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皇親與政治：解讀趙宋王朝“家天下”的政治內核（簡體書）

導 言

本書擬從政治史尤其是政治制度史的角度，對宋代的皇親做一番力所能及的審視。所謂皇親，除皇帝的配偶（後妃）而外，還包括皇帝的血親（宗室）和姻親（外戚）。通俗地說，便是皇帝的妻室、兒女、岳父、女婿、舅子、老表、親家、連襟。至於宦官，雖然只是皇帝的家奴，但他們依附於皇室，而皇室如果離開這批家奴也將無法生存，兩者相依為命，密不可分。何況某些宦官甚至與皇族結成擬血緣關係。宋代的宦官問題由於不如漢、唐、明三朝突出，往往被忽視。出於這些考慮，本書把宦官作為考察物件之一。導言重在提出問題，不在獲得結論。問題主要有以下四個。

一 皇親國戚的認識價值何在

提起宋代的皇親國戚，人們立刻想到的大概是《楊家將》裡的八賢王、《貍貓換太子》中的劉皇後。由於《楊家將》等歷史故事千百年來在民間廣為流傳，八賢王等人物給人們留下的印象很深。其實這些故事和人物與其歷史原貌與原型相去甚遠。然而在當前通行的歷史讀物中，八賢王、劉皇後則要麼盡行回避，要麼一筆帶過。顯然不夠真實的民間故事濃墨重彩，大體符合事實的歷史讀物輕描淡寫，兩者形成了十分鮮明的對比。究其原因，除歷史讀物受篇幅限制而外，恐怕還有觀念上的緣故。“既然是皇親國戚，就應該趕下歷史舞臺”，這一片面認識可能已是往事。但“皇親國戚之類難以登大雅之堂，只能聊作茶餘飯後的談資”，這種似是而非的看法並未成為過去。假如只是簡單地複述那些宮廷瑣事，的確沒有多少意思，但也應當承認，無論從社會史、經濟史還是從文化史、政治史的角度看，這一社會群體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一定的認識價值。

就社會史來說，家族作為社會的基礎和濃縮體，無疑是個重要論題。包括宋代在內的整個中國封建時代，等級最高的家族非皇族莫屬，其認識價值自不待言。難怪常言道：“家族小社會，社會大家族。”“皇帝大家長，家長小皇帝。”儘管18世紀法國的啟蒙學者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為了摒棄封建君主專制，猛烈抨擊“以國政比擬家政，以君主比擬家長這一謬誤”，然而“家國相通”確實是中國封建時代無法回避的事實。皇族與素族相同之中又有不同。如素族以祖宗為中心，其成員在家族中地位的高低以輩份為準繩，而皇族成員的尊卑一般是以與當朝皇帝血緣關係的遠近為標準，其中心不是祖宗，而是當朝皇帝。普通人家的家長、族長無非是家庭、家族的首領而已，他們較多地置身於家庭、家族之中。而皇帝既代表皇族，更代表朝廷，常常淩駕於皇族之上、遊離於皇族之外。

如果從社會史上講，皇族作為家族的代表，典型性較差，那麼就經濟史來說，皇族的費用肯定是一筆不可小視的財政開支。嘉祐六年（1061），蘇軾曾浩歎：

外有不得已之二虜，內有得已而不已之後宮。後宮之費不下一敵國。

他把宋朝給予遼朝、西夏數額巨大的歲幣和後宮之費一概視為沉重的財政負擔，認為其差別僅僅在於前者或許無可奈何，後者越發莫名其妙。宋元之際的史學大師馬端臨在《文獻通考》卷24《國用考二·歷代國用》裡，將“養兵”“宗俸”“冗官”“郊賚”看作宋代財政的四大拖累。四項當中，“宗俸”“郊賚”兩項都屬於皇族費用。何況皇族費用剛性較強：

