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與富強：英美崛起的歷史真相（簡體書）

前言

在經濟領域，自由貿易享有崇高地位。保羅· 薩繆爾森就曾說過，如果理論也能選美的話，作為自由貿易基石的比較優勢原理定會脫穎而出，因為它具有“無比優美的邏輯結構”。他斷言，凡背離這一“全部經濟學中最深刻的真理”，任何國家都會“在生活水平和經濟增長方面付出沉重代價”。

基於這一認識，主流經濟學界深信，消除國際貿易壁壘有助於增益各國福利，當今發展中國家若要取得經濟發展，理當開放國內市場並參與國際自由貿易。主流學界且推近及遠，稱英國當年之所以率先迎來工業革命，蓋因首先得益於亞當· 斯密的自由經濟學說，正是自由貿易及自由放任讓英國等發達國家先行實現了產業發展和國家富強。這種看法在學界似也已成不言自明的常識。

然而，事實是否果真如此？自由貿易理論是否那麼完美？歷史上自由貿易是否發揮過那樣的功效？如果是，為何現實中的自由貿易至今還障礙重重？全面融入世界經濟的國家又有多少確實贏得了預期的發展？為解答此類疑問，筆者選擇正本溯源，重點就英國和美國的貿易政策與經濟發展歷程，包括自由貿易理論的成長過程，進行實證考察。這部書稿便是此番考察的一個總結。

全書以充分的史實為依據，分析了主流話語中耳熟能詳的自由貿易問題，還原了英美兩國循由重商主義而崛起的歷史真相，並揭示了在貿易政策與產業發展乃至國家富強之間存在的因果規律。書中得出的主要結論依次包括：

l 廣為流行的看法，即是經濟自由主義鑄就了英國的富強，經不起推敲。不是自由貿易論推動了英國的工業革命，倒是英國工業競爭優勢的確立將自由貿易論推上了主流意識形態地位。亞當· 斯密在自由貿易等方面的主要觀點早由其前人一一提出，缺乏創新的斯密只是因為現實利益的需要才被打造為經濟學的始祖尊神。在成為主流意識形態的過程中，自由貿易論早已走過了一條狹隘化、教條化、為尊者諱、黨同伐異的可嘆道路。

l 作為英國“首要產業”的毛紡織業，是在數個世紀中嚴厲打擊原料自由輸出和成品自由輸入，依靠深入微觀經濟活動中的國家幹預和貿易保護之後，才最終確立起來的。英國的麻織業和絲織業經歷了典型的國家主導下的進口替代過程，而英國的棉紡織業更是依靠對比較優勢原理的徹底背棄，依靠禁入令和高關稅等強制性“人為”手段才興起的。歷史事實表明，正是長期且嚴格的貿易保護才引發了英國的工業革命。

l 與通行看法相反，英國並非“內源”“先發”現代化的原型，它實現發展的手段也與自由貿易或自由放任格格不入。英國之所以能夠後來居上，靠的是早慧的經濟學覺醒，尤其是依靠了融金銀積累、貿易保護、工業扶植、就業促進、國家幹預、強權打造、殖民征服於一體的重商主義；靠的是歐洲列國體系所帶來的競爭性互動，包括工業革命前已經發生的技術、設備、技工等先進生產要素的大規模引進；靠的是國家政權對經濟活動持續的激勵和幹預，而英國強大的國家能力特別得益於從外部引入的先進金融制度。

l 英國在19 世紀上半葉轉向自由貿易，這一政策轉型絕非理論啟蒙後的痛改前非，而是英國工業優勢達到天下無敵後的一種自然選擇，為的是打開並主導他國市場，建立一個以自身壟斷優勢和壟斷利益為中心的國際分工體系。與創造普遍繁榮的承諾相反，自由貿易的推行釀成了歐洲經濟的大蕭條，弱勢的歐洲各國隨即改行貿易保護政策，方才擺脫危機並縮小了與英國的差距。對於實力等而下之的其他國家，英國的所謂自由貿易則完全是炮艦政策下的自由剝奪，其實質就是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

