥爾摩的諾獎評審委員會）。
冷戰真正令人恐懼的，不在於對某一個商店櫥窗的曠日持久的爭論，而在於它製造了虛假的現實。《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一書想問的是，知識分子在多大程度上捲入了造假，還不可思議地誇大它們。與其說這是一部思想史，不如說是知識分子的歷史，尤其是紐約知識分子的歷史，那些強大飽滿的男女組合，源源不斷地投身到文化冷戰的最前線。他們在意識形態和文學辯論的溫室中，培育出許多重要的作品（如丹尼爾•貝爾的《意識形態的終結》，漢娜‧阿倫特的《極權主義的起源》，大衛‧里斯曼的《孤獨的人群》，僅舉幾例）。起初，他們的觀點僅出現在不起眼的《黨派評論》《評論》和其他“小雜誌”上。然後，作為中情局組建的文化聯盟的一部分（不管其知情與否），他們突然間吸引了國際觀眾。
這些冷酷的鬥士，無法擺脫極端不滿的習慣（和知識分子的風格），不願意超越這個身份，並沒有因為共產主義的崩潰而變得成熟起來。與他們見面總有一種令人興奮的經歷，但有時也會令人生厭。他們爭執的對象已不復存在，到了老年，他們因為失去這個對手而更加沮喪。現在，他們在馬鞍上吱吱作響，將生銹的長矛對準了新的目標——婦女運動、新左派、黑人權力、單身母親、移民、以及奏國歌時未能站起來的人。這種“解放”的浪潮並不是他們所希望的自由，他們對此感到崩潰而束手無策。我記得在華盛頓的一家餐館裡，科德•邁耶嚼著（我用最後幾美元買來的）菲力牛排，停下來只是為了吐出一句尖刻的話，說，多元文化主義的唯一成就，是讓人找不到一個會說地道英語的侍者。幾天後，歐文•克裡斯托爾為美國企業研究所食堂提供的“乏味的”菜單——“墨西哥周”向我道歉，然後特意點了一份漢堡包。
“民主”已經變得過於民主了，它不再聽從智者的建議。新一代不需要智者。他們在世界中爭吵，迷失了自己。當我想到他們時，就想起了格特魯德‧斯坦因的評論：“美國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國家，因為它是第一個進入20世紀的國家。”
《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也有它自己的冒險經歷。1999年在英國出版，當時開播了一個時事廣播節目，來賓是著名的大律師亨利‧基辛格和我。我因為緊張而變得沉默，竟為基辛格的指甲所吸引，發現這些指甲被咬得好快啊。他中途離開演播室，顯然對轟炸柬埔寨和推翻薩爾瓦多•阿連德是非法的說法感到不滿。在美國，本書在最後的定稿階段被原出版商拒絕了，他們認為我沒有充分重視“美國的事業是正義的”和“中情局等是站在天使一邊”的觀點。因此，本書最終未能被自由出版社（又一個矛盾的修辭？）所接受，而是在新出版社（New Press）的安德烈‧希夫林（André Schiffrin）的大力支持下才得以出版。在羅馬的一次新書介紹會上，我被夾在兩個演講者中間，他們非常生氣，相互沖來撞去。幸好，在我的襯衫領子被撕破之前，出版商進行了干預。2007年在倫敦的一次招待會上，我被介紹給時任英國首相的戈登‧布朗（Gordon Brown），他說懷著極大的興趣閱讀了本書，他認為在目前的情況下，文化戰是一件好事。讀者們會明白，那不是我最驕傲的時刻。我不喜歡本書可能被某個政府（或任何政府）用來作為“軟實力”行為的指導手冊。但是，正如有人曾經說過的那樣，最具諷刺意味的就是諷刺作家正生活在他的諷刺作品之中。
自從1999年以英文首次出版以來，《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曾以法文、德文、意大利文、阿拉伯文、土耳其文、保加利亞文、中文、葡萄牙文、希臘文和西班牙文出版。目前正在準備俄文版。我衷心感謝所有的編輯和翻譯，他們促成了本書的出版。
弗朗西絲‧斯托納‧桑德斯
2013年4月於倫敦
第一章 一具優雅的屍體
有一個與世隔絕的地方
無論過去還是未來
都是陽光照射不到的地方
——T. S. 艾略特：《焚毀的諾頓》
歐洲在戰後一個嚴寒的黎明醒來。1947年的冬天是氣候最惡劣的季節。從1月到3月，一股冷風橫掃德國、意大利、法國和英國。聖特羅佩降了大雪，狂風呼嘯，積雪如山，交通斷絕，浮冰堵塞了泰晤士河口；運載著食品給養的火車轉眼之間就凍在鐵軌上；駛往巴黎的運煤船被冰塊堵在水上航行不得。哲學家艾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對這座城市之寒冷“膽戰心驚”，他寫道：“空曠、寥無人跡，就像一具優雅的屍體。”
整個歐洲，供水系統、下水道排汙以及其他大部分生活設施癱瘓；食物供應日減，煤的儲備不斷減少，因為煤礦工人要費很大力氣才能開動被凍得結結實實的風鑽，冰雪稍微融化緊接著又凍結起來，厚厚的冰層封死了運河和道路。英國的失業人口在兩個月之內增加了100萬。政府和工業都在冰雪中停止運作了。生命似乎已被凍僵：400萬頭羊、3萬頭牛凍餓而死。
在柏林，後來擔任西德總理的威利•勃蘭特（Willy Brandt）發現這座城市“面臨新的恐怖”，似乎預兆著全歐洲的崩潰。嚴寒就像“一頭狂怒的野獸，向人類襲來，把他們都趕回家去閉門不出。但是他們發現家也並不是安全的避難之所。窗戶沒有玻璃，他們不得不用板條和灰泥板釘在窗戶上。牆壁和天花板也是千瘡百孔，人們只好用紙和破布來封堵那些洞孔和縫隙。他們把公園裡的木椅劈成木條拿回家來取暖……成百上千的老人和病人凍死在床上。”1作為應急措施，每戶德國家庭分配到一棵樹作為取暖之用。1946年初，鐵爾加滕公園裡的樹木已被砍伐光了，留下一片樹樁，公園裡的雕塑矗立在光禿禿的冰凍泥地上；到了1947年的冬天已經不得不砍伐著名的格倫沃爾德的樹林了。大雪雖然覆蓋了這座被炸成廢墟的城市，卻掩蓋不住希特勒對德國的狂人癡夢帶來的災難性後果。柏林就像變成廢墟的迦太基一樣，成為一座死氣沉沉、寒冷刺骨、陰森可怖的城市，已經被打敗、征服和佔領了。
惡劣的天氣無情地宣告冷戰已是看得見摸得著的現實，長驅直入地進入了雅爾塔協定之後的歐洲新地理格局。領土的疆界多邊化，人口結構分裂。駐法國、德國、奧地利和意大利的盟國佔領政府不得不費盡心思來應付多達1300萬離開故土、無家可歸的退伍軍人。盟國人員紛紛湧入被占區，人數大大膨脹，使問題更加嚴重。越來越多的人被迫離開家園，加入了已經居住在公共建築物的廳堂裡、火車站、地下掩體和已被炸毀的市區的人群之中。克拉麗莎•丘吉爾（Clarissa Churchill）曾作為英國軍事管制委員會的客人前來柏林訪問，“在居住地點和物質供給上都受到了照顧，使我免遭當時的騷亂和苦難的影響。我被安置在前納粹人員的住房裡，可以在溫暖的臥室裡踱步，撫摸著鑲有花邊的床單，瀏覽前主人留在書架上的書籍，這樣的經歷使我感到征服者一絲淡淡的、溫暖的喜悅；但是在我走過短短的一段街道，或者造訪一處德國人居住的沒有暖氣的公寓之後，這種喜悅的心情立刻就煙消雲散了。”2