天子之財，天子用之，有司不得而吝。

誰要加以抵制，總得有些膽量。而皇族的費用又部分來自皇帝直接掌握的內庫。宋人往往將當時的戶部、內庫與漢朝的大農、少府相提並論，如朱熹說：

今之戶部、內藏，正如漢之大農、少府錢。大農則國家經常之費，少府則人主之私錢。

追本溯源，宋代的內庫與漢朝的少府確有瓜葛。然而宋代的內庫不再只是皇帝的“私錢”，同時又是“國家經常之費”的主要來源之一。其收入之多、支出之廣、作用之大、在整個國家財政中地位之高，遠非漢朝的少府可比。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宋代內庫的情況不明，宋代的經濟至少可說是財政狀況勢必撲朔迷離。

就文化史來說，宋真宗號稱“屢以學術勖宗子”。豈止宋真宗一人而已，宋朝歷代皇帝幾乎莫不如此，以致“宗子好學者頗多”，從他們當中湧現出一批文化人。在清人厲鶚輯撰的《宋詩紀事》裡，入選的宗室詩作者有趙楷等78人。在近人唐圭璋編纂的《全宋詞》中，收錄有趙令畤等34位元宗室詞作者的作品。南宋時期宗室的文化素養又高於北宋，不僅有趙善譽、趙汝談等著名經學家，而且有趙孟、趙孟堅等一代書畫名家。趙汝愚的《諸臣奏議》、趙汝適的《諸蕃志》、趙彥衛的《雲麓漫鈔》等史學著作，付梓之後即被一代又一代的學人反復加以研究、不斷予以徵引。在宋代的外戚中，“性喜文史”“習熟典故”“通音律”“好為詩”者不乏其人。如宋太宗的駙馬李遵勖與西昆派詩人過從甚密，“師楊億為文”“與劉筠相友善”，不僅“通釋氏學”，而且“好為文詞”，有《間宴集》《外館芳題》等書籍問世。又如宋高宗吳皇後的侄子吳琚曾師事名重一時的學者陳傅良，棋琴書畫無所不能，詩詞歌賦無所不精，有《雲壑集》等著作刊行，深受範成大、陸遊等著名詩人敬重。還應當指出，宋代設有專門教育宗室的機構，主要是側重於教育近親的宗室宮學和側重於教育宗室疏屬的宗學。

如果從文化史上講，宮學、宗學畢竟只是貴族學校，其社會作用有限，那麼就政治史來說，日本學者宮崎市定認為宋代的皇族是唯一的貴族，“財產和地位的世襲只限於天子一家”，未必完全確切。但皇族無疑是封建時代最為顯貴的政治性家族，它與生俱來便同政治結下不解之緣，與封建王朝同命運、共興衰、相始終。而“家天下”統治又是中國封建政治的一大特色，皇親國戚的認識價值顯然較大。由於已進入本書主題，下面要講得詳細些。

二 宋代究竟有無“內亂”

宋代“積弱不振”，實屬不刊之論。但它畢竟在歷史上延續了300多年之久，並且經濟發達、文化繁榮。眼下，人們對宋代社會經濟的發展狀況，認識已經比較充分。鄧廣銘先生一再強調，宋代社會經濟所達到的高度“在中國整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內，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絕後”二字似可斟酌，“空前”一語則是事實。至於宋代的政治，其情形又如何呢？清初大學問家顧炎武斷言：

宋世典常不立，政事叢脞，一代之制，殊不足言。

或許是這一說法的影響所致，有的研究者至今仍然把宋代政治看作一團糟。如當代史學名家錢穆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一書中，指責宋代“有事而無政，有形勢推遷而無制度建立”，是中國政治史上“最沒有建樹的一環”。照此說來，宋代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不協調程度竟嚴重到這般地步，人們當然困惑不解。

與宋代政治一團糟的看法相反，從當時到近代不少學者都認為宋代政治有可取之處，其中宋代“無內亂”的說法比較普遍。早在北宋後期，理學家程頤就將“百年無內亂”列為宋代“超越古今者五事”之首。他說：

自三代而後，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無內亂；四聖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嘗誅殺大臣；至誠以待夷狄。

