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最後的文字：反基督者與被釘十字架者（簡體書）

海因里希·德特林（Heinrich Detering）

1959年生，現就職於哥廷根大學，研究現代德國文學和比較文學。著有《我童年的海：托馬斯·曼的呂貝克之魔》《童年踪跡：特奧爾多·施托姆與浪漫主義的終結》《歌德與中國女性》（合著）等。

譯者 袁志英

1939年出生，同濟大學德語系教授。上海翻譯家協會會員，曾任中國德語文學研究會理事，上海比較文學學會理事。

對尼采最後的文字，即1888年至1889年間的書信和著述的解讀需要特別謹慎，本書正是通過對尼采最後的文字與其已發表的著作之間的內在關聯的研究，來探尋從“上帝已死”到“上帝仍在人間”之間的思想路徑。

本書的研究是讀者進入“尼采-瓦格納之爭”、尼采與神學的關係等問題的一個不錯的途徑。

第一章　狂人　

第二章　作者、文本、角色　

第三章　最惡之人　

第四章　救世主的類型　

第五章　……善惡彼岸的上帝　

第六章　時代和永恆　

第七章　在十字架上，在天堂裡　

第八章　價值重估　

第九章　神化的狄奧尼索斯　

第十章　19世紀的誤解　

第十一章　瞧，這個人　

第十二章　什麼是真理　

第十三章　我是誰　

第十四章　背負十字架　

第十五章　上帝在人間　

第十六章　還真有末日審判　

第十七章　宏大敘事　

後記　

參考文獻

探尋從“上帝死了”到“上帝還在人世間”之間的路徑，乃是本書的主旨。這條路徑的重現不僅對我們理解尼采大有助益，而且有助於理解生髮於這位詩人和哲學家的文學藝術、哲學和神學方面觀點的現代性。他的這些文字，有的是在滔滔雄辯和詩意盎然之間走鋼絲，有的是進行實驗性寫作的文獻。實驗性寫作愈益令作者的存在處於險象環生的境地。他的文字同時也是對任何力圖“理解”的讀者提出了異乎尋常的挑戰。因而，追尋從前一句話到後一句話的路徑也意味著對闡釋學的可能性與疆界進行一次探索。

對於大多數讀者來說，似乎有種恍然大悟的感覺——只是，理所當然的卓見與簡單的斷語多半是相互排斥的。作者在寫下這些語句的幾天之後便被送到了精神病院，對於這些語句，顯然不可賦予嚴肅的意義；自我神化屬於自大狂的表徵。所以，這最後的句子既不可視為哲學的表述，也不可視為神學的表述，而應引起醫學界的關注。另一方面，顯而易見的是，作者是作為一個絕望的上帝追尋者來宣布“上帝之死”的，差不多在最後一分鐘，他還滿懷虔敬地打算撤回他那瀆神的誹謗。在接近崩潰的迷茫中，他像是那個被釘十字架者；也許是模模糊糊地感覺到受難的經驗和自大狂有著某種聯繫，在這樣的感覺中，作者與被釘十字架者成了一個人。

不用說，對於其他人而言顯而易見的是，這（也許像在荷爾德林那裡一樣）到頭來只是場諷刺性的角色模仿的演出。在這場演出中，尼采以其超越一切的言語行為發動其數十年所煉成的狄奧尼索斯的原則精神向著他所憎恨的基督教象徵性地進行最後的衝擊。自此之後，他以幾近瘋狂的、肆無忌憚的攻擊性將其瀆神精神推向極致。在他病染沈痾之前，他已然神誌不清，最終喪失了語言能力。

……

1972 年，雅克·德里達在其名為“馬刺”（Éperons）的演說中將尼采晚期的文本和手稿說成是不可辨讀的詩學，這已成為此後的後結構主義者接受的標杆。德里達試圖在他自己的閱讀和寫作風格中繼續保持這種詩學風格：同樣不進行解讀，也確實沒有進行解讀。與此相應的是，他的閱讀在長短不一的小說、劇本、片段和新論中間從不划分等級；尼采尚未寫完的筆記和草稿也都夾雜、混搭在一起；其中還有偉大的哲學手稿（海德格爾曾據此來闡釋尼采），裡面也居然有無關緊要的、有頭無尾的謎一樣的記載。

該說的已經說過，這裡無須再加以討論。令人印象深刻的、各有其結論的材料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這在後結構主義的尼采接受中是經常發生的事。在關涉某個作者某部作品的合法性時，這一斷語絕非出自責難的意圖，對於闡釋學持續不斷的、具有啟發性的有效性來說，反倒是一種強有力的證據。闡釋學具有自我反饋的能力，能對其使用範圍進行矯正，並且無可代替。它含蓄地論證了那種反闡釋學的、非建設性的流派，並掌控了有關材料。闡釋學原本是將尼采文本作為信息、世界觀、生活的格言來探尋其明確的意義，而今則為探尋文本本身的內在活力所取代。這些文本相互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繫，因為它們出自同一個作者之手，源於同一個作者的題材與論證關係和自我指涉。由此表明，闡釋學能夠進行根本性的修正這種作者身份從原則上來說，不可再降至完完全全的全知型作者身份（為了文本的豐富多彩與多音性，也不應再加以減縮），這種身份會越來越強烈地提出這樣的訴求：“我怎麼會寫出這麼好的書來？”

信件和手稿都是來自1889 年年初的日子，這完全是尼采接近崩潰的關頭。它們見證了他的衰竭崩潰，在其瘋病發作之時，唯有藝術的、詩意的方法能夠控制局面。與其將這些信件貼上瘋病的標籤還不如中性地說它們是託名的。過早地對這些文本做病理學的診斷，會扼殺多少真知灼見？想像一下，把《偶像的黃昏》抑或《瞧，這個人》貶為他發瘋後的書，並且僅將其當作症候記錄來閱讀，會出現什麼樣的情形啊？

對尼采的探討在方法上一定要慎之又慎，這既非為了證明尼采在其寫作的最後時日里健康狀況逐步好轉，也不是為了證明他的健康每況愈下，因而對其文本的分析也就到此為止。不要進行這種令人感到陰森的競賽，有意識地撇開文本產生的背景，而將這些敘事的文法納入視野。所以，下面的探討首先有一個方法上可以歸類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