勝利者確實有過一段春風得意的日子。1947年，一條美國捲煙在美國軍事基地只需花50美分就能買到，而在黑市上卻要賣1800第三帝國馬克，按官方匯率折合180美元。按這一匯率，只要用4條煙捲的錢就可以雇用一支德國樂隊來為晚會演奏助興，用24條香煙就能換來一輛1939年生產的奔馳汽車。青黴素和“白色證書”（證明持證者與納粹沒有牽連）是索價最高的東西。在這種經濟狀況下，來自愛荷達州的勞工階級出身的大兵在這裡可以過上現代沙皇般的生活。
在巴黎，維克多•羅斯柴爾德（Victor Rothschild）中校作為拆除未爆炸炸彈專家的英國軍人，在解放日當天就來到了這座城市。他和家人在馬裡尼大道接收了一幢房子，這所房子原來是納粹人員徵用的。他在這所房子裡款待年輕的情報官員馬爾科姆•馬格裡奇（Malcolm Muggeridge），喝的是陳年香檳。男管家原本是為德國人服務的，據他說，一切都還保持著原樣。身為百萬富翁的情報官員約翰•海•惠特尼（John Hay Whitney）徵用了裡茲飯店，他在那裡接待過斯科特•菲茨傑拉爾德（Scott Fitzgerald）在普林斯頓大學的同窗好友大衛•布魯斯（David Bruce），他還帶來了厄內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和一批解放者。為了這次招待客人，主人向飯店經理訂了50瓶馬丁尼雞尾酒。同大衛•布魯斯一樣，海明威也在美國戰時秘密情報機構戰略情報局工作過。他那次就在裡茲飯店裡擁著他的威士忌酒瓶住下了，在微醺的狀態中接待了神經質的埃裡克•布萊爾（Eric Blar），即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還有性格豪爽的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和她的情人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tre）。那一天他喝得爛醉如泥，第二天，宿醉給他帶來有生以來最厲害的一次頭痛。
《語言、真理與邏輯》一書的作者、哲學家加情報官員A.J.“弗雷迪”•艾爾（“Freddie” Ayer），乘坐著由司機駕駛並配有軍用無線電的大型布加迪轎車招搖過市，一時成為巴黎人所共知的人物。亞瑟•凱斯特勒帶著他的情人瑪梅因•佩吉特（Mamaine Paget）和安德烈•馬爾羅（André Malraux）一起用餐，喝伏特加酒，吃薄餅夾魚子醬和西伯利亞蛋白奶油甜點，喝得醉醺醺的。還是在巴黎，一位美國外交官的夫人蘇珊•瑪麗•艾爾索普（Susan Mary Alsop）在她“鋪滿奧布森地毯和備有美國名牌香皂的住宅裡”舉行一系列的社交聚會，但是當她跨出她家門檻，她就看到“人們面容陰沉憔悴，一眼就能看出他們生活艱難。確實沒有食品，只有那些花得起錢到黑市上去買東西的人能買到，即使是這些人也買不到多少。麵包房裡空空如也，即使是倫普利馬耶這樣的店家，櫥窗裡和茶室裡也只能見到一塊用硬紙板做成的精緻‘蛋糕’，或者一隻裝巧克力的空盒子，上面還標有‘模型’字樣，除此之外就再也沒有別的東西了。在巴黎市郊聖翁內區的鞋店櫥窗裡，炫耀地陳列著一雙鞋子，上面標著‘真皮’或‘樣品’字樣，在這雙鞋的周圍擺放的則是一些粗糙醜陋的草制商品。在裡茲飯店門外我扔了一個煙蒂，這時一位穿著講究的老先生立即撲過去撿了起來。”3
大約也在這個時期，小說家弗拉基米爾的堂（表）兄弟、年輕的作曲家尼古拉斯•納勃科夫（Nicolas Nabokov）也在柏林的蘇聯佔領區扔了一個煙蒂，“當我轉身往回走時，看見一個身影從黑暗處躍出，把我扔下的煙蒂撿了起來。”4當這個優等民族的人在垃圾堆裡尋覓煙蒂、柴火或食物時，元首的地下掩體的廢墟卻連一個標誌都沒有留下，柏林的居民此時也沒有心緒去關心這樣的事。倒是每逢星期六，在軍事佔領政府工作的美國人手持電筒，在被炸毀的希特勒第三帝國政府大樓的地下室裡搜尋各種異國情調的物件：羅馬尼亞手槍，大卷大卷的半燒毀的貨幣，鐵十字勳章以及其他各種裝飾品。一名劫掠者找到了一些女士衣帽間，從那裡拿走了一些黃銅衣帽掛鉤，上面鐫刻著納粹的老鷹標識和“德國製造”字樣。曾經是曼•雷（Man Ray）的靈感源泉的時尚攝影家李•米勒（Lee Miller）在希特勒的地下掩體浴室裡穿戴整齊，擺出照相的姿勢。
這種有趣的事情很快就成為過去。柏林被分割為4個佔領區，整個城市則被蘇聯佔領地所包圍，就像一隻烏鴉困在巢中似的。從此柏林成了“冷戰痛楚的象徵”5。表面上，4個佔領國是在盟軍指揮部裡同心協力使德國去納粹化，並“重新為其確定發展方向”，實際上這4個大國是在慘淡的國際形勢下進行著一場意識形態的鬥爭。愛沙尼亞-俄羅斯血統的美國軍官邁克爾•喬斯爾森寫道：“我並不仇恨蘇聯人。說實話，那時我並不關心政治，所以我較容易同我認識的蘇聯軍官保持良好的個人關係。”6在蘇聯勢力範圍內建立了4個“友好”政府之後，蘇聯國內進行了大規模的審判，集中營裡人滿為患，這4個“友好”政府之間的合作受到了嚴峻的考驗。到了1947年冬天，也就是美蘇兩國的軍人在易北河會師熱烈擁抱不到兩年的時間，擁抱就轉化為相互攻擊了。“直到蘇聯的政策明顯地表現出侵略性，蘇占區的暴行每天都見諸報端……蘇聯的宣傳也露骨地反對西方，這時才喚醒了我的政治良知。”7喬斯爾森對自己的轉變過程就是這樣說的。
美國軍事政府辦事處總部的縮寫是“OMGUS”，最初德國人都認為這個詞的意思是英語的“公共汽車”，因為美國人徵用的雙層公共汽車車身兩側都印有OMGUS字樣。當OMGUS的軍官們不再監視其他三國的行動時，他們就坐在辦公桌前，桌上堆滿了到處散發的“個人情況調查表”，每個德國人在求職時都必須填寫這種表格，內容包括國籍、宗教信仰、有無犯罪記錄、教育程度、專業資格、就業和服務狀況、著述和演講、收入和資產、出國旅行經歷等等，其中當然還有政府歸屬和派別。把所有的德國人都過一遍篩子，不放過一絲一毫“納粹主義和軍國主義”痕跡，確實是一項要命的案頭工作，常常令人心煩。即使是一個在第三帝國政府大樓裡清掃過道的勤雜工也不免要列入黑名單，但是希特勒時期的許多工業家、科學家、管理人員，甚至高級軍官卻悄悄地被留用。為了保證德國不致就此崩潰，真是想盡了辦法。
對於一名情報人員來說，無休止地填寫個人情況調查表絕對不是處理納粹政權遺留下來的複雜問題的好辦法，於是喬斯爾森採用了不同的方法。哲學家、當時為倫敦的軍事情報六處工作的斯圖爾特•漢普夏爾（Stuart Hampshire）回憶道：“當時我並不認識喬斯爾森，不過我聽說過此人。他在整個情報圈裡名氣很大。他是一個全才，不管什麼事他都能做成。確實是任何事都難不倒他。如果你想越過俄國邊界，這本來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喬斯爾森能幫你辦到。如果你想請一支交響樂隊，喬斯爾森也能幫你如願以償。”8
