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化：古希臘文化的理想(全3冊)（簡體書）

耶格爾用“Paideia[教化]”這個古希臘語詞作為書名，再配以副標題“古希臘文化的理想”（“形塑古希臘人”），不外乎要表明他關切的政治德性不是個人權利，而是古希臘的教化所追求的精神品格。
——劉小楓（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

耶格爾為學之博大精深、深刻敏銳，在《教化》中得以充分展現，希臘精神世界的整體圖景與恢弘氣象躍然紙上，該書遂成為萊因哈特所言“第三次人文主義”的扛鼎之作，進而成為這場人文主義運動命運的縮影。
——白鋼（復旦大學思想史研究中心秘書長）

《教化》是寫給大眾的，也可能是給教育工作者的禮物，因為它以清晰而吸引人的形式，全面地向讀者傳遞了作者對於古希臘社會和文化主要觀點的理解。
——Edmund Wilson，《紐約客》

這是我所讀過關於希臘的最有啟發性的著作！
——Edith Hamilton，《紐約時報書評》

中譯本導言
（節選）


《教化》，德國古典人文主義的高峰與終結
白鋼

耶格爾（Werner Jaeger）所著《教化》（Paideia）第一卷於1933年出版，借助古希臘語“paideia”所包含的諸多意味，以統一的視野考察了古希臘之全景，成為了那一時期德國乃至整體西方世界古典學界最具影響力的作品，為尚處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慘痛經歷-記憶中的德國乃至整個歐洲提供了某種具有古典高貴性的精神慰藉。1936年，第一卷的修訂版問世。不久，耶格爾離開德國，遠赴重洋執教於哈佛大學古典系，在那裡，他為《教化》第一卷加添了內容頗為豐富的大量注釋，這使得1946年所出的英譯版相對於此前的德文版，具有獨特的研究價值。1944年與1947年，《教化》的第二卷與第三卷相繼出版。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無論心境還是外境，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物非人亦非，第一卷出版時帶來的那種精神震撼已不復有，但仍有由第一卷所開啟的效果歷史與精神影響的餘波回響。由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六點分社組織翻譯出版的《教化》三卷本，是這部古典學巨著（opus magnum）在漢語世界的第一次完整呈現。
從結構而言，《教化》第一卷分兩編，大體上對應於古風時代與古典時代，就涉及的題材而言，前者包含史詩（荷馬、赫西俄德）、弦琴詩（伊奧尼亞和愛奧利亞詩歌、泰奧格尼斯、品達）、哲學（前蘇格拉底思想家）、政治思想（斯巴達傳統與雅典傳統），後者聚焦於以雅典為中心的悲劇（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歐裡庇得斯）、喜劇（阿裡斯托芬）、智者派、史學（修昔底德）。耶格爾為學之博大精審、深刻敏銳，在此卷得以充分展現，希臘精神世界的整體圖景與恢弘氣象躍然紙上，該書遂成為萊因哈特（Karl Reinhardt）所言“第三次人文主義（dritter Humanismus）”的扛鼎之作，進而成為這場人文主義運動命運的縮影。
德國人文主義的起源，可上溯到十八世紀中後期，至《教化》第一卷發表的時代，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以1764年溫克爾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出版的《古代藝術史》為標志，德意志民族比其他歐洲民族更晚也更富於熱誠地開啟了將自我意識與希臘-羅馬（特別是希臘）的古典世界緊密聯系在一起、將其視作自我命運之核心組成部分的精神歷程。1800年，席勒的《希臘諸神》（Götter Griechenlands）修訂版問世，是這場人文主義運動第一階段的象征。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中有關希臘哲學的引言無法以人文主義加以涵蓋，卻在更深邃的精神層面上，流露出這種古典人文主義的內在氣質：“一提到希臘這個名字，在有教養（gebildet）的歐洲人心中，特別是在我們德國人心中，自然會引起一種家園之感（heimatlich zumute）”，“我們之所以對希臘人有家園之感，乃是因為我們感到希臘人把他們的世界化作家園；這種化外在世界為家園的共同精神（der gemeinschaftliche Geist der Heimatlichkeit）把希臘人和我們結合在一起”。這一階段，古典語文學尚未與對於古代希臘-羅馬世界的哲學、藝術、歷史的研究徑然分離，它的存在更多是作為教養（paideia）的一部分而非專門性的學科研究（academia），從而被寄予對整體民族進行教育的期待。
由於在人文主義的第一階段，古典理想與古典語文學的結合是如此自然而深切，以至於伴隨著十九世紀學科分化的不斷展開，二者間的疏離顯得如此突兀而難以置信，卻又無可避免。伴隨著基於各種分立的學科原則與方法論對於古代世界的研究，原本作為理想而存在的古典世界，被分解為無數細小的局部而失去其整體性；古典與現代之間的命運性精神紐帶，被強調要與歷史保持適當距離從而得以將歷史作為客觀物件加以考察的歷史主義-實證主義態度所取代（盡管歷史主義與實證主義二者間存在巨大的張力）。古典語文學受到古典理想破滅與專業性-工具性特征不斷強化的雙重影響，故而整體民族教育者的定位不僅在現實層面不復存在，作為學科的自我意識也變得越來越模糊。
正是處於這種疏離趨勢的日益強化的背景下，作為對於學科分化、學術發展乃至歷史理性與時代進步的反思與反動，似乎已經成為過去式的古典人文主義通過布克哈特（Jacob Christopher Burckhardt）的《希臘文化史》與羅德（Erwin Rohde）的《靈魂》（Psyche），尋到了新的展現形態，其深度理論表達則出現於尼采《不合時宜的沉思》之二《歷史對於生活的利弊》序言中，作為厭倦於語文學家身份的哲人，他寫道：“古典語文學如果不是具有在我們的時代裡不合時宜地（unzeitgemäss）起作用的意義，亦即反對時代（gegen die Zeit），並由此作用於時代且但願有益於一個未來時代（auf die Zeit und hoffentlich zu Gunsten einer kommenden Zeit）起作用的意義，它在我們的時代還會具有一種什麼意義。”尼采之於這一階段的人文主義，無論是其深刻、敏感與距離感，正如黑格爾之於其第一階段。相對於第一階段，此時的人文主義不復擁有政治熱情，而更堅決地轉向文化與藝術。