l 美國的經濟脫胎於英國重商主義時代的母體，亞歷山大· 漢密爾頓開辟了美國的保護主義傳統，美國的富強蓋源於此。雖然立國後曾經出現過爭議和反復，但美國總體上選定了一條以國家幹預和關稅保護為核心的工業化道路。美國內戰前的紡織業及其所帶動的眾多產業明顯得益於貿易保護政策，內戰後的美國更是長期一貫地實行了世所罕見的保護主義，借此始得趕超英國等先進國家。只有當自身產業優勢壓倒所有競爭者後，美國才在20 世紀上半葉轉向貿易自由化。美國的經驗再次表明，自由貿易和保護主義都只是手段，產業的壯大才是貿易政策應當服務的目標。

l 嚴格說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推動世界走過的是一條貿易自由化道路，而非自由貿易道路。即使在自身優勢無可挑戰之時，美國也以利己主義為準繩，實用主義地規劃國際貿易體制、推動多邊貿易談判，並給自己劃出諸多例外的範圍。當自身優勢受到競爭者侵蝕時，美國為了保住自己的產業（包括夕陽產業），即采用雙重標準，拒絕順應比較優勢的演變趨勢，頻頻打出“公平貿易”等旗號以勢壓人，五花八門的非關稅貿易壁壘隨之大量進入國際經濟關係。美國主導下的當今國際貿易體制本質上還是一個強者各為私利互相角逐的傾斜舞臺。

l 英美貿易政策與產業發展的歷史實踐如此背離自由貿易理論，追根溯源之下卻不足為奇。由於推導過程中大量前提假定的存在，自由貿易論僅在嚴格限定的情形中才能成立，在真實世界裡，該理論便顯露出諸多漏洞。自由貿易論確立至今所遭遇的理論挑戰，已從貿易條件、幼稚產業、收益遞增、國內扭曲、不完全競爭等多個側面揭示了這些漏洞。歸結起來，自由貿易論的要害是，遷就並強化現實分工格局，引導弱勢方依賴並不可靠的比較優勢，最終使之固定在國際產業分工鏈的低端位置並因此流失機會和利益。至少對於有潛力的大國而言，唯有臨時利用但又不屈服於比較優勢，走產業升級、創造國際競爭優勢之路，才能保障自身在現實世界中的利益所得。

本書的價值在於挖掘真憑實據，展現了英國工業革命和美國成功趕超本由貿易保護政策促成這一歷史真相，證明了自由貿易論作為意識形態、自由貿易政策作為強者工具的本質特點，並且強調貿易政策與產業發展彼此關係的歷史規律至今未有改變。這些歸結到一起，實際上是在探討何為國家富強的真正機制這個問題。研究國家富強之道，包括解釋西方世界的崛起，一直是一門顯學，各路大家提出了各種理論。從專業化分工、市場機制、自由貿易，到資本積累、技術創新、企業家作用；從新教倫理、產權制度、管理革命，到民主政體、威權主義、儒家價值，等等，眾多相關因素都已被翻檢一通，可謂各執一端、眾說紛紜。現在，本人基於對英美發展歷程的實證考察，也加入了“盲人摸象、各摸一塊”的行列，所得出的答案說來也很簡單，那就是以貿易保護手段殖產興業。

近代以來的世界經濟史表明，工業化實乃一國富強的必由之路。打造並不斷升級產業，是由現實世界中產業層次偏低的一方無法在國際貿易中保障本國獲利所決定的。而工業從零開始或者由弱起步，當然需要培育和激勵，需要關稅和非關稅手段的保護。在已有工業強國崛起在先的世界上，任何一個後來者要再行工業化，都難以再依靠自由貿易，而只能依靠貿易保護。當今主要發達國家，歷史上正是靠貿易保護才奠定了產業興盛及國家崛起的基石，這一歷史規律至今不失其適用性。貿易保護固然不可能是一國富強的充分條件，但足可視之為一個必要條件。假如要單選某個決定因素來解釋一國富強之基礎的話，我寧願認為，該要素就是逆自由貿易而行的貿易保護和產業扶植。

