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哲學談話錄（簡體書）

……哲學家之間的對話不是個簡單的問題。事實上，吉爾·德勒茲和菲利斯·迦塔裡經常會宣稱：“所有哲學家當聽到有人說‘我們來討論一下吧’時，都會跑得遠遠的”。哲學家德勒茲和精神分析師迦塔裡都相信討論會嚴重傷害哲學，因為“對於圓桌會議來說，討論是很好的選擇，但對於哲學來說，就是另一回事了。關於討論，說得好聽點就是，因為參與者沒有討論同一件事，所以事情不會跑得太遠”。

哲學家之間公共對話很難有一個很好的基礎。不過，在上述的引文中，討論被理解為是在個人意見的交流的特殊意義上進行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在某個給定問題上達成的共同結論。對於德勒茲和迦塔裡而言，恰恰相反，哲學的任務毋寧說是創造概念，圍繞問題給出複雜的概念體系。這種概念體系無需討論，因為隨著討論越來越清晰，會降低可討論的模糊性和事件性的空間，以及衡量、做出讓步和協商的空間。一言以蔽之，哲學的任務就是要創造某種無需討論的東西。

這樣提出了如下問題，即兩個哲學家之間的對話，是否可以不只是對話者輪流宣布一些自成體系的論題，偶爾讓雙方都同意。貝克特就是創作這類對話的宗師，他創作了弗拉基米爾和埃斯特拉貢 之間的對話，他們二人在彼此驚奇和荒誕贊同之間搖擺，並極其夸張地反對交流，沒有任何共同基礎的保障。

不過我們不必將《等待戈多》看成是不可能進行對話的證據，而應該將其對話理解為他們以各自頑固的方式的展開，我們或許不用共享德勒茲和迦塔裡的悲觀。當然，哲學確實不因對話而著稱。哲學史上有著大量地對對話的拒絕。我們或許在這裡會想到反諷的蘇格拉底，他會公開揭露出對話者的概念混淆，而那些人呼吁保持表面上的對話，而有著許多類似於“是的，的確，蘇格拉底”這樣的表達。不過，他們之間並沒有發生討論——既不是意見的交流，也不是其他形式。我們或許也可以這樣來思考德裡達和阿多諾的文本。某些人認為要理解他們，就要將他們看成是對讀者的提問，這只會導致讀者進一步縮回自身去自娛自樂。在關鍵時刻，他們都退出了對話交流。最後，我們可以想象一下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的開頭，他將個人意見表達與普世真理對立起來。語言並非個人的意見，因為語言必然表達出某種普遍性，所以我們不可能說出我們個人的意思。哲學對意見不感興趣，甚至會超越於意見層次，他並不需要嚴格意義上的對話，因為沒有任何東西能與普遍性相抗衡。

拒絕對等的討論，拒絕通過對話交流進入關係，拒絕承認任何與自己相對立的東西：這些就是哲學摧毀對話基礎的三個策略。那麼，我們當然可以得出結論，關於各種形式的普世性的意見的對話，對於哲學來說都太過荒謬，對話是一個雜交的怪獸，每一個哲學家都避之不及。在良善的、自由的觀念交流中，在友好和藹地對其他人的意見的接納中，在自己的溫馨的開放中，以及在最終對共享的，對“問題的本質”的共同和交互闡述的概念中，哲學害怕失去自己的“事業” （Sache），即辨別事物的能力。意見交流為達成共識鋪平了道路，但達成共識，並非哲學的成就。所以，哲學允許沒有成果、沒有方案、沒有信條，也允許沒有對事物的公認的評價，哲學多少有些超然和徒勞，也不會有什麼朋友。