所謂“內亂”，一詞多義。程頤此處顯然不是指亂倫行為，也不是籠統地指相對於外患的內亂，而是專指統治集團內部，特別是皇親國戚之間的爭權篡位。與程頤大致同時的理學家邵雍也說：

本朝五事自唐虞而下所未有者：一、革命之日，市不易肆；二、克服天下在即位後；三、未嘗殺一無罪；四、百年方四葉；五、百年無心腹患。

他臨死前還慶倖地寫下：

生於太平世，長於太平世，老於太平世，死於太平世。

邵雍的“未嘗殺一無罪”一語及“太平世”三字固然屬於過甚之詞，但他的“百年無心腹患”與程頤的“百年無內亂”則是同義語。在不少問題上與理學家看法相左的南宋思想家葉適，同樣肯定宋代（至少北宋前期）的情況是：

天下無女寵、無宦官、無外戚、無權臣、無奸臣，隨其萌蘗，尋即除治。

如果說宋人的上述議論不免有抬高本朝之嫌，那麼元朝官修《宋史》亦作如是觀：

宋三百餘年，外無漢王氏之患，內無唐武、韋之禍，豈不卓然而可尚哉！

此後，明人張溥在《宋史紀事本末·敘》中認為，宋代有四大“法高前代”之處，即“禮臣下、崇道學、後妃仁賢、宗室柔睦。”能否籠統地說宋代“崇道學”，“崇道學”是否值得讚揚，這裡姑且置而不論。但“後妃仁賢、宗室柔睦”則是“無內亂”的具體化。近人蔡東藩在其不應簡單地視為小說而應視為通俗歷史讀物的《宋史演義》中，一開頭便說：

宋朝的善政卻有數種：第一種是整肅宮闈，沒有女禍；第二種是抑制宦官，沒有閹禍；第三種是睦好懿親，沒有宗室禍；第四種是防閑戚裡，沒有外戚禍……不但漢、唐未能相比，就是夏、商、周三代恐怕還遜他一籌。

他把“內亂”分為四種，並且認為宋代一概沒有，可以說是替程頤的宋代“無內亂”之說做了注釋。已故著名歷史學家柳詒徵也認為：

惟宋無女主、外戚、宗王、強藩之禍，宦寺雖為禍而亦不多。

並在這句話下面加了著重號，提醒讀者注意。他同時又強調：宋代“雖間有女主垂簾、宦者得勢之時，要皆視兩漢、晉、唐為不侔”。所謂“不侔”者，不能等量齊觀之謂也。

人云亦云，學人所忌。何況宋代究竟有無“內亂”，前人語焉不詳，仍舊是個問題。即使有了答案，還得尋根究底，探究其原因。

三 “家天下”統治應當如何理解

前面已經提到，“家天下”統治是中國封建政治的一大特色，不免使人想到《禮記·禮運》對所謂“大同之世”與“小康之世”的描述。豈止於此而已，“官天下”與“家天下”常常被古人作為一對反義詞，他們說過不少這類大同小異的話：

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

所謂“家天下”即“私天下”，而“官”在這裡不是指官職、官吏，其含義是公有。無怪乎程頤索性把“官天下”直截了當地稱為“公天下”，他說：

五帝公天下，故與賢；三王家天下，故與子。

所謂“三王”，是指夏禹、商湯、周文王。至於“五帝”，雖然眾說紛紜，但無非是指伏羲、炎帝、黃帝、堯、舜一類傳說時代的人物。“官天下”或“公天下”反映了原始社會的情形，可是帶有理想的成分。而“家天下”或“私天下”則比較如實地顯示了進入階級社會以後的狀況。

什麼叫“家天下”？全慰天先生認為，與其“從一個皇家與皇帝去看中國，毋寧從千萬家及其家長去看中國，更能把握住它的本質”。他強調“家天下”的意思應當是“天下由千千萬萬家組成”。此說可謂入木三分，但“家天下”的本義畢竟是“以天下為私家之物而傳子孫”，帝王與其血親、姻親乃至親信共同擁有天下，宗室、外戚、宦官在國家政權中佔有特殊地位。

