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學記（簡體書）

本書能夠出版，非常感謝浙江古籍出版社王旭斌社長的厚愛和信任。2020年8月18日，在赴敦煌開會途中，與王旭斌社長相遇並相識，期間談到了敦煌學及相關的出版。9月15日，王社長與陳小林副總編來寒舍聊天，其中就談到了出版“問學”叢書的設想。隨後，王社長多次邀我擔任“問學”叢書的主編。但由於自己事務繁雜，能力有限，一直沒有答應，提出能否再請一位學者負責。11月30日在杭州參加“浙江古籍出版社十四五規劃專家座談會”，議題之一就有“問學叢書編纂方案討論”。

會上提出由傅杰老師與我—起擔任叢書主編，這一提議得到了與會專家的同意和認可，這樣我只能勉為其難地接受了。

會議期間，我申報的書名是《從隴上到吳越——我的學術之路》，想將《我們這代人的學問》之外有關的學術隨筆整合在一起。但在編輯過程中，感覺目前不論是學術界，還是普通民眾，都對敦煌和敦煌學比較關注，社會各界對有關敦煌學的通俗類讀物有較多的需求，而我近年關注的重點還是敦煌學，所以就改變設想，將敦煌學之外的內容全部刪除，將書名更改為《敦煌學記》。

本書所收基本上都是通俗的普及文章,絕大部分都在《敦煌研究》《文史知識》《光明日報》《中國社會科學報》《中華讀書報》等報刊發表過。收入本書時雖然進行了一些增刪和修改。

但由於本書所收文章發表的時間跨度比較長，期間我的有些看法也會有改變，所以可能前後還有不一致處。浙江古籍出版社編校團隊認真負責，避免了我的一些錯誤，特此表示感謝。

劉進寶

2021年6月28 日

敦煌學的概念、範圍和研究物件
“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的提出及其反響
敦煌在絲綢之路上的樞紐地位
中西文化交流視野下的敦煌與莫高窟
“五涼文化”孕育下的敦煌學
敦煌學何以成為國際顯學
千古之謎誰解說?——敦煌藏經洞封閉時間及原因討論綜述
敦煌寶藏是如何被盜的?
華爾納敦煌考察團與哈佛燕京學社
敦煌研究院——中國敦煌學研究的縮影與標志
常書鴻——暗夜中不滅的燭光
孫儒倜先生談敦煌與敦煌學
張鴻勛先生與敦煌俗文學研究
她已將生命融入了敦煌——讀《我心歸處是敦煌：樊錦詩自述》
日本所藏敦煌文獻的來源及真偽
當代中國敦煌學發展的真實畫卷
一位學者的成長與一個時代的學術
敦煌藏經洞發現120年訪談錄
《唐宋之際歸義軍經濟史研究》後記
大時代中的小人物——《我們這代人的學問》前言
後記