不過，如果一方面哲學逃避甚至害怕對話，另一方面哲學總是要質問所有人，不斷地像這樣來實現自己。哲學顯然是理性的事務，是一種理性的話語和在如下信念引導的論斷，即可以向任何人言說哲學。所以，哲學要訴諸可靠的證明和邏輯鏈條，而不是求助於玄妙莫測的諱莫如深的淵源。作為一種理性話語，哲學旨在確保他人的贊同，它喜歡有著良好基礎的論爭，在思考中穩步前進。那麼，對於其合理性，就轉向了公共領域，正是在公共領域中它展現出合理性。於是，這是一個理性實踐問題。蘇格拉底並不逃避對話爭論，他的全部哲學都在於對話。德裡達的許多著作最初也是對話。阿多諾希望做廣播節目，甚至黑格爾本質上是個講座型哲學家。哲學不可能逃避公共言說，它被迫也需要走向公共空間。本質上，哲學就是一個公共行為，即便書籍也是一種面向公共領域的寫作方式——通過退回自己來反思實踐。那麼，從這個角度來看，根本不存在私人哲學——從一開始，沒有一種哲學不是公共哲學，它並沒有留在私人空間之內，只要一開始思考，哲學就開始了實踐。

但提出公共領域是哲學思考的一個前提條件，意味著什麼？哲學需要大量的聽眾，以及擁擠的市場嗎？可以從柏拉圖的《普羅泰戈拉篇》的一個著名場景來闡明這個問題，在那裡，年輕的希波克拉底請求蘇格拉底幫他在智者普羅泰戈拉面前說好話，他希望成為普羅泰戈拉的學生。他們一起去拜訪了普羅泰戈拉，先去弄清楚希波克拉底將會被教些什麼。當他們找到普羅泰戈拉時，他堅持認為，他們關於教育的對話需要在公共場合中進行，因為作為智者就是要教育他人。由於智者言說的目的就是為了教育，這樣，就需要其他人來當對談人，那麼我們可以說，智者就是最優秀的公共演說者。不過，在柏拉圖的對話中，他們不斷地被證明不知道他們所知道什麼的。希庇阿斯，另一位智者，已經窮盡了各種努力來界定美是什麼，他只能各種特殊的例子，而給不出普遍層次上的說法。對於他們的信念，智者給不出任何實質性的辯護，也不能將這些關於美、善或任何其他形式本質的思考的觀念統一起來，因為他們最終只能停留在個別例子的層次上。由此產生出一種懸而未決的狀態，在其中，例子是多樣的，而真正的知識需要不斷地凝練，智者事實上只能陷入到所謂的個人信念的私密之中。

最終，盡管智者可以在一大堆聽眾面前演說，但與其說他們是公共思考，不如說只是私人性的思考。在被蘇格拉底逼到角落裡後，希庇阿斯不得不請求想幾分鐘，他需要退出對話，來重新思考他的信念。於是，柏拉圖揭露了智者能公開地授課，但只能私人地思考，而哲學家可以公開的思考，但他不需要一大堆聽眾來聆聽：他通過討論來思考。事實上，他就是這樣來思考討論和區分，正如蘇格拉底反復說道，這就是為什麼他所教的東西沒有任何特殊的內容。哲學家關注知識，就是為了進行追問，或許通過這樣做，他改變了知識，但他絕不擁有，也不會展現出自己的知識。借用康德的一個說法，哲學家公開使用了他的理性。不過，為了像這樣公開地思考，就總得思考公共事務，因為這些就是與任何其他人進行討論的物件。在這個基本意義上，哲學總是一種對話和討論的形式。

那麼，對於哲學家來說，對話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對話從一開始就是公共的。然而，這賦予了哲學一個相當複雜的形象，因為哲學現在既是超然的與徒勞的，也是一種公共的思考行為。哲學是理性的，與其他人討論公共議題，不過，這避免了從個體化的方式來討論問題，也避免了從太通俗的知識傳播形式來進行實踐上的概括。那麼，我們或許可以說，哲學通過一種公共行為擾亂了公共交流，而它又以完全透明的方式來大膽地做這件事情。在柏拉圖那裡，對話形式——即矛盾的、公共的思考行為——被稱為辯證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