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采諸鄰：復旦文史講堂之九（簡體書）

本書是“復旦文史講堂”的第九輯，是2013年5月至12月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舉辦的八場演講的全記錄。這八場演講的七位演講者分別來自美國、英國、日本和中國香港，他們分享了各自所在領域的前沿研究成果，內容涉及新清史、比較文學、宗教、戲曲和文化交流等方面。
如何提出有意義的問題構成人文研究的關鍵，歐立德教授的演講從一個問題出發：“傳統中國是一個帝國嗎？”並由此延伸去探討與之相關的問題：“把中國當成帝國”這種觀念在西方是如何出現的，而這種觀念在晚清中國又是如何被接受的。田海教授則從其《講故事》一書出版後的遭遇提出問題：為什麼沒有更多的人研究這個題目呢？為什麼沒有更多的人注意到我的書呢？為此他也試圖追問涉及史實、史料及方法的問題——“中國的女巫在哪裡？”羅柏松教授的演講則關注到以往佛教史研究中較少涉及的問題——過去的宗教信仰的場所——寺廟，和現代科學的場所——醫院，它們之間有沒有一些能夠互相溝通、互相轉化的這樣的一些問題。
不僅如此，各自研究所引發的問題，往往也是學者們在演講中願意加以響應的。歐立德教授在演講中對於新清史的背景和主要的理論和成果略加說明後，主要介紹了中國大陸學界對此的響應，並就這些響應的性質和意義進行了討論。而如何拓展研究視野及方法論的問題，也是學者在演講中經常涉及的話題。夫馬進教授演講中涉及的洪大容，韓國學者主要從民族自尊和近代主義的角度去討論，而他主要致力於將洪大容由虛到實的思想放在東亞三個國家的思想史的環境中去討論。陶德民教授演講主要涉及內藤湖南，試圖重建1913年內藤湖南對中國的文化認同與政治指點所涉及的基本史實。方法論方面，博達偉教授主要闡明在近代早期文學研究中需要一種可稱之為“類比性比較”的新的比較方法。這種方法在研究不同文化背景的文學作品時可以發揮作用，且對於世界文學研究不無意義和影響。鄭培凱教授也從方法論意義上介紹了他對於研究戲曲史時會經常接觸到的文獻的解讀，尤其是將此置於非物質文化的傳承上，應該怎麼看。