如果稱這一觀點為貿易保護決定論，也並無不妥。戴上這副透視鏡，再回望原先頗覺紛繁雜亂的世界史，大有豁然開朗之感。將這一觀點放回世界史中加以檢驗，結果當令人滿意。誠然，正如讀者將在書中所見，歷來不乏對於自由貿易的批判，從重商主義直到自由經濟學派，從經濟學的歷史學派再到當代激進派發展理論，在貿易問題上都留下了不少務實、清醒、實證而並不教條的觀點。同時，相當多歷史學家（主要是經濟史學家），更是提供了大量史實和觀點的佐證。本人所做的就是，站到前人的肩膀上，通過自己的視角重新解讀歷史，把零星孤立的歷史片斷系統化，讓湮沒不彰的歷史線條凸顯出來，借以在自由貿易問題上提供足以使人清醒的思想資源。不用說，是否很好地做到了這一點，有關結論是否具有十分的說服力，尚需交由讀者來評判。不過，我自己對此還是充滿信心的。

作為一部嚴謹的經濟史著作，本書力圖做到言必有據，不發虛空之論。由於涉及歷史考辨，全書為求得證據支持，引用了不少相關史實陳述和已有研究結論，而且為了存真，這些引證都盡量用了直接引語的形式。一部著作這樣寫法，實際上是吃力不討好，但我以為這是誠實負責的態度。本書的文獻基礎主要是有關英國和美國貿易政策與產業發展的經濟史研究成果，也包括貿易學說史的有關研究成果，其中部分為專著，大部分則為論文，多出自英國1927 年以來的《經濟史評論》（Economic History Review）和美國1941 年以來的《經濟史雜志》（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對於所引文獻的眾多作者們，除已在注釋和征引文獻中一一列明外，我在這裡還要特別表示敬意。

值此書稿付梓之際，我願誠摯地感謝提供了“志奮領獎金”（Chevening Scholarships）、資助我在倫敦經濟學院學習的英國外交和聯邦事務部。留學英國使我得以深化對自由貿易問題的思考，特別是為形成中的觀點尋得了扎實的立論依據。此外，本項目研究先後得到了上海市浦江人才計劃和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的支持，在此亦謹致謝忱！

鑒於全書所涉議題範圍較寬，雖自問用力已勤，且有之前版本為基礎，恐仍有力所不逮之處。史實和議論方面如有疏失，尚希識者不吝指正。

目錄

前言

第一章 亞當·斯密真相辨偽：現實利益打造自由貿易教條

一、 缺乏創新緣何暴得大名

二、 現實需求選擇理論工具

三、 意識形態化難免的弊病

第二章 貿易保護引發工業革命：英國紡織業的成長案例

一、 壓制自由貿易成就了毛紡織業

二、 進口替代催生麻織業和絲織業

三、 市場獨占下棉紡織業異軍突起

第三章 重商主義奠定富強根基：三場革命令英國後來居上

一、 經濟學的革命與重商主義的貢獻

二、 初始工業革命與列國體系的優勢

三、 金融革命與強大國家政權的作用

第四章 一項扶強抑弱的戰略：英國自由貿易政策的原形

一、 強者借助自由貿易擴大優勢

二、 自由貿易的後果及政策逆轉

三、 自由貿易下弱者的非工業化

第五章 世所罕見的保護主義：美國成功實施的趕超戰略

一、 選擇去自由化的美利堅體制

二、 內戰前的紡織業與關稅保護

三、 從保護中贏得自由貿易資格

第六章 只有利益是永恒的：貿易自由化進程中的美國角色

一、 貿易自由化背後的利己主義

二、 競爭乏力時新保護主義泛濫

三、 雙重標準下世界進一步傾斜

第七章 尋求理論分析與總結：應當跳出自由貿易論的框框

一、 自由貿易論不斷遭到挑戰

二、 是科學原理還是虛擬猜想

三、 歷覽英美發展史後的啟示

征引文獻

後記

大凡確立一種意識形態，必然要造神，亞當· 斯密就是為確立自由貿易意識形態而打造的一方始祖尊神。概而言之，流行的斯密崇拜至少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 自由貿易論是由亞當· 斯密首創的，正如他首創了現代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一樣，斯密是突兀而立的經濟學巨人；