第一卷 古風時代的希臘與雅典精神

中譯本前言
中譯本導言
前言
德文第二版前言
英文第二版前言
英譯者的話
導言：希臘人在教育史上的地位

第一編 古風時代的希臘
第一章 貴族與德性
第二章 荷馬時代貴族階層的文化和教育
第三章 教育者荷馬
第四章 赫西俄德：農夫的生活
第五章 斯巴達的城邦教育
第六章 城市國家及其正義理想
第七章 伊奧尼亞和愛奧利亞詩歌：個體形成自己的人格
第八章 梭倫：雅典政治文化的創建者
第九章 哲學的沉思：世界-秩序的發現
第十章 貴族階層：衝突與轉型
第十一章 僭主的文化政策

第二編 雅典精神
第一章 埃斯庫羅斯的戲劇
第二章 索福克勒斯與肅劇人物
第三章 智術師及其在文化史上的地位
第四章 歐裡庇得斯及其時代
第五章 阿裡斯托芬的諧劇詩
第六章 修昔底德：政治哲學家

索引


第二卷 探尋神聖的中心
前言
英譯者的話
第一章 公元前四世紀
第二章 回憶蘇格拉底
第三章 柏拉圖及其後世子孫
第四章 柏拉圖的小蘇格拉底對話
第五章 《普羅泰戈拉》：智術師的教育，還是蘇格拉底的教育？
第六章 《高爾吉亞》：作為政治家的教育者
第七章 《美諾》：新知識
第八章 《會飲》：愛欲
第九章 《王制》
索引


