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海盜史：從維京人到索馬里海盜。恐怖主義研究專家彼得‧萊爾力作，《海賊王》《加勒比海盜》背後的真實歷史，全方位解讀海盜的前世今生（簡體書）

引言：海盜的突然回歸 1

一部　各地起源，公元700—1500年

入伙賊船 13

神的旨意 21

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26

別無選擇 30

海上尋覓獵物 34

壓制獵物 39

襲掠海岸 44

海盜暴力 50

陸上剿匪 52

海上剿匪 58

獵捕海盜 60

攻襲海盜巢穴 65

第二部　歐洲海權的崛起，公元1500—1914年

及時行樂 75

水手、紳士和商人 81

當海盜不丟臉 85

快錢的誘惑 89

海盜港灣 93

海盜女王和她的臣屬 97

不體面的外交政策工具 100

偷船不誤海盜工 105

追蹤與捕獲獵物 109

海上惡戰 118

高級海盜活動 125

嫖妓、飲酒和賭博 131

海盜生涯如何終結 136

洗白的海盜仍有危險 141

狩獵的獵人 151

反海盜聯盟 159

海盜末日 163

第三部　全球化的世界，1914年至今

他們富有，我們貧窮 171

世道變遷 175

現代有利環境 180

新的不體面的工具 187

現代海盜艦隊 191

現代偽裝與欺騙 193

今天的震懾戰術 197

尼日利亞海盜“特有的暴力天性” 201

現代海盜的行動方式 204

現代式快樂生活 210

海盜行為與法律 213

避難室和機器人船 218

海上獵捕海盜 228

陸上反制海盜措施 233

結語：卷土重來 238

術語表 248

注 釋 255

入伙賊船

為什麼人們會選擇成為海盜或私掠者，決心靠海上劫掠為生？浪漫的好萊塢大片和小說總是會掩蓋一個丑陋的事實，即當海盜是一個（在世界上很多水域仍然是）非常危險的職業。在過去，人們選擇這個職業可能是為了快速致富。但更有可能的結局是溺亡、餓死，抑或死於壞血病、瘧疾、瘟疫或者任何一種當時尚未命名的外來疾病；也可能因事故或戰鬥而終生殘疾；也可能戰死，或者被各種可怕且相當難以忍受的方式折磨致死；也可能被政府處決，或者幹脆被扔到監獄裡等死。所以，值得注意的是，選擇海盜作為職業，並不一定是浪漫主義的產物，也不一定是出自對冒險的熱愛。

下決心當海盜，通常由兩種力量之一驅動：一種是對現實的不滿，比如貧困無助、失業、艱苦的生活條件以及對未來幾乎不抱希望；另一種則是貪婪和快錢的誘惑。畏罪潛逃則是另一種強大的驅動力：“大海一直是社會上那些違法犯罪行為的避難所。”1這些要素的實際影響，並不依賴於大的地區因素，而是跟次級區域乃至於當地的具體環境緊密相關，這些具體環境可能隨時間發生巨大變動。

中世紀晚期，也就是1250—1500年，在地中海地區有很多經濟發達的區域，為那些有上進心的人——尤其是技藝熟練的手工匠人——提供了很多完全合法的成功機會。但是，人口增長同樣會帶來失業率上升，那些較貧困的局部地區則會愈發貧窮，原因在於各個海洋強國之間持續不斷的劫掠和反劫掠，而這些勢力又依賴於私掠者（即“持證劫掠”的私掠海盜）和“無證劫掠”的海盜。在地中海沿岸的基督教勢力範圍內，存在著威尼斯、熱那亞和比薩等老牌海洋強國，它們的繁榮得益於諸多港口之間蓬勃發展的海上貿易，包括拜占庭、奧斯曼帝國的主要港口（如亞歷山大）、黑海沿岸的港口（如卡法 ）。絲綢、香料、瓷器、寶石、黃金、白銀、毛皮和奴隸等高價值的貨物，讓威尼斯、熱那亞和比薩的商人們賺得盆滿缽滿，而拜占庭和亞歷山大的商人也沒少賺。如果生活在這些繁榮的港口城市的市民想要去當海盜，那麼多半是貪欲作祟，私掠者也是如此。顯然，他們大部分人都來自社會底層：從事這樣的高危行業，這些人可能失去的東西最少，可能獲得的利益卻最多。以港口城市貝賈亞（Béjaïa，位於阿爾及利亞）和特拉帕尼（Trapani，位於西西裡島）為例，“出身平凡的人”比如工人、小商販或工匠、漁民以及海員會把出海劫掠當作兼職。2至於那些居住在散布於航海路在線的小島上艱難度日的漁民和農民，他們肯定早就對滿載的過路商船垂涎三尺了。經濟的發展通常無法惠及這些地區，而且私掠者在獵捕奴隸的過程中也經常造成破壞，同時還會拿走任何能賺錢的東西。在怨憤和貪婪的共同作用下，上述的一些地方順理成章地演變成了知名的海盜窩點——其中有一部分甚至延續到了19世紀。

