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振振講詞(精裝)（簡體書）

自 序

長江流月去無聲。不知不覺，筆者在長江之濱的南京從事詞學研究與普及工作，已經四十三個年頭了。說來也有趣，詞學與我似乎有著某種神秘的因緣。

我的名字是我的太公，也就是我母親的祖父，給取下的。語出《詩·周南·麟之趾》“振振公子”。漢毛亨《傳》：“振振，信厚也。”（“信厚”，猶今言“忠厚老實”。“老實”是“無用”的別名。一笑。）漢鄭玄《箋》：“‘振’音‘真’。”可知“振振”二字當讀平聲。可是人們都以為它出自成語“振振有詞”，故稱呼筆者時誤作去聲讀。名字這玩意兒，所有權雖然是你的，使用權卻多半歸別人，一如現今人家新裝修的公寓裡備來給客人換腳的拖鞋。既然如此，我也只好從俗從眾，默認“振振有詞”之讀音與釋義了。

1963 年，南京外國語學校初建，筆者有幸成了它的第一屆學生，時年十三歲。那所學校創辦的目的，原是為外交部培養後備人才的。而從事外交工作，須得能言善辯。因此，名取“振振有詞”之義，倒也上上大吉。殊不料 ，1966 年開始的“史無前例”，最終斷送了我的“外交官”前程。1968 年，我懷揣一紙初中文憑，離開南京城，下鄉插隊務農。十年後，以同等學力越七級（高中三年、大學本科四年）成為共和國的第一屆碩士研究生，就讀於南京師範學院（今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古代文學專業。碩士畢業，工作三年，又回母校攻讀博士學位。從碩士到博士，都師從當代詞學大師唐圭璋教授，專攻詞學。1988 年畢業留校，教學之餘，亦主要從事詞學研究。至此，我才恍然大悟：原來“振振有詞”之“詞”，並非“行人辭令”之“辭”，乃是“詩詞”之“詞”。造化弄人不自知，冥冥之中，命運和我開了這麼個謔而不虐的大玩笑！

恩師唐圭璋先生，整整比筆者年長五十歲。老人與我，從名分上來說是師生，從輩分上來說卻是祖孫。因為老人與先外祖施肖丞先生，既是同鄉、同輩、同事，更是朋友。先外祖治小學，出章（太炎）黃（季剛）之門，曾任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古漢語教研室主任，十年浩劫中被迫害致死。他博學多才，善詩詞書畫，藏書頗豐。筆者自幼寄養在外祖父膝下，受其熏陶，十餘歲時便喜愛詩詞，常從外祖父的書架上亂抽各種詩詞讀本翻看（其中就有唐先生箋注的《宋詞三百首》等），許多名篇熟讀成誦，還無師自通地開始了詩詞創作。這一文學愛好，直到青年時期在農村種田，也沒有中輟。總而言之，筆者是從愛讀詞、作詞而走上詞學研究之路的。其所以後來報考唐先生的碩士生和博士生，執著於詞學，“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固已先兆於垂髫之年，絕非偶然。

四十多年來，筆者有過一些學術方面的著述，也寫了不少詩詞賞析的文章。前者是給從事學術研究的同行們看的，後者則是為中等以上文化水平的古典文學愛好者而作。比較起來，我對這後一類文字更為偏愛，因為它們的讀者面要廣大得多。中國古典文學的優秀篇章，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寶貴遺產，也是世界文化殿堂裡的珍奇展品，屬於全人類。向盡可能多的人民大眾介紹我們民族的這些文學瑰寶，是一項非常有意義的工作。我為自己能夠從事這項工作而感到光榮，同時也為自己工作的數量和質量都不能盡如人意而感到慚愧。

收在這個集子裡的唐五代宋元明清詞凡四十二家六十四首的 五十八篇賞析文章，是筆者從自己歷年來的此類寫作成品中挑選出來的。結集印行前，又做了不同程度的斟酌、修改。所鑒賞的詞作，除少量為人們所熟悉的名家名篇外，多是歷來操選政者所不怎麼注意的中小作家的佳制。其主要特點，一言以蔽之，曰“奇”：或題材奇異，或構思奇特，或筆法奇變，或措辭奇妙，還是很值得一讀的。

鄉前賢江寧陳匪石先生《宋詞舉》自敘曾言：“詞之為物，‘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雖應手之妙，難以辭逮；而先民有作，軌跡可尋。若境，若氣，若筆，若意，若辭，視詩與文，同一科條。惟隱而難見，微而難知，曲而難狀。向之詞人，或懲夫雨粟鬼哭而不肯泄其秘，或鄙夫尋章摘句而不屑筆之書。否則馳恍忽之辭，若玄妙而莫測；摭膚淺之說，每渾淪而無紀。學者捫籥叩槃，莫窺奧窔，知句而不知遍，知遍而不知篇，不獨遊詞、鄙詞、淫詞為金應珪所譏也。”此言非深知讀詞之甘苦者不能道。詞，讀懂讀通其文字難；讀出其好處來更難；讀出其好處，且能為文將其好處說與他人，尤難；能為文將其好處說與他人，而其解說之文本身也很精彩，實在難乎其難。筆者是否讀懂讀通了所鑒賞之各篇詞作的文字並讀出了好處？賞析文章是否說出了它們的好處並說得很藝術？雖然我是力圖這樣去做的，卻不敢自信。敬請讀者諸君不吝賜教，匡我未逮。

