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鋒：關於人生最後的拯救，英國小說家毛姆代表作（簡體書）

親眼目睹最親密的戰友為了救自己而犧牲後，年輕的拉裡選擇離開既定的人生軌道，拒絕錦繡前程，拒絕貌美未婚妻，開始了全心全意探索人生意義的漫長歷程……冷峻客觀而褒貶自現的講述裡，所有人物都獲得了各自想要的東西：艾略特獲得聲望；伊莎貝爾獲得教養良好的社會群體中穩固的地位；格雷獲得高報酬的穩定工作；蘇珊娜獲得安全保障；蘇菲獲得死亡；而拉裡，則獲得了幸福喜樂。
人這一生，如在刀鋒攀越。終結之際，興許才能窺見端倪。

【作者簡介】
威廉.薩默塞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1874—1965），英國小說家、劇作家。早年學醫，後棄醫從文。因長篇小說創作聲名鵲起。代表作有《月亮與六便士》《人性的枷鎖》《尋歡作樂》《刀鋒》等。
毛姆小說文字明凈而故事曲折，察人性於幽微，使他成為20世紀有獨特地位的作家。時至今日，這位“故事聖手”仍以其洞明世事之後對人的溫情與慰藉，在世界各地讀者心裡勾連起超越時代的共鳴。

【譯者簡介】
李暉，安徽宣城人，北京大學英語系翻譯研究博士。譯作有《最佳歐洲小說II》《應邀之作：拉金隨筆》《魔鬼作坊》《絕對恐懼：致杜卞卡》《美學》《浪漫主義》等。

1
我以前寫小說開篇時從未有過這麼多的顧慮。如果我還稱之為小說，只是因為不知道該使用其他什麼名稱。我沒有多少故 事可講，我的結尾方式既不是誰死掉也不是誰結婚。死亡終結一切，所以堪稱故事的全面收束；然而用男婚女嫁作為故事結局，卻也頗為妥當。風雅之人會嘲笑這種所謂美滿結局的寫作手法，但他們這樣很是欠缺考慮。普通人擁有某種健全的本能，所以才會相信：在一個美滿結局裡，所有該說的都已經說完。男男女女經歷過你所能想到的各種波瀾起伏，最終仍然走到一起，就已經盡了親緣組合的職責；讀者興趣也由此轉移到未來一代人身上。不過我卻讓讀者的心思懸吊在半空。這本書包含了我對某個人的零星回憶：我只是隔很久才和他偶然相逢，並有些近距離的接觸。至於他在我們分別期間經歷的事，我幾乎一無所知。我想，若是發揮編造手法，貌似也能夠完全合理地彌補這些空白，我的敘述也會變得更加連貫。但我無心這樣去做。我只想整理清楚自己的親身見聞。
多年前我寫過名為《月亮與六便士》的長篇小說。我在書裡根據一位著名畫家保羅•高更的形象，並且運用小說家的特權，設計了一連串的事件，來描摹我重新創造的這個角色。重新創造的原因，是這位法國藝術家的零星事跡對我產生了一些啟發。在眼下這本書裡我準備完全舍棄這種做法。這次我沒有編造任何東西。為了避免在世之人覺得尷尬，我還精心設計出新的姓名，賦予故事裡登場的列位人物。我在其他方面也想盡辦法，以便確保他們不會被任何人辨認出來。我要寫的這個人並不出名。或許他永遠也不會有這一天。或許當他的生命走向終結時，他在人世間的行跡將杳然無痕，不比一塊石頭扔進河水後留下的漣漪更多。如此說來，假如我這本書還有人讀的話，也只是因為它可能擁有的內在趣味。不過，這個人替自己選擇的生活方式，他性格裡那種奇特的力量與溫醇，或許會對他的同類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所以，大概在他死後很久，會有人意識到，這個時代曾經有過一位出類拔萃的人物。那麼我在書裡面寫的是誰，也就一目了然。那些想稍微了解一番他早年生活的人，或許能從中找到合意的材料。我想，對於今後想替我這位朋友撰述生平的諸位作者來說，我的這本書在它承認的局限範圍內，將成為一處有用的信息來源。
