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與制度的政治經濟學（簡體書）

20年前，本書在日本出版之時正處於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暴風的漩渦之中。本書校完之時，泰國的泰銖開始暴跌，並開始向中國、韓國等東亞國家轉移。20世紀90年代初，日本出現房產泡沫，1997年11月北海道拓殖銀行、山一證券、三洋證券等大型金融機構紛紛倒閉從而引發了金融危機。亞洲金融危機使東亞各國對經濟政策和經濟學的思考出現了一個巨大的轉折。從經濟學角度如何來理解這一轉折？本書意在對此背景提供些許幫助。
當時，新古典派經濟學作為主流經濟學佔據著學術界的制高點。新古典經濟學學派有幾個主要方向。一是用擠出效應（Crowding Out）來批評凱恩斯財政政策的以密爾頓·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為代表的貨幣主義者（Monetarism）。二是由主張社會保障的擴大會導致生產性停滯、資本不足、儲蓄過小的馬丁·費爾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等人，以及主張因增加稅負反而導致稅收減少的亞瑟·拉弗（Arthur Laffer）等人構成的“供給側經濟學”。三是由羅伯特·盧卡斯（Robert E.Lucas，Jr.）提出的理性預期學派。這些都正如巴羅一李嘉圖等價定理所表示的，人們對於未來的展望都是基於經濟合理性來加以判斷的，因此通過財政赤字來推動的景氣政策並沒有效果。宏觀經濟學需要以微觀為基礎，因此應用微觀經濟學開始興盛。
這種新古典派經濟學的潮流，在20世紀80年代美國雷根政權和英國撒切爾政權提出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中得到體現。這是由加強減稅、削減社保、放寬政府限制以及民營化等著眼於優先市場體系的政策匯總。這種政策體系否定政府通過財政貨幣政策進行幹預，推動放寬行政限制，盡可能把市場行為交給市場體系決定。美國的財政部、華爾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把這種政策體系打造成了“華盛頓共識”並以此來推動發展中國家的結構調整，以金融自由化為軸心來推動全球化。
進入20世紀90年代，歐美各國在推動全球化的同時，為了解決國內收入差距問題紛紛開始推出“第三條道路”（Third Way）路線。各國在國內紛紛加大針對移民、年輕的臨時短期就業者、單親家庭等低收入、低學歷人群的照顧力度，從而實現“社會的包容”；對國外則強迫他國推動“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事實上，1997年夏天以後衝擊了東亞各國的金融危機正是按照新古典派經濟學要求實施的IMF結構調整政策所引起的。面對出現的泡沫破裂，往往會要求更為激進的市場體系“改革”，其結果則是不言而喻的。

總序
中文版序言
制度經濟學家——金子勝
序章

第一章 市場領域與非市場領域：超越所有權理論的二分法
第一節 公共產品的理論陷阱
第二節 三大生產要素市場化的邊界
第三節 生產要素市場和安全網

第二章 自我決定權與共同性——西歐近代思想的悖論
第一節 西歐近代思想中的“個體與共同性”
第二節 生產要素的市場化邊界與集體主義

第三章 私人所有權的確立過程與社會組織原理——西歐近代的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
第一節 私有財產權、課稅協贊權統治結構
第二節 地主貴族政治與“自由主義”時代
第三節 不列顛治世與殖民地政策
第四節 近代國家的類型

第四章 信息與交易成本——所有權與社會制度
第一節 交易成本的經濟學與理論前提
第二節 交易成本的經濟史——諾斯的經濟史論及其局限性

第五章 企業組織與制度分析
第一節 企業組織與青木理論
第二節 看不見主體的交涉博弈
第三節 “熟練技能的社會制度化”與日本的企業組織
第四節 獎章的背面——私有的自由空間與消費的世界

第六章 “制度的結構”與制度比較
第一節 生產要素市場的進口和出口
第二節 生產要素的所有權結構和“制度的結構”
第三節 “制度的結構”與宏觀變數之間的關聯

第七章 自由主義理念與霸權國家的政治經濟學
第一節 霸權國家與自由主義理念
第二節 國際貨幣體制的動搖與安全網
第三節 國際勞動力移動與“自由主義”