若幹年前，筆者寫過一首關於說詩、讀詩的《踏莎行》詞（此調例用上去聲韻，筆者改用入聲韻，是新的嘗試）：

和月分梅，帶霜采菊。

一肩挑出深山谷。

說詩人是賣花人，

賣花聲裡幽香撲。

不揀怡紅，不拈快綠。

斑斕五彩都收蓄。

讀詩人是賞花人，

賞花莫厭通宵燭！

廣義的“詩”，也包括“詞”在內。此詞用比興手法表達了筆者對自己的期許，對知音的期待，總算可讀，姑用之以為本文之結束。

敦煌曲子詞

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甘肅敦煌莫高窟石室中發現了大批古代寫本書卷，其中雜抄著相當數量的曲子詞。其寫作時代，大約在八世紀至十世紀之間，亦即唐、五代時期。除極少數可考知作者姓名的文人創作主外，絕大多數是無主名的民間作品。原件大部分於光緒三十三至三十四年（1907—1908）被英國斯坦因（原籍匈牙利）、法國伯希和劫取，今藏倫敦、巴黎。近人王重民編有《敦煌曲子詞集》。

定風波

攻書學劍能幾何，爭如沙塞騁僂㑩？手執綠沉槍似鐵，明月，龍泉三尺斬新磨。

堪羨昔時軍伍，謾夸儒士德能康。四塞忽聞狼煙起，問儒士，誰人敢去定風波？

征服僂㑩未足多，儒士僂㑩轉更加。三策張良非惡弱，謀略，漢興楚滅本由他。

項羽翹據無路，酒後難消一曲歌。霸王虞姬皆自刎，當本，便知儒士定風波。

【注釋】

攻書學劍：漢代司馬相如“少時好讀書，學擊劍”，見《史記》本傳。後遂以“書劍”為士子的特征。

爭：怎。騁：逞。僂㑩：聰明伶俐、機靈能幹。

綠沉槍：古代名槍。唐殷文圭《贈戰將》詩：“綠沉槍利雪峰尖。”綠沉，深綠色。

龍泉：相傳春秋時名匠歐冶子、幹將作鐵劍三枚，其一曰“龍淵”。見《越絕書》。後用為寶劍的泛稱。唐時避高祖李淵諱，改稱“龍泉”。斬新：嶄新。

康：大。當時西北方音讀作“科”。從任半塘先生說。

狼煙：即烽火。古烽火用狼糞為燃料，取其煙直而聚。

征服：原抄件作“征復”。竊以為當是“征夫”的音訛，不當改“征服”。功：任說當時西北方音讀作“鍋”。竊疑“未是功”是“未足多”（義即“不值得稱讚”）之訛。“多”字的俗寫與“功”字形近易混淆。《戰國策·趙策二》載趙武靈王曰：“而循禮未足多也。”

轉更加：轉，反而。加，超過、在上。

三策：原抄件作“三尺”，任校改“三策”。按《禮記·玉藻》載古代士人束腰絲帶長三尺。唐王勃《滕王閣序》：“三尺微命，一介書生。”“三尺”正與張良的儒士身份相符，可通，不必改。說見蔣禮鴻先生《〈敦煌曲子詞集〉校議》。非惡弱：不差、不弱。

翹據：原抄件即如此。不辭，待考。

一曲歌：《史記·項羽本紀》載項羽被漢軍圍困在垓下，飲酒於帳中，對愛姬虞美人、駿馬烏騅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史記》《漢書》均無關於虞姬自刎的記載，其事當出自後世傳說。

當本：原本。

這兩首詞的原抄件今藏巴黎。由於抄寫者的文化水平不高，因此錯訛甚多，幾乎不可卒讀。此處所錄，是任半塘先生校理過的文字（見任著《敦煌歌辭總編》卷三）。

從文義來看，它們應是兩個人的對唱。當我們司空見慣了文人詞中占百分之九十九的獨唱歌曲，再回過頭來讀一讀這兩首詞，不禁會產生耳目一新的感覺：原來，民間詞裡還有這樣一種生動活潑的藝術表現形式！