喬斯爾森能流利地說4國語言，而且不帶任何口音。他確實是美國佔領軍軍官中的一筆寶貴財富。再說，他對柏林了如指掌。他於1908年出生在愛沙尼亞的塔爾圖，父親是一位猶太裔木材商。喬斯爾森於20世紀20年代初首次來到柏林，混跡于蘇聯十月革命後移居外國的巴爾幹僑民之中。他的親人被布爾什維克殺害，再要回到塔爾圖已不可能，這樣他就成了亞瑟•凱斯特勒稱之為“人渣”的男男女女中的一員。這些人的生活在20世紀破碎了，他們不再為他們的故土所接受。喬斯爾森進了柏林大學，但他沒等拿到學位就離校到一家叫作金伯爾斯•薩克斯的百貨公司當了採購員，後來又成了這家公司派駐巴黎的代表。1936年他移民到美國，不久就加入了美國國籍。
喬斯爾森於1943年應徵入伍，他的歐洲背景顯然使他成為諜報工作或從事心理戰的理想人選。他真的受命加入駐德國的心理戰處（PWD）的情報科。他成為由7人組成的審查小組的一員（這個小組的代號叫羅森堡小組，因為組長是艾伯特•G．羅森堡，即Albert G.Rosenberg上尉）。小組的任務是每週審訊數百名德國囚犯，目的是“儘快將堅定的納粹分子和非納粹分子加以甄別，將他們分開；甄別哪些人說了謊話，哪些人吐露了真情；哪些生來話多，哪些人天生守口如瓶。”9喬斯爾森於1946年去職，但他繼續留在柏林，在美國軍事政府中擔任文化官員，後來又在國務院和美國高級專員公署任公共事務官員。他的職責是審查德國新聞界、廣播和娛樂媒體人員的工作，所有這些被審查者在清除納粹分子的行動中全部停職接受審查。
在同一個處工作的還有尼古拉斯•納勃科夫。他是一個白俄，在1933年移居美國之前曾作為僑民居住在柏林。納勃科夫身材高大，相貌英俊，能言善辯。此人以其自身的魅力就可以輕而易舉地和別人交上朋友（自然也就有不少妻子）。在20世紀20年代，他在柏林的公寓成了移民們文化生活的中心，彙聚了許多知識界人物，有作家、學者、藝術家、政客和新聞記者。在這個放逐在外的國際群體中就有邁克爾•喬斯爾森。在30年代中期，納勃科夫去了美國。他後來頗為謙遜地說，他在美國與阿奇博爾德•麥克利什合作寫出了“第一部美國芭蕾舞劇《美滿姻緣》（Union Pacific）”。有一段時間，他與亨利•卡蒂埃-佈雷森（Henri Cartier-Bresson）兩人在紐約共有一間工作室，那時他們都是窮光蛋。後來納勃科夫寫道：“在卡蒂埃-佈雷森看來，共產主義運動肩負歷史使命，是人類的未來……他的許多觀點我都是同意的，但是，儘管我眷戀我的祖國俄羅斯，我卻無法接受或贊同如此眾多的西歐和美國知識分子熱愛共產主義的態度。他們只關注大蕭條開始後在歐洲興起的法西斯潮流，對俄國的共產主義現實卻熟視無睹，真是不可思議。在某種程度上，我覺得30年代中期的共產主義熱潮只不過是一種瞬間即逝的時髦，而蘇聯的宣傳機器又十分巧妙地編造了一個有關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的神話，這也助長了熱衷於共產主義的思潮。”10
1945年，納勃科夫同W.H.奧登（Auden）和J.K.加爾佈雷思（Galbraith）一起加入了駐德國的美國戰略轟炸調查部隊的風紀處，在那裡結識了從事心理戰的人員，結果他自己也在新聞管制處謀得了一個職位，與他的故交邁克爾•喬斯爾森成了同事。納勃科夫是作曲家，因而被分配在音樂科，他的任務是“利用心理和文化武器摧毀納粹主義，促進一種真誠地建設民主德國的願望”。11他的工作是“把納粹分子從音樂界驅逐出去，給那些我們認為‘清白的’德國人頒發許可證（即讓他們享有從事音樂專業的權利）”，“監控德國音樂會的節目，以確保這些節目不能變成宣揚國家主義的方式”。在一次聚會上，一位美國將軍介紹納勃科夫說：“他是內行，他會告訴德國人該怎麼做。”12
喬斯爾森和納勃科夫成了意氣相投的夥伴，雖然有些出人意料，因為納勃科夫感情豐富，喜怒必形於色，而且不守紀律，總是遲到；喬斯爾森則含蓄，思想境界很高，做起事來一絲不苟。但是他們兩人同是流亡者，確實有著共同語言，而且兩人都仰慕美國這個新世界，相信只有在這塊土地上，舊世界才能確保其未來。戰後的柏林極富刺激性，充滿著計謀和鬥爭，對他們兩人都有某種吸引力，因為這個地方為他們發揮創新才能和有所作為開闢了廣闊天地。納勃科夫後來寫道，他們兩人一起在搜尋納粹分子方面“做了許多卓有成效的工作，為音樂事業未來的發展保護了少數指揮家、鋼琴家、歌唱家和一些樂隊演奏家（他們之中的大多數是理應受到保護的，其中有些人至今尚健在）。”13他們經常違反當時官方的旨意，在肅清納粹分子的工作中採取了務實的態度。他們認為，藝術家與其他人並無多少差別，過去在納粹的統治下，不能要求他們始終做到出淤泥而不染。有一位同事後來是這樣解釋的：“喬斯爾森真心誠意地認為，在十分艱難的形勢下，對於知識分子的所作所為，就不能按一時一事來加以判斷和評價。他懂得德國的納粹主義是一種複雜而矛盾的怪異現象。美國人不瞭解這一點，他們只是半路上插進來指手畫腳。”14
1947年，指揮家威廉•富特文格勒經歷了一場特殊的災難。儘管這位指揮家曾公開反對納粹當局將保羅•興德米特稱為變節分子，但是後來他還是與納粹當局達成了某種互利的和解和妥協，因而得以擔任普魯士州的議員及納粹當局任命的其他高級職務，同時在整個第三帝國時期繼續擔任柏林愛樂樂團和柏林國家歌劇院的指揮。到了1946年，也就是他的案子首次引起盟國管制委員會重視的一年半之後，這位指揮家在柏林舉行的藝術家特別法庭審判中受審，案子審理了兩天，結果判決卻含糊其詞。審理團對他的案卷研究了好幾個月，忽然喜從天降，盟國管制委員會為他洗清了罪名，這才使他1947年5月25日能在美國徵用的泰坦尼亞宮指揮了柏林愛樂樂團的演出。在喬斯爾森留下的文件中有一份備忘錄，其中提到他在這個案件中所起的作用，局內人將其稱為富特文格勒的“突變”。他寫道：“富特文格勒逃過此難，免遭肅清納粹分子程序的羞辱，在處理這個案件中，我是起了重大作用的。其實富特文格勒從來就沒有加入過納粹黨。”15在做這件事的過程中，他得到了納勃科夫的幫助，不過，多年之後他們兩個對此案的詳情都言辭含糊。1977年，納勃科夫曾問喬斯爾森：“我不知道你是否記得富特文格勒是大約哪一天跑到了東柏林舉行了一次記者會，在會上揚言說，如果我們不立即還他一個清白，他就去莫斯科？我記得把他從蘇占區弄出來，到了我住的地方，這件事好像同你還有關係，是不是這樣？我記得麥克盧爾（McClure）將軍當時對富特文格勒的行為有點生氣……”16