我無意妄稱我記載的這些言談內容堪比逐字逐句的報道，至於某個人在此時或彼時講過什麼話，我也從來不做筆記。但我對自己關注的事卻記憶至深。盡管我用自己的語言復述了這些談話，但我相信它們忠實再現了當時的交談內容。前面我剛說過自己並沒有編造任何事情，但現在我想調整一下說法。我采取的方式，是歷史學家自希羅多德時代以來沿用的權變手法，即借助敘事當中的人物之口，講出我不曾也不可能親耳聽到的話語。我的出發點和歷史學家相同，就是為了讓場景生動逼真。如果我只是簡略回顧一下當時的場景，效果就不會太好。我想讓別人讀我的書，我認為我有理由盡量讓它具備可讀性。機敏的讀者會輕易發 覺我在哪些地方採用了這種手法，所以他完全可以直接跳過這些內容。
另一件事也讓我在動筆時感到惴惴不安，因為我描寫的主要是美國人。清楚了解他人是件很困難的事。我認為一個人除了本國民眾以外，並不能夠真正了解誰。因為世間男女不僅是他們自己，還意味著當年的出生地，蹣跚學步時住過的市區公寓或農場，孩提時候玩過的遊戲，從老婦那裡閑聽來的往事，吃過的食物，上過的學校，關注過的體育賽事，讀過的詩，以及信仰過的那位神明。正是所有這些，才造就了今天的他們；而這些你都不可能通過側面消息來了解。你只有親身經歷一遍才能知曉。你只有成為他們才能夠了解他們。因為你除了觀察，並沒有了解外國人的好辦法，所以很難在字裡行間讓他們顯得真實可信。縱然是亨利•詹姆斯這樣敏感細致的觀察者，盡管他還在英國住了四十年，也從未成功塑造過一個徹頭徹尾的英式英國人形象。至於我，除了在一些短篇小說裡，從來不曾嘗試描寫過本國同胞以外的人物。如果說我還膽敢在寫短篇小說時別出心裁，那是因為可以將裡面的人物進行較為概略的處理。你給讀者提供一些寬泛的暗示，然後隨他自行補充細節。有人可能要問，既然我能把保羅•高更寫成英國人，為什麼就不能照搬套路來描寫這本書裡的各色人物。答案很簡單：我做不到。那樣他們就會失去本來面目。我並不謊稱他們是美國人自己眼中的美國人。他們只不過是一個英國人看到的美國人。我並不打算再現他們說話方式的奇特之處。英國作家在嘗試此類手法時，往往寫得一團糟。這種糟糕情形，只有當美國作家試圖表現地道的英國英語時，才算是旗鼓相當。俚語是巨大的陷阱。亨利•詹姆斯在英國題材的短篇小說裡經常使用俚語，卻始終不太像是英國人的用法。因此他不僅沒有實現他希望達到的口語化效果，反而時常給英國讀者造成生疏突兀的感覺。
2
1919 年，我碰巧路過芝加哥。當時我正準備去遠東，卻由於某些與本故事無關的原因，要在這個城市停留兩三周。我在不久前剛推出的一部小說大獲成功，算是當時的新聞事件；所以到芝加哥沒多久就有人來做采訪。第二天早晨房間的電話鈴響了。我拿起電話。
“我是艾略特•譚普頓。”
“艾略特？我還以為你在巴黎呢。”
“不，我來我姐姐這裡看看。我們想請你今天過來一起吃個午飯。”
“我非常樂意。”
他說好時間，並把地址告訴了我。
我認識艾略特•譚普頓已經有十五年。此時他年近六十，是一位高大、優雅、面容俊秀的男子。濃密微卷的黑發略帶斑白，恰好使得他的儀表更顯出眾。他總是穿戴得很華麗。他在夏維服飾店購買衣物，但套裝和鞋帽卻要到倫敦購置。他在巴黎左岸的時尚區聖紀堯姆大街擁有一套公寓。不喜歡他的人說他是一名掮客，但這種指責卻讓他感到憤懣氣惱。他有品位有知識，也並不諱言自己早年在巴黎剛落腳時，曾經給有意收購畫作的富裕藏家提供過良好建議。每當他從交遊人群裡聽說英國或法國的某位落魄貴族願意售賣一流質量的畫作時，便樂於協助他們與美國博物館的館長們接洽。因為他湊巧知道，這些館長正在物色某某大師的一兩件優秀代表作。法國有許多古老家族，包括英國也有這樣一些家族，他們為形勢所迫，願意在不事聲張的前提下，出手一件附有布爾簽名的家私，或齊彭代爾親手製作的寫字臺。