後記
參考文獻

第一，作為呈現企業本質的契機，不能排除亞當·斯密一直在討論的根據分工和合作來提高勞動生產性的動機。科斯對多布和阿舍的批評是沒有說服力的。如果把向機械工業的轉換看作資本主義企業的本質特徵，那麼把企業視為隨時都可以獨立自營業的小規模生產單位就是不現實的。資本主義的企業的本質動機是通過導入新的機械來解體舊的熟練技能，通過把工作內容局部化和特定化來提高分工和合作進而提高生產性。而由熟練工匠經營的小規模經營會不斷被淘汰（當然不具有規模經濟性的領域會保留下來）。這種根據分工形成的勞動過程互相間的不可分割性如果不斷提高，熟練勞動者把各個工作過程分割開自行經營就會變得極為困難。假設會出現“經營管理的收益遞減”，也並不一定會轉換為市場交易，被機械替代的解雇（不是自營業而是失業）會導致就業規模的縮小。
如果產業結構向巨大裝備產業和機械工業轉換，規模經濟性會變得更為重要。如果這些產業成為經濟的中心，作為實物產品的資本和特定工作附帶的熟練技能從整體分離就會變得更為困難。企業和市場交易的互換性是受限的。
第二，熟練勞動者的獨立自營業如果有局限性，那就會出現如何來保證勞動者的“獨立性”的問題。在某種意義上，科斯的理論是顛倒的。他的理論把勞動者的個體“獨立性”作為前提，但現實中完全是相反的。一般的勞資關係並不是按照熟練勞動者獨立自營業的思維來簽訂的，相反，是根據熟練的社會制度化和以此為依據的企業內容來決定勞動者的“獨立性”程度。因為沒有對個體的“獨立性”加以保證，勞動者才會為了提高自身的交涉能力而組織工會這樣的中間組織。在歐美各國，勞資交涉除了薪資水準以外，還包括工作的區分、熟練程度的評價方式、標準工作量、解雇和下崗的規則等。勞動者的“獨立性”不只是交涉和形成規則的前提，其本身就是契約和規則的物件。在第一章中已經討論，勞動者如果要提高作為勞動力的持有主體的獨立性（自我決定權），他們會根據其應該持有的熟練技能尋求社會制度化。與此同時，企業主和經營者面對同樣的獨立性（自我決定權），會希望能夠解除熟練技能，盡可能把勞動力商品化從而提高可替代性。
不應該把勞動者個體的“獨立性”作為前提，如果把它作為交涉物件，從理論角度來看，不只是企業主，也可以把勞動者設定為“交易成本”的節約物件。以個人所有為前提，把熟練勞動力的所有者作為對等的交涉主體（主語）也可以使用交易成本的理論，如果轉換一下這個理論，熟練勞動力的所有者們為了節約交易成本而成立職能組合也是一種“合理的選擇”。他們為了在市場節約交涉費用而擁立代表人，為了抑制他們之間存在的機會主義行為，希望能夠設置就業限制，只雇用工會會員（Closed Shop），在一定自我負擔的情況下發揮相互扶助的功能。那麼勞動市場就不再是所有者之間的個別交易，而是被代理人之間的集體交易所代替。事實上，這裡存在著以西歐近代固有的個人所有主義（C.B.Macpherson，1962）為基礎的契約論的源泉。
這種狀態接近於科斯批評的雙方壟斷。如果交涉雙方努力實現有利交換，結果有可能導致雙方的利益都受損，對於雙方來說，兩個相對立的利益實現最大化的帕累托最優有可能不再存在。譬如，通過解雇一部分勞動者和導入機械來維持企業的利益，雙方有可能找不到妥協點而最終導致罷工和停工。或者由於工會拒絕解雇而在實際薪資上做出降低薪資的妥協，從中期來看，企業的利益和勞動者的薪資都會下滑。有可能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是因為，在現實中被解雇的勞動者並沒有可以獨立自營業的保證，由市場體制決定的資源配置並不一定會解決失業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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