很清楚，所謂“家天下”，具體到宋代，即天下由趙氏一家一姓統治。因此，“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簡直成了宋代士大夫的口頭禪。如宋仁宗即位之初，參知政事王曾上奏說：

天下者，太祖、太宗、先帝之天下也，非陛下之天下也。

這類說法雖有藐視當朝皇上之嫌，但畢竟承認了天下是趙氏一姓的“私家之物”，與“家天下”統治精神大體相符。

然而，早在先秦時代就有立君為民之說，如《慎子·威德》稱：

立天子以為天下，非立天下以為天子也。

《呂氏春秋·貴公》說：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

這種天子應當“不私一姓”的觀念也被宋代士大夫普遍接受。他們不斷告誡皇帝“治國莫先於公”、“天下事非一家之私”。如靖康年間，翰林學士許翰理直氣壯地對宋欽宗講：

雖天子不得而私也，而後天下之大公立。

宋高宗時，監察禦史方庭實在奏疏中斬釘截鐵地說：

天下者，中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萬姓、三軍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

就連提倡等級名分的理學家朱熹也認為：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

類似說法太多，不勝枚舉。

許翰等人的這些說法似乎有悖於“家天下”統治精神，並且對當朝皇帝大不恭敬。可是有兩點值得注意。

第一，許翰等人並未因此受到懲處，反而被視為忠臣。講到封建時代的君臣關係，人們往往一言以蔽之：“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如此認識封建主義，未免過於簡單，有必要加以澄清。早在先秦時期，孔子便強調臣子應當“以道事君”。他認為君臣關係是相互的：“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孟子講得更具體一些：

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朱熹對此深表贊同並闡釋道：

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賤惡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

在宋代，最高統治者這樣要求士大夫：“人臣之事君，不可以有二心。”士大夫也普遍認為：“臣事君猶子事父。”有的甚至信誓旦旦：

甯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

但“忠臣不事兩君”並不等於一味屈從皇上，甘心做皇上的哈巴狗。假如一味屈從，那就不是忠臣，而是令人作嘔的佞臣。他們認為，臣下既要“愛君如愛父”，更要“愛國如愛家，愛民如愛子”。何況“愛君則必愛國，愛國則必愛民”，“愛君”“愛國”“愛民”三者是一致的。在他們的心目中，忠臣應當是：

從義而不從君，從道而不從父，使君不陷於非義，父不入於非道……君有不義，不從也……父有不義，不從也。

有的大臣公然表示：“願為良臣，不願為忠臣。”其實就是“從義而不從君”的意思，不過態度更為激烈而已。在士大夫看來，皇上不可能一貫正確，也會有過失。如南宋學者陳傅良說：

人非舜堯，安能每事盡善？而人臣之善諫其君者，則每因事而納之於善焉。

朱熹更是直截了當地講：

士大夫當以面折廷爭為職。

宋代的皇帝又大多不太專橫。如宋太祖常常因“偶有誤失，史必書之”而發愁。宋太宗號稱“孜孜求諫，渴聞忠言”，他告訴宰相：

朕若有過，卿勿面從。

宋真宗剛即位便下詔，要求大臣“直言極諫，抗疏以聞”。有人當面奉承宋孝宗：

陛下聖明，事無過舉。

宋孝宗立即加以反駁：

朕雖無大過，豈無小失？

宋孝宗對士大夫們說：

朕意正欲群臣言事，如其不言，是負朕也。

他們往往將這句古語奉為圭臬：

逆吾者是吾師，順吾者是吾賊。

因而許翰等“逆吾者”一概有忠臣之稱。

再者，豈止許翰等人，宋代的皇帝幾乎對“治國莫先於公”這條原則都表示首肯。不但一向受到較高評價的宋太祖對宰相趙普的天下不是皇帝最大，而是道理最大之說深表贊同，並引用古語教訓家人：