在北歐海域，艱苦的生活條件同樣是組織松散的海盜和私掠艦隊誕生的核心原因。私掠艦隊一開始被稱為“糧食兄弟會”（Victual Brothers），後來叫作“均分者”（Likedeelers），活躍於14世紀最後十年和15世紀早期的波羅的海及北海地區。在這片區域，持續的海戰給沿海地區造成了巨大破壞，而壓迫式的封建土地秩序使得農民處於嚴苛的、入侵式的控制之下。13—14世紀，大量農民和沒有土地的工人移居城市，希望能在城裡過上更好的生活，結果卻發現，在相對單一的城市生活中，他們的境遇愈發悲慘。條頓騎士團國（State of the Teutonic Order）的情況尤其如此，這是一個由天主教軍事組織建立的國家，疆域包括今天的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波蘭、俄羅斯和瑞典這些國家的部分地區。該組織參與了對抗非基督教部族王國和公國的十字軍東征，直到15世紀初期。

海盜活動在波羅的海水域早已司空見慣，其形成原因和其他地方完全相同：這裡密集的海上交通帶來了豐厚的收入，而沿海國家不斷變化的政治局勢又導致海洋警務無法有效進行。例如，在1158年，苦於頻繁的海盜侵襲，丹麥沿海地區日德蘭半島（Jutland）和西蘭島（Zealand）的居民紛紛逃往內陸地區，留下了日漸荒蕪和無人看守的土地：“到處都是荒蕪一片。武器和要塞也靠不住。”314世紀最後十年，梅克倫堡的約翰公爵在與丹麥的瑪格麗特女王交戰期間，向所有站在己方的人都發放了私掠許可證。此舉大大放鬆了限制，使得無組織的零散海盜發展成有組織的龐大艦隊。梅克倫堡與丹麥的戰爭主要在海上，這就需要建造新的戰船，也需要新的水手。戰爭會帶來大量搶劫掠奪的機會，於是出身三教九流的冒險者和亡命徒（其中以北德意志人為主）紛紛聚集在梅克倫堡的港口，急切地應征。《德特馬編年史》（Detmar Chronicle）這樣描述他們：

在這一年［即1392年］ ，一幫難以管束的臣民，也就是來自各個城鎮的市民、官員和農民聚集在一起，自稱“糧食兄弟會”。他們表示，將要討伐丹麥女王，以解救被她囚禁的瑞典國王。此外，他們不會俘虜或劫掠任何人，反而會支持那些用物資和援助來參與對抗丹麥女王的人［來自梅克倫堡］。