他們很願意結識一位教養深厚、彬彬有禮，並且能夠審慎安排事務的人。人們自然會猜測艾略特能從這些交易當中獲利，但他們實在太有教養，所以不好開口去說這種事。有些刻薄之人斷言，他公寓裡的每樣東西都標價待沽，還說他每次先邀請美國 富豪到家，再款待一頓精美的午餐，喝幾瓶陳年佳釀，過後他家裡的一兩件值錢畫作就會消失不見，要不然就是某個鑲嵌柜換成了漆柜。當別人問他為何某件器物全然不見蹤影時，他就言之鑿鑿地解釋道：他覺得這東西有點配不上自己的水準，所以就換了另一件質量更好的。他又說，總盯著同樣的東西看會感到乏味。
“Nous autres Américains，我們美國人呢，”他說，“喜歡變化。這既是我們的弱點也是我們的強項。”
有些居住在巴黎，並且宣稱對他無所不知的美國淑媛說， 他的出身非常貧寒。他能夠過上現在的生活，只是因為他向來都很精明。我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錢，但他從那位公爵房東手裡買下的公寓肯定價格不菲；何況他還給這公寓裝飾了不少的值錢物件。墻上掛著華托、弗拉戈納爾和克羅德•洛林等法國大師的畫作；鑲木地板上鋪設的薩伏內裡和奧比松小地毯盡顯華美；起居室裡還放了一套路易十五時期的組合家具。那套家具的細節 如此精雅，所以正如他宣稱的那樣，可能它確實曾經屬於蓬巴杜夫人。總之他不必掙錢就能夠維持他視為符合紳士身份的生活方式。至於他先前憑借什麼方法來實現的這一切，明白人壓根就不會去提，除非你希望和他斷絕往來。既然已經擺脫物質之憂，他便全身心地投入平生最熱愛的事業，也就是人際關係的打理。 與法英兩國囊中羞澀的名流們建立的生意聯繫，鞏固了他從年輕時懷揣著一封封引薦信到歐洲覲見各路顯貴要人以來逐步爭取的地位。當年他的家族長輩建議他帶著信函去拜望一些從美國去歐洲的名門淑媛。因為他同樣來自弗吉尼亞州的一個古老家族，其母系出身可以上溯到《獨立宣言》的某位簽署者。他討人喜歡，人又聰明，舞跳得出色，槍法不錯，網球也打得挺好。他在所有派對裡都能發揮價值。他慷慨大方，常給人贈送一束束鮮花和一盒盒昂貴的巧克力。雖然他很少請客吃飯，可是當他真要款待別人時，那種新穎別致的方式卻令人愉悅。那些富太太被他帶到索霍區的波希米亞式餐廳或拉丁區的小酒館後，都感到格外開心。他時刻準備著發揮自己的作用。無論是多麼煩心累人的事情，只要你請他來幫忙，他都樂於效勞。他費盡周章，讓年邁的婦人們覺得他溫良可親。沒過多久，他就成為各處高閎貴邸的家庭密友，或居家寵兒。他的態度和善之至。如果你因為有人臨時爽約而到最後一刻才向他發出邀請，他也不會介意；你可以安排他坐在一位乏味透頂的老太太身邊，而且盡管放心，他完全知道怎樣和她談笑風生。
不到兩三年的時間，不論是在倫敦還是巴黎，他作為一位美國年輕人，已經結識了所有能結識的人物。他通常會在社交季的最後階段去倫敦，到初秋時節再輪流拜訪各處鄉間府邸，而巴黎則是他的定居地。那些最早把他領入社交界的淑媛，驚詫地發覺他的朋友圈已經擴展得如此廣泛。她們的心態很複雜。一方面她們樂於見到自己這位年輕門生獲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但另一方面也挺氣惱，因為有些人和她們始終只能維持著泛泛之交，居然也都跟他關係密切。盡管他對她們仍然禮貌殷勤，並且不無裨益，她們卻不安地意識到，自己已經被他當成了躋身上流社會的墊腳石。既然她們擔心他是勢利小人，那麼他自然也就是了。他是超級勢利的家伙。他是不知廉恥的勢利鬼。他願意承受任何公然的羞辱，願意無視任何怠慢，願意容忍任何粗魯的對待，只要能夠受邀參加他想參加的派對，或是結識某位脾氣惡劣、聲名顯赫的老孀婦。他樂此不疲。一旦他盯住某樣獵物，就會執著追逐 到底。