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連宋高宗也曾向大臣表白：

治天下蔽以一言，曰公而已，朕亦安得而私！

至於號稱一代英主的宋孝宗則多次表示要狠鬥私心：

人有一點私心，法便不可行。

據說，他“聖德日新”，是由於懂得：

天下是天下之天下。

如果說許翰等人被視為忠臣不足為怪，那麼宋太祖等最高統治者講的這些仿佛與“家天下”統治精神相違背的話則不易理解。於是，有學者把不能分割的“家天下”和“君天下”分割開來，認為戰國以前是“家天下”、秦代以後是“君天下”，顯然有些牽強。“家天下”統治貫穿整個中國封建時代，這一早已家喻戶曉的共同認識恐怕不容懷疑。

“家天下”統治到底應當如何理解？要弄清這個問題，不能忘記封建國家的本質及其政治職能和社會職能。國家無非是統治階級的組織，不過是“獨自代表整個社會的那個階級的國家”。關於其政治職能，恩格斯強調：“國家無非是一個階級彈壓另一個階級的機器。”關於其社會職能，恩格斯指出：國家“是和人民大眾分離的公共權力”。依據這些論斷，結合有關史實，“家天下”統治將不難理解，並且完全能夠找到它在宋代整個政治制度中的位置。

四 宋代是否形成“內朝”

“家天下”統治的基本特徵是“家以傳子”、皇位世襲。這一點在漫長的中國封建時代始終未曾改變。除此之外，分封親屬拱衛王室和利用內朝限制外朝也相當充分地體現了“家天下”統治。分封早已名實不盡相符，因此才出現了秦代以後不是“家天下”，而是“君天下”這一牽強的說法。但歷代大多形成“內朝”。所謂內朝，又稱中朝、內廷或內庭，其含義有兩種。

一種含義是指地點。籠統地說，宮廷之內叫內朝；具體地講，則因時代不同而異。元人陳澔注《禮記集說》卷6《玉藻》稱：

天子、諸侯皆三朝，外朝在庫門之外，治朝在路門之外，內朝在路門之內，亦曰燕朝也。

據說這是漢代以前的情形。此後，唐代以承天門為外朝，太極殿為中朝，兩儀殿為內朝。而宋代通常是以文德殿為外朝，垂拱殿為內朝。

另一種含義是指機構或人員。《韓非子》卷4《孤憤》注說得比較籠統：

外謂百官也，內謂君之左右也。

《漢書》卷77《劉輔傳》孟康注講得比較具體：

中朝，內朝也。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也。

他是就西漢時期、武帝以後的情形而言。

這裡所要討論的不是第一種含義上的內朝，而是第二種含義上的內朝，它正式出現於漢武帝時。外戚霍光在漢昭帝時，以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的身份主持內朝，內朝權力明顯增長。霍光公然對丞相田千秋說：“今光治內，君侯治外。”田千秋的回答是：“唯將軍留意。”他對於朝政“終不肯有所言”。更有甚者，廢昌邑王、立漢宣帝這樣的頭等國家大事，完全由霍光一手包辦，丞相楊敞事前一無所知，事後“驚俱，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可見，內朝哪裡只是分割外朝權力而已，簡直是淩駕於以宰相為首的外朝之上了。因此，宋元之際的學者王應麟認為：“兩漢政出於二”“重中朝而輕外朝”。

至於內朝的組成人員，錢穆指出：“內朝用私臣，非宗室則必屬外戚。”“用私臣”一語無疑是中肯之論，但“非宗室則必屬外戚”這一概括並不周延。歷代內朝的組成人員除宗室、外戚而外，至少還有後妃、公主、宦官。因此出現了“宗室內朝”“外戚內朝”“後妃內朝”“公主內朝”“宦官內朝”等各種稱呼。