糧食兄弟會並沒有遵守這一承諾，反而威脅到了“整片海域和所有商人，無論是敵是友”4。

所以說，糧食兄弟會以及他們的後繼者“均分者”跟其他大型的有組織的海盜集團一樣，並不是突然間出現的。鑒於其團伙中絕大部分人都是文盲，沒人留下回憶錄之類的記錄，因此，到底是貪婪還是怨憤導致這幫人走上了海洋搶劫之路，還有待討論。不過這兩個因素很可能在刺激那些來自漢薩同盟大城市的眾多成員身上發揮了作用。他們多半意識到，梅克倫堡公爵對私掠者的召喚太過於誘人了——這是一個擺脫赤貧、大發橫財的好機會；就算是死了，起碼也算是為更好的生活爭取過。5對於現有的水手來說，加入糧食兄弟會則更有意義：盡管梅克倫堡的私掠合約包括了“沒有劫掠，就沒有報酬”的條款，但是通過掠奪致富的好機會本身就非常吸引人。如果船長決定要加入海盜兄弟會，船員們甚至不需要換別的船。商人與私掠者、海盜的區別僅僅在於，後者的船只配備的人員更優秀、武裝程度更高。

考慮到所有的這些情況，海上強盜聯盟的稱號就特別能說明他們的特徵。一般認為，“糧食兄弟會”這個名字來自該集團受雇為私掠者時負責的一項任務：1390年，這個私掠者兄弟會受命為斯德哥爾摩饑困的民眾提供補給——或者說“供糧”（victualising）——該城被丹麥敵人切斷了補給。6一個更加合理的解釋是，“糧食兄弟會”這個名字單純是指他們自給自足的狀態。7“兄弟”或者“兄弟會”暗示了成員之間可能不平等但互相依存的關係；這一特徵在“均分者”這一名稱（Likedeelers來自中古低地德語）中變得更加突出，這個稱呼出現在1398年左右的德語文獻中，意為“平均分配的人”。在等級森嚴，所有人都應該清楚自己社會地位的時代，不論高低貴賤、戰利品平均分配的概念本身便是對政治精英（貴族、教會和強大的漢薩商人）的一種挑戰。

有趣的是，在中世紀那些決心走上海盜或者私掠道路的人當中，不僅僅有被壓迫的階層。海盜和私掠者的生活甚至有可能誘惑一些貴族——並且通常出自非常相似的原因：為了逃避殘酷命運給他們帶來的貧窮和悲慘的生活。當然了，這裡說的貧窮只是相對而言，很多貴族可以說是被冒險精神而非其他原因帶到大海上的。但是，也有很多貴族出身的人被迫當了海盜或者私掠者。例如在14世紀的義大利，各個城邦之間，甚至不同派系之間頻繁發生暴力衝突，導致許多名門望族不得不離開家鄉，踏上逃亡之路。他們“尋求通過從事海上襲掠和路上搶劫的活動來維持自己的生活水平（或者更準確地說，多半是為了生存）。1325年左右，許多來自熱那亞的吉伯林（Ghibelline）8戰船攻擊船隊、進行海上突襲和搶劫”9。1464年，就連熱那亞的公爵兼大主教保羅·弗雷戈索（Paolo Fregoso）都當了海盜——在當時還算是一位臭名昭著的海盜——此前他被政敵驅逐出城。10在這個階段，義大利的流亡豪門並不是唯一處境艱難的貴族。1302年，突如其來的意外和平讓加泰羅尼亞的騎士們紛紛失業，陷入窘境。他們當中的許多人便集結到一個叫羅赫爾·德·弗洛爾（Roger de Flor）的人旗下，此人曾是聖殿騎士團（Knights Templar）的一名軍士，因涉嫌行為失當而被逐出騎士團，當了海盜。對於這項職業，他有著豐富的經驗。從8歲開始，他便在聖殿騎士團的戰船上擔任見習騎士，其間屢遭海上突襲。在14世紀中的大部分時間裡，這些職業雇傭兵以加泰羅尼亞大傭兵團（Catalan Grand Company）的名頭，活躍在東地中海，幹著私掠或海盜——取決於他們是為了某個領主而戰還是純粹為了他們自己——的營生。11