就像植物學家那樣，為了找到一株稀世蘭花，會奮不顧身 地面對危險的洪水、地震、熱病與滿懷敵意的土著人。1914年的戰爭最終給他提供了機會。戰爭剛一爆發他就參加了救護隊，先是在弗蘭德斯服役，隨後去了阿爾貢。一年以後他歸來時，上衣扣眼裡別著一枚紅綬帶勛章，還在巴黎紅十字會獲得了一席職位。那時他的經濟條件已經十分優渥。在那些要人主持的慈善活動中，他也慷慨解囊。他時刻準備著運用自己的高雅品位和組織天賦，來襄助一切能夠獲得廣泛宣傳的善舉。他成了巴黎兩家門檻最高的俱樂部的成員。那些門第最為顯赫的法國淑媛一說起他來，滿口都是“那個親愛的艾略特”。他終於功成名就。1
我以前寫小說開篇時從未有過這麼多的顧慮。如果我還稱之為小說，只是因為不知道該使用其他什麼名稱。我沒有多少故 事可講，我的結尾方式既不是誰死掉也不是誰結婚。死亡終結一切，所以堪稱故事的全面收束；然而用男婚女嫁作為故事結局，卻也頗為妥當。風雅之人會嘲笑這種所謂美滿結局的寫作手法，但他們這樣很是欠缺考慮。普通人擁有某種健全的本能，所以才會相信：在一個美滿結局裡，所有該說的都已經說完。男男女女經歷過你所能想到的各種波瀾起伏，最終仍然走到一起，就已經盡了親緣組合的職責；讀者興趣也由此轉移到未來一代人身上。不過我卻讓讀者的心思懸吊在半空。這本書包含了我對某個人的零星回憶：我只是隔很久才和他偶然相逢，並有些近距離的接觸。至於他在我們分別期間經歷的事，我幾乎一無所知。我想，若是發揮編造手法，貌似也能夠完全合理地彌補這些空白，我的敘述也會變得更加連貫。但我無心這樣去做。我只想整理清楚自己的親身見聞。
多年前我寫過名為《月亮與六便士》的長篇小說。我在書裡根據一位著名畫家保羅•高更的形象，並且運用小說家的特權，設計了一連串的事件，來描摹我重新創造的這個角色。重新創造的原因，是這位法國藝術家的零星事跡對我產生了一些啟發。在眼下這本書裡我準備完全舍棄這種做法。這次我沒有編造任何東西。為了避免在世之人覺得尷尬，我還精心設計出新的姓名，賦予故事裡登場的列位人物。我在其他方面也想盡辦法，以便確保他們不會被任何人辨認出來。我要寫的這個人並不出名。或許他永遠也不會有這一天。或許當他的生命走向終結時，他在人世間的行跡將杳然無痕，不比一塊石頭扔進河水後留下的漣漪更多。如此說來，假如我這本書還有人讀的話，也只是因為它可能擁有的內在趣味。不過，這個人替自己選擇的生活方式，他性格裡那種奇特的力量與溫醇，或許會對他的同類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所以，大概在他死後很久，會有人意識到，這個時代曾經有過一位出類拔萃的人物。那麼我在書裡面寫的是誰，也就一目了然。那些想稍微了解一番他早年生活的人，或許能從中找到合意的材料。我想，對於今後想替我這位朋友撰述生平的諸位作者來說，我的這本書在它承認的局限範圍內，將成為一處有用的信息來源。
我無意妄稱我記載的這些言談內容堪比逐字逐句的報道，至於某個人在此時或彼時講過什麼話，我也從來不做筆記。但我對自己關注的事卻記憶至深。盡管我用自己的語言復述了這些談話，但我相信它們忠實再現了當時的交談內容。前面我剛說過自己並沒有編造任何事情，但現在我想調整一下說法。我采取的方式，是歷史學家自希羅多德時代以來沿用的權變手法，即借助敘事當中的人物之口，講出我不曾也不可能親耳聽到的話語。我的出發點和歷史學家相同，就是為了讓場景生動逼真。如果我只是簡略回顧一下當時的場景，效果就不會太好。我想讓別人讀我的書，我認為我有理由盡量讓它具備可讀性。機敏的讀者會輕易發 覺我在哪些地方採用了這種手法，所以他完全可以直接跳過這些內容。