●l由斯密首創的自由貿易論，連同其自由主義經濟學說，以無比的科學性、革命性和雄辯性，得到了迅速而普遍的接受；

●l斯密的學說，尤其是其中的自由貿易論，有力地推動英國率先走上了一條加速國家富強的工業化道路；

●l斯密學說不僅對英國是有效的，而且具有普遍的適用性，只有遵循自由貿易等自由主義經濟原理才能讓世界實現持久的共同繁榮。

圍繞亞當· 斯密的討論經久而不息。2006 年10 月29 日，英格蘭銀行行長默文·金宣布，斯密的

頭像將榮登20 英鎊鈔票。次日，英國《泰晤士報》評論道：“當年《泰晤士報》刊登的訃告稱他笨手笨腳、丟三落四、沒有商業頭腦，如今亞當·斯密將成為20 英鎊鈔票上的歷史人物，他的現代經濟學之父地位從此不可動搖。……他撰寫的《國富論》[《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之簡稱] 主張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反對重商主義，並認為個人私利會在‘看不見的手’的引導下促進公益。他的理論成為英國19 世紀工業力量的奠基石。”

如此斯密崇拜不僅見諸報端，而且早已流布學界。例如，2001 年同時在紐約和倫敦出版的嚴肅著作《現代經濟學的創立：偉大思想家的生平與理念》，以隱喻人類創生的雙關語“一切源自亞當”開篇，稱“1776 年是一個先知預言的年份”，當年宣告了“政治自由和經營自由，二者相互協作開啟了工業革命”；“《國富論》是全世界都聆聽到的思想炮彈”，“是一份經濟《獨立宣言》”，“注定會產生巨大的全球影響”；斯密“寫就了贏得繁榮和財富獨立的普世公式”，“正如喬治· 華盛頓是新生國家之父，亞當· 斯密是新創的財富科學之父”等等。有關斯密的宗教般命題在這裡可謂一應俱全。

事實上，對斯密及其學說的頂禮膜拜在西方學術圈、課堂裡、財經界、傳媒上是何等司空見慣、理所當然，早已成為社會常識的一部分。況且，由於西方的綜合實力及話語霸權，這種信仰終於主導了世界的主流輿論，從而眾口一詞、積非成是、弄假成真、以訛傳訛，真正地讓斯密學說“注定會產生巨大的全球影響”。然而，造神運動——不管是打造何種神靈、維持何類神話，依靠的手段不外乎歪曲歷史、掩蓋事實、高調兜售、反復灌輸，斯密崇拜也是這樣打造起來的。只要耐心地沉入歷史，審慎地鑒別細節，相對獨立地思考和懷疑，盡量開放地傾聽被邊緣化的聲音，便可發現，這些所謂的常識實在與真相相距甚遠！

有足夠證據表明，亞當· 斯密並無開拓性創見，其所謂“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說的主要內容，包括自由貿易論在內，早由其前人一一提出，甚至闡述得比他更加周密和系統。只是當英國的產業發展還處在需要貿易保護的階段時，他人早熟的自由化論點便注定無法成為主流學說。其實，即使到斯密去世的1790 年，英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優勢也未充分確立，自由貿易論之類的自由主義政策尚嫌超前，故而，就是斯密也還要等待相當一段時間才能真正名滿天下。

與一炮打響的傳說相反，《國富論》的出版不僅在斯密生前，而且在他死後初期，都未能為他帶來一舉走紅的盛譽。可以肯定地說，遠不是“英雄造時勢”，即根本不是因為斯密學說而讓英國率先走上了工業化道路，從而奠定了所謂世界繁榮的基礎。歷史真相恰恰是“時勢造英雄”，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時勢找英雄”。也即英國偏偏是依靠了與自由貿易論格格不入的政策，如此才率先確立了工業競爭優勢，待到此時，現實的需要呼喚相應的意識形態，於是，幸運的亞當· 斯密就被拉出來梳妝打扮一番，人為打造的神像從此便成為服務強者利益的最佳工具。

顯然，本書開卷就著力於鑒別這一事實真相，絕非因為染上了“考據癖”。當今的人們依然需要，甚至更加需要思考這些根本性問題：為何自由貿易總是得到強者的偏愛，而弱者的利益頻頻受到損害；為何在貿易問題上，強者經常是嘴上一套或者紙上一套，而實際政策卻是另外一套。揭開自由貿易論確立階段的這個歷史蓋子，將有助於從源頭上打破彌漫在我們周圍的自由貿易流言，從而清晰地透視這個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原形。