對於14世紀末的糧食兄弟會和波羅的海而言，情況略有不同。很多低階貴族盡管維持著表面光鮮和貴族排場，實則已經陷入了“不幸的貧窮”（infausta paupertas）狀態。12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依賴於名下土地的收入，當農產品價格跌入谷底時，他們極易受到頻繁發生的農業危機的影響。作為動蕩的戰亂時期的典型產物，這些貴族至少還擁有一項適銷對路的技能：在頻繁的大小戰爭中磨煉出來的久經考驗的戰鬥能力。不僅如此，由於其悲慘處境，他們通常會認為搶劫和掠奪只是“小惡”“微不足道的罪過”，並不覺得這是非常羞恥的事情。當時的一句諺語證實了這一點：“閑遊也好，搶劫也罷，都無傷大雅；世上最良善的人也會做這樣的事情（ruten，roven，det en is gheyen schande，dat doint die besten von dem lande）。”13於是，把陸地上搶劫的行為延伸到海上也是順理成章的選擇。

當然了，這裡又有一點和“普通人”不同的地方，大部分決定加入海盜集團的貴族都會擔任首領。他們依靠微薄的財產，購置一艘大船，配備上武器，帶上自己身經百戰的隨從。他們不無理由地希望能靠著一兩次成功的突襲收回成本。在其他比較窮的貴族當中，有一些仍可憑借出色的戰鬥技巧和領導能力攀升到海盜集團的領導層，無須事先自掏腰包買船。有兩位托缽修會出身的僧侶便是這樣，他們在糧食兄弟會中擔任高層要職。14

這兩位僧侶加入海盜集團的原因無從知曉。不過，令人吃驚的是，他們並不是最早成為海盜的修士。15“修士”厄斯塔斯（Eustace the Monk），又號“黑修士”，原名厄斯塔斯·布斯凱（Eustace Bousquet），1170年左右生於法國布洛涅 的一個貴族家庭：他的父親博迪安（Bauduin）是這片沿海地區的一位高級男爵，而厄斯塔斯似乎在騎士素養和航海技術兩方面都受過很好的訓練；日後作為私掠者和海盜所取得的出眾戰績表明，他早年間很可能在地中海當過私掠海盜。16尚不清楚他為什麼會進入本篤會修道院成為一名僧侶；但他離開教會的原因倒是比較明確：除了某些涉嫌行為不良的流言外，他還試圖為父親報仇，他父親被另一名貴族所殺。在布洛涅一帶經歷了一小段時間的亡命生涯之後，他充分利用了自己在地中海做私掠海盜經驗。大約在1204年，他加入了英格蘭的約翰王麾下成為一名私掠者，當時約翰王正在跟法國國王腓力二世進行一場持久戰。在將近十年的時間裡，厄斯塔斯不僅襲擊法國船只，還攻擊法國在英吉利海峽的沿海地區。他將薩克島（island of Sark）變成了一處半獨立的海盜據點，惹惱了附近的英格蘭港口黑斯廷斯（Hastings）、新羅姆尼（New Romney）、海斯（Hythe）、多佛（Dover）和桑威奇（Sandwich），這五座港口亦稱“五港同盟”（Cinque Ports），也飽受厄斯塔斯的劫掠。當1212—1213年英格蘭宮廷開始反對他時，厄斯塔斯迅速改換門庭，回到了法國陣營，轉而襲擊英格蘭船只、攻擊英格蘭沿海地區。最終，他在1217年8月24日的桑威奇戰役中喪命。英格蘭水手投撒石灰粉，弄瞎了法國士兵的眼睛，成功登上了厄斯塔斯的戰船：“他們跳上了厄斯塔斯的船，殘忍地結果了他的手下。所有的貴族都被俘虜，‘修士’厄斯塔斯被殺。他的頭被砍了下來，戰鬥旋即結束。”17

違背莊嚴的誓約投身海盜事業的，不只是個別基督教修士：在地球的另一端，我們還發現了同樣走上這條路的古怪佛教僧侶。例如，徐海曾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博學僧人，在杭州城外著名的虎跑寺修行多年，過著平靜的生活。18但是，1556年，不知什麼原因，他突然離開寺院加入倭寇——這是15世紀40年代至16世紀60年代活躍在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海盜集團。19他通曉典儀、誦經和算卦，這給他帶來不少好處，為他贏得了“船員們的忠誠，他們稱他為‘天差平海大將軍’”。20但是，就像加入海盜的北海及波羅的海的基督教僧侶一樣，徐海的情況也是特例，而非普遍現象：倭寇主要從日本、中國和馬來地區招募新人，他們要麼因為貪婪，要麼因為怨憤，或者兩者兼而有之。其中大多數人可能是曾經服役過正規海軍艦船的經驗豐富的中國水手。促使海盜數量激增的原因在於政府通過了對海洋貿易的嚴格約束法令，甚至徹底“海禁”，以及遣散強大的明朝遠洋艦隊——這支艦隊曾經在鄭和的率領下，於1405—1433年多次遊歷印度洋海域。