從上述情況看，內朝作為皇帝用來分割外朝權力的工具，具有兩個主要特徵：一是由皇帝的親屬或親信組成；二是淩駕於外朝之上。內朝與外朝相比，更能顯示中國封建政治的“家天下”統治這一特色。問題在於，宋代是否形成內朝？據當時人講，宋代不少皇帝是這樣處理朝政的：

每事付之外庭，采於公論，左右便嬖，絕不預政。不唯不聽其言，又切禁之。而金繒酒食之賜則不吝嗇也。

“每”“絕”“切”這些字眼顯然屬於渲染之詞，但宋代的皇帝比較尊重外朝大臣，不太重用親屬，常常見於記載。如士大夫要求宋真宗“細務委任大臣百司”，宋真宗稱讚道：

此頗識大體！

不僅如此，他一再強調“中書事無不總”，並向宰輔大臣表白：

軍國之事無巨細，必與卿等議之，朕未嘗專斷。

假如宋真宗果真“未嘗專斷”，那麼宋孝宗則號稱“赫然獨斷”。可是，據陳俊卿講，在他擔任同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期間，對宋孝宗的聖旨，“茍有愚見，必皆密奏”，其結果是“多蒙開納，為之中止”。陳俊卿出任宰相兼樞密使以後，更是向宋孝宗公開表明，他將如此對待聖旨：

有未允公議者，容臣卷藏，不示同列，實時繳奏，或次日面納。

宋孝宗對此表示贊同：

卿能如此，朕複何憂！

豈止陳俊卿一人而已，宰相梁克家依法抵制聖旨，同樣受到宋孝宗誇獎：

卿等如此守法，極好！

宋孝宗的親信請求法外開恩，宋孝宗的答覆是：

降旨不妨，恐外庭不肯放行。

而外朝官員則表示：

縱降旨來，定當繳了。

可見，宋代外朝權力不小，當時的宰執大臣絕非“徒唯唯而已”，與西漢的田千秋、楊敞等人不可同日而語。儘管情況大體如此，但宋代究竟有無內朝，不宜輕易下結論，仍然有必要深究。

以上四個問題，第一個談了一孔之見，後三個懸而未決。下面將圍繞著這三個問題，分別從宗室、後妃、外戚、宦官等四個方面求解，然後在餘論裡加以歸納並試圖得出答案。此外，還有兩點需要事先說明：第一，以下的考察不可能面面俱到，它著重探討的只是那些自以為富有時代特色而前人又研究較少的問題；第二，本書雖然以宋代的皇親國戚為探討物件，但將儘量瞻前顧後並左顧右盼，力求避免靜止地就宋代論宋代、孤立地就皇親論皇親，以便展示歷史的縱向發展和橫向聯繫。心想如此，未必事成。但願這一願望不致完全落空。