新清史的影響與響應
主講人：歐立德（Mark C．Elliott）
主持人：葛兆光
時間：2013年5月6日

作為“帝國”的傳統中國
主講人：歐立德（Mark C．Elliott）
主持人：葛兆光
時間：2013年5月7日

對“比較”的再思考——以近代早期中英諷刺文學為中心
主講人：博達偉（David Porter）
主持人：董少新
時間：2013年6月14日

中國的女巫在哪裡
主講人：田海（Barend J．ter Haar）
主持人：余欣
時間：2013年10月8日

“瘋狂”的佛教史：從佛教寺院到精神病院
主講人：羅柏松（James Robson）
主持人：葛兆光
時間：2013年10月9日

燕行後的朝鮮洪大容與《醫山問答》的誕生：一個東亞交流史的個案
主講人：夫馬進
主持人：葛兆光
時間：2013年10月16日

王羲之的仆人、熊希齡的顧問-1913年內藤湖南對中國的文化認同與政
治指點
演講人：陶德民
主持人：陳正宏
時間：2013年11月5日

南戲四大聲腔與花部亂彈
演講人：鄭培凱
主持人：楊志剛
時間：2013年12月10日

歐立德：
謝謝葛教授，謝謝各位，今天感到非常榮幸能有機會來到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演講，這是我第一次到復旦大學來。不知道為什麼，走了30年的時間才來。很高興今天有機會看到漂亮的校園有這麼多的植物，我們波士頓還很冷，早上只有4、5度，樹上還沒有葉子，到這來感到氣候非常非常舒服。我首先要對葛兆光教授表示誠懇的謝意。自從兩年前他到哈佛來演講的時候，幾次請我到上海，我一直沒能來，這次終於成行，主要歸功於他的支持和幫助，謝謝。另外我得謝謝文史研究院金秀英女士和段志強先生，的各種幫忙和安排。最後還是謝謝各位同行今日的到來。我知道你們大家都很忙，在百忙中願意抽出時間來聽老外講中國歷史，真是太客氣了。我今天準備講50分鐘左右，然後希望我們可以用更長的時間——提問的時間來談一談我們共同的興趣和問題，用中文也好，用英文也可以，甚至也可以用中國滿語，可是我的滿語口語不是很好。
我這次演講分成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我想稍微介紹下關於新清史的背景和主要的理論和成果。因為大家已經很熟悉此方面，所以我不準備講太多。第二，是要講一下對新清史的響應，主要是在中國大陸內的響應。我會提到一些人的具體看法和意見，說到新清史很多人有意見；第三，希望用一些時間討論這些響應的性質和意義。通過這個分析來考慮我們歷史學界，甚至整個中國史學界所面臨的現狀和未來。那麼先講新清史的背景。
最近30年，中國史學界一個引入注目的傾向是，原來相對冷清的清史成為史學界的熱門。從事該領域學者數目之多、學術會議召開之頻繁、發表論文數量之大，都居於史學諸學科之冠。在盛世修史的思想指導下，國家對清史纂修工程投入了空前巨大的人力和財力。回顧這30年清史的發展，成果也的確令人矚目，原因何在呢？首先是大量近代檔案文獻的發現和出版，為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基礎。在此基礎上，不僅研究領域大大拓展，部分專題研究有所深化，特別重要的是對西方理論與研究方法的借鑒和引進。這30年最為公認的突破性進展，諸如對明清江南經濟、人口的研究，華南學派對人類史理論與實踐的貢獻，乃至對清代的鄉村、宗族問題的研究，對下層社會史、形態史的研究都受到西方理論的影響。這些變化毫無疑問是國內學者與國外學者廣泛交流與合作的結果，換一句話說，中國歷史學特別是清史學慢慢地國際化、普世化、全球化。而全球化中的中國歷史學面臨新挑戰，也可以說是新選擇。在沒有權威化的意識形態壟斷學術話語的情況下，怎麼解釋，更具體地講，如何看待王朝時代的中國歷史？如何解釋近現代史和所謂古代史之間的聯繫？諸如這類的問題還有很多，都提醒我們：這個選擇也許不是新的而是舊的，是舊的辯論。這些問題很多方面和一百年以前中國知識分子所提出的問題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但是與一百年以前不同的是，現在參加這個辯論的不僅有很多華人學者，也有很多外國學者，而“中國歷史的全球化”很好的證據是外國學者參加這個討論，討論變成了一種全球化的討論。剛才我提到了華南學派的歷史人類學，加州學派的江南經濟學等新研究形式。總的來說，學界對於這種新的研究理論或者說史觀的吸收，基本上是積極主動的，這從西方很多名詞、術語和概念都在中國流行一時就可以看出來。但是，在這樣一種潮流之下，卻有一種不和諧音，那就是大致十六七年前，從美國興起的所謂新清史。為什麼說不和諧音呢？我想講一個小故事。
大概3年以前，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的同事請我到北京去演講，題目是關於新清史的，和今天的題目有點像。在演講的前一天，也就是我到北京的那一天，歷史所的負責人把演講取消了，然後也沒有說原因，只是說因故取消。我有點莫名其妙，我的同事當然非常尷尬。因為社科院的另一研究單位願意接待，最後總算是愉快。後來有人問原因是什麼，他們說你不知道麼，這個因故取消就是不跟你說原因是什麼。我不知道是諷刺、心酸、好玩還是如何，去年剛好社科院自己的出版社出版的《清代政治與國家認同》這本書，就收錄了我的新清史的這篇破文章。這樣，我就開始思考講座為什麼會被取消，近代歷史為什麼會這樣敏感？新清史到底觸動了哪些問題，讓大家或者某些人感覺如此緊張呢？如果我們能夠回答這些問題，我想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清史學界的全球化。那首先我還是介紹新清史的主要觀點，一共有三點。
第一是，強調使用滿語和其他少數民族語言的重要性。充分利用滿文，還有滿文以外的蒙古文、藏文、察合臺語、臺語以及云南的這些少數民族語言，當然清朝時候不用少數民族一詞，這是現代的。用這樣的檔案來補充漢文檔案的內容，是因為漢文檔案不夠豐富。此外，少數民族語言對於一些研究題目也是不可或缺的歷史資料。像最近第一歷史檔案館出版了一套新疆滿文檔案，好像有283本，我沒有完全清點，但大概有40000多件檔案都是滿文，沒有漢文也沒有翻譯，只有影印。我對我的學生說，以後要研究近代新疆歷史的話，不懂滿文就不能做得很好，非得用滿文的資料不可。這不僅是語言的問題，也是以滿洲及其他非漢人族群為主題進行研究的必要條件。這裡我舉個例子。這是歷史系一個學生的博士論文，今年要寫完，他寫近代也就是18世紀中葉清代在準噶爾的那次大戰，用了很多滿文的錄副奏折。我們一起看，像這種東西——乾隆朝滿文的朱批奏折，光是朱批奏折就有接近50000件左右，這個錄副奏折和朱批奏折有重復，當然也有不重復的，這種資料就非常非常豐富。蒙文、藏文、察合臺文的沒有滿文的多，但也還是不少，是很寶貴的。