另一件事也讓我在動筆時感到惴惴不安，因為我描寫的主要是美國人。清楚了解他人是件很困難的事。我認為一個人除了本國民眾以外，並不能夠真正了解誰。因為世間男女不僅是他們自己，還意味著當年的出生地，蹣跚學步時住過的市區公寓或農場，孩提時候玩過的遊戲，從老婦那裡閑聽來的往事，吃過的食物，上過的學校，關注過的體育賽事，讀過的詩，以及信仰過的那位神明。正是所有這些，才造就了今天的他們；而這些你都不可能通過側面消息來了解。你只有親身經歷一遍才能知曉。你只有成為他們才能夠了解他們。因為你除了觀察，並沒有了解外國人的好辦法，所以很難在字裡行間讓他們顯得真實可信。縱然是亨利•詹姆斯這樣敏感細致的觀察者，盡管他還在英國住了四十年，也從未成功塑造過一個徹頭徹尾的英式英國人形象。至於我，除了在一些短篇小說裡，從來不曾嘗試描寫過本國同胞以外的人物。如果說我還膽敢在寫短篇小說時別出心裁，那是因為可以將裡面的人物進行較為概略的處理。你給讀者提供一些寬泛的暗示，然後隨他自行補充細節。有人可能要問，既然我能把保羅•高更寫成英國人，為什麼就不能照搬套路來描寫這本書裡的各色人物。答案很簡單：我做不到。那樣他們就會失去本來面目。我並不謊稱他們是美國人自己眼中的美國人。他們只不過是一個英國人看到的美國人。我並不打算再現他們說話方式的奇特之處。英國作家在嘗試此類手法時，往往寫得一團糟。這種糟糕情形，只有當美國作家試圖表現地道的英國英語時，才算是旗鼓相當。俚語是巨大的陷阱。亨利•詹姆斯在英國題材的短篇小說裡經常使用俚語，卻始終不太像是英國人的用法。因此他不僅沒有實現他希望達到的口語化效果，反而時常給英國讀者造成生疏突兀的感覺。
2
1919 年，我碰巧路過芝加哥。當時我正準備去遠東，卻由於某些與本故事無關的原因，要在這個城市停留兩三周。我在不久前剛推出的一部小說大獲成功，算是當時的新聞事件；所以到芝加哥沒多久就有人來做采訪。第二天早晨房間的電話鈴響了。我拿起電話。
“我是艾略特•譚普頓。”
“艾略特？我還以為你在巴黎呢。”
“不，我來我姐姐這裡看看。我們想請你今天過來一起吃個午飯。”
“我非常樂意。”
他說好時間，並把地址告訴了我。
我認識艾略特•譚普頓已經有十五年。此時他年近六十，是一位高大、優雅、面容俊秀的男子。濃密微卷的黑發略帶斑白，恰好使得他的儀表更顯出眾。他總是穿戴得很華麗。他在夏維服飾店購買衣物，但套裝和鞋帽卻要到倫敦購置。他在巴黎左岸的時尚區聖紀堯姆大街擁有一套公寓。不喜歡他的人說他是一名掮客，但這種指責卻讓他感到憤懣氣惱。他有品位有知識，也並不諱言自己早年在巴黎剛落腳時，曾經給有意收購畫作的富裕藏家提供過良好建議。每當他從交遊人群裡聽說英國或法國的某位落魄貴族願意售賣一流質量的畫作時，便樂於協助他們與美國博物館的館長們接洽。因為他湊巧知道，這些館長正在物色某某大師的一兩件優秀代表作。法國有許多古老家族，包括英國也有這樣一些家族，他們為形勢所迫，願意在不事聲張的前提下，出手一件附有布爾簽名的家私，或齊彭代爾親手製作的寫字臺。他們很願意結識一位教養深厚、彬彬有禮，並且能夠審慎安排事務的人。人們自然會猜測艾略特能從這些交易當中獲利，但他們實在太有教養，所以不好開口去說這種事。有些刻薄之人斷言，他公寓裡的每樣東西都標價待沽，還說他每次先邀請美國 富豪到家，再款待一頓精美的午餐，喝幾瓶陳年佳釀，過後他家裡的一兩件值錢畫作就會消失不見，要不然就是某個鑲嵌柜換成了漆柜。當別人問他為何某件器物全然不見蹤影時，他就言之鑿鑿地解釋道：他覺得這東西有點配不上自己的水準，所以就換了另一件質量更好的。他又說，總盯著同樣的東西看會感到乏味。
“Nous autres Américains，我們美國人呢，”他說，“喜歡變化。這既是我們的弱點也是我們的強項。”