導 言 001

一 皇親國戚的認識價值何在 001

二 宋代究竟有無“內亂” 005

三 “家天下”統治應當如何理解 009

四 宋代是否形成“內朝” 018

第一章 宋代宗室與政治

第一節 宋代有沒有宗室之禍 027

一 燭影之疑及其相關事件 027

二 玄武門之變與燭影之疑的比較 034

三 宗室之間的矛盾 043

四 宗室中的皇帝迷 051

第二節 宋代對宗室的防範 059

一 宗室待遇較優厚 059

二 宗室任職受限制 067

三 皇子不徑直封王 083

四 親王僅問安侍膳 089

五 宗室法與常人法 095

第三節 宋代的公主和駙馬 106

一 帝姬——公主的另一稱呼 106

二 公主在政治上貴而不驕 109

三 駙馬極少出任要職 118

四 公主在家庭內恪守“婦道” 130

五 公主在生活上比較節儉 137

第二章 宋代後妃與政治

第一節 宋代的後宮制度 146

一 後宮等級森嚴 147

二 後妃出身複雜 157

三 垂簾太後頗多 167

第二節 宋代後妃之“賢” 172

一 後妃較少插手朝政 173

二 後妃之爭少於唐代 182

三 後妃大多不私外家 191

四 垂簾太後心在社稷 196

第三節 宋代無武韋之事 206

一 劉皇後並非武則天第二 206

二 宮禁制度較嚴密 218

三 後妃實力有限 227

第三章 宋代外戚與政治

第一節 宋代無王莽之“患” 238

一 錢惟演與張堯佐：眾矢之的 238

二 外戚宰相：韓忠彥和鄭居中 243

三 錢端禮的宰相夢 248

四 “假楊國忠”韓侂胄 253

五 賈似道——外戚起家的權臣 264

第二節 宋代的待外戚之法 276

一 優遇與防範相結合 277

二 關鍵在於不給實權 285

三 外戚不預政 293

四 戚裡應守法 298

第四章 宋代宦官與政治

第一節 北宋的宦官問題 311

一 宦官廣泛參政 311

二 宦官參政原因何在 319

三 宦官捲入政爭 329

四 為什麼北宋無“閹禍” 335

五 士大夫與宦官對立 349

第二節 南宋宦官權勢的削弱 357

一 明受之變不可不戒 357

二 前後兩省合而為一 364

三 宦官不管軍但幹政 380

餘 論 390

一 宋代既無內朝又無內亂 390

二 觀念的束縛與制度的約束 392

三 士大夫——皇親國戚的剋星 400

四 皇權並非不受任何限制 407

五 趙家天下乎官人世界乎 413

附錄一 大事年表 421

附錄二 參考文獻 427

初版後記 441

再版後記 445

四 公主在家庭內恪守“婦道”

下面將探究的範圍從政治生活擴展到家庭生活。封建時代，駙馬娶公主，不叫娶，而稱“尚”。這個“尚”字意味著公主作為所謂金枝玉葉，她們與駙馬儘管是夫妻，但其地位高於駙馬。公主在丈夫家中是個特殊人物，甚至淩駕於公婆之上。唐代某些最高統治者雖然要求公主“無鄙夫家”，但唐代“公主多驕縱”，往往依恃其“高貴”的血統，不把夫家乃至公婆放在眼裡。在她們當中，像唐憲宗的女兒岐陽公主那樣“事舅姑以禮聞”、像唐宣宗的女兒廣德公主那樣“事於氏（其婆家）宗親尊卑無不如禮”者，實在少見。宋代某些最高統治者要求公主“宜修婦道”，公主通常謹守遵循。所謂婦道，只要讀一下宋元時期的著名族規《鄭氏規範》，便一目了然。其主要含義是婦女“必須安詳恭敬，奉舅姑以孝，事丈夫以禮，待姊姒以和”。毋庸置疑，這屬於歧視婦女的封建禮教。宋代公主在這個方面，不同於唐代公主之處，主要有兩點。

第一，向公婆下拜。唐代有這樣一條“舊例”：

皇姬下嫁，舅姑反拜而婦不答。

所謂舅姑，即公婆。唐太宗的女兒南平公主曾拜公婆，這在唐代實屬鳳毛麟角，史籍大書特書，完全可以理解。但說“自是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備禮”，則不是事實。唐高宗在永徽元年（650）正月、唐德宗在建中元年（780）九月、唐宣宗在大中四年（850）二月，不斷要求公主對公婆執婦禮，但公主不拜公婆的現象始終禁而不止。

北宋前期，沿襲前朝舊制，實行“選尚者降其父為兄弟行”的制度。於是，出現了駙馬柴宗慶、王貽永、李遵勖等以祖為父、以父為兄、以母為嫂一類怪現象。宋神宗剛即位就在他的妹妹陳國長公主出嫁王師約時，決定改變這一“亂昭穆之序，廢長幼之節”的做法，下詔“令陳國長公主行舅姑之禮，王師約更不升行”。他在《公主行舅姑之禮詔》中說：

