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角色與制度能力：死刑案件證明標準研究（簡體書）

我國死刑案件法定證明標準十分嚴格，但是在實踐中卻經常出現留有余地的判決，證明標準的表達與實踐之間呈現出一種悖反關係。《制度角色與制度能力——死刑案件證明標準研究》研究了留有余地的判決方式產生的原因，並針對理論界修改死刑案件證明標準的幾種思路進行了細致的學理分析，提出借提高死刑案件證明標準的方式防止死刑誤判無助於問題的解決，應該結合犯罪論體系，對死刑案件的犯罪構成進行層次化區分，對罪體部分適用更高的證明標準，而對其他構成要件則可適當降低證明要求。同時，將可能判處死刑的法定加重情節具體化，並針對這類情節設置獨立的死刑量刑程序。此外，還需要對表決規則進行一定的修改，以確保法定證明標準的嚴格貫徹，有效防止死刑誤判。

陳虎（陳少文），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文瀾青年學者，嘉興學院“南湖學者”特聘教授，法學博士，北京大學博士後，香港大學法學院訪問學者，紐約大學法學院中國法中心短期研修學者，中國人民大學律師學院兼職研究員，多家高校兼職教授。著有《不激不隨》《刑事程序的深層結構》《法律相對論》《日知為智：寫給年輕法律人的信》，主編《刑事辯護的中國問題》，並譯有《法律工具主義：對法治的危害》（合譯）、《窮人能否獲得公正審判：吉迪恩訴溫賴特案實錄》 《審判故事》 （合譯）等多部作品，在《中國法學》《環球法律評論》《中外法學》《政法論壇》等權威核心期刊發表學術論文30余篇。

本書對死刑案件證明標準降格適用的現象及其原因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究，對死刑案件證明標準改革提出了相當有針對性和富有洞見的建議。

做一只思想的狐貍（總序）
前言
1導論
1.1研究的背景：死刑案件的逆向推進式改革
1.2研究的意義：死刑誤判與證明標準
1.3研究的現狀：死刑案件證明標準改革思路的爭論
1.4研究的方法：從“悖反現象”出發的法學研究
2證明標準的一般理論
2.1刑事證明標準：概念的厘清
2.1.1刑事證明標準的內涵
2.1.2刑事證明標準的範圍
2.2當事人視角：作為證明負擔的證明標準
2.2.1客觀證明模式與控方證明負擔
2.2.2控方證明負擔的具體表現：以三個案例為中心的分析
2.3裁判者視角：作為裁判風險分配機制的證明標準
2.3.1錯誤定罪與錯誤釋放：兩類司法錯誤的比較
2.3.2證明標準設置與裁判風險分配的內在理路
2.4死刑案件證明標準的特殊性
2.4.1死刑案件證明標準及其改革動向
2.4.2死刑案件的遞進式判斷：死刑證明標準與死刑適用標準的區別
3留有余地——死刑案件證明標準的異化
3.1留有余地的歷史考察
3.1.1古羅馬法時期
3.1.2神示證據制度時期
3.1.3法定證據制度時期
3.1.4自由心證制度時期
3.2留有余地的實踐樣態
3.2.1四個案例的引入：留有余地的實踐樣態
3.2.2死刑的遞進式判斷與留有余地
3.2.3留有余地的兩種模式及其正當性辨析
4死刑案件證明標準降格適用的成因
4.1問題的提出：刑事證明標準的降格適用
4.2法官的制度角色
4.3法官的制度能力
4.4角色與能力的錯位：證明標準改革方案之評價
4.5制度角色與制度能力衝突之緩解
4.6程序失靈的另一種解釋：制度角色與制度能力的互動
5提高死刑定罪證明標準之理論誤區
5.1死刑案件證明標準的程序功能：傳統假設
5.2提高死刑案件證明標準有利於避免誤判嗎？
5.3提高死刑案件證明標準有助於減少死刑適用嗎？
5.4提高死刑案件證明標準有利於提升程序正當性嗎？
5.5“排除一切懷疑”可行嗎？
6提高死刑量刑標準：一個似是而非的命題
6.1定罪程序與量刑程序的關係
6.2量刑標準能夠超過定罪標準嗎？
6.3提高死刑量刑證明標準的意外後果
7死刑案件證明標準改革的第三條道路
7.1死刑案件主要事實的證明標準：罪體證明論的提出
7.2死刑案件量刑證明標準的構建
7.2.1定罪標準與量刑標準的相互關係：美國的改革方案
7.2.2我國死刑量刑標準的構建
7.3如何防止濫用死刑：證明標準功能的局限性
7.3.1刑事司法體制的宏觀變革
7.3.2死刑獨立量刑程序的構建
7.3.3死刑案件證明標準的操作手段：一致裁斷的表決規則
附錄1：美國死刑案件證明標準改革之法理評議
附錄2：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江西省人民檢察院、江西省公安廳《關於規範故意殺人死刑案件證據工作的意見(試行)》
致謝
後記豈有文章覺天下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