一位美國官員發現富特文格勒這樣的人物一個個地被宣佈為清白無辜而感到十分憤慨。1947年4月，巴登•符騰堡的美國軍政府主管戲劇和音樂的負責人紐厄爾•詹金斯（Newell Jenkins）憤怒地要求解釋清楚，“許多音樂界知名的納粹分子至今仍極為活躍，究竟是怎麼回事”。同富特文格勒一樣，赫伯特•卡拉揚（Herbert Karajan）和伊麗莎白•施瓦茨科夫（Elizabeth Schwartzkopf）也被盟國管制委員會宣佈為清白無辜，雖然在他們的履歷中不乏可疑之處。在卡拉揚一案中，他的經歷曖昧確是無可爭辯的事實。他在1933年就是黨員，從來都毫不猶豫地在音樂會演奏納粹鍾愛的《霍爾斯特•韋塞爾之歌》。他的敵人稱他為“党衛軍上校馮卡拉揚”。但是，儘管他擁護納粹政權，他還是以柏林愛樂樂團無可爭辯的“國王”身份複出。柏林愛樂樂團在戰後的年代裡被樹立為反對蘇聯極權主義象徵性的堡壘。17
伊麗莎白•施瓦茨科夫曾為東部前線的党衛軍舉行音樂會，在戈培爾主持的宣傳性電影中扮演角色，被戈培爾列入“上帝賜福”的藝術家行列。她的德國國家社會黨黨員編號是7548960。為她伴奏的半猶太血統的彼得•蓋爾霍恩（Peter Gellhorn）問道：“一個麵包師傅如果不喜歡政府，是不是就應該不再做麵包了？”顯然不可能是這樣的。話雖如此，這個人在30年代還是逃離了德國。儘管伊麗莎白•施瓦茨科夫有這樣的經歷，盟國管制委員會同樣宣佈她是清白的，此後她聲名鵲起，在職業生涯中扶搖直上。大英帝國授予她“女爵士”的稱號。
藝術家在他們一生中的某個時期捲入政治之中，他們對此應該如何作出交代，這個問題無法通過一項容易出錯的肅清納粹分子的計劃就能解決。喬斯爾森和納勃科夫對這樣一項計劃的局限性是一清二楚的。鑒於此，他們不按程序辦事，應該是符合人道主義的，甚至可以說是勇敢的行動。但是同時他們又是道德混亂的受害者：為了反共之需，就要有一個把人們動員起來的振奮點，這就必須肅清那些涉嫌服務於納粹政權的分子。這一任務緊迫而秘密，其結果是凡可用來反對共產主義卻又有親法西斯嫌疑的人都獲得了寬容，前提是他們必須能夠揮舞大棒，擊向蘇聯。1977年納勃科夫致喬斯爾森函表明，當時他們實在是不得不把富特文格勒從蘇聯人手中奪過來（蘇聯人已經與他接觸，並答應接納他），而富特文格勒本人也在利用美蘇雙方的較量。1947年5月他在泰坦尼亞宮露面顯然表明在“爭奪柏林愛樂樂團的鬥爭”中，盟國決不讓蘇聯人“搶戲”。1949年，在美國贊助的文化計劃中，有一批德國藝術家獲准出國訪問，其中就有富特文格勒。1951年恢復舉辦拜羅伊特音樂節，由富特文格勒擔任指揮，儘管官方禁止演奏瓦格納的作品（出於反“國家主義”的原因），這個音樂節的主辦權還是交還給了瓦格納家族。
威廉•多諾萬（William J. Donovan），美國戰時情報機關的首腦，曾講過一句名言：“如果斯大林願意幫助我們打敗希特勒，我就願意雇用他，給他發工資。”18現在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德國人顯然“已經成了我們的新朋友，而救星俄國人卻成了敵人”。在亞瑟•米勒看來，這是一件“非常可鄙的事。在我看來，在此後的年代裡，把善惡標誌從一個國家身上撕下來，貼到另一個國家身上，道德這個概念已被從世界上抹去了，哪怕這僅僅是理論上的道德。上個月還是朋友，這個月卻突然成為敵人，這還有什麼善惡是非標準可言？在希特勒死後的8—10年間，世界上各國分化改組，重結同盟，這期間對道德這個概念採取了一種虛無主義的、甚至是一種無聊的玩笑態度，這已成為國際文化的標誌。”19
當然，反對蘇聯是有著充分理由的，因為它正從寒冷的天氣中以極快的速度步步逼近。1月份在波蘭，共產黨人上臺執政；在意大利和法國，傳言共產黨人要發動政變。蘇聯的戰略家們利用戰後歐洲普遍的不穩定局面，抓緊時機向西推進。斯大林政權幹勁十足，而且富於計謀。這個政權的不可動搖的決心和頑強精神，以及其豐富的想像力，都是西方各國政府難以望其項背的。蘇聯部署了一支以非常規武器裝備起來的部隊，滲入歐洲人的意識，軟化他們的思想，促使他們倒向蘇聯。蘇聯開闢了廣泛的戰線，有些是新的，有些則是威利•芒曾伯格（Willi Munzenberg，克里姆林宮戰前秘密宣戰的高手）1940年去世後中斷現在又恢復起來的。工會、婦女運動、青年組織、文化機構、新聞出版界等等都成為他們進攻的對象。
蘇聯在利用文化作為政治攻心戰的工具方面可謂行家裡手。在冷戰開始後的最初幾年裡，他們把文化作為政治工具的主要形式，曾在這方面做過不少工作。由於蘇聯缺乏美國那樣的雄厚經濟實力，更重要的是它又不具備核力量，於是斯大林政權就集中力量，要在“爭取人心”的鬥爭中打一個勝仗。儘管美國在新政時期在文化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在進行國際文化戰方面卻毫無經驗。早在1945年，一位情報官員就預見到這種非常規的戰術，而蘇聯現在正在採用這種戰術。這位情報官員曾給戰略情報局局長多諾萬寫過一份報告，其中有這樣的話：“在國際上施加壓力，既有‘和平方式’，也有‘好戰的方式’。原子彈的發明使兩者之間的平衡狀態發生變化，重點將有所轉移。我們應該預見到‘和平方式’的分量顯然將會加重。我們的敵人將更加放手地進行攻心戰，對我們進行顛覆、破壞和施加……壓力，而我們也只好甘心地承受他們的侮辱。我們極力想避免戰爭悲劇重演，所以我們自己也要充分利用和平方式。在戰爭爆發之前瓦解敵人意志的時期、在戰爭已經爆發的時期以及戰後控制局勢的時期，‘和平方式’都變得越來越重要了。”20
這份報告極富預見性。它為冷戰下了一個定義：冷戰就是心理戰，就是用“和平方式”屈敵，也就是用宣傳的武器來瓦解敵方的立場。在柏林發軔的幾次出擊就充分表明，行動的武器就是文化。文化冷戰已在進行中了。
在冷戰中，文化墮落了，這種文化生活是經過精心喬裝打扮而墮落的。正是這種文化被各佔領國用來爭個高下，以求在宣傳上得分。早在1945年，“當廢墟的周圍還散發著腐爛屍體的臭味時，俄國人即以格魯克的《奧爾甫斯》為蘇聯國家大劇院揭開了帷幕。身材粗短健壯的俄國校官們，頭髮用頭油梳理得平整光亮，帶著躊躇滿志的微笑，在燈光輝煌、豪華壯觀的將軍宮裡，同美國軍事人員一起欣賞《葉甫蓋尼•奧涅金》的演出，或與他們一起欣賞《利歌萊托》，不過此劇顯然已被賦予反法西斯的新解。演出場所裡音樂與勳章齊鳴。”21
喬斯爾森最初接受的任務之一，就是去找到德國國家歌劇院（德國歌劇院演出公司，這是唯一能與俄國國家歌劇院一爭高下的歌劇院）的幾千套演出服裝。這些服裝被納粹分子完好地保存在柏林市郊美國佔領區內一個鹽礦下面。這是一個陰雨淒苦的日子。喬斯爾森同納勃科夫一道出發去尋找這些演出服裝。在他們趕回柏林的路上，喬斯爾森的吉普車走在納勃科夫徵用的奔馳轎車前面，在高速行駛中撞上了蘇聯人設置的路障。喬斯爾森昏迷不醒，身上多處創傷，被送到俄國人的軍醫院急救。幾個蘇聯女軍醫為他縫合了傷口。當他稍稍好轉之後，就被送回他在美占區的營舍，他在那裡與一個名叫彼得•范艾克（Peter van Eyck）的渴望成名的演員住在一起。如果那天沒有蘇聯軍醫為他治療護理，喬斯爾森可能活不到今天，當然也不會成為佳吉列夫式的美國反蘇文化宣傳運動的人物。蘇聯人救活的這個人，在後來的20年中要做許多事情來破壞他們在文化上稱霸的意圖。