尚帝女者輒皆升行……義甚無謂。朕常念此，寤寐不平。豈可以富貴之故，屈人倫之序也。可詔有司革之，以厲風俗。

後來，宋徽宗稱讚宋神宗的這一決策是“貽謀後世”的“甚盛之舉”，並在當時頒行的《政和五禮新儀》中加以吸取，“著為永法，通行天下”。

這裡應當指出，即使在宋神宗以前，實行“尚帝女輒皆升行”制度期間，公主並非全然不拜公婆。如宋真宗時，李遵勖做了宋太宗的女兒隨國長公主的駙馬，即以其父李繼昌為兄，但隨國長公主“因繼昌生日，以舅禮謁之”，向他拜夀，並得到宋真宗支持。公主不僅拜駙馬之父，而且拜駙馬之兄。如吳元載只是宋太宗的女兒蔡國公主的駙馬吳元扆的哥哥，宋太宗在端拱元年（988）“令公主拜之”。宋神宗廢除“尚帝女者輒皆升行”制度以後，公主必拜公婆。史稱：

公主見舅姑之禮，自此始。

此後，宋徽宗強調：“行法自近始。”重和元年（1118）十一月，他在女兒茂德帝姬出嫁時，令其“依《新儀》，見舅姑，行盥饋之禮”。所謂盥饋，系兒媳服侍公婆進餐的儀式。宋徽宗發現帝姬出嫁時，“舅姑亦不端坐”“反有下拜之禮”，立即下詔，斥責“其失祖考本意”，要求帝姬“恪遵《新儀》”。

宋代公主“奉舅姑以孝”，並不僅僅限於下拜、盥饋一類儀式，而且見於行動。如宋神宗的女兒徐國長公主不僅“事姑修婦道”，而且“夫黨數千百人，賓接皆盡禮”。宋英宗的女兒蜀國長公主在這方面的表現，更是“聞者驚歎，諸家傳之，以為法式”。公公死後，婆婆守寡，她“日至榻下，自和湯劑以進”。

第二，為駙馬居喪。按照中國古代的喪服制度，妻子必須為丈夫服斬衰3年，丈夫只需為妻子服齊衰1年。唐、宋法律規定：

居父母及夫喪而嫁者，徒三年。

這些都明顯地表現了封建家庭夫妻不平等，以男性為中心。不過，唐代公主通常並不認真為駙馬居喪，安樂公主甚至居喪改嫁。史稱其夫“武崇訓死，主素與武延秀亂，即嫁之”。但是，安樂公主非但沒有受到懲罰，而且婚事大操大辦，唐中宗、韋皇後親自前往慶賀。相反，公主死後，駙馬居喪，必須超過喪服制度的通常規定，服斬衰3年。開成年間，戶部侍郎李玨指出：

駙馬為公主服斬衰三年，所以士族之家不願為國戚者，半為此也。

不僅如此，公主平時在家庭內的地位高於駙馬，駙馬無非是公主的附屬品。駙馬對公主事之不恭，要吃官司。如唐太宗的女兒新城公主突然死去，唐高宗不問青紅皂白，以“遇主不以禮”的罪名，將其駙馬韋正矩處死。難怪唐代有句諺語：

娶婦得公主，無事取官府。

足見，唐代的公主之家與普通家庭相反，不以男性而以女性為中心。

與唐代公主不同，宋代公主一般要為駙馬居喪。如宋太宗的女兒冀國大長公主為其駙馬李遵勖居喪，並超過了喪服制度的規定。她在居喪期間，“衰麻未嘗去身”；服除以後，“不復禦華麗”。宋仁宗“親為簪花”，她婉言拒絕：“自誓不復為此久矣。”不僅如此，駙馬平時在家庭內的地位並不比公主低。如李遵勖生前就對冀國大長公主多所冒犯，而“公主為性至善，未嘗言其失”。直到嘉祐年間，知諫院司馬光還對她極盡讚美之詞：

獻穆公主仁孝謙恭，有如寒族，奉李氏宗親，備盡婦道，愛重其夫，無妒忌之行。至今天下稱婦德者，以獻穆公主為首……公主事夫以禮，宜以獻穆公主為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