有些居住在巴黎，並且宣稱對他無所不知的美國淑媛說， 他的出身非常貧寒。他能夠過上現在的生活，只是因為他向來都很精明。我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錢，但他從那位公爵房東手裡買下的公寓肯定價格不菲；何況他還給這公寓裝飾了不少的值錢物件。墻上掛著華托、弗拉戈納爾和克羅德•洛林等法國大師的畫作；鑲木地板上鋪設的薩伏內裡和奧比松小地毯盡顯華美；起居室裡還放了一套路易十五時期的組合家具。那套家具的細節 如此精雅，所以正如他宣稱的那樣，可能它確實曾經屬於蓬巴杜夫人。總之他不必掙錢就能夠維持他視為符合紳士身份的生活方式。至於他先前憑借什麼方法來實現的這一切，明白人壓根就不會去提，除非你希望和他斷絕往來。既然已經擺脫物質之憂，他便全身心地投入平生最熱愛的事業，也就是人際關係的打理。 與法英兩國囊中羞澀的名流們建立的生意聯繫，鞏固了他從年輕時懷揣著一封封引薦信到歐洲覲見各路顯貴要人以來逐步爭取的地位。當年他的家族長輩建議他帶著信函去拜望一些從美國去歐洲的名門淑媛。因為他同樣來自弗吉尼亞州的一個古老家族，其母系出身可以上溯到《獨立宣言》的某位簽署者。他討人喜歡，人又聰明，舞跳得出色，槍法不錯，網球也打得挺好。他在所有派對裡都能發揮價值。他慷慨大方，常給人贈送一束束鮮花和一盒盒昂貴的巧克力。雖然他很少請客吃飯，可是當他真要款待別人時，那種新穎別致的方式卻令人愉悅。那些富太太被他帶到索霍區的波希米亞式餐廳或拉丁區的小酒館後，都感到格外開心。他時刻準備著發揮自己的作用。無論是多麼煩心累人的事情，只要你請他來幫忙，他都樂於效勞。他費盡周章，讓年邁的婦人們覺得他溫良可親。沒過多久，他就成為各處高閎貴邸的家庭密友，或居家寵兒。他的態度和善之至。如果你因為有人臨時爽約而到最後一刻才向他發出邀請，他也不會介意；你可以安排他坐在一位乏味透頂的老太太身邊，而且盡管放心，他完全知道怎樣和她談笑風生。
不到兩三年的時間，不論是在倫敦還是巴黎，他作為一位美國年輕人，已經結識了所有能結識的人物。他通常會在社交季的最後階段去倫敦，到初秋時節再輪流拜訪各處鄉間府邸，而巴黎則是他的定居地。那些最早把他領入社交界的淑媛，驚詫地發覺他的朋友圈已經擴展得如此廣泛。她們的心態很複雜。一方面她們樂於見到自己這位年輕門生獲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但另一方面也挺氣惱，因為有些人和她們始終只能維持著泛泛之交，居然也都跟他關係密切。盡管他對她們仍然禮貌殷勤，並且不無裨益，她們卻不安地意識到，自己已經被他當成了躋身上流社會的墊腳石。既然她們擔心他是勢利小人，那麼他自然也就是了。他是超級勢利的家伙。他是不知廉恥的勢利鬼。他願意承受任何公然的羞辱，願意無視任何怠慢，願意容忍任何粗魯的對待，只要能夠受邀參加他想參加的派對，或是結識某位脾氣惡劣、聲名顯赫的老孀婦。他樂此不疲。一旦他盯住某樣獵物，就會執著追逐 到底。就像植物學家那樣，為了找到一株稀世蘭花，會奮不顧身 地面對危險的洪水、地震、熱病與滿懷敵意的土著人。1914年的戰爭最終給他提供了機會。戰爭剛一爆發他就參加了救護隊，先是在弗蘭德斯服役，隨後去了阿爾貢。一年以後他歸來時，上衣扣眼裡別著一枚紅綬帶勛章，還在巴黎紅十字會獲得了一席職位。那時他的經濟條件已經十分優渥。在那些要人主持的慈善活動中，他也慷慨解囊。他時刻準備著運用自己的高雅品位和組織天賦，來襄助一切能夠獲得廣泛宣傳的善舉。他成了巴黎兩家門檻最高的俱樂部的成員。那些門第最為顯赫的法國淑媛一說起他來，滿口都是“那個親愛的艾略特”。他終於功成名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