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國教政治：貝淡寧的中國隨筆（簡體書）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內核，也將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提供思想支撐。在儒家文化的發源地、孔子的故鄉——山東，有一位溫文爾雅的儒者，扎根中國十余年潛心研究儒家思想，他就是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貝淡寧教授。

貝淡寧的學術生涯早期，以“社群主義”研究著稱，偶然接觸到儒學後,發現儒家學說和社群主義有著相似之處。2004年，他決定到清華大學任教，一開始並不被西方朋友所看好，但他已經開始對儒家學說感到癡迷，儒家學說不單單是個學術議題，還塑造了人們的世界觀和日常生活，他要親身感受中國和儒家學說。

經過十余年的課堂教學、學術活動、中式生活，貝淡寧收獲頗豐：研究儒家學說，發現儒家並不老邁、嚴肅和保守，反而具有積極的當代價值；遊歷青島、曲阜等地，提煉中國不同城市的獨特文化精神；教授政治哲學，論述中國政治制度中選賢任能的重要性……《我在中國教政治：貝淡寧的中國隨筆》記錄著他十余年的中國生活。

貝淡寧（Daniel A. Bell），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清華大學哲學系與蘇世民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牛津大學哲學博士，曾任普林斯頓大學、斯坦福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希伯來大學研究員。2018年，被授予國際性學院獎“會林文化獎”；2019年，榮獲第十三屆“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主要研究領域：儒家政治、比較政治哲學、社群主義。代表性著作：《社群主義及其批評者》《超越自由民主》《中國新儒家》《東方遭遇西方》《城市的精神》《賢能政治》等。

吳萬偉：武漢科技大學外語學院教授，翻譯研究所所長。主要研究領域：外國語言文學、英漢翻譯理論與教學，英漢對比。代表性翻譯著作：《行為糟糕的哲學家》《中國新儒家》《分配正義簡史》《大西洋的跨越》《城市的精神》《儒家民主：杜威式重建》《教育與公共價值的危機》《賢能政治》《聖境：宋明理學的當代意義》等。

◎“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獲得者貝淡寧教授，***隨筆集

貝淡寧，秉持著對中國文化的真摯情感，為中國文化的國際傳播做出了重要貢獻，2018年被授予國際性學院獎“會林文化獎”，2019年榮獲第十三屆“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我在中國教政治：貝淡寧的中國隨筆》是其***隨筆集，記錄著十余年的中國生活。

◎越過大洋到中國的“教書匠”

貝淡寧，原名丹尼爾·貝爾，中文名字取自“淡泊明志，寧靜致遠”，扎根中國潛心研究儒家思想，現任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清華大學哲學系與蘇世民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地道“中國人”

白襯衫，立領中山裝，課堂上常引用儒家經典，貝淡寧教授在精神和文化上，儼然已是地道的中國人，頗有“溫良恭儉讓”的智者風度和儒者修為。

◎理想是成為“儒者”

儒家學者是貝淡寧樂於向人提起的身份，他精通文言文，經常在課堂上拋出《論語》裡的內容作為總結，關注中國歷史上延續千年的政治傳統——選賢任能。

一 中國性與儒家思想

為何想成為中國人這麼難

你可以通過學習成為“中國人”

儒學應該如何復興

儒家與民族主義能否相容

論儒家民族主義：對批評的響應

我們可以從儒學中學到什麼

二 儒家思想與日常生活

孔子與奧運

2008年奧運會，文明

北京課堂裡的政治討論

如何有效推廣中國文化

曲阜：儒家文化之城

青島：理想之城

厭煩民族主義？那就愛城主義吧

愛城主義理所當然：超級大都市的崛起

三 儒家思想與中國政治

中國垂直模式的民主尚賢制：對讀者評論的響應

中國賢能政治的未來

“天下”歸來

發展中國的軟實力

美國存在缺陷的民主制度可以從中國學些什麼

中國人正在獲得政治自信

選民應該接受測試嗎

儒家思想可彌補民主不足

中國政治模式：賢能還是民主

比較中國和西方的政治價值觀：能學到什麼，為什麼重要

中國的賢能政治與西方民主

西方人批評中國時，須避免殖民主義思維

自由比真理更重要嗎

達沃斯紀行：精英中的精英

達沃斯紀行：“打倒”民主

附錄

洋院長貝淡寧這一年

對話貝淡寧：君子尚賢

我不是“洋五毛”

人們在社會關係中擔當責任才是首要的

序言

本書能夠出版，我深感榮幸。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個意外之“寶”。我從沒想到還有人願意將我近十五年以來的著作和文章收集起來出版成書。幾十年前，我壓根兒沒有想過自己能來中國內地講授政治理論。我曾經在中國香港擁有穩定的、待遇相對優厚的教職。但是，在多次來內地講課之後，我意識到來內地教書可能從思想上收獲更多。

我一直研究儒家哲學，也逐漸認識到，在中國內地知識分子看來，儒家學說不單單是個學術議題，它還塑造了人們的世界觀和日常生活。我開始對這個話題感到癡迷。2004年，我決定和家人搬來中國內地親身經歷儒家的復興。從那以後，我就一直在內地講授政治哲學，先是在北京，後來去了上海和青島。