1947年，蘇聯設在柏林菩提樹下（Unter den Linden）大街的文化會堂隆重揭幕，這無異於發射了另一枚重磅炸彈。這一別開生面的舉措使一位英國文化事務官員驚歎不已，他帶著豔羨的口氣報告說，“這個機構超過了其他盟國所做的一切，我們這一點小小的作為與之相比真有天壤之別……它裝飾豪華，家具質地優良，不少是屬�古玩級的，每個房間滿鋪地毯，燈光異彩繽紛，室內溫度達到讓人感到熱的程度，一切都是新油漆的……俄國人幾乎徵用了一切他們想擁有的東西……裡面設有酒吧和吸煙室……真叫人流連忘返。厚軟的地毯，枝形水晶吊燈，其奢豪不亞於瑞士人開的裡茲大飯店……（這真是一個）精美絕倫的文化機構。它面向廣大群眾開放，打破了這裡許多人認為俄國人不文明的觀念。對於我們來說，蘇聯人新近大膽的創舉確實令我們感到沮喪——我們的貢獻實在太微不足道了，只有一個新聞中心，幾間閱覽室，就是這些閱覽室也因為缺煤而行將關閉！……我們應當振作起來，採取同樣大膽的行動，把英國的成就也在柏林展示出來。”22
正當英國人辦的閱覽室缺煤取暖時，美國已經鼓起勇氣開辦了“美國會堂”，向蘇聯人發起反擊了。作為一個“美國文化據點”，這個機構在寒冷的氣候中提供了舒適的閱覽室，放映電影，舉辦音樂會、報告會和藝術展覽，“一切活動的首要重點就是宣傳美國”。教育與文化關係處主任向美國會堂的工作人員發表了一篇題為《走出瓦礫》的演講，強調他們肩負著歷史性的使命：“至今很少有人有此殊榮來擔當如此重要、如此富有挑戰性的使命。你們被挑選出來，來改變這個被打敗、被征服、被佔領的德國的思想、道德、精神和文化方向，這條艱難的道路上滿布陷阱，為此你們應當感到光榮。”但是他又提到，“儘管美國在文化領域已經做出了偉大貢獻，但是德國或世界上其他地方卻並不都瞭解這一點。我們的文化被認為是物質主義，人們經常聽到這樣的評論，說‘我們擁有的是技術，是思想，而你們擁有的只是金錢。’”23
美國這個國家，普遍被認為是一片文化荒漠，美國人則是一批嚼口香糖，開雪佛蘭車，被杜邦包裝起來的市儈。這主要是俄國人宣傳的結果。美國會堂做了許多工作來扭轉人們對美國持有的固有負面觀點。一位美國會堂熱心的管理人員寫道：“毫無疑問，從美國運來的印刷品……給德國某些圈子裡的人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幾代這樣的人群一直以為美國在文化上是落後的，他們只看到一些局部，就此否定了整體。”一些歷史造成的“有關美國文化落後的陳詞濫調”，通過“讀好書計劃”已經沒有市場了，這些圈子裡的人曾經相信過這類誣衊之詞，據說，這些人已經“悄悄地表示美國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4
有些先入為主的看法則較難消除。一位在美國會堂演講的人談到“今天黑人在美國的地位”，聽講者向他提出了問題，“其中有些就不是善意的”。演講者與提問者進行了交鋒。提問者可能是共產黨人，也可能並不是共產黨人。幸虧組織者在講演後安排了“黑人演唱四重唱節目。這些黑人在會堂正常關門時間之後還唱了很久。當時的氣氛如此融洽，以致後來決定邀請這個黑人演唱組再舉行一次演出”。25美國存在的種族問題是蘇聯可資利用的一個大題目，這個問題使許多歐洲人懷疑美國是否真能實現它將給世界帶來民主的許諾。由此推斷，把非洲裔的美國人出口到歐洲，讓他們在那裡演出，可以化解這種具有破壞性的看法。1947年3月，美國軍事佔領政府的一份報告透露了“讓美國頂級黑人歌唱家到德國舉行音樂會”的計劃，“瑪麗安•安德森（Marian Anderson）或多蘿西•梅諾（Dorothy Maynor）在德國聽眾面前亮相具有重大意義”。26推銷美國黑人藝術家成為美國冷戰鬥士們的緊急首要任務。
美國對蘇聯文化攻擊進行的反擊加快了步伐。當時，美國的成就一股腦地運往歐洲，在柏林展示出來。從美國最崇高的藝術院校如朱利亞德（Juilliard）、柯蒂斯（Curtis）、伊斯特曼（Eastman）和皮博迪（Peabody）請來了歌劇新秀。軍事佔領政府接管了18個德國交響樂團，歌劇院也不少於此數。當時許多當地的作曲家遭禁，對美國作曲家的市場需求大大增加，派上了大用場。塞繆爾•巴伯（Samuel Barber）、倫納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埃利奧特•卡特（Elliott Carter）、艾倫•考普蘭（Aaron Copland）、喬治•格什溫（George Gershwin）、賈恩•卡羅•米諾蒂（Gian Carlo Minotti）、弗吉爾•湯姆森（Virgil Thomson）以及其他許多美國作曲家的新作都由政府出資在歐洲舉行首演。
經與美國的大專院校的教師、劇作家和導演商議後，制定了龐大的戲劇演出計劃。莉蓮•赫爾曼（Lillian Hellman）、尤金•奧尼爾（Eugene O'Neill）、桑頓•懷爾德（Thornton Wilder）、坦內西•威廉姆斯（Tennessee Williams）、威廉•薩羅揚（William Saroyan）、克利福德•奧德茨（Clifford Odets）以及約翰•斯坦貝克（John Steinbeck）的劇作都拿出來上演，天花板上還掛著冰柱的寒冷刺骨的劇院裡坐滿了熱情的觀眾。美國有關當局遵照席勒關於戲劇要“陶冶精神”的原則，設計了一個有針對性的精神教育劇目單。於是在“自由、民主”的主題下，上演了易蔔生的《彼爾•英特》、蕭伯納的《魔鬼的信徒》和羅伯特•舍伍德（Robert Sherwood）的《亞伯•林肯在伊林諾伊》。福斯特（Forster）、歌德（Goethe）、斯特林伯格（Strindberg）的作品則是表現“信念的力量”。高爾基的《在底層》和弗蘭茲•格裡爾帕策（Franz Grillparzer）的《金羊毛》（又譯為《美狄亞》）的教育意義則是為了宣揚“人生而平等”的思想。在“戰爭與和平”的主題下，上演了阿裡斯托芬（Aristophane）的《呂西斯特拉忒》，R.C.謝裡夫（Sherriff）的《旅程的終點》，桑頓•懷爾德的《千鈞一髮》和約翰•赫西（John Hersey）的《給阿達諾鎮的鐘》。關於“腐敗與正義”的主題，有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果戈理的《欽差大臣》，博馬舍（Beaumarchais）的《費加羅的婚禮》以及易蔔生的大部分劇作。其他主題還有“犯罪將自食其果”“道德、品味和舉止”“追求幸福”直到比較陰暗的主題“揭露納粹主義”。“對於德國人目前的精神和心理狀態不相宜”的是一切鼓吹盲從和聽任命運擺佈的劇作，因為這只能導致毀滅和自我毀滅，比如希臘的經典劇作。列入黑名單的還有莎士比亞的《愷撒大帝》和《科裡奧拉努斯》（美化獨裁統治）、普林茲•馮•洪堡（Prinz Von Homburg）和克萊斯特（Kleist）的作品（宣揚沙文主義）、托爾斯泰的《行屍走肉》（對社會的正直批評會導致與世隔離）、所有漢姆生（Hamsun）的作品（露骨地宣揚納粹思想）以及所有投入納粹主義懷抱並為之服務的劇作家作品。27