一、缺乏創新緣何暴得大名

以為斯密天才般地創立了自由貿易理論，這種認識在西方，甚至在整個世界，早已凝固為某種不證自明的公理。例如，新近譯成中文的一本西方著作言之鑿鑿地宣稱：“自由貿易原理是亞當· 斯密1776 年在其名著《國富論》中首先提出的。”[3] 中國的教科書也常稱：“古典經濟學的偉大創始人亞當· 斯密在其著作《國富論》中雄辯地證明了自由貿易的可能性與必然性，從而建立了古典主義的貿易理論。”[4] 而且，除了把自由貿易論的原創權歸到斯密頭上外，人們普遍認為，斯密還首創了支撐自由貿易論的那些基本的自由主義經濟理念。比如，天賦自由、經濟理性、私利有益、放任自流、無形之手、管制有害、勞動分工、貿易共榮，等等，據說均由斯密首倡。在斯密著作中，尤其在《國富論》中，我們的確可以讀到這些有影響力的思想，只是它們純由斯密轉述而來。細究經濟學說史可知，無論是自由貿易論，還是那些相關的自由主義經濟理念，實際上無一由斯密原創，它們本質上都是斯密之前歷史的產物，在斯密時代都已成為學術常識。

斯密之前早有深刻的自由貿易論述

在自由貿易論這個斯密似乎堪稱鼻祖的領地，斯密不僅不是開風氣之先的首創者，而且他也未必後來居上。即使按照偏於保守的估計，斯密之前，至少有五位作者實為“自由貿易完全的支持者”，至於倡導“較自由貿易”者，則人數起碼還可翻倍。據查，英國的經濟學思潮在17 世紀便呈現自由化傾向，那些被斯密籠統冠以“重商主義者”稱號的（政治）經濟學家大多在日益轉向“重商自由主義”立場。“多數重商主義者，至少從17世紀末起，更應被稱為自由貿易論者，而非保護主義者”。因此，有學者提醒道：“把轉向自由貿易的任何變化都歸因於斯密，我們對此須持謹慎態度，人所熟知，許多所謂重商主義文獻已在反復講述‘自由’的好處。

也有學者明確指出：“托馬斯· 孟……查爾斯· 達維南特、尼古拉斯· 巴賁、喬賽亞· 蔡爾德，特別是達德利· 諾思爵士，已經提出了倡導外貿自由的理論，其闡述的明確和清晰程度一如近一個世紀後的亞當· 斯密。”此外，比斯密早了半個到一個世紀的其他人物，從威廉· 配第到亨利· 馬丁，都“提出了贊成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的普遍原理及部分理由”。喬賽亞· 塔克曾被法國經濟學家譽為“認識到自由貿易之優勢的唯一作者”，他稍長於斯密，斯密藏書中就有塔克的著作，在觀點上也從中多有吸收。另外，人所共知，長期遊歷法國的斯密深受以弗朗索瓦· 魁奈為首的法國重農學派的影響，而“重農學派也許真正是第一個主張無條件自由貿易的集團”，“在自由貿易問題上，如同在其他方面，斯密從重農學派那裡受到了啟發”。

具體從學理上說，遠在13 世紀即有一位“米德爾頓的理乍得”，他構想了用以解釋國際貿易利益的兩個國家、兩種商品的初步模型。此後很久，“塞繆爾· 福特裡在1673 年闡述了斯密一個世紀後才會提出的大致相同的內容，即自由貿易會讓資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亨利· 馬丁、雅各布· 範德林特、馬修· 戴克、喬賽亞· 塔克等也均早於斯密，探討了要素稟賦和優勢差異以及在此基礎上交易之利弊等命題，塔克、戴克在自由貿易問題上的觀點甚至比斯密更加自由化。尤其是在1701 年，亨利· 馬丁發表了堅定並系統地支持自由貿易的論冊《關於東印度貿易的思考》。此書批評了貴金屬主義論；認為不應對進口設置任何限制；強調自由進口所帶來的競爭壓力終將讓總體的英國經濟受益；提出自由貿易有助於專業化分工和規模經濟；等等。貿易學說史家不止一次指出：“馬丁在許多方面以比亞當· 斯密更為深刻的推論闡述了自由貿易的邏輯”。