敦煌學的概念、範圍和研究物件
“敦煌學”這一名稱最早是由日本學者石濱純太郎於1925年8月在大阪的講演中提出的，1930年，陳寅恪先生在為陳垣的《敦煌劫余錄》作序時，也提出了“敦煌學”一詞。他們各自分別提出“敦煌學”的背景相同，所指敦煌學的研究物件也僅僅是敦煌文獻。
石濱純太郎和陳寅恪提出“敦煌學”後，學者們所研究的只是敦煌文獻，後又擴展到敦煌石窟的研究，但並沒有對其屬性、含義和範圍進行過多關注。
一、關於敦煌學概念的探討
1981年，隨著“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說法的誤傳，國家相關部門開始調研，擬成立相關研究機構，1982年敦煌文學研究座談會在蘭州和敦煌的舉行，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的籌備、成立，1983年全國敦煌學術討論會的召開，使社會各界，從黨政機關到學術機構，從學者到民間人士，都開始關注敦煌。也正是在這種大的背景下，學術界開始討論敦煌學的概念及學科建設問題了。
20世紀80年代初關於敦煌學的學科屬性及內涵的討論，影響最大的當屬姜亮夫和周一良先生的意見。
早在1956年，姜亮夫先生就在《敦煌——偉大的文化寶藏》一書中探討了敦煌學的概念和內涵：“全部敦煌學的範圍，是相當大而繁復的。從主要的內容而言，應分兩大類：一是屬於造型藝術的塑象、壁畫、絹畫及木建築(窟椽)等；一是屬於文書如竹簡、寫本佛經、儒經、中亞西藏印度文書、及一切史料文學等。但以必然不可少的參證比較資料來說，則敦煌一帶的漢墓，乃至於考古上的一切發現，也都是重要材料。廓大到全個河西，全個西域，乃至中央亞細亞的一切文化歷史，莫不與敦煌相涉，要結合來研究才行!”這是目前所見最早對敦煌學的概念、範圍、內涵進行綜合探討和提煉的表述。由此可見，姜亮夫先生所定義的敦煌學範圍比較寬，除了敦煌的文獻、藝術外，還包括敦煌周邊乃至新疆、中亞地區的歷史及出土的文物。在20世紀80年代初的敦煌熱中，姜亮夫先生又連續發表文章，對50年代的觀點進行了深人和細化。在《敦煌學之文書研究》(載《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二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一文中指出：“敦煌學之內涵當以千佛巖、榆林諸石窟之造型藝術與千佛洞所出諸隋唐以來寫本、文書為主。而爰及古長城殘垣、烽燧遺跡、所出簡牘，及高昌一帶之文物為之輔。”隨後在《敦煌學必須容納的一些古跡文物》(《西北師院學報》1982年第4期)一文中再次重申了其觀點，指出： “敦煌學的中心主題，自然是經卷與造型藝術，然而……與敦煌有關係的文物，也應歸入敦煌學。我粗略地想一下，至小限敦煌地區所發現的漢竹簡、漢以來的‘絹’‘紙’軍用器(屬於漢以來戍卒使用的)，及一切雜器物、寺塔，乃至於長城的磚石等，都是敦煌學中不可少的從屬品……原則地說，敦煌學是中國文化中的一個寶庫，所以這些屬於中國文化史上曾經存在的文物，點點滴滴也是與敦煌學有血肉關係的。”在1983年的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大會上，姜先生又作了《敦煌學規劃私議》(《社會科學》1985年第1期)的書面發言：“說到敦煌學，內容是相當複雜的。狹隘一點的人，只把寫本、刻本、卷子算作‘學’。在我的私見，則莫高窟的各種藝術品也是‘學’；繪畫、雕塑、石刻、木構建築，無一不在整個歷史文化範疇之中，而且也各有其原理、原則方法在其中，為什麼不能是學呢?即如從各種畫像中的題銜，不也可以考見唐末五代瓜沙地區統治者的制度，及其與四隅的關係麼?我曾就此等題銜，考定曹議金世家的家庭組成，及其與當時西域諸外族的關係，成《曹氏世譜》，能說這些題記不是歷史學的資料嗎?由此可以說，凡屬在莫高、榆林的一紙、一牘、一畫、一字，乃至一草、一木，莫不可以作為六朝至北宋這個長時期中的文化遺產。比起孔壁的古文，汲冢的竹書，豐富不僅於千百倍，重要也不僅於千百倍。要是再能配上西陲漢簡、高昌文物，其作用更要大得多(將來敦煌學的研究，必定少不了這些資料，因而私意以為應盡量納入高昌乃至全部新疆、青海資料，此是後話)。”
姜亮夫先生關於敦煌學概念、範圍和內涵的意見，並沒有得到學界的廣泛贊同。這可能是姜先生對敦煌學定義的範圍實在太寬了的原因，這樣也容易混淆敦煌學與西北史地學、吐魯番學、中西交通史、中亞史等學科的界限。
另一個有影響的觀點是周一良先生提出的。周一良在為王重民先生的《敦煌遺書論文集》(中華書局1984年)作序時說：“敦煌資料是方面異常廣泛、內容無限豐富的寶藏，而不是一門有系統成體系的學科。如果概括地稱為敦煌研究，恐怕比‘敦煌學’的說法更為確切、更具有科學性吧。”在紀念《文史知識》創刊5周年時，周一良先生又作文說：“從根本上講，‘敦煌學’不是有內在規律、成體系、有系統的一門科學，用固有名詞構成的某某學又給人不太愉快的聯想，所以最好就讓它永遠留在引號之中吧。”(周一良《何謂“敦煌學”》，載《文史知識》1985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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