迪斯雷裡對書籍的力量十分敬畏，他在一項禁令中曾寫道：“一本書的重要性可能並不亞於一個戰役。”基於同樣的認識，美國制定了一個龐大的圖書出版計劃，主要目的就是用最有效的方式向德國讀者介紹美國。美國軍事佔領政府求助於商業出版公司，以確保“普通書籍”能夠源源不斷地運往德國。這類所謂的普通書籍被認為“比政府資助出版的書籍更容易為讀者所接受，因為它們不帶有宣傳色彩”。28但是這些書籍又確實是用於宣傳目的的。僅美國軍事佔領政府心理戰處委託翻譯的作品就達數百種之多，從霍華德•法斯特（Howard Fast）的《公民潘恩》到小亞瑟•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的《新政在行動中》，直到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的《美國的人體藝術》，此外還有專門為“最易受感化年齡的兒童”準備的德文版讀物，如納撒尼爾•霍索恩（Nathaniel Howthome）的《奇妙的故事》、馬克•吐溫（Mark Twain）的《來自康涅狄格州的美國佬在亞瑟王的朝廷上》以及勞拉•英戈爾斯（Laura Ingalles）的《草原上的小鎮》。
在戰後的德國及其他被占領土上，美國人的聲譽從出版計劃中得益匪淺，美國文化受到的贊許扶搖直上。這都要歸功於發行了一系列的圖書，如路易莎•梅•奧爾科特（Louisa May Alcott）、賽珍珠（Pearl Buck）、雅克•巴曾（Jacques Barzen）、詹姆斯•伯納姆（James Burnham）、威拉•卡瑟（Willa Cather）、諾曼•卡曾斯（Norman Cousins）、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埃倫•格拉斯哥（Ellen Glasgow）、厄內斯特•海明威、F.O.馬西森（Matthiessen）、萊因霍爾德•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卡爾•桑德伯格（Carl Sandburg）、詹姆斯•瑟伯（James Thurber）、伊迪絲•沃頓（Edith Wharton）和托馬斯•沃爾夫（Thomas Wolfe）等人的作品。
凡是作為明確的“反共計劃”一個組成部分的歐洲作家，也都被推薦給讀者，“任何對蘇聯外交政策的批評，任何對以政權形式出現的共產主義的批評，只要我們認為是客觀的，具有說服力而且又合時宜，都是適宜的讀物。”29符合上述標準的有：安德烈•紀德（André Gide）的《從蘇聯歸來》。這部著作敘述了作者本人如何從親身經歷中產生了對蘇聯的幻滅；還有亞瑟•凱斯特勒的《正午的黑暗》和《瑜伽信徒和人民委員》，伊格納齊奧•西洛尼（Igonazio silone）的《麵包與酒》。這裡凱斯特勒和西洛尼在美國的庇護下第一次亮相，此後兩人還一再露面。有些書則未獲准出版。最早被槍斃的一本書是約翰•福斯特•杜勒（John Foster Dulles）的《俄國和美國：兩個熱愛和平的近鄰》，此書被認為在這個時候出版是不合時宜的。
在藝術方面，莫霍伊-納吉的夫人為德國聽眾做了演講，介紹她已故的丈夫莫霍伊-納吉的作品以及設於芝加哥的新包豪斯學校令人振奮的發展方向。一位持相同觀點的記者這樣寫道，她的演講“為糾正我們對美國文化藝術不全面的認識提供了大量情況，這是很了不起的貢獻”。30古根海姆博物館的“抽象派繪畫”藏品展進一步加強了這種看法。這是紐約畫派，或稱之為“抽象表現主義”的畫作首次由政府贊助公開展出。觀眾一方面對這些抽象派藝術作品感到新奇和驚異，同時也從論述“現代藝術的基本思想”的講演中獲益良多，他們通過作品和演講瞭解到現代藝術純熟地利用人們熟知的中世紀繪畫來表明“藝術的抽象表現是可能的”。
納粹時期那些毫無生命力的展覽，以及納粹上臺後許多藝術家亡命美國的痛苦經歷，都表明，歐洲文化已經被法西斯浪潮的肆虐擊成碎片，最終被沖刷到新的拜占庭帝國、也就是美國的海岸上去了。據報道，有一天晚上，一位演講者在露天“為那些曾經歷紐倫堡群眾集會的聽眾大講交響音樂，聽眾人數之多，可與到體育場觀看難得一逢的體育比賽的人數相比。”31
不過也並不是所有的努力都收到最佳效果，在德國發行埃勒裡•奎因的《探案雜誌》德文版就使邁克爾•喬斯爾森這樣的人有冷水澆頭之感。本以為耶魯大學的格利合唱俱樂部（The Yale Glee Club）一定會證明在大學課程設置中列入藝術教育“極為重要，這是一服解毒劑，可以解集體主義的毒素”。32但是並非所有的人都對此深信不疑，甚至一開始在達姆斯塔德學院行不通。美國軍事佔領政府提出了一個大膽的創意，在達姆斯塔德學院舉辦“暑期新音樂課程”，結果，在新音樂問題上觀點分歧，其激烈程度幾乎導致暴亂，形成了公開的對抗。一份官方的評價得出了如下的結論：“普遍認為激進的新音樂大都一文不值，最好不要演奏，並對過分強調十二音音樂表示遺憾。一位評論家把這種音樂稱之為‘業餘音樂的勝利’……只有法國學生與眾不同。他們勢利地不懂裝懂，而他們的老師萊博維茨（Leibowitz）更表示，他認為只有最激進的音樂才是好音樂，對任何持不同觀點的人都公開表示鄙視。他的態度影響了他的學生們，學生於是就仿效他們的老師。這裡普遍認為明年的課程必須改變方向，使之能為廣大學生所接受。”33不言而喻，達姆斯塔德學院在今後的幾年中將成為音樂的先進試驗田。
但是，這些交響音樂會、戲劇和展覽都掩蓋不住1947年漫長的寒冬一個明擺著的事實：歐洲正在走向崩潰。黑市猖獗，社會動盪，罷工頻頻發生（大多數是共產黨控制的工會組織的），這一切帶來的匱乏和貧困絕不遜於最陰暗的戰爭年代。在德國，金錢失去了價值，買不到藥品和衣服；一家一家的人還住在地下掩體裡，沒有水，沒有電燈；年輕的姑娘和小夥子為了換來一塊巧克力就可以同美國大兵做性交易。