再有，艾薩克· 杰維斯1720 年出版的《世界貿易體系與理論》深入分析了國際交換和支付問題，形成了首個國際經濟一般均衡理論，得出了“全面呼吁普遍自由貿易”的結論。其理論被後人認為是“政治經濟學最早的正式體系之一，為自由貿易奉獻了最有力的實際論證”。還有，德國人恩斯特· 路德維希· 卡爾在其出版於1722—1723 年的《論君主的財富》第二、三卷中，已經闡述了利用比較優勢條件、開展國際分工、進行互利交易的思想，而且據考證，斯密了解此人著作，斯密有關分工的論述“有時甚至使用的語言也是一樣的”。此外，法國人諾埃爾· 安托萬· 普呂什在其1732—1750 年出版的《自然觀察》第六卷中，已經“提出了通常被謬稱為‘李嘉圖模型’的谷物經濟模型”，而且同樣據考證，斯密也是完全能夠接觸到該著作的。

為展示斯密之前已很深刻的自由貿易思想，這裡特以馬丁《關於東印度貿易的思考》為例，予以介紹亦供佐證。發表於1701 年的這本冊子共有80 頁，旨在支持絲綢和棉紡織品從印度的進口，在辯護過程中，作者十分超前地表述了自由貿易論的經典見解。

首先，馬丁已把國際貿易置於比較勞動成本的堅實基礎上。他說：“如果九個勞動力在英國不過生產三蒲式耳小麥，而在另一國家中九個勞動力能生產九蒲式耳小麥，那麼把勞動力雇用於英國國內的農業生產，不過就是雇用了九個勞動力來從事外國三個勞動力便可完成的工作……這等於我們所雇用的六個勞動力沒有創造利潤，而這些勞動力本可以被雇來進行其他生產，以讓英國獲得同樣多蒲式耳的小麥。故此，[ 讓其在英國從事農業] 等於是損失了六蒲式耳小麥，或者損失了這麼多的價值。”顯而易見，馬丁已經抓住了作為自由貿易基礎的成本優勢問題，若比較斯密75 年後《國富論》中的相關內容，馬丁顯然有過人之處，故此有定論：“在對自由貿易理由的分析性貢獻方面，說馬丁甚至超越了斯密，諒非無理之詞。

其次，馬丁進一步闡述了自由貿易基礎上的國際分工利益，以及貿易限制會造成的危害。他說：“可以從印度進口那些利用比英國更少人手便可生產的東西，允許消費印度的制品等於是減少勞動的損失。……那種限定我們只消費英國制品的法律，等於強迫我們親手生產它們，強迫我們消費本可由較少勞動而現在卻由較多勞動提供的東西。”據此推理，貿易及消費限制“等於讓許多人勞而無功，讓王國無利可圖，幹脆說，實把本可以創造利潤的勞動扔掉了”。同時，馬丁正面指出，自由貿易帶來的競爭會促進生產率的提高。他說：“鑒於東印度貿易能以較少因而也是更低廉的勞動獲得進口品，這種貿易是一種非常可能的方式，會迫使人們發明工藝和機器。這樣，其他事情也可能因此以較少和較廉的勞動來完成，從而會降低制品的價格。”馬丁還專門以布匹和鐘表為例，論述了國際貿易基礎上的專業化所能導致的效率提高。

最後，馬丁相信自由貿易不會帶來有害的失業，相反會帶來最大的就業。他說：“東印度貿易沒有摧毀英國盈利的製造業，也沒有剝奪那些我們希望保留的就業崗位”；假如節省勞動的制成品進口真的意味著一定數量的人“因此無法從事其原先的營生，則東印度貿易不過是讓原本不能為王國謀利的這麼多人失了業。即使失去了這些人所生產的制品，失去了雇用這些人的工作，社會公眾卻毫無損失”。他堅持認為，開放的貿易“是最可能為所有人提供工作的一種方式”。限於篇幅，馬丁用來支持自由貿易的其他一些觀點，包括消費海外新奇產品、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商人自有良善判斷等，就不再贅述。重要的是，應當意識到這些思想的巨大超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