第三卷 柏拉圖時代文化理想的衝突
前言
第一章 作為教化的希臘醫學
第二章 伊索克拉底的修辭學及其文化理想
第三章 政治文化與泛希臘理想
第四章 君王的教育
第五章 自由和權威：激進民主制內部的衝突
第六章 伊索克拉底為他的教育辯護
第七章 色諾芬：理想的紳士和戰士
第八章 柏拉圖的《斐德若》：哲學和修辭學
第九章 柏拉圖和狄奧尼修斯：教育的悲劇
第十章 柏拉圖的《法義》
第十一章 德摩斯提尼：城邦的垂死掙扎和變形
索引
譯後記

貴族與德性
（節選）

德性是全部希臘文化的核心理想。通過概覽原初希臘貴族階層的生活——如“荷馬時代的”史詩所描述的那樣——我們可以補充和說明我們關於德性的已有知識。我們會發現這種概覽可以證實我們已經得到的觀點。
在將《伊利亞特》和《奧德賽》作為早期希臘文明的歷史證據來考慮時，我們不能把它們當作一個統一整體，好像它們是單個詩人的獨立作品。實際上，我們確實還在繼續談論“荷馬”；古人也是這樣做的，他們最早把許多其他詩歌歸在同一個名字之下。古典時期（其時，歷史意識還沒有發展出來）的希臘人首次將《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從其他史詩文集中分離出來，並且認為其他詩歌配不上荷馬之名，而將它們拋棄了。但是，他們的選擇並不影響我們的判斷，且對我們稱之為歷史傳統的東西也並無有效性。從歷史的角度來說，《伊利亞特》是一部比《奧德賽》更為古老的作品，《奧德賽》則描述相對較晚階段的文明，這是顯而易見的。
如果我們承認這一事實，那麼把每部史詩納入創作它們的世紀就非常重要了。不過，我們可以大膽地斷言，這個問題只有通過考察史詩本身才能得到解決；所有花費在這一考察上的智力勞作都導致普遍的懷疑和不確定。過去五十年的考古發掘極大地豐富了我們關於希臘史前史的知識，尤其是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更加清晰的、關於古老的英雄傳奇傳統的歷史基礎的觀念。不過，我們不能因此就真的肯定它們已經幫助我們確定了《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的創作時期，因為它們的創作要比作為史詩核心的英雄傳奇晚上好幾個世紀。
因此，對史詩本身的分析就成了我們確定其創作日期的主要向導。但是，這種分析並非一開始就是指向這一目的的。史詩的最後修訂完成於相對較晚的時期毋寧說是受到古代傳統的啟發——這一傳統激發了對更早的歷史階段（在此歷史階段，史詩作為無數獨立的敘述故事的民歌流傳於民間）的想象性重建。起初，這種分析是在純粹邏輯和審美的基礎上行進的，做這一工作的主要是維拉莫維茨（Wilamowitz），他把這種分析同我們關於原初希臘的歷史知識聯系了起來。現在，真正的問題是：我們是把歷史分析局限在對作為一個整體的《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的考察之中（這等於是放棄了這種考察），還是將這種考察適當延伸，從而不可避免地進行一種假設性嘗試，即在史詩內部區分不同年代和不同人物的層次？這個問題並不影響那種可以證明為正當但並不令人滿意的主張：即詩歌首先應當作為一個藝術整體來看待。當然，這種在史詩內部區分不同的層次並對其加以考察的理想可以影響任何關於荷馬詩歌價值的討論；盡管如此——打一個比方——如果《奧德賽》中最合乎考察目的的諸部分是在公元前六世紀中期創作的話，那麼把這部作品作為希臘原初貴族的一種歷史描述來考察就是不可能的了。簡單的懷疑態度並不能反駁這一觀點。我們必須通過合理的反駁來解決它，或者就是全盤接受它的一系列推論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