1947年6月5日，戰時美軍參謀長、現任杜魯門政府國務卿的喬治•馬歇爾將軍宣佈了一項應付這一危機的計劃。那一天是哈佛大學第296屆學位授予典禮。馬歇爾將軍在典禮上發表了10分鐘的講話。這次講話可被視為戰後歐洲命運轉變的催化劑。參加這天典禮的還有原子物理學家羅伯特•奧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美軍在西歐開始反攻的指揮官奧馬爾•布萊德利（Omar Bradley）以及T.S.艾略特。這三個人都將與馬歇爾一道接受哈佛大學的榮譽學位。馬歇爾在講話中警告說，“全世界（以及）……我們所熟悉的生活方式正處於緊要關頭”，他要求“新世界”當仁不讓地採取應急措施，向“舊世界”提供貸款和大規模的物質援助，以防止舊世界的崩潰。“現在形勢普遍不穩。整個歐洲的狀況，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同自由人類和自由文明的利益背道而馳。我們正齊心協力地改變歐洲目前的狀況。”馬歇爾宣告，“如果僅僅依靠他們自身的財力物力，緊張的經濟形勢，激烈的社會不滿情緒和普遍的政治混亂將是不可避免的。我們所堅信並繼承的西方文明的歷史基礎將被另一種東西所取代，那種東西就是一種新形式的暴政統治。我們進行戰鬥的目的就是為了在德國摧毀這種暴政統治。”34
當馬歇爾將軍說這番話時，他的目光掃過那些集合在春日陽光下青年學生的臉龐，他看到像約翰•克勞•蘭塞姆這樣的年輕人，“這些哈佛大學的年輕學士們，就像一把把火炬，即將分散開去，像一些沒有目標的火把，漸漸地熄滅，讓人感到可悲可歎。”35他決定在哈佛大學而不是在某種政府的講壇上發表演說並非偶然，他是有著深刻用意的。正是這些人應該認識到“天降大任”於美國，正是這批精英分子要擔負起一項歷史使命，那就是將全世界團結在共產主義企圖湮沒的價值觀周圍。後來大家都看到，執行並完成馬歇爾計劃的就是這批人。
幾個月之前，杜魯門總統號召（美國人）武裝起來，這一思想很快就被冠以“杜魯門主義”的稱號。馬歇爾的講話就是要強化這一思想。1947年，希臘存在著共產黨接管政權的危險，是年3月，杜魯門在國會發表講話，他用《聖經》啟示錄的語言，呼籲一個美國進行干預的時代的到來：“在世界歷史行進到當前這個時刻，幾乎每個民族都必須對其生活方式作出抉擇。這種選擇往往不是隨心所欲的。一種生活方式是以大多數人的意志為基礎的……另一種則是以少數人強加於大多數人的意志為基礎。我認為，美國的外交政策必須支持自由的民族起來反抗握有武裝的少數人或外來力量逼迫他們俯首聽命。我認為，我們必須幫助自由的民族用他們自己的方式選擇自己的前途。”36
在杜魯門講話後，國務卿艾奇遜（D. Acheson）對議員們說：“我們面臨的局勢是史無前例的。自羅馬和迦太基時代以來，世界上還從來沒有出現過現在這樣的權力兩極化，而且這兩個大國還存在著不可彌合的意識形態鴻溝。”37為杜魯門起草向國會的呼籲書的國務院官員約瑟夫•瓊斯（Joseph Jones）完全懂得總統以下這句話的重大影響：“一切採取果斷行動的障礙已經消除。”在政策制定者聽來，他們會理解為“已經揭開了世界歷史的新篇章，而他們則是一批得天獨厚的人，他們即將參與一場即使在一個偉大國家的悠久歷史上也難得一見的戲劇。”38
杜魯門的講話加強了美國在戰後應起偉大作用的使命感。這是馬歇爾講話的基調，雖然他的講話不像杜魯門講話那樣具有露骨的反共色彩。兩者結合起來，就成了既有經濟援助又有意識形態鬥爭的重大使命的一攬子計劃，這就給人們傳達了一個明確無誤的信號：西歐的未來（如果西歐還有未來的話），現在只能是美國統治下的和平。
6月17日，蘇聯《真理報》抨擊馬歇爾的建議，說他的建議只不過“是杜魯門主義的延伸，即試圖以金錢來施加壓力，干涉他國的內政。”39雖然美國邀請蘇聯參加全歐復興計劃，喬治•坎南（George Kennan）卻說這一邀請“毫無誠意，原本就準備讓蘇聯人拒絕的”。40果然不出所料，蘇聯拒絕參與。儘管蘇聯的反對理由可能言過其實，不過他們看到在人道主義的意圖背後暗藏著不太明顯的政治意圖還是正確的。此項計劃遠非打算與蘇聯合作，相反，它的出籠倒是想在蘇聯和它的附庸國之間打進一根楔子，其基本框架就是冷戰。41馬歇爾計劃的設計者丹尼斯•費茲傑拉爾德（Dennis Fitzgerald）後來寫道：“從一開始就十分明確，我們不讓共產黨插手這些地方具有重大意義。如果我們對這些難以預料的因素沒有充分的認識，共產主義者就會利用這種局面來擴大他們的利益。”42這項計劃的“副導演”理查德•比斯爾（Richard Bissel）同意這一觀點，他說：“即使在朝鮮戰爭爆發前，我們也已經十分清楚，馬歇爾計劃從來就不是完全利他性質的。我們希望，加強作為大西洋聯盟成員國的西歐國家的經濟實力，最終能使他們負起防務責任，以支持冷戰。”43其實美國還希望這些國家承擔一些其他的責任，為此目的，馬歇爾計劃的資金很快就被用來支持西方打一場文化戰。
1947年10月5日，共產黨情報局在貝爾格萊德舉行第一次會議。共產黨情報局是上一年9月在莫斯科成立的。這個機構是斯大林進行政治戰的行動大本營，以此來取代原來的共產國際。貝爾格萊德會議被用來向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計劃公開提出挑戰，指責兩者都是“富有侵略性”的計謀，目的是實現“美國稱霸世界的妄想”。44斯大林殘酷無情的文化政策的設計師日丹諾夫（Zhdanov）告誡西歐共產黨人說，“如果他們有意負起領導責任，領導那些願意保衛自己國家的榮譽和獨立的力量，來同企圖從經濟上和政治上壓服他們的國家作鬥爭，那麼，任何企圖壓服歐洲的圖謀就都不能得逞。”45同馬歇爾選擇美國知識界的中心來發表講話一樣，日丹諾夫也號召全世界的知識界在共產主義的旗幟下揮動他們手中的筆桿子，用墨水來反對美國霸權。“（歐洲的）共產黨在知識界開展工作，已經取得不小的成績。在這些國家裡，科學、藝術、文學各界的優秀分子是屬�共產黨的。他們正在知識分子中帶頭推進進步鬥爭運動，通過他們創造性的和不懈的鬥爭，正在把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爭取到共產主義事業中來。這就是證明。”46
那個月內稍晚些時候，共產黨情報局的意識形態突擊隊聚集在東柏林坎默斯皮爾劇院舉行的作家大會上。當辯論（其實根本談不上是什麼辯論）正在進行之中，一個蓄著列寧式外翹鬍鬚的美國青年躍上講臺，一把抓過麥克風，用一口純正的德語，一口氣足足講了35分鐘。他讚揚那些敢於說話、反對希特勒的作家，同時又揭露說，納粹政權和新出現的共產主義警察國家不過是一丘之貉。他打斷了會議的正常進程，抨擊共產主義宣傳，要不是瘋子就是此人有著大無畏的勇氣，要不兩者兼而有之。這是梅爾文•拉斯基（Melvin Larsky）登場了。