中國海事政策的這一突然變化導致數千名水手失去生計，他們只能絕望地尋找新的出路。很多商人選擇通過轉投海盜來繼續他們已經變得非法的貿易活動——要麼組織突襲，主動出擊；要麼抵御劫掠，被動防守。這些商人海盜中最有權勢的汪直 ，在當海盜之前曾經是一位備受尊敬的富裕鹽商。在日本封建領主的庇護下，他在九州設立據點， 並在那裡掌控他飛速發展的海盜帝國，但從不主動參與任何劫掠行動。從他的例子可以看出，從受人尊敬的商人變為令人恐懼的商人海盜，並非出於自願：明朝的海禁摧毀了他的海上貿易事業。21他別無選擇。

神的旨意

如果當海盜不會留下什麼社會污點，那麼這條路會容易走得多。在某些海洋文明裡——比如從中世紀早期的8世紀起就肆虐不列顛群島、愛爾蘭和歐洲大陸沿海地區的維京人；再比如位於地球另一端的差不多同時期的羅越人（Orang Laut，直譯為“海洋之民”），他們經常襲掠馬六甲海峽沿岸地區。這些掠奪者被視為高貴的勇士，值得被崇敬和尊重。22在這些文明中，參與海盜劫掠是公認的為自己贏得名望、獲取財富的手段之一。

對於那些生活在尚武的社會並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成為封建領主的人來說，有三個要素是最重要的：贏得勇猛戰士的聲譽、通過捕獲奴隸來積聚人力、積累財富。這在維京社會尤其重要：

在維京人的世界裡，財富並不是深埋地下或者藏在箱子底的被動累積的黃金白銀，而是社會地位、盟友和人脈。維京時代的斯堪的納維亞社會通行的是開放的制度，在這樣的制度之下，每個社會成員、每個家庭單位理論上都是平等的，都必須不停地對抗其他人以維護自己的或自家的地位。23

在這樣的社會中，為了維持或者提高一個人的地位，隨時可用的可支配財產是必須的，這樣才能送出符合他身份的豐厚禮物。毫無疑問，黃金和白銀是更受偏愛的財產。24送出的禮物至少要跟收到的禮物價值相當，這種持續的壓力導致了“毫無約束”的掠奪嗜好。當然了，在少見的、短暫的和平時期，合法掠奪是不存在的，而海盜——不太合法但也沒被過多譴責的海上掠奪形式——提供了一種可以被社會普遍接受的選擇。因此，“攫取浮財和奴隸的暴利肯定誘惑了很多人投身強盜行列”25。這種習俗在10—12世紀維京人普通信仰基督教之後仍然保留了下來。

中世紀晚期，地中海兩岸普遍處於非常虔誠的狀態。在這樣的背景下，宗教極大地推動了“我們對抗他們”的思想，詮釋了為什麼“他們”可以——不，是必須——被攻擊、被消滅。無論是8—13世紀的撒拉森 海盜，還是巴巴裡私掠海盜 ，抑或那些“護教者”，也就是聖約翰醫院騎士團 ，這些地中海的私掠者們用這種非常簡單的二分法來給自己的行為辯護，實際上他們的潛在動機更多帶有經濟和政治性質。遠在1095年教皇烏爾班二世在克勒芒會議 上用“神的旨意”（Deus vult）作為口號宣布第一次十字軍東征之前，這一用語就是一個對海上劫掠行為強有力的合法解釋——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我們會發現有許多基督教騎士會參與這樣的冒險。而在“另一邊”，也就是伊斯蘭世界，由於缺少正規海軍，他們更多依靠海盜襲掠來削弱基督徒的海軍力量。他們的看法和天主教世界完全一樣：穆斯林海盜和私掠者視他們自己為“ghazi”，也就是為了伊斯蘭而戰的勇士。不消說，這種摻雜著宗教動機的、為了政治和經濟利益而進行的海上斗爭在印度洋以及遠東地區隨處可見——只要穆斯林和基督徒的政治和經濟利益發生衝突。

