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為製造的脆弱性：銀行和信貸危機的政治根源（簡體書）

如果穩健高效的銀行是如此美妙的主意，

為什麼這樣的銀行如此稀少？

大多數經濟學家……傾向於認為金融機構一般會與金融服務需求的增加同步發展——一個由需求創造供給的案例……這樣的態度就把一個復雜的問題處理得過於簡單化了。

——龍多·卡梅倫、休·帕特裡克《工業化早期的銀行業》（1967）

每個人都知道生活是不公平的，即所謂“政治在起作用”。當最鐘愛的電影痛失奧斯卡獎時，我們會這樣說；當辦公室最底層的蠢人陪領導打高爾夫而獲得了本應屬於我們的升職機會時，我們會這麼說；當發現一座毫無用途的大橋得以建成，僅僅是因為某個很有權勢的參議員將聯邦基礎設施建設資金帶回了家鄉時，我們會這麼說；當發現一個有關係的企業家獲得數百億政府補貼去組建一個根本不可能有競爭力的公司時，我們也會這麼說。

我們意識到政治無處不在，有時卻認為銀行業危機是去政治化的，就如同地震和冰雹災害一樣，銀行業危機是一種無法預知的非常規情形。我們之所以相信這種觀點，是因為它作為一種正式言論屢屢被央行和財政部官員提及，然後又被財經記者和電視臺主播不斷重復。在這一不斷重復的故事裡，那些有著良好意圖且專業嫻熟的人竭盡全力去建立高效的金融機構，有效分配信貸，並處理不斷出現的問題。但他們不是全能的。他們不能預見每一個可能出現的意外事故，有時還會遭遇一連串噩運。“經濟衝擊”可能無法預見，它會動搖原本平穩運行的經濟體系。在這個故事裡，經濟危機就如列夫·托爾斯泰所說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本書對這一觀點不敢茍同，相反，本書認為，我們周邊無所不在的政治同樣決定了哪些國家會不斷遭受銀行業危機（例如阿根廷和美國），哪些國家從不遭受危機（例如加拿大）。我們說的政治並不是指個體結成的暫時的特殊聯盟，例如從公司戰略出發為將公司最蠢的人晉升為副總裁而形成的聯盟。相反，我們說的政治是指社會基本政治制度使政客、銀行家、銀行股東、儲戶、債務人和納稅人形成聯盟，聯盟為其利益而影響法律、政策和監管，而這常常會犧牲其他所有人的利益。從這一觀點出發，一個國家不是“選擇”哪種銀行體系，而是“獲得”了某種銀行體系，該體系適應該國的政治制度以及由此決定的政治權力分配格局。

像2007—2009年次貸危機這樣的系統性銀行償付危機導致了一系列災難性的銀行失敗，這種危機甚至使銀行體系本身能否存續都成為疑問。這種現象的發生不是像地震或美洲獅的襲擊一樣毫無預警，而是銀行體系作為一種政治選擇的結果，其脆弱性是人為制造的。銀行一方面暴露在高風險的貸款和其他投資之下；另一方面，表內資本又不足以吸收與這些高風險貸款和投資相關的損失，在這種情況下，銀行體系自然容易崩潰。如果銀行只把可靠的貸款借貸給可靠的借款人，那貸款組合幾乎不可能出現突然變為不良的情況。如果銀行把較高風險的貸款借給那些不太可靠的借款人，但提足撥備防範貸款違約，則銀行股東可能遭受損失，但不會導致銀行破產。銀行危機的這些基本要素歷久彌新，為銀行家和監管者熟知。

與此相對照，讓我們考慮若銀行資本不足以抵御風險時會發生什麼。銀行損失如此巨大，其凈資產已呈現負值，且該負值已相當於一國GDP（國內生產總值）的較高比重。在這一情形下，信貸收縮，GDP下降，國家由於銀行危機而進入持續衰退。政府可以通過支持銀行體系防範上述後果的出現。政府可以貸款給銀行，收購其不良資產，購買銀行股份以幫助其補充資本，或完全收購接管銀行。

若這種災禍是隨機分布事件，那麼所有國家遭受危機的概率是相同的。但事實是，一些國家常受危機困擾，另一些國家卻極少或幾乎沒有經歷過危機。例如，美國就極易遭受危機。美國在1837年、1839年、1857年、1861年、1873年、1884年、1890年、1893年、1896年、1907年、20世紀20年代、1930—1933年、20世紀80年代和2007—2009年都經歷了重大危機。也就是說，美國在過去的180年間發生了14次銀行業危機！加拿大，不僅與美國在邊境有2000英裡的交匯，還擁有共同的文化和語言，在同一時期卻僅有兩次簡短而溫和的銀行流動性危機，即1837年和1839年的危機，兩次危機均不涉及重大的銀行倒閉。此後，加拿大也有一些銀行倒閉，但國家未遭受系統性的銀行危機。加拿大的銀行體系異常穩定，事實上，從1867年加拿大獨立以來，銀行業持續保持穩定，從不需要政府提供支持性幹預。

自1970年以來，銀行業危機的非隨機分布模式在全球範圍內也有明顯體現。一些國家對危機免疫，另一些卻易受危機影響。我們的研究物件為117個國家，這些國家人口均超過25萬，現在和過去均不是共產主義國家，銀行體系的規模足夠大，並於1990—2010年在世界銀行金融結構數據庫中上報了至少14年的商業銀行對私營部門的貸款數據。在1970—2010年，117個國家中僅有34國（29%）免於危機，62個國家遭受一次危機，19個國家經歷兩次危機，1個國家遭遇了三次危機，其他的則經歷了四次以上的危機。也就是說，經歷過危機的國家數量是擁有穩定銀行體系的國家數量的2倍以上，不可思議的是，世界上18%的國家都易於遭受危機的困擾。

世界上遭遇銀行危機次數最多的國家是阿根廷，阿根廷長期治理不善，幾乎就是政府管理不當的代名詞。其次是剛果民主共和國，自1970年來遭遇了三次危機，該國殘酷的被殖民歷史也成為約瑟夫·康拉德《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的靈感來源，該國獨立後又被世界上三大長壽暴君之一的蒙博托·塞科（Mobutu Sese Seko，統治時間為1965—1997年）統治，之後的歷史也是悲劇的樣板。

19個發生過兩次銀行業危機的國家也並非隨機分布。危機名單中包括乍得、中非共和國、喀麥隆、肯尼亞、尼日利亞、菲律賓、泰國、土耳其、玻利維亞、厄瓜多爾爾爾、巴西、墨西哥、哥倫比亞、哥斯達黎加、智利、烏拉圭、西班牙、瑞典和美國。這份名單的顯著特征是缺少高收入和良好管理的國家。在我們觀察的117個國家中約有1/3被世界銀行列為高收入國家。但是21個易發生危機的國家中僅有3個（14%）屬於高收入國家。這就說明，在很大程度上，易發生危機的國家往往還具有其他不受歡迎的特征和結果。但這又帶來了另一個疑惑，為什麼美國會在這個名單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