梅爾文•拉斯基1920年出生於紐約布朗克斯區，祖父是講依地語的猶太人。梅爾文成長于祖父時運不濟的年代。他的祖父蓄須，博學，他用猶太傳說的章句培養梅爾文。拉斯基是紐約市立大學最聰慧的畢業生之一，在大學時代就善於思考，在辯論中顯現出他是一個堅定的反斯大林分子。他以同別人發生思想衝突為樂事，偶爾甚至發展到拳腳相加。畢業後他加入了公務員的行列，擔任自由女神像景點的導遊，後來又為索爾•萊維塔斯（Sol Levitas）主辦的反斯大林主義的《新領袖》雜誌工作。戰爭爆發後應徵入伍，以戰爭史學家的身份在駐法國和德國的美軍第七軍服役。嗣後在柏林退役，成為一名德國記者，同時還為《新領袖》（New Leader）和《黨派評論》工作。
拉斯基身材矮小粗壯，所以就老喜歡把兩膀往後拉抻，挺起胸脯，就像要跟人打架似的。他長著一雙東方人的眼睛，還老用一種惡毒的目光斜著眼看人。他始終也改不了市立學院粗魯環境中帶來的惡俗舉止。至於他的反共立場，可以用他對別人的說法，是“直布羅陀海峽中的一塊礁石”——堅定不移。在冷戰的文化戰場上，一路廝殺過去，既兇狠又堅韌不拔，拉斯基必定會成為一員不可忽視的驍將。在東德作家大會上發表爆炸性的抗議，為他贏得了“柏林冷戰之父”的稱號。他的行動甚至使美國當局也感到不安，威脅說要把他攆走。他的上司如此膽小怕事令他沮喪。他打了個比喻，說“柏林就像美國19世紀的邊境小鎮，前面就是印第安人，你必須時刻不離來複槍，否則你就要腦袋搬家了。但是，在那個時候，邊境小鎮上滿是印第安武裝分子……在這裡卻很少有人有這個膽子，如果這裡真有人敢拿起槍，他們連朝誰開火都弄不清。”47
但是拉斯基與這個小鎮的治安官熟識，他不但沒有離開小鎮遠走他鄉，反倒受到軍事佔領政府盧修斯•克萊（Lucius Clay）將軍的庇護。拉斯基向他抗議說，現在蘇聯的謊言已經以閃電的速度在全世界散佈開了，但真相卻還在為自己穿靴子，一步也沒有邁出門去。1947年12月7日，他向克萊將軍的辦公室呈遞了一份用詞激烈的文件，陳述自己的觀點，要求從根本上改造美國的宣傳工作。這份文件被稱為“梅爾文•拉斯基建議”，這是一張拉斯基為個人從事文化冷戰設計的藍圖。他宣稱，“和平與國際合作蒙住了我們的雙眼，使我們看不到一場蓄謀的反美政治戰已經準備就緒並正在進行之中，最活躍的場所莫過於德國了。歷史悠久的反美、反民主公式（原文如此）一直在哺育著幾代歐洲人，而戈培爾領導的納粹宣傳機器將其發展到了頂峰，現在又要啟用了。具體說，就是指責美國在經濟上自私自利（山姆大叔無異于夏洛克），政治上極為反動（如‘受資本家雇用的報紙’等等），文化上缺乏教養（‘狂躁的爵士樂和搖擺舞’，廣播電臺充滿了商業廣告，好萊塢電影‘無聊低俗’‘充滿了肉感女人和大腿舞’），道德上虛偽（黑人問題、南部的佃農和流動雇農），如此這般，不一而足……”48
拉斯基繼續用不尋常的語言來界定這一挑戰：“美國長期以來遵奉的格言是‘為他人照亮，他們就會為自己找到道路’，這種想法誇大了德國（以及歐洲）不費力氣就可自行轉變的可能性……指望通過傳播現代科學醫藥知識就能讓原始野蠻人不再迷信神秘的草藥是愚蠢的……對於各種因素，如政治、心理、文化等因素被用來反對美國的外交政策，我們的鬥爭未見成效，尤其是對付破壞馬歇爾計劃在歐洲取得成功所進行的鬥爭無所建樹。”那麼我們現在需要做什麼呢？拉斯基迫不及待地接著往下說，我們需要的是“主動地”說出真相，真理在手就會有勇氣“參與到比賽中去”，而不要“做一個高傲的旁觀者”。他警告說，“冷戰的主體就在文化領域，這一點千萬不要搞錯。在這個領域裡，美國有一個重大的漏洞，美國外交政策的敵人正在利用這個漏洞大撈好處……這個漏洞……確實存在，而且十分嚴重。”49
拉斯基提到的這個“確實存在而且還十分嚴重”的漏洞，指的是美國未能將受過良好教育的文化階級爭取到美國這一邊來，而從長遠看，將來在精神上和政治上領導社會的就是這批精英人物。他強調，出版一本新的刊物可以彌補這個缺陷。這本刊物一方面既能在德國和歐洲的思想界起著激勵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顯示在美國民主制度下進步的文化也取得了偉大的進步，在文學、藝術、哲學以及其他一切文化領域中，美國都已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美國文化是歐洲的自由傳統和美國的自由傳統相結合的產物。50
兩天后，拉斯基又提交了一份《關於出版〈美國評論〉（American Review）的意見書》，說明這本刊物的宗旨是“支持美國對德政策和對歐洲政策的總體目標，其方式是形象地向讀者闡明美國的理念，以及其精神活動、文化和思想方面取得成就的背景，而這些正是美國民主制度獲得啟示的源泉。”他認為，這本刊物要顯示“在新舊兩個世界共同的人類精神各個方面，美國和美國人都已取得全面的勝利……我們要把德國知識界大部分人從共產主義的影響下爭取過來，這是我們認真地花費力氣做這件事的第一步。”51
結果就是出版了《月刊》（Der Monat），每月一期，其宗旨就是要在德國的和美國的知識分子之間架起一座橋樑，而且，正如拉斯基明確表達的，通過“對美國的對德政策和對歐洲政策總體目標的支持”，為美國外交政策利益打開一條順暢的通道。這本刊物在克萊將軍的支持下，於1948年10月1日組建起來了，主編就是拉斯基。該刊最初在慕尼黑印刷，由盟軍的運輸機空運柏林。當時柏林還處於封鎖之下，這個城市的運輸全靠盟軍的運輸機。《月刊》的經費先是來自馬歇爾計劃的“秘密經費”，後來則取自中央情報局的金庫，再後來又用福特基金會的錢，最後又回到由中央情報局資助。僅從其經費來源看，這本刊物純粹是美國的文化領域冷戰戰略的產物，而且堪稱典型。
該刊的信念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階層能夠把戰後世界從自我消亡中拯救出來。這一信念再加上與美國軍事佔領政府的從屬關係，就把拉斯基、喬斯爾森和納勃科夫聯結在一起了。過了不久，讓•科克托（Jean Cocteau）就向美國提出了告誡：“武器救不了你們，金錢也無法拯救你們，只有一批善於思考的少數人才能做到這一點，因為世界正在走向死亡。這是因為世界再也不會思考了，它只會花錢。”52拉斯基、喬斯爾森和納勃科夫同科克托一樣，他們懂得僅僅依靠馬歇爾計劃提供美元是不夠的，經濟援助必須輔以一項文化戰計劃。他們三人中，一個是政治上的好戰分子，一個是前百貨公司採購員，一個是作曲家，這個奇特的三人組合都擺好了架勢，並肩站在一起，形成了一把刀的利刃，在他們的指導下，發動了冷戰中最為雄心勃勃的秘密行動之一，那就是把西方的知識界爭取到美國立場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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