揣想當年演出時的情景，很可能是這樣的：甲乙兩人分別扮作文武二士，粉墨登場。“武士”斜眸白了“文士”一眼，露出鄙夷而不屑一顧的神態，挑釁地唱出了第一支曲子。他的唱詞可真夠尖刻的，一開頭就把文士們所致力從事的學業貶了個一錢不值——“你們這些儒生，讀幾卷詩書，學兩下劍術，能有什麼大出息？”貶低他人，自然是為了抬高自己，故順勢帶出第二句——“哪兒比得上俺們這些在邊塞沙場上大顯身手的武士啊！”接下去三句，進一步炫耀自己的勇武：“瞧，俺們武士手裡握著鐵一般堅實的長槍，寶劍磨得簇嶄新，寒光閃閃，好似天上的明月，那才叫威風哩！”十六個字只寫兩件兵器，不著一語去描畫人的形象，但武器精良如此，人物的剽悍更不待言了。這便是側筆的妙用，比正面寫人要來得精彩。上闋得意洋洋，風頭出足，相形之下，“文士”已顯得寒酸、猥瑣，黯淡無光；但“武士”似乎還覺得不夠盡興，下闋又加倍跌宕，換頭處再次折回去用直筆貶抑儒生：“往昔立下戰功的軍人們才值得羨慕，別瞎吹什麼儒士的德行和能耐了。”末三句更變本加厲，改用詰問的口吻：“聽說眼下四方邊塞都燃起了烽火，請問你們這班儒生，哪位有勇氣去平息戰亂？！”這一“軍”“將”得極狠，蓋上文云云，還不過是說文學不如武藝，本領高低，前途大小，見仁見智，無關宏旨，“文士”盡可笑而不答，以示自己的雅量；而一旦問題牽涉到敢不敢挺身而出，為國家戡亂，則事關儒士的人格和榮譽，非同小可，容不得裝聾作啞了，勢必予以回答。然而，這問題又實在不好回答。倘若硬充好漢，投筆從戎，以書生文弱之軀去衝鋒陷陣，即無異於羊入虎口；如果自認怯懦，作龜縮之狀，那麼從此再也別想抬頭見人——真是進有所不能，退有所不甘，進退兩難。在觀眾看來，“文士”已被逼到了墻角，無路可遁了。演出至此已進入高潮，人們當饒有興致地等著看那“文士”如何下臺。這時，只見他不慌不忙，脫口唱出第二支曲子來。

“你們武士那點本事算不了什麼，俺們儒士的能耐更在你們之上呢！”——反唇相譏，“文士”一甩手，也拋出兩句大話。何以見得？自有歷史為證：君不見漢高祖手下的頭號謀士張良乎？那張良體弱多病，從不曾率軍作戰，但他“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裡外”（《史記·留侯世家》），楚漢相爭，楚強漢弱，而終究漢興楚滅，可全虧了張良的謀略！“文士”拉出這面大旗只輕輕一晃，便化解了“武士”其來勢也洶洶的進攻招數。腳跟既已站穩，下闋就勢反擊：楚霸王項羽“力拔山兮氣蓋世”（《史記·項羽本紀》載霸王《垓下歌》），武功不可謂不高吧？然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在張良的謀略面前，他還不是四面楚歌、走投無路，落了個烏江自刎的下場？——弦外之音是：你們武士誰還狠得過楚霸王？什麼綠沉槍、龍泉劍、“沙塞騁僂㑩”之類的話頭快快收起，休要再提了，匹夫之勇，何足道哉！一段為人們所熟知的歷史，正面的啟示，反面的教訓，都已說盡，最後便自然而然地遙應前篇，以直截回答“武士”的詰問作收：以古例今，從來就是儒士平息戰亂！俺們書生最“善於”定風波，豈止“敢去”而已？那“文士”成竹在胸，辯口捷給，眼見得這場“舌戰”是他贏了。如若曲子詞也援雜劇之例，須用小字注出演員臨場時規定的表情和動作的話，此處必定是以“‘武士’垂頭語塞科”而告結束。

從這兩首詞的創作傾向來看，作者當是下層社會的一位士子。創作動機也很明顯，大抵當時的社會風氣重武輕文，詞人的自尊心受到了刺激和傷害，因而借歌伶之口一吐憤憤不平之氣，到娛樂場上去謀取精神勝利。關於它們的寫作年代，任半塘先生《敦煌曲初探》推斷為唐玄宗開元、天寶之間（713—755），雖然沒有直接的證據，但看其中充滿著為國靖邊戡亂以建功立業的自信心，格調豪健爽朗，確實是有些“盛唐氣象”的。

平心而論，安邦定國自須文武並重，相輔相成，二士持論都不免失之於偏頗；然而“武士”既自負沙場野戰之勞在先，“文士”又何妨轉而標榜一下帷幄運籌的重要，以“過正”來“矯枉”呢？詞中喜劇式的爭執氣氛，活脫脫表現出“文”“武”二士好強斗勝的個性，質樸可愛，並從一個特定的側面反映了我們民族那種奮發向上的進取精神。

盡管這兩首詞的筆觸還顯得稚拙，但它們的藝術構思卻是很精巧的。玉蘊璞中，連城之價並不因表面的粗糙而遂掩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