我在中國內地的教學和研究主要集中在儒家傳統上。正如本書所展示的那樣，儒家倫理不僅影響了中國的國家政治，而且深深影響了城市精神和人們的日常生活。很少有人懷疑過去幾十年中國儒家的復興，我盡自己的努力記錄了這一過程，不僅依靠哲學、歷史和其他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而且結合了自己在北京、上海和青島的生活和工作經歷。鑒於我所接受的政治哲學專業訓練，我也試圖區分對儒家政治倫理學的不同闡釋，有些闡釋在倫理上是值得追求的，有些闡釋在倫理上是有問題的。為此，我試圖提出能夠得到中國和其他國家進步政治思想家認可的闡釋。對儒家十分嚴重的誤解之一是，認定儒家是一種給那些保守派老男人捍衛現狀的倫理學。

事實上，歷史上的很多儒家學者都是杰出的社會批評家，現在依然如此。儒家理想與“實際存在的儒學”之間仍然存在著很大的鴻溝，當代受儒家啟發的社會批評家必須首先提出適合現代社會的儒家理想，然後再想辦法消除或至少縮小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差距。但是，我必須承認我的動機絕不僅僅是智識上的。回顧自己的經歷，我意識到我的動機裡同樣包含曾經激勵了過去幾百年裡來到中國的西方知識分子的那種“傳教衝動”，這種“傳教衝動”大約是從16世紀的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開始的。不過，我沒有傳播西方宗教比如基督教的使命。我堅定信奉儒家的價值觀，無論是在政治制度上還是在日常生活中，我都希望能夠為今時今日中國的“（再）儒家化”做出一些貢獻。

現在，我意識到了自己的局限性。我並不認為儒家或其他任何價值體系能夠在當今時代所面臨的挑戰下為所有人或者絕大部分人提供道德指南。我們的世界也需要包括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和自由主義在內的其他倫理傳統。而且，我們比從前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開放的社會，允許人們討論什麼奏效，什麼不奏效，什麼好，什麼不好。在這些辯論中，儒家能夠而且應該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它不能也不應該成為倫理指南的源泉。

從個人角度來看，我現在認識到教學也不是單向的。我確實教過不少學生，寫過一些關於儒家和政治理論的書，也幫助中國知識分子在國外宣傳和出版他們的著作。我大體上對自己所做出的努力感到自豪。同時，我也真正體會到了教學相長的含義，中國內地教給了我很多。在中國香港教學時，政治學辯論的焦點大多是所謂一人一票制的“充分民主”，很難想象除此之外的政治理想。

然而，在清華大學，我發現大部分同事擁有另一種政治理想，他們的政治學辯論主要集中在賢能政治的理想之上。我的同事們辯論的問題是如何選拔和提拔品德高尚、才能卓越的官員，如何評估才幹和美德，以及才幹和美德之間的關係，等等。我逐漸對這些問題產生極大興趣，致力於追求賢能政治的理想，終我決定寫一本中國賢能政治理論和實踐的書。如果沒有來中國內地，沒有在此教書，我根本不可能去寫這樣一本書。

我在中國的不同城市工作過，因為好奇中國不同城市之間的差別，以及中國不同城市的人是如何熱愛自己的城市並為它感到驕傲和自豪的。在此，中國教給了我很多。我決定與艾維納·德夏裡特一起撰寫有關“城市精神”的書，試圖探討中國和其他國家的城市精神到底是什麼。

在過去幾年裡，我也逐漸認識到我的學術界同事致力於學術理想，同時也渴望通過擔任大學行政管理者來為學術共同體服務。在西方，很少有學者願意擔任行政管理者，但在中國學術界，這種願望卻非常普遍，也許是儒家認為人生理想在於從政這一思想的遺產。中國又一次教導了我：在表明了想為大家服務的願望之後，我非常榮幸地獲得了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的職務，我決定盡自己的綿薄之力為學院的師生提供幫助。

在擔任院長期間，我逐漸認識到現代社會中的等級差異所發揮的積極作用，我們有必要思考哪些社會等級在道德上值得向往，哪些則存在問題。因此，我決定寫一本書論述“正義等級”的理念（這是我和復旦大學汪沛老師合著的作品）。又一次，中國教導了我。

將來，我還打算寫一本關於“成為中國人”的書，這本書將更明確地展示這種教學關係並不是我來中國教書，更是我從中國習得良多。哲學家趙汀陽將中國性比作“旋渦”，它能夠把其他人和其他文化“吸進來”，與此同時也能吸收其他文化的內容。像佛教、伊斯蘭教等這種有著悠久歷史的文化傳統和宗教，或許能夠改變這個“旋渦”的某些特徵，但是個人則根本做不到。我現在意識到我錯了，我曾經天真地以為中國的旋渦可能會因為我的工作而做出某些改變。我漸漸發現，終被納入“旋渦”的卻是我自己。

我非常感謝提議編輯此書的趙子源和黎振宇老師，正是他們的不懈努力促成了這本書的出版。我還要感謝吳萬偉教授，是他在過去十多年裡忠實和高效地翻譯了我的大部分著作，並幫助我確定了本書的框架結構。我要感謝過去這些年來愛我和支持我的家人；感謝我在山東大學、清華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的各位同事。我也想借此機會表達我對中國文化的熱愛與謝意，正是中國文化改變了我的品格。至於這些變化是好是壞，還請各位親愛的讀者來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