正如“神的旨意”所表達的那樣，真正的宗教狂熱在這些冒險活動中是一股強大的驅動力。比如說醫院騎士團，他們“輕視生命，隨時準備捐軀以侍奉基督”，偉大的英格蘭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如此貼切地敘述道。26比薩和熱那亞經常襲擊北非海岸的穆斯林港口，“用其收益來光耀上帝，因為他們把其中一部分錢捐給了聖瑪利亞大教堂，那時候比薩人剛剛開始著手建造它”27。這些行為充分表明了一個事實，即宗教被用來合法化海盜行為：“這些侵襲讓他們感覺自己是在跟穆斯林進行一場神聖的斗爭。上帝會用勝利、戰利品和難以具象化的精神滿足來嘉獎他們的努力。”28然而，僅僅從宗教的角度來形容上述衝突未免太過於簡單化了：如有必要，強大的經濟和政治驅動力可以輕易跨越這種被大肆鼓吹的宗教鴻溝。據說，活躍於15世紀早期的唐·佩羅·尼尼奧（Don Pero Niño）是一位非常虔誠的卡斯蒂利亞 私掠海盜，他在卡斯蒂利亞的國王恩裡克三世（Enrique III de Castilla）的命令下執行私掠任務，也曾經受到當地政府的邀請，對直布羅陀和馬拉加的港口（當時都是科爾多瓦哈裡發國家的領土）進行過友好的訪問。在他的傳記中作者指出：“他們帶給他牛、羊、家禽、大堆烤麵包和盛滿了古斯米 和腌肉的平底大盤子；不過，這不表示船長會碰摩爾人 給他的任何東西。”29盡管如此，由於當時卡斯蒂利亞與科爾多瓦哈裡發國家並未交戰，所以穆斯林沒有受到他的傷害——不像他們那些生活在北非海岸的兄弟們，正在跟卡斯蒂利亞交戰。即便是狂熱的聖約翰醫院騎士團，也沒有把每一個穆斯林都當作敵人——根據“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這一準則，例外情形肯定是有的。

在穆斯林一方，類似的機制同樣在運轉著。盡管私掠被視作陸上“聖戰”（jihad）的海上延續，那些參與其中的人理論上也算是為伊斯蘭而戰的勇士，很多希臘人、卡拉布裡亞 人、阿爾巴尼亞人、熱那亞人甚至猶太人也叛逃加入了他們的行列——倒不一定是由於皈依伊斯蘭教之後激發出來的宗教狂熱（大部分叛徒並沒有真正皈依），而是出於經濟方面的動機：貪婪和快錢的誘惑。30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活躍於14世紀的令人聞風喪膽的“海盜埃米爾”烏穆爾帕夏（Umur Pasha）。烏穆爾帕夏作為一名伊斯蘭戰士是無懈可擊的，他因更喜歡“送法蘭克俘虜的靈魂下地獄”而不是留著他們換贖金的作風而聞名。教皇克雷芒六世因為他的危險行徑，親自向其宣戰。但這並不妨礙烏穆爾帕夏為信奉東正教的拜占庭帝國的皇帝安德洛尼卡三世及其繼任者約翰六世效命，執行私掠任務。盡管《烏穆爾帕夏史詩》（Destan d’Umur Pasha）的作者在這篇2000行的長詩中頌揚了帕夏的一生，但他還是忙不迭地補充道：“［對］皇帝和他的兒子像奴隸般順從。”顯然在掩飾帕夏對於“真正的大業”公然的背叛——想必主要還是出於經濟原因。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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